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
　　杜尚对于艺术的贡献也
　　在于其对于艺术物质形式的抛弃
　　展览“杜尚 与/或/在 中国”近日于尤伦斯艺术中心举办，成为初夏北京艺术界一个绕不过的话题。这个名字便相当杜尚的画展由弗朗西斯·瑙曼与唐冠科共同策划。这两位驻纽约的学者兼策展人对杜尚具有深刻的认识，对中国的当代艺术也有独到的了解。作为迄今为止在中国举办的最全面的一次杜尚作品展，虽然带来的作品不多— 一件原作《手提箱里的盒子》（Bo?te-en-valise），其他都是限量复制品和相关资料，但从展览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一件投机取巧的事儿。某种程度上，杜尚对于艺术的贡献也在于其对于艺术物质形式的抛弃。
　　核心展品《手提箱里的盒子》，这一“便携美术馆”里收藏了杜尚80余件最重要作品的微型复制版。杜尚的《下楼梯的裸女》、《泉》、《大玻璃》等也悉数在内。值得一提的是，杜尚的《下楼梯的裸女》在1 913年的首届纽约军械库展中激起巨大争议，时至今日恰好是一个世纪。
　　展厅两侧为杜尚的另外30余件作品复制品。同时，作为对照有15位中国艺术家参展。关于艺术家的选择，策展人唐冠科写道，参展艺术家们“明确表现出了对杜尚的兴趣，或是他们的创作与杜尚的艺术宗旨和创作方法基本一致”。他们既包括经历过“85美术思潮”—这场改变中国现代美术运动的重要艺术家，如吴山专、黄永砯、王鲁炎等，也有在90年代后期逐渐走进人们视野的王兴伟、郑国谷，还有新一代年青艺术家，如塔可、李杰、赵赵等。这些艺术家来自中国各地，无意间将中国的东西南北全部涉及，当然也包括了长期生活海外的华人艺术家。通过将中西语境的并置，此次展览旨在“就杜尚作品所提出的处于现代性与观念艺术的概念核心的某些问题的传播及转译的方式与途径提供新的认识”，藉此探测和讨论杜尚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持续影响。
　　杜尚作为20世纪西方艺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作品《泉》曾于2004年被世界五百位知名艺术家和艺术史家推选为上世纪最有影响的艺术作品。他只用一个签名的小便器便轻松戏谑了业已完备的“艺术”的概念，大大拓展了艺术的边界，使其变得更加纷繁多样。
　　“达达主义”是否定和破坏的代名词，但某种程度上它的虚无主义特质掩盖了一切启示。实际从对后世的影响上来说，杜尚和他所代表的“达达主义”真正价值在于“现成品”这一概念，它是在大胆破坏的基础上更加大胆的挪用，事关创造和建构崭新的艺术观念，蕴含着“打破一切”的勇气。“现成品”也成为上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艺术手段之一。虽然毕加索早在1912年《有藤椅的静物》中就用现成品开始作画，但不同于达达主义“破坏一切”的企图，毕加索依旧是在探索着艺术的媒介，期望通过拼贴组合，人们邂逅现成品的艺术形式美。但杜尚颠覆了传统的艺术观念。至此，艺术不再是矜持的审美理想，它充满拉锯，不再是诸力平衡的世界。它变得无关美丑，无关技艺，无关各种准则和制度，与生活的界限也不再被严格地划分。在杜尚后的艺术世界，我们开始越来越多的从艺术家的作品如何凭借其创新性而成功的改变着既有标准来评价艺术。
　　达达主义“打破一切”的勇气影响了西方的波普艺术、观念艺术、行为艺术等，也鼓舞了中国现代艺术的转折。从“星星美展”到“85新潮”，达达主义和西方诸多现代艺术思潮在中国的场域中被搬用和实验。中国曾在80年代中期产生过“厦门达达”，代表艺术家黄永砯曾说：“我现在才能真正体会杜尚所说那种心境—‘用画笔、调色板、松节油的观念已经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这一转变对个人来说是革命性的和不可逆转的。”他还用禅宗来解释达达的本质，似乎是现代艺术的中国式的解决方式。
　　虽然有对于中国现代艺术对于西方艺术的借用过于“生硬”与“幼稚”的批评声音，但应肯定的是这些行为本身的价值超越了艺术的价值，对当时拆解传统、专职的壁障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杜尚对于中国现代艺术的影响深远，在至今的许多当代艺术实验中，艺术家仍然不断回到杜尚的达达主义中寻求灵感。
　　但因“现成品”艺术的技术含量不高和极易被复制的特性，中国甚至当代西方的艺术界中对于现成品、影像、艺术史的过度滥用正使得达达主义者们这种“耳目一新”沦为“老生常谈”。包括为打破而打破、为震惊而震惊所带来的“前卫死亡感”，艺术家很容易被关于“前卫”的幻想潜规则而不自知。
　　正如杜尚所说：“自由的规定是不可教的”。时至今日，当“小便器”被端庄的置于美术馆中，被围观、被崇拜、被模仿，杜尚和达达的现代主义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教条，因为前卫艺术从边缘到中心的突围一刻也不消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