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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社会涌现的问题接踵而至，以往的着重需求侧管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无力促进中国庞大经济体的扩张，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内外压力的阻扰，已经无法续写中国经济“奇迹式”的增长。在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关节点，新一届领导人提出“供给侧改革”，着重从生产端入手进行改革，整顿经济的秩序，提升经济发展的空间，获取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实现经济在“新常态”下的持续稳定增长。在这其中，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无疑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环节，本文基于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劳动力市场改革；“供给侧改革”
一、“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事实
按照2015年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来归类，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在4126-12735美元之间，而2014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就已经达到了7400美元，显然，按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当然，划分的标准是在动态变化的。但在这种动态的标准下，如果一个国家自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便经久未能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被“中等收入陷阱”锁定。在此之前，拉美（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和东南亚（菲律宾、马来西亚）一些国家曾经就陷入了这个陷阱，至今还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这些国家的经济停滞不前或者动荡不稳，人均国名收入仍然挣扎在4000美元至12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严重缺乏增长的动力和希望。比如菲律宾1980年菲律宾国内人均收入达到684.6美元，而2014年仍然只有2865美元。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收入达到了1812美元，到2014年也仅仅达到了10804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人均国名收入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8000多美元，但是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又回升到2014年的12873美元，总体经济发展趋于不平稳状态。墨西哥的情况也是如此，1973年就应经达到了当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标准，可是之后的41年里面始终未跨过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门槛，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直到2014年，人均收入也只有10718美元。然而，对于“中等收入陷阱”是否为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个问题，也有学者给予了考察和认证，比如，张德荣对1960-2010年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人均GDP进行统计发现：统计的数据支持“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一基本判断，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愈加突出，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有一半以上进入中低收入区间或者中高收入区间的国家不能进入高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陷阱”并非主观臆想。
然而，东亚却被视为世界上最富有经济活力的地区，因为这里有着国际公认已经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波、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和地区，而且通过顺利的经济转型，最终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实现了平稳均衡的增长。比如日本在1972年的人均收入就已经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0000美元，而韩国也在1987年超过3000美元，短短八年后的1995年就已经达到人均11469，2014年更是达到了28101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日本花了12年，而韩国却只花了短短的8年，可谓是亚洲经济发展的奇迹。
二、文献综述
在2007年的主题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首次提出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警示，并且得出这样的结论：中等收入国家与较富或者较穷国家相比，经济的发展速度相对较慢。其实，在这样一个结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核心是寻求能够使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内在动力。相关学者在对韩国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总结中得出韩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主线是创新能力和社会管理能力的演化和升级，不仅仅注重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也同时关注经济的平稳均衡发展。在创新方面，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年均增长为3.4%，比其他任何时期都要高，生产率的快速提高是这一时期韩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动力，而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来源就是技术进步，而韩国在技术进步方面也更注重自主创新。在社会管理方面，韩国政府注重民生建设，20世纪80—90年代得益于劳动力市场和教育的变革，韩国失业率下降，工资水平较快增长，工资收入差距缩小，进而收入分配得到了普遍的改善，另外，韩国政府对公共福利的日益重视与投入的逐年加大也是稳定社会缩小收入分配的重要政府举措，公共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的1%升至1990年的3%。另一方面，对中美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也是汗牛充栋，得出了不同的见解和看法，比如郑秉文（2011）认为，“拉美陷阱”的主要成因是收入分配不公，由此造成两极分化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产生阻碍作用，田雪原（2006）认为一些拉美国家过度发展城市化，导致城市发展的失衡，是导致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现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展遇到强的内在和外在阻力，面临着诸如劳动力成本上升、能源和环境问题凸显、资产泡沫化、产能过剩、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投资率低下以及出口困难等一些列现实约束。有些人对中国经济能否再持续高速增长提出质疑。