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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娱乐至死”的年代，时尚速变，层出不穷，于是有人调侃“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其实，所有的“前浪”都未曾死去，他们的精、气、神总会延续在后浪上。所以，正确地说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莫忘前浪带后浪，后浪瞬间变前浪，奔涌万代浪打浪”。
回望浙派语文的历史浪潮，袁微子先生无愧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浪峰”。他是浙江桐庐人。1913年出生，明年是他诞辰100周年。1991年他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发病于深入基层工作的途中。
袁微子先生早年任开明书店编辑，也主持过《新儿童报》社。解放前后在杭州师范学校执教语文多年，以后又在省教育厅、《浙江教育》编辑部供职。1955年调任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历任小学语文编辑、编辑室主任、编审等职。这期间因“文革”语文教材编辑工作停顿了多年，直到1977年秋天，袁微子才重新投入课本编辑工作。80年代初，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袁微子连任数届理事会理事长，顺理成章地引领着全国小学语文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可以说袁微子先生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涉足小学语文教育事业的。50年代初，浙江省教育厅委托杭州师范学校办的第一个在职骨干教师训练班，袁微子便是语文学科的指导老师，浙江著名特级教师罗云仙，就是其中的一位学员（参见袁微子：《罗云仙小学语文教苑耕耘录·序》，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其实，浙江的首批特级教师，如朱雪丹、罗云仙、程玲、邵起凤等等，都经过他的指教和提携。吾生也晚，起步迟，又是一个地处偏僻农村的小学教师，虽无缘面聆他的教诲，但一样在书柬中得到过他热情的鼓励和点拨。他的一些来信，我一直珍藏，其中不乏对普通农村教师的厚爱。如1985年3月13日的来信：“……经常在刊物上读到您的文章，甚为钦佩。笔耕之暇，仍盼多赐教。……小学教学改革许多问题亟待深入探讨……我新近在浙教社出版有《小学语文教学与儿童认识发展》，您如见及，恳请批评指教。”读他信函如坐春风，一位语文大家的谦恭内敛、古道热肠，总是令我感动不已。也许正因为袁微子先生是浙江人，可以说是从浙江语文界走向全国的，因此，乡情让他对浙江小语界情有独钟。别说在浙江省工作时，就是在北京人教社工作期间，在引领全国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的同时，他也常来浙江视察或调研，足迹遍及浙江的农村、山区、城市、海岛。把袁微子先生称为浙派语文的传人，且又领军全国小语界当不以为过。
袁微子先生对全国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首先，他对小学语文教材的建设，功不可没。早在抗战期间，他就在叶圣陶先生领导的编辑部里当过一年左右的见习编辑员，常能面聆叶老的指点。1955年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时，叶老又身为教育部副部长兼出版社社长，却总是经常过问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几乎每篇课文他都仔细看过、改过，而且亲身为小语教材写过课文，如《小小的船》。在叶老的言传身教下，袁先生的小语教材也编得十分尽心尽责。他确定的编写小语教材的基本思想，主要有这些方面：一是要把握小学语文教材的方向性，提出了在小学阶段就要把马列主义的最基本的观点深入浅出地渗透给孩子，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编写的主导思想；二是要符合语文课程的特殊性，不可把语文课本变成政治课本，要通过课文的教学培养语文文字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三是要重视语文学习的阶段性，要扎实地按小学学习阶段安排训练项目。他在《小学语文教学漫谈》（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中特别强调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要着重处理好三大联系，即思想教育与语文教学的联系、字词句篇与听说读写的联系和小学各阶段之间的联系。虽然，今天人教版的小语教材已有了不少改变和发展，但无论是编写的指导思想还是编辑思路，仍与他主编的教材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
第二，他对小学语文教学理论体系的构筑，有重要的建树。
