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一百三十年以来（1858— ），最先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如果不以世俗性的成功失败为取舍的话，康有为是其中第一人。而且，他以滿腔热血，宏伟理想，以及过人胆识，发动了一场‘举国更始以改观，外人色动而悚听’的维新变法运动。”这是日本学者坂出祥伸《康有为传》卷首语写的一段话，点明了康有为一生突出的历史功绩，即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第一人及参与领导戊戌变法。坂出祥伸《康有为传》写于20世纪80年代，故有“中国近一百三十年以来”之说。
　　为什么说康有为是向 “西方寻找真理的第一人”？早在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写的《 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一文中即已指出康有为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原话是：“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是非常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见斯诺的《西行漫记》。）虽然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没有踏足西方，但是他大量购买和阅读了介绍西方和西学的书籍，其了解西方之多，见闻之广，见解之深刻，实无人能望其项背，不要说洪秀全，就是严复和孙中山，亦差之甚远，只要看看他的《七上皇帝书》，便一目了然。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国外，亲履西方，深入考察西方社会政治文化，并且进行深入的中西文明、文化比较研究，其独到见解，依然值得我们今天珍视。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晚清思想家、政治家。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人，人称“康南海”。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其一生最主要的政治活动，是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宣传维新思想、帮助光绪帝进行戊戌变法等。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被迫流亡海外，直至1913年11月才得以归国。在这16年中，他曾游历法、英、德、美、加、意、日等国，也到访过印度等曾经有过文明辉煌但近代以来逐步走向衰败的殖民地国家。康有为回国后，曾请著名篆刻家吴昌硕刻过一枚朱文小字印章，上刻：“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他还以略带自嘲的口吻审视自身的流亡经历：“两年居美、墨、加，七游法，五居瑞士，一游葡，八游英，频游意、比、丹、那，久居瑞典，十六年于外，无所事事，考政治乃吾专业也。”（康有为 《共和平议》，1917）不仅仅是记名胜古迹、风土人情，而且着意考察各国政治，这正是康有为所写游记的最大特点。这一点，康有为之女康同璧作过简明扼要的概括：“其考察着重于各国政治风俗，及其历史变迁得失，其次则文物古迹，凡关于掌故者，无不考核研究，摩挲殆遍。”
　　康有为曾打算将对欧洲的游历著为《欧洲十一国游记》，即第一编《意大利游记》、第二编《瑞士游记》、第三编 《奥地利游记》、第四编《匈牙利游记》、第五编《德意志游记》、第六编《法兰西游记》、第七编《丹墨游记》、第八编《瑞典游记》、第九编《比利时游记》、第十编《荷兰游记》、第十一编《英吉利游记》，但后来只有第一编《意大利游记》和第六编《法兰西游记》成书。
　　《意大利游记》系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二日至十四日游历意大利时所记。其主要内容是：

　　一、实地考察欧洲，颠覆了他对欧洲文明的认识，开近代中国人反思欧洲文明、文化之先河。他游览了那不勒斯、庞贝古城、维苏威火山、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等地。他发现意大利人“至贫，多诈，而盗贼尤多”，目睹意人 “褴褛之情，颠流之状”，深感“未游欧洲者，想其地若皆琼楼玉宇，视其人若皆神仙才贤”，“岂知其垢秽不治，诈盗遍野若此哉”，“故谓百闻不如一见也”。他还说：“吾昔尝游欧美至英伦，已觉所见远不若平日读书时之梦想神游，为之失望。今来意甫登岸，而更爽然。”他深有感触地说：“故吾国人不可不读中国书，不可不游外国地，以互证而两较之，当不至为人所恐吓。”
