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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雁冰(茅盾)不是一个职业政治家,不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但他却与政治、与中国革命有着不可割裂的紧密关系。他是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成员,是中国第一批共产党员,也是文坛第一个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沈雁冰于1928年流亡日本,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此后,沈雁冰便长期以党外人士身份从事党领导的革命文化事业。他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大革命做了很多工作,而这些工作长期以来却鲜为人知。
中央秘密联络员沈雁冰的神秘女友“钟英”
沈雁冰(1896-1981),笔名茅盾,浙江桐乡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8月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1919年末,沈雁冰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就在这时候他结识了陈独秀。1920年初,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自己的寓所约见陈望道、李汉俊、李达和沈雁冰。沈雁冰赞同和支持陈独秀在上海继续出版《新青年》杂志,并在白天繁忙的编辑事务后积极为《新青年》撰稿。与此同时,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开始讨论筹组上海共产党组织的问题。1920年5月左右,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上海共产党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8月左右,首先由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等人发起建立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大家推选陈独秀为书记,并由陈独秀等人草拟了一个简单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以统一大家的思想。
1920年10月,在李汉俊的介绍下,沈雁冰和邵力子等参加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此后作为一个思想启蒙者和文学活动家进入有组织的革命活动的行列,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沈雁冰在1957年4月所写《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时说:“小组开会在陈独秀家里。会议不是经常开,主持人多是陈独秀。开会时,有一个苏联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很年轻,好像是顾问,他是共产国际派来做联络工作的……小组在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小组没有党章,我记得在嘉兴南湖开会前一两个月,陈独秀叫我翻译《国际通讯》中很简单的《俄国共产党党章》,作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参考。那时候,我觉得有些字不好译,例如‘核心’这个名词,现在对它我们很熟悉了,在当时就不知道用什么字译得易懂明了。我们参加小组,没有学习党章,也没有文字上的手续,只有介绍人。小组是秘密的。党成立后,有‘社会科学研究会’作为公开活动的场所……”
从上海早期党组织成立到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沈雁冰为建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其一,他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新青年》月刊自1920年9月1日起,成为上海党组织机关刊物,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宗旨,一批早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者都受到其教育和影响。沈雁冰既是《新青年》忠实的读者,又是稿件、译文的提供者和编辑之一。其二,沈雁冰积極支持上海党组织创办培养干部的“外国语学社”。1920年9月,上海早期党组织创办外国语学社,为输送有志青年赴俄国学习作准备。同时,该社以公开办学的形式掩护上海小组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活动。其三,沈雁冰还为上海早期党组织半公开理论刊物《共产党》撰稿和译文。1920年11月7日,在十月革命三周年之际,秘密刊物《共产党》月刊创办,在创刊号首页的《短言》中阐明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主张,第一次在中国树起“共产党大旗”。沈雁冰在该刊第2期上,发表了《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的评论文章,猛烈抨击当时实际上为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服务的所谓“省自治运动”,指出中国的前途应是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成员随之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沈雁冰也从此成了中国现代文坛上的第一个共产党员。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队伍不断扩大,各地党组织相继成立。党中央和各地党组织间的信件和人员往来日渐频繁。陈独秀的住所老渔阳里在1921年冬曾为法租界巡捕房查抄,陈独秀也同时被捕。后来陈独秀虽被释放,但老渔阳里的寓所显然已不能作为党组织活动和联络地点了。当时,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有固定的职业。党中央认为他可以以此作掩护,为党中央做通讯联络工作,就任命沈雁冰为中央联络员,组织关系隶属于中央工作人员支部。
