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瓠落的文学史》一文在学界流传甚广，其中一段谈到杜甫：“可以看得很清楚，杜甫在世时其诗作没有广泛流传，我们现有的杜诗版本一定是他在生命尽头最后一次漂流扬子江时随身携带的稿子。杜甫早年所写的诗比如说《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面描写了安禄山叛乱爆发前的种种迹象。就算我们相信杜甫是在叛乱爆发前的奉先写成了这首诗的初稿，又怎么能确实知道我们现在读到的就是杜甫的初稿呢？诗中所写的叛乱迹象有没有可能是后来补加上去的呢？杜甫的诗为我们呈现了杜甫一生的画像，这幅肖像在多大程度上来自写作的原始时刻，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晚年喜爱修改原作的杜甫在孤独寂寞之中删削过的呢？我们把诗题中提到的年月日当成诗作完成的时间，但是一首诗在多大程度上是后来修改苦吟的结果？”
　　以他者的眼光看待杜甫及其诗作，在大多数中国读书人深信不疑之处有疑，体现了现代学术的基本特征。将习以为常的认识加以重新审视与拷问，正是科学研究中不迷信任何权威及既定说法，不断重复质疑、假设、验证这一套思考程序中的一环。正如作者所宣示的：“在重新思考文学史的时候，我们应该把一切我们自认为已经熟知的东西都重新进行批判性的审察。”这里可以看到西方汉学家常见的操作套路：回到文本的不同载体，检视呈现于不同资料来源的早期异文，再以历史主义的眼光反思过往的阐释，再得出相关结论。这种研究范式，可以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后对经典文献进行的质疑与批判。
　　中国传统学术手段，也有被胡适誉为“科学的研究方法”的考证之学，同样从辨析材料下手，由证据归纳出可信的结论。孔子时代就有夏、商文献不足征的浩叹，司马迁在后世莫名其妙地背锅好多年，也是由于文献与材料的可靠性问题。传统学术有“汉学”与“宋学”两大类型，“义理”“考据”“辞章”本来也应是三驾马车。由于科学研究范式的扩张，人文社会科学有慢慢发展为与物理学相似的硬科学的冲动，考据则被视为研究的根本功夫，没有扎实的考据而空谈义理，往往会变成无根据的猜测，难免会落入主观论说之嫌。“五四”以来输入学理、整理国故，追求的正是科学性。最初在史学领域，一些史学家对汉代以降的传世文献极度怀疑，而看重甲骨、钟鼎等出土文物，他们秉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实事求是态度，取得了一些卓有建树的学术贡献。此种做法的弊端也很突出，由于过度执迷于出土文物，疑古过甚的情形所在多有，学术史上值得反思的例子不用一一列举。正如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所评述：“由于古史辨派在疑古时，往往‘抓其一点，不及其余’，因此他们对古代的否定常常有些过头，对一些本来不应怀疑、不该否定的内容也加以怀疑和否定，结果在辨伪上造成了不少甚至说是很多冤假错案。”
　　文学上的情形同样如此，“近代是个怀疑时代，对于古时事物都要重新探讨，重新估价，于是屈原的著作权大部分被剥夺，《九歌》也从屈原身上转移到别的无名氏身上”（苏雪林）。由理性为经典祛魅，反复诘难文本的删改与变迁状况，几乎成为现代学术不易的法则，对证据的苛刻崇拜源自实证研究的根本要求，这种方法也的确在文学研究领域边破边立，褪下了世人诸多信仰、幻想和幼稚的纱幕。“现代学术把有待研究的东西客观化、对象化，取一‘研究之态度’，标举知识的客观、超然、非个体的特征，通常采取一种完全的明确知识理想”（王汎森）。宇文所安先生的对杜甫诗歌文本的质疑正体现了现代学者如考古工作者一般试图修复已逝图景的努力。但正所谓“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由于现在指望通过出土发现杜甫的手抄本、证明他在不同时间点改动过作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那就涉及没有新出土文献，如何面对已有传世文献的问题。个人以为，传世文献除了有意为之的伪书外，对著作权无争议的作品，某些字句可能会出现一些佚文或不同版本，其主体内容应足以采信，不能将怀疑的范围无限扩大。
　　正如一切晚年编定文集者对早前文字进行润色与修改一样，杜甫晚年的删削增改固然存在，但据此怀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所写的叛乱迹象有没有可能是后来补加上去的”，则不仅否定了诗人的前瞻性，低估诗圣敏锐的艺术感知力，甚至还贬低了作者的道德品质，将他等同于制造文字伪古董以博取先知先觉虚名的骗子。
　　一般而言，诗性智慧不同于理性智慧，默会知识也迥异于显性知识，用“方以智”的解释框架硬套“圆以神”的诗性传统，往往会显得机械与笨拙。鲁迅《诗歌之敌》中警告过“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他举例说：“奥国的佛罗特一流专一用解剖刀来分割文艺，冷静到入了迷，至于不觉得自己的过度的穿凿附会。”诗人们神思之时，“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这是不同于常人的神与物游的创作状态，正是这种冥合状态，使他们当得起意大利学者维科“诗人是人类的感官”的美誉。伟大的艺术家比常人的感受敏锐细腻得多，能一叶知秋、见微知著，在事物萌芽状态即具有启示与预知功能。对此，鲁迅《文学与政治的歧途》一文也有论述：“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文艺家在社会上正是这样;他说得早一点，大家都讨厌他。”揆诸中、外文学史，这种例子实有不少。正如“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这种感受大体属于天生的直觉。一个没有创作经验的研究者，以科学为基本尺度评价作家作品时，则不免于自说自话，与作家形成两股道上的跑车。
