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因分析

　　“带病提拔”的43位省部级干部，在发生初次腐败行为时，仍有晋升空间。因此，刘认为，“对于带病提拔至省部级的领导干部，不能用‘政治失意，经济补偿’的心理动机来解释（腐败动机）。”
　　在43个样本中，38人均有不同程度的贪污赃款追缴问题。由此反推，这些领导干部的腐败动机，难以用金钱需求来解释。刘九龙支持的可能解释是相对剥夺感理论：“我们有权享有但并不拥有。”
　　样本中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的精英，在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声望。然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在与早年地位远不如他们的经济精英的对比中，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刺激了贪婪导向的腐败动机。
　　结果，部分腐败者与经济精英形成了政治精英联盟，也就是所谓“官商勾结”问题。
　　在刘的研究中，发生初次腐败行为时，43名官员的职务100%属于党政、司法、国企。而在被查处前的最终职务中，有12人转任人大、政协，比率为28%。
　　“越是有权力的岗位，越容易产生腐败行为，在中国仍然是政治现实，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仍然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刘九龙说，论文发表后，获得的反馈让他很欣慰。
　　同时，他也一直反思自己的研究是否有做得不扎实的地方。“我做完这个研究，第一个思考是在时政研究的禁区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能找到非常多资料；第二个思考是，我们的资料来源仍然是比较单一的，公布的可能是带有选择性的。”
　　“不依赖资料，得不到大家认可，没有说服力。但是，依赖资料了，由于资料本身的偏差，任何一个研究，可能都有违背常识的地方，或者并不接近事实。”刘九龙说，对于这些，他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