从此,外地党组织给中央的信都经过沈雁冰的手转交。外地到上海找党中央的同志也先与沈雁冰接头联系后,再安排与中央见面。当时外地寄给中央的信大多寄往沈雁冰工作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信上写“沈雁冰先生转陈仲甫先生台启”、“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玉展”。陈仲甫就是中央书记陈独秀,“钟英”是“中央”的谐音。
沈雁冰是上海党组织和五卅罢工的领导人之一
沈雁冰除了担任中央联络员外,还在党的教育宣传、发展党团员和培养干部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22年初,党中央派徐梅坤携带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的亲笔介绍信,到商务印书馆与沈雁冰接洽,共同研究和开展发展党、团员等工作。经沈和徐考察、帮助、教育和介绍,商务印书馆职工董亦湘、糜文浩、杨贤江、黄玉衡(女)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闸北有了第一批工人党团员。1922年7月后,沈雁冰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地委执行委员、宣传委员、国民运动委员,还同向警予一起负责上海妇女运动的领导工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创办了平民女学和上海大学。平民女学创办于1921年末,是一所培养党的妇女运动骨干的学校。上海大学的教师多是共产党人,邓中夏是总务长,瞿秋白是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任弼时、杨贤江、张太雷、陈望道等担任教师。沈雁冰在这两所学校都担任过教学任务,在平民女学教授英文,在上海大学讲授小说研究、希腊神话。沈雁冰虽然不是教师出身,但他能以自己的文学专长,把课讲得深入浅出,从容自如,深受学生的欢迎。
中共“三大”之后,上海党组织有了发展。原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除了管理上海外,还兼管江浙两省党的工作,被称为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沈雁冰成了新选出的五个执行委员之一。邓中夏担任执委会委员长,沈雁冰担任国民运动委员,负责与国民党合作,发动社会各阶层进步力量参加革命等统战工作。为了推动这项工作,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了国民运动委员会,沈雁冰担任委员长,林伯渠、张太雷、张国焘、杨贤江等担任委员。沈雁冰担任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领导工作一直到1924年春。后来,邵力子邀沈雁冰去主编《民国日报》副刊《社会写真》。沈雁冰为此向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提了辞呈,经批准后才离开了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的领导岗位。这段时间的工作,用沈雁冰自己的话来说:“过去白天搞文学(指在商务编译所办事),晚上搞政治,现在却连白天都要搞政治了。”
离开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后,沈雁冰接受党的安排,参加和领导了罢工斗争。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在上海爆发。沈雁冰根据党的决定,参加了6月1日开始的全市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三罢”斗争。6月3日,沈雁冰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同人郑振铎等创办、主编《公理日报》,向全市人民报道“五卅”惨案”的真相和上海各界民众参加五卅大罢工的情况。之后,沈雁冰又与共产党员董亦湘、杨贤江、丁晓光、侯绍裘等30多人,发起成立“上海教职员同志会”,号召和动员全市教职员工投身五卅运动,扩大反帝联合阵线。
1925年8月,党组织决定发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人为主体的印刷工人大罢工。8月下旬,根据党的指示,沈雁冰与徐梅坤、陈云、王景云等十多人组成中共临时党团(即党组),领导发动商务印书馆工人大罢工。8月22日,商务印书馆罢工开始,3000多名职工先后加入罢工行列。沈雁冰还是公开领导罢工的“罢工中央委员会”十三名委员之一,负责整理、起草《罢工宣言》和与资方谈判的《复工条件》,与资方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斗争。8月26日,罢工取得完全胜利。8月28日上午,商务印书馆全体职工在东方图书馆广场召开庆祝大会,沈雁冰报告了罢工谈判经过,解释协议内容,宣布罢工胜利,受到工友们的热烈欢呼。
沈雁冰曾是毛泽东的秘书
