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嫁给日本人之前的王艳，是一个来自农村在城里卖面饼的打工妹。２０出头又漂亮的王艳被人称为“面饼西施”，那时她的梦想就是嫁个城里人。然而在经过几次轰轰烈烈的恋爱之后，因为她的农村户口，她的梦想始终没能实现。就在王艳对自己的命运黯然神伤的时候，一个小姐妹带来一个令人将信将疑的消息。
王艳在一张表格上歪歪扭扭地填写了自己的自然条件之后，把一张自己最为满意的彩色照片认认真真地涂上胶水，结结实实地贴在表格上，心里暗暗地祷告：但愿老天有眼，让我能嫁到日本去，离开这个鬼地方，离开这些烦人的事吧。
王艳就这样在一个不大的国际婚姻介绍所里登了记。令王艳高兴的是，这家婚介所是王艳表姐的一个朋友开的。在表姐的帮助下，王艳很快就有了一个和日本人见面的机会。
王艳和那个比她大２０岁的日本人在见面后的第二天就登记结婚了。婚礼很排场，是在小城最大的一个宾馆里举行的。王艳穿着鲜红的旗袍和白色的婚纱，美丽动人，她几乎不能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身边这个说着她听不懂的语言的男人，虽说不上英俊，但也算是白白净净，尤其难得的是还有一个比自己１．６８米的身材还高出一点点的个头，这是王艳坚持要举办婚礼的一个重要原因。她就是要让那些曾经抛弃她的城里男人们看看，她再也不用低三下四地为了一个红皮的城市户口而降低标准委屈求全了。王艳看着宾馆天棚上的彩色吊灯，心里有一种报复了什么似的快感。旁边的日本新郎，拘谨地吃着自己面前的中国菜，神色很是紧张。
在婚礼完毕的第三天，新郎就返回日本了，王艳在婚介人的手里拿到了新郎留给她的１０万日元，这个数目让王艳激动得有点失控。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用多少年的辛苦也没能有这样的回报，王艳一时间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无比正确的。接下来的日子，王艳在婚介的帮助下开始办理各种和出国有关的手续。
那一年的冬天，是王艳有生以来最为得意的日子，她可以买自己最喜欢的衣服来穿，可以去饭店吃饭，还可以小心翼翼地问好了价，偶尔在桑拿浴池里找人给搓搓澡，这一切都是过去她想都不敢想的消费。在签证下来的那一天，王艳穿金戴银地回到了家。
王艳的父亲是个本分的农民，对自己唯一的女儿远嫁日本的举动，没有太多的意见，就像当年王艳坚持随小姐妹到城里打工一样，父亲只是盘坐在炕头上，一口一口地吸着老旱烟，然后在破旧的炕沿上敲着烟袋锅里还发红的烟灰，说：“反正是你自己决定的，好坏自己挺着吧。”王艳已经不习惯这个从小长大的地道的农屋里的生活，没过三天，就偷偷地给手里从来没有私房钱的母亲留下５００元人民币，上路了。
飞机从大连起飞，在王艳还没来得及细细地体会坐飞机的快乐的时候，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就已经飞完了。王艳跟着前来接她的老公，慢慢地办完一项项入关手续之后，还没来得及感受一下东京成田国际机场的热闹，就随着不断对她微笑的日本老公上了停在机场外的一台大大的灰色面包车。老公熟练地启动车子，打开车上的一个电视模样的东西，小小的屏幕上出现的是地图，老公不声不响地开着车，小小屏幕上的红点慢慢地移动，沿着固定的路线把她送到一个将属于她的陌生的地方。突然之间，王艳的心里涌出一阵莫名的辛酸，她望着高速公路对面飞驰过去的一辆一辆车子，流下了和这个男人登记后的初次泪水。
