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我在“赣州六二六卫校”（原赣南医专）学习、工作过几年。在那特殊的年代里，那几年的经历，在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967年我高中毕业。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断了高考，上大学的梦想泡汤，我回到了老家务农。
　　那时，农村也和城市一样，到处是“红海洋”，大搞“语录墙”（在公路旁每隔200米，砌一座宽约2.5米、高约3米，写上毛主席语录的土砖墙）。因我是高中毕业生，就被生产大队派去天天写“语录”。几个月后，县里要培训大队赤脚医生。因我文化程度较高，大队又推荐我去参加培训。就这样，学习几个月后，我便成了大队的赤脚医生。
　　当上赤脚医生后，为了能真正替社员看好病，当时我如饥似渴地自学医学知识，边学边用，坚持用“一根针、一把草”（即针灸和草药）为社员治病，费用低，疗效好，受到了群众的好评。县里曾在我们大队合作医疗站召开过全县卫生工作现场会，我们的医疗站被评为“全省卫生系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我还到南昌参加“全省卫生系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971年春，公社推荐我到“赣州六二六卫校”读书，圆了我曾被敲碎了的升学梦。这次学习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它却放飞了我的理想和希望。我抓紧时间刻苦攻读，第一次学到了较系统的医疗知识。学习结束后，绝大多数学员都“社来社去”，回家乡继续当赤脚医生，我和少数几个同学却被“破格”留在学校当老师（当时卫校的老师大都被下放到农村，任课教师奇缺，急需一批年轻人充实教师队伍）。从学生变为教师，我当时的自豪和喜悦，是不言而喻的，我的人生道路也因此发生了许多变化。
　　我留校后担任的第一项工作，是1972年春被学校派去招生（当时是春季招生）。当时学校授予我们招生人员录取新生的决定权，认定后可当即发放入学通知书（录取通知书学校已盖好章，由招生人员随身带上）。这使我这个刚刚走马上任的新老师诚惶诚恐，深感担子重、压力大。我们几个负责招生的老师，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崇高的事业心，走遍了赣南的每个县，到各公社（即现在的乡、镇）与当地招生小组一同进行初选和政审，最后进行单独面试。当时那种细心挑选新生的认真劲和不怕疲劳、不分白天黑夜的工作热情，现在想起来仍很激动。我们的辛勤工作赢得了学校领导的信任和赞赏，我们也因此连续两年被派去做招生工作。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当年挑选的这些优秀学子，以后都成了赣南地区各级医院的医疗骨干，有的还成了当地医院的领导或医疗卫生行政部门的官员。
　　招生工作结束后，为攻克“老年慢性支气管炎”（这是周恩来总理当年发出的号召）。我们留校的十几位青年教师。都参与了攻克“老慢支”的科研项目。科研组在林仁通（原医专副校长兼附属医院院长，“文革”中期被“解放”）带领下，到南康县（现为南康市）的白石村、潭口村开展临床科研。我们进村入户、免费送医送药，连续4年不间断地随访研究。先后参加这一项目研究的有40多位教师、医生，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这一项目后来获得了省科研成果奖。通过参与这一科研活动，不但使我学到了不少科学知识和医疗技术，还懂得了如何搞科研，品尝到了从事医学科研活动的苦和乐。
　　1972年下半年，国家卫生部组织了重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75年版）的工作，其中分给江西23个药品品种的编写任务。当时省卫生局指定赣南医专和地区药检所各派一人参加。赣南医专搞药理的老师被下放还未回校，学校就委派我参加。江西编写组的同志除我之外均堪称专家、学者，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能和他们一起参加这一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聆听他们的教诲，真是三生有幸啊！
　　在留校的几年间，我还先后参加附属医院组织的医疗队、学校医院组织的眼科医教队。分别到南康龙回、瑞金沙洲坝，为当地群众治疗疾病、宣传医疗卫生知识，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我们自己也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锻炼。这一桩桩一件件往事。至今我都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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