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预言中国经济未来20年还能以8%的增速增长，他认为只要中国能继续实施正确的经济改革，中国仍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是也有些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凸显出来的问题很有可能让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内许多学者对此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分别对“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其中，被学者提及最多的是收入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分化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比如楼继伟（2010）年认为，中国要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调整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有些学者认为，资源配置不合理与产业结构不合理也是导致被“中等收入陷阱”锁定的原因，刘伟（2011）认为，资源配置不合理、产业结构的失衡是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原因所在。还有学者认为失衡的城市化建设是导致经济可持续发展受阻的原因，楼继伟（2010）认为，当前的中国城市化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严重不足，存在城市规模过小，城市间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加速城市化进程是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另外，一些学者提出了人口结构的变化制约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蔡昉（2010）探讨了刘易斯转折点与人口红利的关系，认为中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提升人力资本的水平并加快政府职能的转换，再造“人口红利”。 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测改革”。从生产端入手进行经济改革是“供给侧改革”核心，而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改革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第三部分针对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给出了一些建议。
三、对劳动力市场进行调整，促进供给侧的改革
劳动力市场是要素部分的核心组成部分，纵观劳动力市场改的的历史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劳动力市场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改革之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行了近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形成城乡分割的基本格局，也禁锢了劳动力市场应有的活力，极大的削弱了劳动要素的配置效率，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开始着手改变这一状况，1980年，中央提出“三结合”方针，即在全国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资源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从而开始动摇了我国实行多年的劳动力计划的体制，劳动力市场也开始有了早起的雏形。此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被完善，在劳动力流动方面进行松绑，促进了城乡劳动力的流动，提高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激发了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同时，为了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国家也先后于1985年开始出台了一些列围绕待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资保障等方面的政策，对劳动者的权益进行政策性的保护。自2002年以来，劳动力市场逐步完善，并且实施了积极的就业政策，强调发挥公共服务体系的就业促进作用，通过晚上就业服务、整合劳动力市场、加强就业培训等手段积极促进就业，以此同时，更加注重创新创业，鼓励自主创业，形成政府极力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劳动者勇于创业的新机制。近四十年的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确实激发了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创造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为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来源，但是改革远远没有彻底完成，依然任重而道远，凸显出来的问题似乎更加严峻，因此我们需要针对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不同问题提出相信行之有效的调整举措：
（一）进一步深入落实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形成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之前，对我国的劳动力人口的流动产生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剥夺了居民的自由迁徙的权利，鉴于当时的城乡分割格局，政府制定的户籍制度的出发点有两个：一是防止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主要是防止农村劳动力流出农业生产，这意味着拥有农业户口的农民只能从事农业生产；二是保障城市基本生活品和最低社会福利的供给，从而制定了针对农村人口排斥性的制度安排，形成了差异巨大的社会福利供给。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也随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破除了对农村劳动力的限制，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镇企业转移，政府也大力号召“离土不离乡”。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这时期的户籍制度仍然具有传统的功能，第一户籍制度发挥着保护城市劳动者优先获得就业机会的作用，非农就业岗位的有限以及户籍制度对城市劳动者的保护作用，阻碍了农村劳动人口的自由流动。第二户籍制度发挥排斥农村迁移者均等享受城市社会福利待遇的作用，对于那些户籍不在本地且长期租居的农民工来说，从制度安排上就不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这使得他们在城市的生存缺乏社会保障。长期以来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城乡分割的格局，不仅阻碍了劳动力人口的自由流动，而且也拉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近年来，户籍制度在逐步放松，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成本，劳动力的流动性也在逐步加强。2016年，我国发布了新的户籍改革方案，提出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确保到2020年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的目标如期实现。另外，还特别强调重点推进，要突出重点群体以农业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的人口，在城镇就业和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等4类群体为重点逐一研究落户政策，逐一提出解决方案。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进一步加快落实户籍制度的改革，不仅仅是一项重要的社会管理决策，也是为推动劳动力市场自由流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二）调整劳动力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通过对历年来我国的职业流动情况分析发现其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办事人员和商业服务人员，生产运输业等的职业流动率一直为正，而农、林、牧、副、渔等第一产业的职业流动率一直为负。由此看来，第一产业的就业在萎缩，劳动者多数流向第二、三产业，而作为第二产业的制造业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另外，最近几年新兴经济体对第三产业越来越高的要求。其实，从2010年以来，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者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而第一、二产业的劳动者比例也在逐年递减。自2010年春节后“民工荒”发展成为包括劳动力输出地在内的全国性劳动力短缺，而2011年春节后，沿海地区再次出现“用工荒”到了2013年，东南沿海“用工荒”照往年也进一步加剧。“用工荒”和“就业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这种矛盾其实是劳动力结构不合理的所造成的。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招，大学毕业生争先恐后的涌进第三产业，成为消化第三产业就业岗位的主力军，而第一、二产业就业也同时在持续萎缩。这种状况的出现，导致第一、二产业中的农民工就业出现供不应求，同时，第三产业的大学生就业出现供过于求。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协调可见一斑，而出现“民工荒”和“就业难”这种矛盾现象也就不足为奇。改变劳动力结构不合理的现状，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我们亟待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三）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