王艳的日本名字是渡边美艳。渡边家住在日本东北部的一个没有电车通过的乡下，很大的木头房子大概有百年以上的年头了，不是很大的院落里，堆满了各种农用机械，房子是依山的，有不曾修剪的树木和滴滴答答的溪流，还有永远关在笼子里的鸡和遍地跑的十几只猫。渡边家的人口并不多，公公每天就像是长在地里一般，婆婆也整日在山上的一块菜地里种菜除草，很少在家。一个年近５０，肥胖的女人倒是整天闲呆在家里，直到很久以后，王艳才知道，这个胖胖的女人是老公那离了婚的姐姐。
在公婆房子的对面，有一个需要上几步小台阶的阁楼，上面是三间薄薄的木板房，王艳的新房就被安置在那里。新房的破旧和零乱超过了王艳的想象，当老公殷勤地把旧旧的被褥铺在榻榻米上的时候，新娘子竟哭得肝肠寸断。
然而，日子还得一天天地过下去。
不久，王艳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在语言不通、百无聊赖的情况下，即使是她一日三餐地下厨，做她自己喜欢吃的菜肴，这个过去丰满的女人，体重竟在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减了两公斤。王艳在她昏倒两次后决定不再早起给这一家子人做饭。当她磕磕巴巴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的时候，最先发火的是那个在家闲呆的胖姑姐。“那可不行，谁家的媳妇不都是一天三顿地做饭，偏你特殊。”胖姑姐脸色难看地说。王艳虽不能完全听懂她的意思，但从她的表情里就猜到了，王艳当然不甘示弱，她尽量用日语说出她的愤怒：“你又不姓渡边了，哪有你说话的份，给公婆、给我老公做饭我心甘情愿，我就是看不上你在家什么都不干，好吃懒做。”话来话去的，两个人的声音越来越高，那个胖姑姐突然指着王艳的老公不知骂了些什么，王艳也指着她的鼻子大骂：“你给我从这个家滚出去。”话音未落，脸上就结结实实地挨了一记大耳刮子，王艳回头一看，是她的那个不爱说话看起来总是笑眯眯的老公下的手。这还了得，“我都怀孕了，你还敢跟我动手。”王艳一下就扑到她老公的身上连掐带咬起来，嘴里还夹着中文大骂，直到被公婆拉开，王艳才放声号啕大哭出来。
当天晚上，王艳就收拾出自己的大皮箱，甩掉婆婆拉着她的手臂，一步一步地走出这个家的大院。当时的天已经慢慢地黑了下来，一条柏油马路旁，相隔很远才有一个清白的路灯孤寂地闪亮着，两旁的稻田在夜色里变得有些怕人。王艳拖着大皮箱，一步一挪地向前走着，她想的是：走到车站，就能坐车上东京。在王艳的兜里，揣着她表姐给她的一个电话号码，那是在日本的收了渡边家３００多万日元的、能请到中国人做翻译的很有业绩的国际结婚介绍所的电话号码，表姐在王艳上飞机之前告诉她，万一有大事，就打电话找他们解决。在漆黑的夜里，王艳唯一的希望就是写在本子上的这一串陌生的电话号码。一阵翻江倒海的呕吐之后，王艳眼前一黑，不知不觉就昏倒在路旁，这是她怀孕以来的第三次晕厥。
当她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做掉这个孩子，我要离婚。
东京那家婚介所在渡边家和王艳的强烈要求下带着一个翻译来到这个小村子里，做他们最不愿意做却不得不做的调解工作。谁说家庭战争没有胜负，在三世单传的渡边家里，王艳拿肚子里怀着的孩子这张王牌，第一个回合就占据了上风。调解的结果是，渡边家每个月给王艳两万日元的零花钱，家务活可做可不做，等到小孩子生下来之后，王艳可以找工作上班。
