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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秩序和治理结构深刻变革的当下，作为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有着广泛共同利益但又存在竞争的中美关系备受关注。中美如何加强理解与合作，承担大国责任，共同应对动荡的全球经济新挑战?岁末年初之际，《董事会》记者在上海专访了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罗伯特·巴罗先生，倾听这位智者的声音。罗伯特·巴罗在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货币理论与政策等领域贡献卓越，被世界经济学界公认为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
《董事会》：在自身复苏迹象已较明显的情况下，美国仍坚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QE2)，这遭致很多国家的反对，您对此持何看法?
罗伯特·巴罗：量化宽松策略实则潜藏着长期通胀的威胁，美联储正在筹划扭转货币扩张的退出策略。我并不认为这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特别是如果中国可以不再实行对美元的固定汇率的话，因为即使美国迎来一轮更高的通胀期，中国也可以通过更快地汇率升值来避免通胀。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QE2的反应程度之大出乎我的意料，我觉得其实它并不会对商品价格产生什么影响，黄金、石油价格与其并无太多关联。
美国实施QE2可能是错误的，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事，对实体经济也不会产生太大的扩张性影响。而且由于名义利率已经近乎为零，QE2也不会对利率产生什么作用。事实上，我更关心的是一个更长期的通胀问题，但就算那样，我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大问题，而且金融市场人士也并不担心。所以，我觉得中国可能有点反应过度了，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中国持有了太多恼人的美国国债吧。担心那些债券的实际价值会出现负增长。
《董事会》：但QE2已经给中国的通胀造成不小的麻烦，而美国却没有。
罗伯特·巴罗：美国货币政策基本上不考虑汇率问题，其侧重点主要在保持价格稳定和维护实体经济良好运行上。比如，在这个经济走弱的时期，美国采取了扩张性计划，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没有考虑汇率问题的。美联储对汇率也不是很重视，这也就导致了现在美国的通胀率几近为零。中国在保持汇率恒定的前提下必然导致通胀率要大于零；对中国而言，保持汇率恒定是为了和长期经济增长回报相匹配。
总之。美国在维持零通胀率的情况下，中国的通胀率应达到3％到5％；如果美国通胀率提高2％或4％，同时名义汇率保持恒定的话，中国的通胀率将相应地提得更高。中国曾一度连续提高了其汇率，但到2008年之后便停止了，我认为这是中国犯的一个错误。当然，中国的理由也是正确的，因为其不仅要考虑对美元的汇率，同时也要考虑到对欧元和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这样在欧元贬值、人民币对欧元升值的情况下对美元却不一定会产生变化。
《董事会》：已有些时目的美联储货币扩张和同时导致的美元贬值，造成了亚洲国家的两难境地，各国必须采取紧缩政策，但节奏掌握不当很容易给实体经济造成伤害。从您的研究出发，有什么合适的建议?
罗伯特·巴罗：通胀是一个指示器，告诉中国是时候提高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相对价格水平了。基本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达成这一目标：一，提高汇率；二，使中国通胀程度高于美国。而由于中国一直坚持汇率稳定政策，第二种方法就变成唯一的选择了，中国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皆因于此。此外，如果美国因近期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而出现更高通胀率的话，中国的通胀程度将相应地继续加深。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改变汇率路径，使其更加灵活。而在如今这个大环境下，对中国而言最佳的应对策略就是使人民币升值了，实际汇率在特定时期内应保持年均4％一5％的增速。
《董事会》：对中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来说，中国企业现阶段加大海外投资是件互利双赢的事情，但贸易保护主义横行，这似乎并不符合西方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准则：您怎么看?
罗伯特·巴罗：中国拥有巨额经常性账户盈余，其作为一个整体必然要将钱投资到一些地方，而当美国国债不再景气时，海外实物资产投资便起到了良好的替代作用，其形式可能就是购买来自美国、巴西或者欧洲国家的一些公司。当然。如果经常性账户盈余并不是这么大的话，问题就不会这么明显了，因为那样的话，中国就可以进行国内投资，满足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然而在现在这个大环境下，这还是个大问题。
我认为，美国应该对来自中国或者别国的这些投资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但事实上，在某些实例中我们发现，美国出现了保护主义的倾向。当然。其他国家也会这么做，但传统意义的美国一直都是一个对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极其开放的主导国家，因此当它不再那么开放时。不满情绪自然就来了。我认为美国应该对海外投资和国际贸易更加开放。
《董事会》：在境外热钱和通胀的影响下，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中国资产价格近几年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但不少人担心泡沫会出现崩溃。您对此有何预期?
罗伯特·巴罗：我一直认为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上的收益，是可以用“极不稳定”和“有风险”来形容。或许市场可以通过提高实际收益率来补偿这种高风险和不确定性，但市场趋势的不稳定性已经到了戏剧化的程度，以至于如果时间序列不够长的话(就算十年也不够长)，收回这个所谓的长期投资几乎是不可能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和西欧股市的收益情况：美国的平均实际收益率为8％，年波动值±20％；其他国家的波动范围更大。而像拉丁美洲，其波动值达到了每年30％～40％。所以，尽管实际上平均实际收益率是挺令人满意的，但其波动范围确实大得有点惊人。我觉得中国也应该加入这个模式，支付比美国市场上8％的收益率更高的预期实际收益率，而且比其±20％的波动范围要大得多，30％～40％为最佳。
在投资的过程中，人们都知道市场存在问题，但一直都未能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这些问题包括公司透明度、公司治理等，而且这些问题应该在价格上得到即时体现，从而市场收益率的情况也应像我刚刚所描述的那样，否则就不会出现均衡了。
(本文采访录音由葛长青翻译)
《董事会》：在自身复苏迹象已较明显的情况下，美国仍坚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QE2)，这遭致很多国家的反对，您对此持何看法?