新一届领导人编制的“十三五”规划的核心是改革创新，也就是说，改革创新将被放到前所未有的突出位置、战略位置。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速进入中高速阶段的这个关键时期，“人口红利”的即将消失和资本回报率的逐年下降使得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长对经济总量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减小。因此，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增长点，改革和原创性技术进步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张德荣，2013）。其实，无论是管理技术还是生产技术的提高，技术进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根据张军的研究，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确实显著增长了，但这个增长主要得益于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也就是说，是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改善提高了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水平，而“技术效率”的改善并不是太明显，当中国在经历了“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刘易斯转折点即将来临的时候，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转移会逐渐变慢，生产率的提高也将会停滞，此时，技术效率的提高也就变得尤为重要，将成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对我国来说，技术进步还存在着广阔的空间。一直以来，中国只能依赖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主要是遵循“引进——消化——吸收——改进”的模式来提高技术水平，缺乏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能力。在中高收入以上发展阶段，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难以通过简单地模仿来实现，自主研发成为技术进步的主要实现途径（张德荣，2013）。虽然中国每万人发表论文数量逐年提高，但在2010年中国这一指标仍然低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均值，表明中国存在通过知识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在空间。中国需要在教育和知识创新等领域放松政府管制，以汇集民智，推动中国原创性技术进步。（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张德荣.“中等收入陷阱”发生机理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J].经济研究，2013（9）.
[2]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
[3] 刘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1）.
[4] 楼继伟.中国经济的未来15年风险、动力和政策挑战[J].比较，2010（6）.
[5] 田雪原.警惕人口城市化中的“拉美陷阱”[J].宏观经济学研究，2006（2）.
[6] 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J].中国人口科学，2011（1）.
[7] 王佳宁，盛朝迅.重点领域改革节点研判：供给侧与需求侧[J].改革，2016（1）.
关键词：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劳动力市场改革；“供给侧改革”
一、“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事实
按照2015年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来归类，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在4126-12735美元之间，而2014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就已经达到了7400美元，显然，按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当然，划分的标准是在动态变化的。但在这种动态的标准下，如果一个国家自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便经久未能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被“中等收入陷阱”锁定。在此之前，拉美（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和东南亚（菲律宾、马来西亚）一些国家曾经就陷入了这个陷阱，至今还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这些国家的经济停滞不前或者动荡不稳，人均国名收入仍然挣扎在4000美元至12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严重缺乏增长的动力和希望。比如菲律宾1980年菲律宾国内人均收入达到684.6美元，而2014年仍然只有2865美元。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收入达到了1812美元，到2014年也仅仅达到了10804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人均国名收入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8000多美元，但是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又回升到2014年的12873美元，总体经济发展趋于不平稳状态。墨西哥的情况也是如此，1973年就应经达到了当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标准，可是之后的41年里面始终未跨过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门槛，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直到2014年，人均收入也只有10718美元。然而，对于“中等收入陷阱”是否为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个问题，也有学者给予了考察和认证，比如，张德荣对1960-2010年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人均GDP进行统计发现：统计的数据支持“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一基本判断，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愈加突出，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有一半以上进入中低收入区间或者中高收入区间的国家不能进入高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陷阱”并非主观臆想。