1924年初,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右派势力猖獗起来。右派“西山会议派”夺取了位于上海环龙路44号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改为他们的中央总部,公开宣布开除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恽代英、沈雁冰等均在被开除之列。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恽代英和沈雁冰接受中共中央命令,筹组两党合作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恽代英为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长,沈雁冰是宣传部长。
为了解决西山会议派的问题,1926年初,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沈雁冰和恽代英等五人代表上海参加。国民党“二大”结束,沈雁冰奉命留在广州工作,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当时,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主席,又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忙不过来,请毛泽东代宣传部长。毛泽东也忙,当时正筹备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以把沈雁冰留下来任秘书。当时国民党各部均无副部长,秘书相当于部长助理,负责日常事务。这样,沈雁冰住进了东山庙前西街38号毛泽东的寓所,与萧楚女同屋。
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发动了“中山舰事件”。为了打击反革命势力,党中央在新形势下,作了新的部署,沈雁冰奉命调回上海工作。离粤之前,毛泽东交给沈雁冰两项任务:一是在上海办一个国民党中执会领导下的党报《国民日报》,替代已被右派把持的《民国日报》;二是代理原由恽代英负责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主任的职务。沈雁冰回到上海后,即任中共上海区委委员,负责国民党方面的工作。1926年冬,革命形势有了进展,武汉成为大革命时期革命力量的中心。这时,沈雁冰又接到了中共中央新的任命,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任政治教官。沈雁冰把抽象的哲学概念、政治问题讲得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很受学员欢迎。沈雁冰做政治教育工作能驾轻就熟,得益于之前的工作經验。沈雁冰还经常带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上街宣传。正如他后来在其小说《动摇》中所写的那样:“秀才初次去出征,不带男兵带女兵。”
恢复党籍,沈雁冰一生的心愿
1927年8月下旬,沈雁冰在汉口法租界隐蔽了半个月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几经曲折回到了上海,蛰居在上海景云里11号半的三楼家里,足不出户。回上海后,沈雁冰隐居了大约十个月,不能会客,不能参加活动,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苦闷、烦恼、迷惘缠住了沈雁冰的整个心灵。就像一个经历了长时间的鏖战后在战壕中作短暂休息的战士,他在回顾,他在探索。虽然离开了疾速变化的革命斗争生活,但往日斗争生活的画面一幕幕地重现在他的眼前,不能忘却。在探索的苦闷中,沈雁冰拿起了笔。1927年9月,沈雁冰开始他的以大革命时期为背景的第一部小说《幻灭》(三部曲《蚀》的第一部)的写作。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在革命文化战线的文学创作领域里开始了新的征程。第一部小说《幻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时,沈雁冰使用了“茅盾”这个笔名。1928年7月,沈雁冰化名方保宗,流亡日本。从此,他与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30年4月5日,沈雁冰从日本回到了上海,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他曾向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提出,希望恢复组织生活,但是没有得到批准。沈雁冰和鲁迅站在一起,为左翼作家联盟做了许多工作。1940年,沈雁冰受新疆军阀盛世才迫害,带着一家从迪化回到延安。在得到毛泽东热情接见的时候,沈雁冰郑重提出,希望恢复党组织生活。毛泽东了解沈雁冰的情况,但他认为,根据工作的需要,作为一位著名作家,沈雁冰留在党外对革命事业更加有利。新中国成立后,沈雁冰担任政务院文化部长职务,主编《人民文学》杂志。“文革”结束后,沈雁冰担任全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1981年3月14日,沈雁冰病重,他在医院的病床上提出,想坐起来给中央写信要求恢复党籍,他说这是他久久的心愿。儿子韦韬委婉地告诉他:你现在坐不起来了,没有力气。你口述,我记录好了。当韦韬笔录完毕,给他读了之后,沈雁冰点了点头,硬是挣扎着要起身签名。他勉强握起笔,郑重地在致党中央和致中国作协的两封信上颤抖地分别签署上了“沈雁冰”、“茅盾”五个字,但是他嘱咐韦韬要在他死后递交。沈雁冰喃喃地说:“我死了,反正什么也不知道了,那时如蒙追认,将是我一生的荣耀。”为什么沈雁冰要求将这两份遗书一定在他死后递交中央呢?据韦韬说,前一年夏天,父亲住院时,曾有老朋友在探视期间向他提及此事,认为他应该重新提出申请入党。父亲表示说,我是在党的早期困难时期加入党并同党一起度过困难的,现在我们的党胜利了,我就不必要提这个问题了,去和党分享荣誉。后来,还是韦韬向父亲介绍,现在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许多年轻人中间产生了信仰危机。父亲听后镇定地说:“唔,这样啊。如果是这样,我现在倒是要考虑入党的事。”从此,他又萌发了这一信念,直至生命危急时刻,坚定而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终生的理想信念。