小孩子很快就顺利地出生了，王艳决定在上班之前先把驾驶执照考到手，然后买辆新车。虽然她的日语说得还不是很好，但她不服气，像她家那个好吃懒做的胖姑姐都能开着车到处闲逛，她这么精灵的人还能考不下来吗。在小孩子满百天之后，王艳就报名到距村子不算很远的一个小镇上的一家“自动车驾驶学校”上学了，驾驶执照很快就被要强的王艳考了下来。下一步就是买车的交涉了，按她老公公的意思，买一辆黄牌的小型车就行了，也不过１００万日元以里的价格。王艳的老公和他的外表一样的老实和没有心计，家里钱的事都是由老父一手把持，每个月把工资都上交之后，只能领到不到３万日元的零花钱。好在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打“扒金库”——一种打珠的个人玩的赌博游戏，倒也足够。可是在给媳妇买车这样的大事上，这样的老公是一点发言权也没有的。一天晚饭后，当老公公说打算给王艳买一辆小型车的时候，王艳就冷着脸对自己总是笑眯眯的老公说：“要是买了那样的小型车，我就开你的大面包车，咱俩换车，反正我不要那样的小破车。”王艳越想越气，当晚在阁楼里就对着不言不语的老公大声吵：“嫁给你，你给我什么了，给你家生了个大儿子，还想怎么样，买辆喜欢的车还这么别别扭扭的，这样的日子还有什么过头，你是死人哪？自己媳妇的事，连个屁也不放，还像个男人吗？”话是说给楼下的公婆听的，王艳的老公公是渡边家的长男，也是在左邻右舍比较有威望很受人尊敬的人，可自从娶来了这个外国媳妇之后，家里就像是要反了天似的，三天两头总是吵架。眼见着这个漂亮的儿媳妇没几天的工夫气焰就超过了渡边家唯一的继承人渡边正一，老公公也只有叹气的份了。按理说，王艳的老公公从心眼儿里是反对儿子娶个外国媳妇的，可是没办法，因为他自己是近亲结婚，他们唯一的儿子小的时候上的是日本的养护学校，他类似于中国的弱智儿童，在前村后院的范围内，渡边正一想娶媳妇是难上加难的事，虽然他在外表上和正常人几乎没什么两样。没办法的办法就是走国际结婚这条路，这还是在渡边正一母亲的劝诱下，为了渡边家的香火能延续下去，老公公一狠心，才从银行里拿出了３００万日元，给儿子娶了这个如花似玉的媳妇。
在东京的那家国际结婚介绍所里，老公公陪着儿子左挑右选了十几个候选人。“菲律宾人可不行，一眼就能看出是外国人，怪叫人笑话的。”老公公宁可多花些钱也要找个中国媳妇，“看着跟咱们没什么区别才好。”老公公又说。儿子在那些美人照的面前简直挑花了眼，还是老公公给决定了三个候选人。父亲为儿子选的这些候选媳妇都是３０岁以上离过婚的女人，按老公公的想法，这样有前科的女人没有理由嫌弃他的家庭和他的儿子。渡边正一在老父千叮咛万嘱咐下随着婚介所的人动身去了中国。但事实上，无论你在相册里候选上的是谁，都会被眼前十几个花红柳绿的待选媳妇弄得魂不守舍，不能自己，渡边正一也是如此，他全然忘记老父的苦心，在中方介绍人的大力推荐下，对王艳一见钟情。
老父在抱怨儿子不听话的同时，也只能认可了这个事实，好在这个漂亮的媳妇，除了在家里吵架之外，还没有像传说中的外国媳妇那样，娶来没几天就突然之间逃得无影无踪了，而且还生下了渡边家的骨肉，凭这一点，老父也就能容忍这个不是很满意却也毫无办法的媳妇了。当老父在儿子嘴里得知，媳妇想要的不过是一台２００多万的普通乘用车时，也就痛痛快快地从银行里提出了现金。
那是一台墨蓝色的本田车，四人乘坐的普通轿车，王艳心满意足，不仅仅是一台新车的缘故，还有一种胜利的感觉，这对她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王艳最初上班的地方是在一个菜园子里，那里季节性很强，工作量也很大，同事大都是附近的欧巴桑。在那里做满了一个季节，王艳就在老公公的帮助下，进了一家小服装厂，在那里，王艳遇到了一个使她的命运和生活得以改变的日本人。
那是王艳来日本的第三个年头，小服装厂的老板约了几个好友，请王艳当向导，一同去中国旅行。以王艳当时的日语会话程度，很难胜任这个差事，而且，王艳回家的时间也只有２１天，还带着儿子。王艳不想把所有的时间都搭在他们身上，就事先拜托她的表姐，给他们找个翻译。表姐找来找去，就又找到了当年王艳报名的那家结婚介绍所。那个婚介的人不失时机地把那个日本小老板当成了他发展第二条国际婚姻路线的目标。遗憾的是，那个当时信誓旦旦的小老板，在享受完人家热情的款待之后，就把这件事给不了了之了，也恰好是他的不了了之，才给了王艳一个赚钱的机会。王艳是在国内那个婚介的人几次三番来电话之后，才认真地看了看她手里也有的那份关于国际结婚介绍的说明书，也就在那一时刻，王艳的生活有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转折。