然而，东亚却被视为世界上最富有经济活力的地区，因为这里有着国际公认已经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波、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和地区，而且通过顺利的经济转型，最终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实现了平稳均衡的增长。比如日本在1972年的人均收入就已经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0000美元，而韩国也在1987年超过3000美元，短短八年后的1995年就已经达到人均11469，2014年更是达到了28101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日本花了12年，而韩国却只花了短短的8年，可谓是亚洲经济发展的奇迹。
二、文献综述
在2007年的主题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首次提出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警示，并且得出这样的结论：中等收入国家与较富或者较穷国家相比，经济的发展速度相对较慢。其实，在这样一个结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核心是寻求能够使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内在动力。相关学者在对韩国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总结中得出韩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主线是创新能力和社会管理能力的演化和升级，不仅仅注重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也同时关注经济的平稳均衡发展。在创新方面，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年均增长为3.4%，比其他任何时期都要高，生产率的快速提高是这一时期韩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动力，而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来源就是技术进步，而韩国在技术进步方面也更注重自主创新。在社会管理方面，韩国政府注重民生建设，20世纪80—90年代得益于劳动力市场和教育的变革，韩国失业率下降，工资水平较快增长，工资收入差距缩小，进而收入分配得到了普遍的改善，另外，韩国政府对公共福利的日益重视与投入的逐年加大也是稳定社会缩小收入分配的重要政府举措，公共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的1%升至1990年的3%。另一方面，对中美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也是汗牛充栋，得出了不同的见解和看法，比如郑秉文（2011）认为，“拉美陷阱”的主要成因是收入分配不公，由此造成两极分化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产生阻碍作用，田雪原（2006）认为一些拉美国家过度发展城市化，导致城市发展的失衡，是导致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现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展遇到强的内在和外在阻力，面临着诸如劳动力成本上升、能源和环境问题凸显、资产泡沫化、产能过剩、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投资率低下以及出口困难等一些列现实约束。有些人对中国经济能否再持续高速增长提出质疑。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预言中国经济未来20年还能以8%的增速增长，他认为只要中国能继续实施正确的经济改革，中国仍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是也有些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凸显出来的问题很有可能让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内许多学者对此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分别对“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其中，被学者提及最多的是收入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分化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比如楼继伟（2010）年认为，中国要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调整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有些学者认为，资源配置不合理与产业结构不合理也是导致被“中等收入陷阱”锁定的原因，刘伟（2011）认为，资源配置不合理、产业结构的失衡是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原因所在。还有学者认为失衡的城市化建设是导致经济可持续发展受阻的原因，楼继伟（2010）认为，当前的中国城市化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严重不足，存在城市规模过小，城市间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加速城市化进程是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另外，一些学者提出了人口结构的变化制约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蔡昉（2010）探讨了刘易斯转折点与人口红利的关系，认为中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提升人力资本的水平并加快政府职能的转换，再造“人口红利”。 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测改革”。从生产端入手进行经济改革是“供给侧改革”核心，而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改革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第三部分针对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给出了一些建议。
三、对劳动力市场进行调整，促进供给侧的改革
劳动力市场是要素部分的核心组成部分，纵观劳动力市场改的的历史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劳动力市场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改革之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行了近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形成城乡分割的基本格局，也禁锢了劳动力市场应有的活力，极大的削弱了劳动要素的配置效率，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开始着手改变这一状况，1980年，中央提出“三结合”方针，即在全国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资源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从而开始动摇了我国实行多年的劳动力计划的体制，劳动力市场也开始有了早起的雏形。此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被完善，在劳动力流动方面进行松绑，促进了城乡劳动力的流动，提高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激发了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同时，为了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国家也先后于1985年开始出台了一些列围绕待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资保障等方面的政策，对劳动者的权益进行政策性的保护。自2002年以来，劳动力市场逐步完善，并且实施了积极的就业政策，强调发挥公共服务体系的就业促进作用，通过晚上就业服务、整合劳动力市场、加强就业培训等手段积极促进就业，以此同时，更加注重创新创业，鼓励自主创业，形成政府极力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劳动者勇于创业的新机制。近四十年的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确实激发了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创造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为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来源，但是改革远远没有彻底完成，依然任重而道远，凸显出来的问题似乎更加严峻，因此我们需要针对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不同问题提出相信行之有效的调整举措：