1981年3月27日,沈雁冰走完了85年的人生路程。3月31日,中共中央迅速作出“恢复沈雁冰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的决定。4月10日,在举行沈雁冰同志遗体告别仪式时,他的遗体上醒目地覆盖着一面中国共产党党旗。■
编辑:黄灵yeshzhwu@gmail.com
中央秘密联络员沈雁冰的神秘女友“钟英”
沈雁冰(1896-1981),笔名茅盾,浙江桐乡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8月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1919年末,沈雁冰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就在这时候他结识了陈独秀。1920年初,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自己的寓所约见陈望道、李汉俊、李达和沈雁冰。沈雁冰赞同和支持陈独秀在上海继续出版《新青年》杂志,并在白天繁忙的编辑事务后积极为《新青年》撰稿。与此同时,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开始讨论筹组上海共产党组织的问题。1920年5月左右,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上海共产党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8月左右,首先由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等人发起建立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大家推选陈独秀为书记,并由陈独秀等人草拟了一个简单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以统一大家的思想。
1920年10月,在李汉俊的介绍下,沈雁冰和邵力子等参加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此后作为一个思想启蒙者和文学活动家进入有组织的革命活动的行列,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沈雁冰在1957年4月所写《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时说:“小组开会在陈独秀家里。会议不是经常开,主持人多是陈独秀。开会时,有一个苏联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很年轻,好像是顾问,他是共产国际派来做联络工作的……小组在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小组没有党章,我记得在嘉兴南湖开会前一两个月,陈独秀叫我翻译《国际通讯》中很简单的《俄国共产党党章》,作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参考。那时候,我觉得有些字不好译,例如‘核心’这个名词,现在对它我们很熟悉了,在当时就不知道用什么字译得易懂明了。我们参加小组,没有学习党章,也没有文字上的手续,只有介绍人。小组是秘密的。党成立后,有‘社会科学研究会’作为公开活动的场所……”
从上海早期党组织成立到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沈雁冰为建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其一,他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新青年》月刊自1920年9月1日起,成为上海党组织机关刊物,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宗旨,一批早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者都受到其教育和影响。沈雁冰既是《新青年》忠实的读者,又是稿件、译文的提供者和编辑之一。其二,沈雁冰积極支持上海党组织创办培养干部的“外国语学社”。1920年9月,上海早期党组织创办外国语学社,为输送有志青年赴俄国学习作准备。同时,该社以公开办学的形式掩护上海小组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活动。其三,沈雁冰还为上海早期党组织半公开理论刊物《共产党》撰稿和译文。1920年11月7日,在十月革命三周年之际,秘密刊物《共产党》月刊创办,在创刊号首页的《短言》中阐明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主张,第一次在中国树起“共产党大旗”。沈雁冰在该刊第2期上,发表了《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的评论文章,猛烈抨击当时实际上为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服务的所谓“省自治运动”,指出中国的前途应是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成员随之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沈雁冰也从此成了中国现代文坛上的第一个共产党员。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队伍不断扩大,各地党组织相继成立。党中央和各地党组织间的信件和人员往来日渐频繁。陈独秀的住所老渔阳里在1921年冬曾为法租界巡捕房查抄,陈独秀也同时被捕。后来陈独秀虽被释放,但老渔阳里的寓所显然已不能作为党组织活动和联络地点了。当时,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有固定的职业。党中央认为他可以以此作掩护,为党中央做通讯联络工作,就任命沈雁冰为中央联络员,组织关系隶属于中央工作人员支部。