袁微子先生在主持编写小学语文教材的同时，深入研究小学语文教学的历史和现状，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一部分是以“李婴”的笔名发表的。记得当时我很爱读李婴的语文教学研究文章，但不知道这就是袁微子写的。与此同时，他还先后出版了不少著作，如《小学语文类型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小学语文教学笔谈》（新蕾出版社，1982年版），《小学语文教材教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小学语文教学漫谈》（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小学语文教学与儿童认识发展》（浙江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等。所有这些，逐步形成了他的小学语文教学理论体系：主张语文教学应当重视学习语文与认识事物两条规律的结合；强调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必须与思想性相结合，认为“从语文的性质来看，不能为语文而语文，应当强调它有强烈的思想性”“无论是思想性也好，工具性也好，都是为了塑造一代新人所用，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所用，要在这个总目标下统一起来”（参见《小学语文教学漫谈》）；提出小学语文教学必须十分重视基本功的训练，甚至强调“小学语文教学的实质就是语文基本功训练”。显然，袁微子先生对小学语文教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从今天看来意义仍然是巨大的。他将语文的“工具性”和“思想性”统一于育人，体现了语文教学的生命观理念，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他强调的小学语文教学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又凸显了语文教育应当坚守的主流价值；他相当系统地提出语文教学的训练体系，其研究指向则是牢牢抓住了语文课程的本位本色。所有这些，即使放在现在也并不过时，在当时则无疑具有领军全国小语界的指导意义。
第三，袁微子先生不仅在理论体系的构建方面，同时也在语文教学的实践方面，对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的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身居主持全国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的要职，又兼任多届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长，但仍然深入基层，与一线的语文教师、语文教研人员听课评课，视察调研，参加各种教研活动，纵论语文教学问题。他说：“一个编教材的人，一定要了解教学。因为，只有深入到教学实际中去，才能真正了解到这套新教材能不能适合教学的需要。这样的编法，老师们是不是好教。”（参见《人民日报》记者郑保生：《躬身实践，具体示范》）1981年5月13日，袁微子在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第二小学五年级（6）班，还亲自执教了《在仙台》一课。这是一次具有指导性意义的讲课，当时课堂上挤满了前来听课的老师，袁先生的课博得了一致好评。大家说：“这么教，我们努力能学到手。”这说明了袁微子讲课有方，但并非高不可攀。在各方面的强烈要求下，不仅这一课的“课堂实录”公之于报刊，就连同袁先生的备课过程、教学心得以及他在备课时研读课文写下的圈画批注也都一齐发表了。一位语文大家竟如此深入课堂，具体示范，无疑会对全国小语课堂的改革实践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
第四，袁微子的语文教学研究实践是在总结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传统的语文教育思想，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他在中国语文界老前辈叶圣陶和吕叔湘等的指导下，研究小学语文，编写语文课本。他曾经说过：“辩证法普遍存在于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无论座谈或访问，总时时有这样的感受。特别是当我反复研读叶圣陶、吕叔湘两位老前辈有关语文教学的著作时更欣然似有所悟。于是极愿进一步师承而思有所阐发。心里时时想到，这是在运用辩证法，走中国自己的小学语文教学的路。”（参见袁微子《小学语文教学漫谈》）记得王森然在1929年出版的《中学国文教学概要》中曾说过：“一国的言语文字，是国民思想感悟所由传达的媒介；一国的文学，是国家精神生活的结晶……在其他各科的教材教法，内容工具似乎都还有可以借鉴于他国先例的地方，独有国文，非由我们自己来探索不可。”这就说明，研究和教学中国语文，还得用中国功夫。今天的现实是青年教师正在逐渐成为教师队伍的主体，他们对横向的借鉴国外的教学理念相对比较感兴趣，而对于纵向的继承中国语文教学的传统，却比较生疏。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淡化了基于汉语特征和东方文化基因的传统语言教学方法。所以，袁微子先生立足于继承发展传统和总结实践教学经验的研究方法，是十分值得我们学习承传的。
袁微子先生以毕生的精力主持小学语文教材编写，从事小学语文教学的研究实践，在中国小学语文教育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他不仅是当之无愧的浙派语文的开拓者，而且也是全国小语界著名的领军人物之一。虽然他的辛勤劳作已成为历史，但所谓的“当下”正是代代承传的历史，而历史也曾经是风云奔涌的“当下”。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所以，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千古之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真的应当铭记在心。学习、怀念、传承、发扬浙派语文的诸多先师贤杰之精神、事业，永远是我们的良知，也是我们的责任。