　　作家以自身所见所闻对社会发展进行预判，发出盛世危言，也并非什么新鲜事，更非他们有特异功能或自我神化的倾向。即便李白这样习惯于醉眼看世界的人，也在753年就看到了盛世表象之下潜藏的危机。在《远别离》里，他通过“尧幽囚”、“舜野死”的傳说，警示人君失权的后果。“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形象地表达了对唐王朝前途的忧虑。同样在753年，几乎所有人还沉浸在盛世的欢呼声中，杜甫写出《丽人行》，通过描写杨氏兄妹曲江春游的情景，揭露统治者荒淫腐朽作威作福的丑态。
　　清人魏禧曾言：“事后论人，局外论人，是学者大病。”此话说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因时空变易，后人或赞或贬，都难免会被扣上以凡揣圣的帽子。但若对儒士的身份来源、士人传统、传统职官制度有较深入理解，而非后世的旁观式眼光看待彼时情况，或可知人论世，避免沦为以后人之心度古人之腹。 　　今人称杜甫为诗圣，这是历史定论。在世之时，作为儒家的忠实信徒，杜甫真正的身份是“儒士”，其根本职责在兼济天下，并不同于后世的专职作家。儒之前身，据章太炎的说法，“儒之名盖出于需”，“需”指求雨的巫觋，其职司之一即测知天地、沟通天人。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对士人君子提出过具体要求：“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以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强调要有“知几”的功夫。任何事情都有起始，如能及早辨察，提前发现并研究细微的征象，就能达到“神”的程度。作为识见与眼光都超越普通人的儒士，其基本素养之一便是在吉凶刚刚露头之时拥有先见之明。
　　颜师古注《汉书·谷永传》时说：“诸夏举兵，萌在民饥馑而吏不恤，兴于百姓困而赋税重，发于下怨离而上不知。”虽曰盛衰无常，历代士人们已经发现兴衰治乱背后一些隐含的规律，将苛捐重赋与衰世乱象联系起来，视社会上层的穷奢极欲为百姓艰辛苦痛的根源，此之谓人本思想。能体察到“萌”，相当于有“知几”之功。杜甫曾困守长安十年历经辛酸，加上关注民瘼练就的底层視角，他看待开元盛世，完全可能异于达官贵人而能深入细节，并坚持秉笔直书的传统，自由地表达出来。
　　以士人传统论，“士志于道”，其使命在探究、施行和维护天道，并在现实社会努力护持道统。尤其是唐宋时代，士人精神高扬，普遍以怀天下而自命——关怀天下苍生，视民如伤。其关注焦点，并非当下专业读书人所做个人职业规划，也不同于清代为稻梁谋的著书者。这样，就可以理解何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什么杜甫会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伟大关照，“三吏”“三别”为何有那么崇高的地位，白居易他们为何要接过杜甫手中的笔，继续写出《卖炭翁》和《新丰折臂翁》这样关注民生的作品。
　　此类作品广泛存在还有赖于社会有一套合理的制度架构，能保障诗人们说出逆耳之言而不会有生命之虞。商汤之时即有司直之官（约同于后来的谏官），其职能主要是给君主提意见。作为整个文官制度的重要部分，周代在商代司直官的基础上初创谏议制度，其核心是保障士大夫和台谏官员有充分的表述不同观点与意见的权利。《诗经·大雅·抑》曾记载过一个大臣对君主激烈指责与大胆谏言：“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匪用为教，覆用为虐。”谏议制度经汉代形成发展，到唐宋趋于成熟。这一制度要求臣下能纠正皇帝偏离天道的错误，发现问题却藏着掖着，即是渎职。巧合的是，后来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投奔宁夏宁武，所授恰是主司台谏的左拾遗之职。诏书说：“襄阳杜甫，尔之才德，朕深知之。今特命为宣义郎、行在左拾遗。授职之后，宜勤是职，毋怠。”称颂诗人之才德并授以相匹配的职位，还督促他在这个岗位恪尽职守。今天无法确知，唐肃宗是否因为阅读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再按德位相配的原则授予诗人官职，应该可以肯定，由于有制度保障，写作此诗时的杜甫并不会因为害怕得罪权贵而作自我审查，那些“犯忌”的辞藻不必等到老年时再加上去。
　　是的，杜甫有“诗是吾家事”“新诗改罢自长吟”之类的表述，他也许会在某个字词上作小的修改，而诗中所描绘的社会不公、贫富悬殊、危机重重应该不会是后来加进去的。在这一点上，不能对杜甫进行有罪推定，否则，这就等于说一千多年来的人们都被骗了。我们相信，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逞才振藻之功，更因为其历时性公认的高尚人格，伟大人格是不会造假的。而且，在稍早的751年，高适写下“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自陈心曲;更早的739年，他还勇敢地写过“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也揭露出令人陶醉的表象下不和谐与令人揪心的细节。能说这些诗人们后来改动作品、集体做假了吗？
　　后人阅读前人文本，面临时空相隔的古人，必须时时自我警醒，我们是在处理“无语”的往昔，你非得要钻牛角尖，怀疑一切文本的真实性，当然谁也不能限制与剥夺这个权利，但对所有传世文献无限度怀疑，觉得处处都可能做了手脚，处处充满了陷阱，则容易滥用后人的权利，造成文化虚无。况且，此类问题很难获得确凿的证据支撑。它属于作者的秘密，随着作者一起走进了坟墓。如何处理这个作者“独知之地”？我们不妨尽量保持一种温厚而恭谨的态度，避免落入浅慧狂见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