从此,外地党组织给中央的信都经过沈雁冰的手转交。外地到上海找党中央的同志也先与沈雁冰接头联系后,再安排与中央见面。当时外地寄给中央的信大多寄往沈雁冰工作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信上写“沈雁冰先生转陈仲甫先生台启”、“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玉展”。陈仲甫就是中央书记陈独秀,“钟英”是“中央”的谐音。
沈雁冰是上海党组织和五卅罢工的领导人之一
沈雁冰除了担任中央联络员外,还在党的教育宣传、发展党团员和培养干部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22年初,党中央派徐梅坤携带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的亲笔介绍信,到商务印书馆与沈雁冰接洽,共同研究和开展发展党、团员等工作。经沈和徐考察、帮助、教育和介绍,商务印书馆职工董亦湘、糜文浩、杨贤江、黄玉衡(女)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闸北有了第一批工人党团员。1922年7月后,沈雁冰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地委执行委员、宣传委员、国民运动委员,还同向警予一起负责上海妇女运动的领导工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创办了平民女学和上海大学。平民女学创办于1921年末,是一所培养党的妇女运动骨干的学校。上海大学的教师多是共产党人,邓中夏是总务长,瞿秋白是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任弼时、杨贤江、张太雷、陈望道等担任教师。沈雁冰在这两所学校都担任过教学任务,在平民女学教授英文,在上海大学讲授小说研究、希腊神话。沈雁冰虽然不是教师出身,但他能以自己的文学专长,把课讲得深入浅出,从容自如,深受学生的欢迎。
中共“三大”之后,上海党组织有了发展。原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除了管理上海外,还兼管江浙两省党的工作,被称为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沈雁冰成了新选出的五个执行委员之一。邓中夏担任执委会委员长,沈雁冰担任国民运动委员,负责与国民党合作,发动社会各阶层进步力量参加革命等统战工作。为了推动这项工作,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了国民运动委员会,沈雁冰担任委员长,林伯渠、张太雷、张国焘、杨贤江等担任委员。沈雁冰担任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领导工作一直到1924年春。后来,邵力子邀沈雁冰去主编《民国日报》副刊《社会写真》。沈雁冰为此向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提了辞呈,经批准后才离开了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的领导岗位。这段时间的工作,用沈雁冰自己的话来说:“过去白天搞文学(指在商务编译所办事),晚上搞政治,现在却连白天都要搞政治了。”
离开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后,沈雁冰接受党的安排,参加和领导了罢工斗争。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在上海爆发。沈雁冰根据党的决定,参加了6月1日开始的全市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三罢”斗争。6月3日,沈雁冰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同人郑振铎等创办、主编《公理日报》,向全市人民报道“五卅”惨案”的真相和上海各界民众参加五卅大罢工的情况。之后,沈雁冰又与共产党员董亦湘、杨贤江、丁晓光、侯绍裘等30多人,发起成立“上海教职员同志会”,号召和动员全市教职员工投身五卅运动,扩大反帝联合阵线。
1925年8月,党组织决定发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人为主体的印刷工人大罢工。8月下旬,根据党的指示,沈雁冰与徐梅坤、陈云、王景云等十多人组成中共临时党团(即党组),领导发动商务印书馆工人大罢工。8月22日,商务印书馆罢工开始,3000多名职工先后加入罢工行列。沈雁冰还是公开领导罢工的“罢工中央委员会”十三名委员之一,负责整理、起草《罢工宣言》和与资方谈判的《复工条件》,与资方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斗争。8月26日,罢工取得完全胜利。8月28日上午,商务印书馆全体职工在东方图书馆广场召开庆祝大会,沈雁冰报告了罢工谈判经过,解释协议内容,宣布罢工胜利,受到工友们的热烈欢呼。
沈雁冰曾是毛泽东的秘书
1924年初,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右派势力猖獗起来。右派“西山会议派”夺取了位于上海环龙路44号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改为他们的中央总部,公开宣布开除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恽代英、沈雁冰等均在被开除之列。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恽代英和沈雁冰接受中共中央命令,筹组两党合作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恽代英为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长,沈雁冰是宣传部长。