罗伯特·巴罗：量化宽松策略实则潜藏着长期通胀的威胁，美联储正在筹划扭转货币扩张的退出策略。我并不认为这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特别是如果中国可以不再实行对美元的固定汇率的话，因为即使美国迎来一轮更高的通胀期，中国也可以通过更快地汇率升值来避免通胀。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QE2的反应程度之大出乎我的意料，我觉得其实它并不会对商品价格产生什么影响，黄金、石油价格与其并无太多关联。
美国实施QE2可能是错误的，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事，对实体经济也不会产生太大的扩张性影响。而且由于名义利率已经近乎为零，QE2也不会对利率产生什么作用。事实上，我更关心的是一个更长期的通胀问题，但就算那样，我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大问题，而且金融市场人士也并不担心。所以，我觉得中国可能有点反应过度了，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中国持有了太多恼人的美国国债吧。担心那些债券的实际价值会出现负增长。
《董事会》：但QE2已经给中国的通胀造成不小的麻烦，而美国却没有。
罗伯特·巴罗：美国货币政策基本上不考虑汇率问题，其侧重点主要在保持价格稳定和维护实体经济良好运行上。比如，在这个经济走弱的时期，美国采取了扩张性计划，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没有考虑汇率问题的。美联储对汇率也不是很重视，这也就导致了现在美国的通胀率几近为零。中国在保持汇率恒定的前提下必然导致通胀率要大于零；对中国而言，保持汇率恒定是为了和长期经济增长回报相匹配。
总之。美国在维持零通胀率的情况下，中国的通胀率应达到3％到5％；如果美国通胀率提高2％或4％，同时名义汇率保持恒定的话，中国的通胀率将相应地提得更高。中国曾一度连续提高了其汇率，但到2008年之后便停止了，我认为这是中国犯的一个错误。当然，中国的理由也是正确的，因为其不仅要考虑对美元的汇率，同时也要考虑到对欧元和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这样在欧元贬值、人民币对欧元升值的情况下对美元却不一定会产生变化。
《董事会》：已有些时目的美联储货币扩张和同时导致的美元贬值，造成了亚洲国家的两难境地，各国必须采取紧缩政策，但节奏掌握不当很容易给实体经济造成伤害。从您的研究出发，有什么合适的建议?
罗伯特·巴罗：通胀是一个指示器，告诉中国是时候提高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相对价格水平了。基本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达成这一目标：一，提高汇率；二，使中国通胀程度高于美国。而由于中国一直坚持汇率稳定政策，第二种方法就变成唯一的选择了，中国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皆因于此。此外，如果美国因近期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而出现更高通胀率的话，中国的通胀程度将相应地继续加深。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改变汇率路径，使其更加灵活。而在如今这个大环境下，对中国而言最佳的应对策略就是使人民币升值了，实际汇率在特定时期内应保持年均4％一5％的增速。
《董事会》：对中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来说，中国企业现阶段加大海外投资是件互利双赢的事情，但贸易保护主义横行，这似乎并不符合西方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准则：您怎么看?
罗伯特·巴罗：中国拥有巨额经常性账户盈余，其作为一个整体必然要将钱投资到一些地方，而当美国国债不再景气时，海外实物资产投资便起到了良好的替代作用，其形式可能就是购买来自美国、巴西或者欧洲国家的一些公司。当然。如果经常性账户盈余并不是这么大的话，问题就不会这么明显了，因为那样的话，中国就可以进行国内投资，满足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然而在现在这个大环境下，这还是个大问题。
我认为，美国应该对来自中国或者别国的这些投资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但事实上，在某些实例中我们发现，美国出现了保护主义的倾向。当然。其他国家也会这么做，但传统意义的美国一直都是一个对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极其开放的主导国家，因此当它不再那么开放时。不满情绪自然就来了。我认为美国应该对海外投资和国际贸易更加开放。
《董事会》：在境外热钱和通胀的影响下，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中国资产价格近几年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但不少人担心泡沫会出现崩溃。您对此有何预期?
罗伯特·巴罗：我一直认为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上的收益，是可以用“极不稳定”和“有风险”来形容。或许市场可以通过提高实际收益率来补偿这种高风险和不确定性，但市场趋势的不稳定性已经到了戏剧化的程度，以至于如果时间序列不够长的话(就算十年也不够长)，收回这个所谓的长期投资几乎是不可能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和西欧股市的收益情况：美国的平均实际收益率为8％，年波动值±20％；其他国家的波动范围更大。而像拉丁美洲，其波动值达到了每年30％～40％。所以，尽管实际上平均实际收益率是挺令人满意的，但其波动范围确实大得有点惊人。我觉得中国也应该加入这个模式，支付比美国市场上8％的收益率更高的预期实际收益率，而且比其±20％的波动范围要大得多，30％～40％为最佳。
在投资的过程中，人们都知道市场存在问题，但一直都未能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这些问题包括公司透明度、公司治理等，而且这些问题应该在价格上得到即时体现，从而市场收益率的情况也应像我刚刚所描述的那样，否则就不会出现均衡了。
(本文采访录音由葛长青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