（一）进一步深入落实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形成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之前，对我国的劳动力人口的流动产生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剥夺了居民的自由迁徙的权利，鉴于当时的城乡分割格局，政府制定的户籍制度的出发点有两个：一是防止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主要是防止农村劳动力流出农业生产，这意味着拥有农业户口的农民只能从事农业生产；二是保障城市基本生活品和最低社会福利的供给，从而制定了针对农村人口排斥性的制度安排，形成了差异巨大的社会福利供给。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也随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破除了对农村劳动力的限制，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镇企业转移，政府也大力号召“离土不离乡”。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这时期的户籍制度仍然具有传统的功能，第一户籍制度发挥着保护城市劳动者优先获得就业机会的作用，非农就业岗位的有限以及户籍制度对城市劳动者的保护作用，阻碍了农村劳动人口的自由流动。第二户籍制度发挥排斥农村迁移者均等享受城市社会福利待遇的作用，对于那些户籍不在本地且长期租居的农民工来说，从制度安排上就不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这使得他们在城市的生存缺乏社会保障。长期以来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城乡分割的格局，不仅阻碍了劳动力人口的自由流动，而且也拉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近年来，户籍制度在逐步放松，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成本，劳动力的流动性也在逐步加强。2016年，我国发布了新的户籍改革方案，提出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确保到2020年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的目标如期实现。另外，还特别强调重点推进，要突出重点群体以农业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的人口，在城镇就业和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等4类群体为重点逐一研究落户政策，逐一提出解决方案。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进一步加快落实户籍制度的改革，不仅仅是一项重要的社会管理决策，也是为推动劳动力市场自由流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二）调整劳动力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通过对历年来我国的职业流动情况分析发现其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办事人员和商业服务人员，生产运输业等的职业流动率一直为正，而农、林、牧、副、渔等第一产业的职业流动率一直为负。由此看来，第一产业的就业在萎缩，劳动者多数流向第二、三产业，而作为第二产业的制造业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另外，最近几年新兴经济体对第三产业越来越高的要求。其实，从2010年以来，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者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而第一、二产业的劳动者比例也在逐年递减。自2010年春节后“民工荒”发展成为包括劳动力输出地在内的全国性劳动力短缺，而2011年春节后，沿海地区再次出现“用工荒”到了2013年，东南沿海“用工荒”照往年也进一步加剧。“用工荒”和“就业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这种矛盾其实是劳动力结构不合理的所造成的。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招，大学毕业生争先恐后的涌进第三产业，成为消化第三产业就业岗位的主力军，而第一、二产业就业也同时在持续萎缩。这种状况的出现，导致第一、二产业中的农民工就业出现供不应求，同时，第三产业的大学生就业出现供过于求。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协调可见一斑，而出现“民工荒”和“就业难”这种矛盾现象也就不足为奇。改变劳动力结构不合理的现状，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我们亟待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三）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
新一届领导人编制的“十三五”规划的核心是改革创新，也就是说，改革创新将被放到前所未有的突出位置、战略位置。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速进入中高速阶段的这个关键时期，“人口红利”的即将消失和资本回报率的逐年下降使得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长对经济总量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减小。因此，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增长点，改革和原创性技术进步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张德荣，2013）。其实，无论是管理技术还是生产技术的提高，技术进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根据张军的研究，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确实显著增长了，但这个增长主要得益于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也就是说，是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改善提高了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水平，而“技术效率”的改善并不是太明显，当中国在经历了“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刘易斯转折点即将来临的时候，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转移会逐渐变慢，生产率的提高也将会停滞，此时，技术效率的提高也就变得尤为重要，将成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对我国来说，技术进步还存在着广阔的空间。一直以来，中国只能依赖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主要是遵循“引进——消化——吸收——改进”的模式来提高技术水平，缺乏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能力。在中高收入以上发展阶段，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难以通过简单地模仿来实现，自主研发成为技术进步的主要实现途径（张德荣，2013）。虽然中国每万人发表论文数量逐年提高，但在2010年中国这一指标仍然低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均值，表明中国存在通过知识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在空间。中国需要在教育和知识创新等领域放松政府管制，以汇集民智，推动中国原创性技术进步。（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张德荣.“中等收入陷阱”发生机理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J].经济研究，2013（9）.
[2]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
[3] 刘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1）.
[4] 楼继伟.中国经济的未来15年风险、动力和政策挑战[J].比较，2010（6）.
[5] 田雪原.警惕人口城市化中的“拉美陷阱”[J].宏观经济学研究，2006（2）.
[6] 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J].中国人口科学，2011（1）.
[7] 王佳宁，盛朝迅.重点领域改革节点研判：供给侧与需求侧[J].改革，2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