　　二、康有为的游记，慧眼独具，常常能看出一般人难以看出的重要问题，挖掘其深刻价值。以游邦渒（庞贝）古城为例，他乘坐肩舆，仔细游览了庞贝古城，参观了戏园、神庙、磨店、官署、富室、舞室、大浴房、妓馆、牛肉店、面包店等，其突出印象是庞贝古城“神庙甚多，富室甚多”，妓馆和某个富室的大门上都画着硕大的男子阳具，“于是见罗马之淫风极矣”。之所以花数千字的篇幅详细记载庞贝古城观感，是因为具有独特价值，“欲知大地进化者，不可不考西欧之进化。欲知西欧进化者，不可不考罗马之旧迹。欲考罗马之旧迹，则莫精详于邦渒矣”。他认为庞贝古城“此为地球第一之大古玩。而所关于政治、文化、风俗之法戒，以为进货退化比较之具，亦莫大之鉴矣”。

　　三、康有为实地考察并进行中西比较研究后阐述了他的文明观。其一，他认为统一促进了文明，分裂不可能促进文明的发展。“中国号有文明，皆进于汉唐宋一统久安之世”。那种认为欧洲分裂导致竞争，竞争进而促进文明的发展的观点是不值得一驳的，“印度由一统自裂为二百馀国，遂永沦灭而为奴，再复兴之无日。若欲分裂也，呜呼！其为罗马、印度哉。”其二，他将罗马文明和中国古代文明进行比较，认为罗马宫室不如中国秦汉时，但中国保存古物不如罗马。原因是一方面“我国人不知崇敬英雄，不知保存古物”，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古建筑大都是木结构而不是石头所砌，容易失火，导致“中国文明，不得追埃及、印度、雅典、罗马之后，真可愤也”。为弘扬中华文明，他提出一是要保存古物，“各省府州县士大夫，宜处处开一保存古物会” ，二是“建筑用石”。 　　四、和早期赴西考察的人所主张的“西学中源”说不同，康有为将罗马建筑艺术、绘画艺术，与中国作深入的比较研究，论列其特色长处，开中西文化比较之先河。
　　他见罗马有大教堂一百数十所，“皆宏丽崇严”，便联想到晚唐诗人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之句，两者相较，何尝逊色！他记罗马宫室，惜“其土木之恶劣，仅知用灰泥与版筑而已”，和汉武帝建章宫之“万户千门”“壁盖厚数尺”相比，显得相去甚远；再与汉成帝之昭阳殿“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饰铛”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他记意大利绘画艺术，将意大利第一画家拉斐尔与同时代我国文徵明等人进行比较，各具千秋。 称 “拉生于西历一千五百八年也……与明之文徵明、董其昌同时，皆为变画大家”。但拉“则变为油画，加以精深华妙。文、董则为意笔，以清微淡远胜，而宋元写真之画反失”。

　　此外，康有为对中意文化作了不少比较，诸如意国人物铁画与中国花卉铁画，意国数千年石刻与我国武梁祠画像，罗马与汉代文明，中国与埃及、巴比伦之文化，都进行了一番比较，提出了许多独到的看法。
　　《法兰西游记》系康有为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廿三起赴巴黎时所作。全书分四部分：法兰西游记、法国之形势、法国创兴沿革、法国大革命记。实际上只有第一部分是游记。
　　全书开篇记其对法国的观感：“学问、技艺，皆远不如德、英”；“若夫览其革命之故事，睹其流血之遗迹，八十三年中，伤心惨目，随在多有”；“而今议院党派之繁多，世爵官吏之贪横，治化污下，逊于各国”。
　　在巴黎，康有为登上埃菲尔铁塔，俯瞰市区，且以中国著名古塔、亚洲及欧美各塔作比较，从而得出埃菲尔铁塔冠绝宇内之结论。参观卢华博物院（卢浮宫），发出了“故欲观博物院者，不可不游巴黎，亦不可不游卢华故宫之天下第一博物院”的赞叹。游欹规味博物院，见中国“内府图器珍物在此无数，而玉玺甚多”，不胜伤感，详记 “太上皇帝归政仍训政”玉印、“乾隆御笔”白玉方玺、“保合太和”碧玉玺、“听平视察”碧玉玺（此批覆刑部奏疏之玺）等大量国宝，感慨“数千年之珍宝，乃至祖宗之传授玉玺，皆不保而流于敌国”，“中国几亡，黄种几灭绝”，呼吁国人“居安思危，处常思变”。
　　游记的重点是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惨痛教训，以作为中国的镜鉴。他说，法国大革命“流血尤多，震惊欧土，波及东洋，罢弃君权，改行宪政，大地数千年来，为升平之第一关键。则其波澜浩漫，殆世界近事，未有大于是者也。惟路易十六自开议院，究非暴君，乃遭滔天之大祸，而为专制君主之永鉴，斯为不幸也”。肯定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的大事件，但路易十六的遭遇可为专制君主之“永鉴”。
　　他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是：“法国何为而起大革命也？法封建僧寺之贪横，税敛刑法之苛重，民困苦不聊生，其可骇可悲，实中国人所未梦想者也。”另外，“法之召大乱也，以初开议院之制未善也”，拉飞咽（今译“拉法耶特”）助美国革命成功，“欲以美国之政施之法国，而不审国势地形之迥异”，“于是在美行之而治，在法行之而乱也”。他认为美国的治国药方“人权平等”“主权在民”“普通选举”“实天下公理之至也”，但要移植到法国，则要注意时机，“苟未至其时，实难躐等”，“拉飞咽不审先后缓急之宜，见义勇为，遽以权理案，乃以暴毙焉。吁！其可伤也”。