为了解决西山会议派的问题,1926年初,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沈雁冰和恽代英等五人代表上海参加。国民党“二大”结束,沈雁冰奉命留在广州工作,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当时,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主席,又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忙不过来,请毛泽东代宣传部长。毛泽东也忙,当时正筹备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以把沈雁冰留下来任秘书。当时国民党各部均无副部长,秘书相当于部长助理,负责日常事务。这样,沈雁冰住进了东山庙前西街38号毛泽东的寓所,与萧楚女同屋。
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发动了“中山舰事件”。为了打击反革命势力,党中央在新形势下,作了新的部署,沈雁冰奉命调回上海工作。离粤之前,毛泽东交给沈雁冰两项任务:一是在上海办一个国民党中执会领导下的党报《国民日报》,替代已被右派把持的《民国日报》;二是代理原由恽代英负责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主任的职务。沈雁冰回到上海后,即任中共上海区委委员,负责国民党方面的工作。1926年冬,革命形势有了进展,武汉成为大革命时期革命力量的中心。这时,沈雁冰又接到了中共中央新的任命,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任政治教官。沈雁冰把抽象的哲学概念、政治问题讲得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很受学员欢迎。沈雁冰做政治教育工作能驾轻就熟,得益于之前的工作經验。沈雁冰还经常带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上街宣传。正如他后来在其小说《动摇》中所写的那样:“秀才初次去出征,不带男兵带女兵。”
恢复党籍,沈雁冰一生的心愿
1927年8月下旬,沈雁冰在汉口法租界隐蔽了半个月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几经曲折回到了上海,蛰居在上海景云里11号半的三楼家里,足不出户。回上海后,沈雁冰隐居了大约十个月,不能会客,不能参加活动,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苦闷、烦恼、迷惘缠住了沈雁冰的整个心灵。就像一个经历了长时间的鏖战后在战壕中作短暂休息的战士,他在回顾,他在探索。虽然离开了疾速变化的革命斗争生活,但往日斗争生活的画面一幕幕地重现在他的眼前,不能忘却。在探索的苦闷中,沈雁冰拿起了笔。1927年9月,沈雁冰开始他的以大革命时期为背景的第一部小说《幻灭》(三部曲《蚀》的第一部)的写作。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在革命文化战线的文学创作领域里开始了新的征程。第一部小说《幻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时,沈雁冰使用了“茅盾”这个笔名。1928年7月,沈雁冰化名方保宗,流亡日本。从此,他与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30年4月5日,沈雁冰从日本回到了上海,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他曾向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提出,希望恢复组织生活,但是没有得到批准。沈雁冰和鲁迅站在一起,为左翼作家联盟做了许多工作。1940年,沈雁冰受新疆军阀盛世才迫害,带着一家从迪化回到延安。在得到毛泽东热情接见的时候,沈雁冰郑重提出,希望恢复党组织生活。毛泽东了解沈雁冰的情况,但他认为,根据工作的需要,作为一位著名作家,沈雁冰留在党外对革命事业更加有利。新中国成立后,沈雁冰担任政务院文化部长职务,主编《人民文学》杂志。“文革”结束后,沈雁冰担任全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1981年3月14日,沈雁冰病重,他在医院的病床上提出,想坐起来给中央写信要求恢复党籍,他说这是他久久的心愿。儿子韦韬委婉地告诉他:你现在坐不起来了,没有力气。你口述,我记录好了。当韦韬笔录完毕,给他读了之后,沈雁冰点了点头,硬是挣扎着要起身签名。他勉强握起笔,郑重地在致党中央和致中国作协的两封信上颤抖地分别签署上了“沈雁冰”、“茅盾”五个字,但是他嘱咐韦韬要在他死后递交。沈雁冰喃喃地说:“我死了,反正什么也不知道了,那时如蒙追认,将是我一生的荣耀。”为什么沈雁冰要求将这两份遗书一定在他死后递交中央呢?据韦韬说,前一年夏天,父亲住院时,曾有老朋友在探视期间向他提及此事,认为他应该重新提出申请入党。父亲表示说,我是在党的早期困难时期加入党并同党一起度过困难的,现在我们的党胜利了,我就不必要提这个问题了,去和党分享荣誉。后来,还是韦韬向父亲介绍,现在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许多年轻人中间产生了信仰危机。父亲听后镇定地说:“唔,这样啊。如果是这样,我现在倒是要考虑入党的事。”从此,他又萌发了这一信念,直至生命危急时刻,坚定而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终生的理想信念。
1981年3月27日,沈雁冰走完了85年的人生路程。3月31日,中共中央迅速作出“恢复沈雁冰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的决定。4月10日,在举行沈雁冰同志遗体告别仪式时,他的遗体上醒目地覆盖着一面中国共产党党旗。■
编辑:黄灵yeshzhwu@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