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写文章

　　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生，也是写文章的一生。学习研究毛泽东文风，首要的是学习毛泽东自己动手写文章的一贯作风。
　　“我的文件都是自己写”。在井冈山八角楼的煤油灯下，在红军长征的漫漫征途上，在陕北黄土高原的窑洞里，在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室内，毛泽东写下了成千上万篇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而奋斗的光辉著作。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明确记载：“收入《毛选》的著作，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仅有少数几篇讲话是别人根据他的讲话记录整理后又经他本人修改定稿的。”据毛泽东在延安时的保卫参谋蒋泽民回忆，当年毛泽东写文章是非常辛苦的。那时延安地区没有电，晚上毛泽东写文章时点着蜡烛照明，烛光昏暗跳动，眼睛很容易疲劳。毛泽东写累了，就揉揉酸胀的眼睛，再继续写。一夜之后，他的脸上常常是沾上了一层烟尘。
　　需要时以他人名义写。毛泽东写文章是为了事业，而非个人名利，为革命工作需要，他经常以他人名义写文章。1937年8月，中央在陕北召开洛川会议，会议讨论通过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就是毛泽东以中央宣传部名义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毛泽东还经常视形势需要，为新华社或以新华社名义撰写文章，其中最为经典的是战争年代为配合重大战役行动所写的及时而有力的军事报道。1948年，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毛泽东在指挥三大战役的同时，也指导新华社对重大战役的报道。如1948年11月5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消息《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把解放战争和历史典故绝妙结合，反映了我军在胜利进军中势如破竹的气势。1949年1月起，毛泽东先后为新华社写的《评战犯求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系列评论，像一发发精准炮弹，有力配合了我们党同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此外，毛泽东还经常以发言人、部下名义撰写文章。如1948年3月，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名义起草《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对加强部队教育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审批的文电精心改写。毛泽东对经手的文电非常认真，凡有必要都亲自修改，这是对文字负责，更是对党和人民负责。一是标题改到有吸引力。毛泽东曾多次推敲、一改再改被称为“中国合作化运动百科全书”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大部分标题，把一些冗长标题改得生动有力。如将32个字的原标题《津东郊区詹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仅9个字，却简明切题。二是论据改到无懈可击。1939年初，国共两党摩擦增多，党中央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的名义给蒋介石以至国民党师长、专员等发了许多文电。这些文电基本都是毛泽东字斟句酌、亲自审改。在修改致程潜、朱绍良的一份电文时，毛泽东增加“据闻一切行动均系根据新颁处理共党问题方案，下级不过照此方案执行而已”一句，点明下面的人制造摩擦，上面是有根源的。三是核心要点改到具体明确。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时，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各级政府机关为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改写的这3句话，每一句都是深思熟虑、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写文章要以群众愿意看为根本

　　文章要自己写，但不能自说自话，要时刻以群众为中心。毛泽东的文章，讲的都是大道理，群众之所以愿意看，是因为看得懂、看得到实际利益和现实希望。
　　让群众看得懂。让群众看懂文章的道理，是检验文章实际效果的最终标准。一要多用群众熟悉的语言。毛泽东善于与群众说话，听众不同，说话方式也因人而异。向农民宣讲革命道理时，毛泽东特别重视用农民接受的语言，如讲打倒帝国主义时，说“打倒洋财东”，农民一听就懂。在跟地方交流时多用本地土话。1931年3月，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撰写《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要求地方的《时事简报》要完全用本地的土话。与少数民族交流时多讲民族语言。1959年5月7日，毛泽东会见来京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等人时说：“过去同薪巴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这里的“薪巴”，就是藏语中“农民”的意思。二是多打群众熟悉的比喻。毛泽东经常用人的身体、生理现象、自然现象和动植物等来打比方。例如“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共产党员要像柳树一样”等，用群众熟悉的说法解释了群众不熟悉的问题。
　　让群众看到实际利益。文章只有符合群众的实际利益，群众才愿意看。一是站在群众立场上想事。毛泽东在井冈山领导军事斗争的同时，还积极领导土地革命。他调查后了解到，地主豪绅以50%以上的租利残酷剥削广大贫苦农民。基于此，毛泽东明确指示各县大力开展土地革命，让边界群众得到了实在利益。二是写群众最关心的事。1932年3月，毛泽东指示红军总政治部，“红军编的《时事简报》，它的内容国内国际消息要少，只占十分之三，本军、本地、近地消息要多，要占十分之七”。“如牛瘟、禾死、米荒、盐缺、靖卫团、赤卫队、AB团造谣、共产党开会等等，都是与群众生活密切关联的，群众一定喜欢看。凡属不关紧急的事不登载”。三是口号紧贴群众眼前利益。比如“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这些口号紧贴群众利益，得到人民热烈拥护。
　　让群众看到现实希望。毛泽东的文章群众愿意看，还因为群众能从中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一是化大目标为具体办法给人希望。毛泽东总能把大目标与普通人都能做到的小办法结合起来。如1928年10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中提出了“共产党是要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论断，把做好宣传工作和武装斗争具体化为拿传单和枪弹，让群众看到胜利的希望。二是用实践过的证据说理。1928年12月的《土地法》，后来在延安编辑《农村调查》一书时，毛泽东亲自加写了一段按语：“此土地法是一九二八年冬天在井冈山（湘赣边界）制定的。这是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内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在这以前，是没有任何经验的。”这就是在用实践过的事实讲道理。三是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耳目一新，许多人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接见来访人士，以了解社会情况、宣传党的主张。1938年1月，梁漱溟到延安后，曾就抗战前途和阶级斗争等问题同毛泽东交谈了8次，最长时通宵达旦。谈到不同看法时，梁漱溟半个世纪后回忆说：“他不動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毛泽东不把自己意见强加于人的话风，让群众更容易接受。（未完待续）
　　（作者系武警河南省总队政委，法学博士，武警少将） （责任编辑：赵瑞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