（浙江省绍兴市鲁迅小学教育集团和畅堂校区３１２０００）
回望浙派语文的历史浪潮，袁微子先生无愧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浪峰”。他是浙江桐庐人。1913年出生，明年是他诞辰100周年。1991年他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发病于深入基层工作的途中。
袁微子先生早年任开明书店编辑，也主持过《新儿童报》社。解放前后在杭州师范学校执教语文多年，以后又在省教育厅、《浙江教育》编辑部供职。1955年调任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历任小学语文编辑、编辑室主任、编审等职。这期间因“文革”语文教材编辑工作停顿了多年，直到1977年秋天，袁微子才重新投入课本编辑工作。80年代初，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袁微子连任数届理事会理事长，顺理成章地引领着全国小学语文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可以说袁微子先生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涉足小学语文教育事业的。50年代初，浙江省教育厅委托杭州师范学校办的第一个在职骨干教师训练班，袁微子便是语文学科的指导老师，浙江著名特级教师罗云仙，就是其中的一位学员（参见袁微子：《罗云仙小学语文教苑耕耘录·序》，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其实，浙江的首批特级教师，如朱雪丹、罗云仙、程玲、邵起凤等等，都经过他的指教和提携。吾生也晚，起步迟，又是一个地处偏僻农村的小学教师，虽无缘面聆他的教诲，但一样在书柬中得到过他热情的鼓励和点拨。他的一些来信，我一直珍藏，其中不乏对普通农村教师的厚爱。如1985年3月13日的来信：“……经常在刊物上读到您的文章，甚为钦佩。笔耕之暇，仍盼多赐教。……小学教学改革许多问题亟待深入探讨……我新近在浙教社出版有《小学语文教学与儿童认识发展》，您如见及，恳请批评指教。”读他信函如坐春风，一位语文大家的谦恭内敛、古道热肠，总是令我感动不已。也许正因为袁微子先生是浙江人，可以说是从浙江语文界走向全国的，因此，乡情让他对浙江小语界情有独钟。别说在浙江省工作时，就是在北京人教社工作期间，在引领全国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的同时，他也常来浙江视察或调研，足迹遍及浙江的农村、山区、城市、海岛。把袁微子先生称为浙派语文的传人，且又领军全国小语界当不以为过。
袁微子先生对全国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首先，他对小学语文教材的建设，功不可没。早在抗战期间，他就在叶圣陶先生领导的编辑部里当过一年左右的见习编辑员，常能面聆叶老的指点。1955年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时，叶老又身为教育部副部长兼出版社社长，却总是经常过问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几乎每篇课文他都仔细看过、改过，而且亲身为小语教材写过课文，如《小小的船》。在叶老的言传身教下，袁先生的小语教材也编得十分尽心尽责。他确定的编写小语教材的基本思想，主要有这些方面：一是要把握小学语文教材的方向性，提出了在小学阶段就要把马列主义的最基本的观点深入浅出地渗透给孩子，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编写的主导思想；二是要符合语文课程的特殊性，不可把语文课本变成政治课本，要通过课文的教学培养语文文字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三是要重视语文学习的阶段性，要扎实地按小学学习阶段安排训练项目。他在《小学语文教学漫谈》（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中特别强调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要着重处理好三大联系，即思想教育与语文教学的联系、字词句篇与听说读写的联系和小学各阶段之间的联系。虽然，今天人教版的小语教材已有了不少改变和发展，但无论是编写的指导思想还是编辑思路，仍与他主编的教材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
第二，他对小学语文教学理论体系的构筑，有重要的建树。
袁微子先生在主持编写小学语文教材的同时，深入研究小学语文教学的历史和现状，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一部分是以“李婴”的笔名发表的。记得当时我很爱读李婴的语文教学研究文章，但不知道这就是袁微子写的。与此同时，他还先后出版了不少著作，如《小学语文类型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小学语文教学笔谈》（新蕾出版社，1982年版），《小学语文教材教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小学语文教学漫谈》（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小学语文教学与儿童认识发展》（浙江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等。