　　他极力渲染法国大革命之血腥与恐怖：“妄行杀戮，惨无天日。始以除王党，继以除异己。不择善类，不论民党，互相争权，流血遍地，断头台上，无能免者。首创变法、倡始革命诸功人，莫不戮屠无遗种，以是酿成恐怖之世也。”
　　面对当时中国方兴未艾的革命局势，他一方面承认这些革命者“皆因目击国弱，积愤牝朝，无所发抒，郁极生变”，“盖忧国至极，以为舍此无由，故不得已而出此也”，另一方面提醒和警告革命者，革命可能导致西方列强的干涉，“假定乱之名，以行其瓜分之实”，那样的话，“岂止流血百廿九万哉”，“不尽杀四万万人不止。即幸能存者，亦留为白人之奴隶马牛而已”。并且革命还可能导致内乱，“夫经革命之后，全国散漫，控御无方；内乱并起，而外侮乘之，中国之亡亦速耳”。上述观点，以往通通被人贴上“反对革命”“开历史倒车”标签，其实是精华和糟粕并存，有相当多的合理成分。
　　康有为写作这两部游记的目的，在《意大利游记》自序中说得很明白，是想通过对西方的实地考察，为中国寻找解决问题的药方，而他就是尝遍百草的神农。因此这两部游记名为游记，实则是政论，从中可看出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但是这两部游记长期以来很少为人所注意，中外学者对康有为后期思想的研究，几乎都以变法运动为分界线——其思想发生剧烈转换，曾经最具革新精神的他，在流亡海外后一变而为保守派的重镇，并且由于这种保守的气质，也让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失去光芒，甚至沦为跟不上时代发展潮流的封建遗老级人物。事实上，早在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闯将胡适就曾发表过类似的观点：“二十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般的维新党，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新思潮的意义》）这种以变法运动为界的“两分法”视角，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对康有为后期思想的“冷落”和“无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有关逃亡海外之后康有为政治生活及思想的研究乏善可陈。康有为死后不久，胡适曾替美国的《社会科学大辞书》（1932）写过“康有为”一节，胡适将侧重点放在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运动上，以及康有为“大同学说”的解读等，竟只字未提其流亡之后的思想变迁。稍后，王森然著《近代二十家评传》、杨荫深编著《中国学术家列传》等，也都是写到《大同书》为止。对康氏后半生的海外活动，均语焉不详。马洪林指出，“康有为百年研究之怪现状，是重前期轻后期，重国内轻海外”，可谓一言中的。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康有为后期思想所具有的独到价值，开始着手展开系统的研究，如日本学者竹内弘行的专著《后期康有为——亡命·辛亥·复辟·五四》、韩国学者咸洪根的论文《康有为的国家思想》、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徐高阮的论文《戊戌后的康有为—— 思想的研究大纲》等，一改“两分法”的原有思路，对康有为后期思想作出了积极的评价，值得一提。

　　顺便说说，已故的国学大师钱穆在《读康南海欧洲十一国游记》中说：“南海早年，实为欧洲文明之讴歌崇拜者，其转而为批评鄙薄，则实由亲游欧土始。”康有为对一些欧洲国家贫困、脏乱、盗贼横行等不良社会现象“批评鄙薄”诚然有之，但对欧洲文明并没有“批评鄙薄”，不知道钱穆是怎么得出如此结论的。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国外，把流亡生活当成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留下了众多的欧洲游记。康有为之后，多少下野政客、军人、知识分子流亡国外，可有人留下能与《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比肩的著作？
　　如今，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华文明大放异彩，如何对待其他文明？是“洋为中用”，借鉴吸收；还是“批评鄙薄”，甚或极力抵拒排斥？对国民是极大的考验。在此背景下，读一读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重温他“不可不读中国书，不可不游外国地”的告诫，依然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