所有这些，逐步形成了他的小学语文教学理论体系：主张语文教学应当重视学习语文与认识事物两条规律的结合；强调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必须与思想性相结合，认为“从语文的性质来看，不能为语文而语文，应当强调它有强烈的思想性”“无论是思想性也好，工具性也好，都是为了塑造一代新人所用，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所用，要在这个总目标下统一起来”（参见《小学语文教学漫谈》）；提出小学语文教学必须十分重视基本功的训练，甚至强调“小学语文教学的实质就是语文基本功训练”。显然，袁微子先生对小学语文教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从今天看来意义仍然是巨大的。他将语文的“工具性”和“思想性”统一于育人，体现了语文教学的生命观理念，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他强调的小学语文教学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又凸显了语文教育应当坚守的主流价值；他相当系统地提出语文教学的训练体系，其研究指向则是牢牢抓住了语文课程的本位本色。所有这些，即使放在现在也并不过时，在当时则无疑具有领军全国小语界的指导意义。
第三，袁微子先生不仅在理论体系的构建方面，同时也在语文教学的实践方面，对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的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身居主持全国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的要职，又兼任多届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长，但仍然深入基层，与一线的语文教师、语文教研人员听课评课，视察调研，参加各种教研活动，纵论语文教学问题。他说：“一个编教材的人，一定要了解教学。因为，只有深入到教学实际中去，才能真正了解到这套新教材能不能适合教学的需要。这样的编法，老师们是不是好教。”（参见《人民日报》记者郑保生：《躬身实践，具体示范》）1981年5月13日，袁微子在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第二小学五年级（6）班，还亲自执教了《在仙台》一课。这是一次具有指导性意义的讲课，当时课堂上挤满了前来听课的老师，袁先生的课博得了一致好评。大家说：“这么教，我们努力能学到手。”这说明了袁微子讲课有方，但并非高不可攀。在各方面的强烈要求下，不仅这一课的“课堂实录”公之于报刊，就连同袁先生的备课过程、教学心得以及他在备课时研读课文写下的圈画批注也都一齐发表了。一位语文大家竟如此深入课堂，具体示范，无疑会对全国小语课堂的改革实践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
第四，袁微子的语文教学研究实践是在总结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传统的语文教育思想，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他在中国语文界老前辈叶圣陶和吕叔湘等的指导下，研究小学语文，编写语文课本。他曾经说过：“辩证法普遍存在于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无论座谈或访问，总时时有这样的感受。特别是当我反复研读叶圣陶、吕叔湘两位老前辈有关语文教学的著作时更欣然似有所悟。于是极愿进一步师承而思有所阐发。心里时时想到，这是在运用辩证法，走中国自己的小学语文教学的路。”（参见袁微子《小学语文教学漫谈》）记得王森然在1929年出版的《中学国文教学概要》中曾说过：“一国的言语文字，是国民思想感悟所由传达的媒介；一国的文学，是国家精神生活的结晶……在其他各科的教材教法，内容工具似乎都还有可以借鉴于他国先例的地方，独有国文，非由我们自己来探索不可。”这就说明，研究和教学中国语文，还得用中国功夫。今天的现实是青年教师正在逐渐成为教师队伍的主体，他们对横向的借鉴国外的教学理念相对比较感兴趣，而对于纵向的继承中国语文教学的传统，却比较生疏。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淡化了基于汉语特征和东方文化基因的传统语言教学方法。所以，袁微子先生立足于继承发展传统和总结实践教学经验的研究方法，是十分值得我们学习承传的。
袁微子先生以毕生的精力主持小学语文教材编写，从事小学语文教学的研究实践，在中国小学语文教育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他不仅是当之无愧的浙派语文的开拓者，而且也是全国小语界著名的领军人物之一。虽然他的辛勤劳作已成为历史，但所谓的“当下”正是代代承传的历史，而历史也曾经是风云奔涌的“当下”。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所以，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千古之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真的应当铭记在心。学习、怀念、传承、发扬浙派语文的诸多先师贤杰之精神、事业，永远是我们的良知，也是我们的责任。
（浙江省绍兴市鲁迅小学教育集团和畅堂校区３１２００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