王艳第一份国际婚姻介绍的成功，不能说不是仰仗着她老公公的帮助。那是离她家不远的一户农家，因为家境不好，还有一个老母瘫痪在家，娶媳妇这件事，对年近５０的儿子来说，是天方夜谭的事。王艳带着牙牙学语的小孩和胖胖的姑姐，几次三番地出入他家，以切身的情景和一大摞美女写真的册子，终于使那个老实厚道的老单身一点点地做起了娶媳妇的美梦。当人家把２８０万日元交到她手里的时候，王艳强烈地意识到，这件事无论如何也要做到底。
这样东家西家跑单帮的介绍，对日语还不是很好的王艳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差事。没多久，在国内那家婚介的指导下，王艳和当地一家婚姻介绍所有了联系，几次三番的讨价还价之后，王艳差不多就算是正式进入了国际结婚介绍的这个行当。
最初的那一年，王艳曾数十次往返于成田机场和大连机场之间，介绍成功了１１对陌生的男女一夜之间变为夫妇。那一年，王艳很有成就感，她把由自己亲手接过来的媳妇的照片，总汇成一个册子，逢人便炫耀她的业绩。显然，王艳把这个行当当成了一个非常得意的职业。然而，这样的钱并不是那么好赚的，虽然经她手嫁过来的媳妇还没有一个无声无息地就逃走的，但是有家庭矛盾的，生儿育女的，想找工作的，甚至闲得无聊想找人逛街的等等琐事，没有不烦到王艳这个中间人身上的。好在王艳天生也喜欢给别人出谋划策，倒也不觉得烦，何况，银行的户头上一笔又一笔不断拉长的数字，也使她感到这样的付出有所值。王艳那段日子的感觉真是如鱼得水一般，尤其是回到国内，那些想外嫁的女人们，总是背着人往她的兜里塞人民币，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她是很少说中国话的，她实在是喜欢被人当作外宾高看一眼的感觉。王艳很快就递交了加入日本国籍的申请，她在来来回回的穿梭中切切实实地感觉到了在国内作为一个日本人的炫耀和张扬，她不再是当年那个为了换取一个红皮户口本就献出自己处女之身的农村丫头了。当她第一次拿着日本护照回国时，就让人告诉那个曾经和她同居过又抛弃了她的男人：我现在已经是日本人了，那个什么破城市户口，白给我，我也不稀要了。说这话的时候，王艳显然就是那个叫渡边美艳的日本人。
然而国际婚姻这个行当虽然赚钱又快又多，但随之而来的麻烦事也不少。最让日方老板担心的就是以嫁人为跳板，或在机场就干脆接不到人，或在男方家住上没几天就莫名奇妙地消失了，这些都是目的性非常强的假结婚。那些女人大多数在日本早就有接洽的人，这样的假结婚连婚介都被蒙在鼓里，但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有这样目的性的女方，通常在国内的婚介所里，总是能花上大笔的钱，以便尽快买通外嫁之路。一般来说，在金钱的作用下，国内的婚介方大多都不计后果地给予关照，剩下的麻烦也就只好由日方来承担了。通常，这样的事发生因时间的长短由婚介所给予相应的补偿，如果是在机场连人影都没接到，当事人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免费再给男方介绍一个女性，二是赔偿全部款项。如果是在３个月之内跑掉的话，赔偿２／３的款项，如果住满一年逃掉的话，和婚介所就毫无关系了。所以，王艳总是对嫁过来的新娘们说：住满一年就能拿到三年的签证，那时候，想离婚还是想干别的什么，都方便了。王艳也不想找麻烦，虽然现在她在国内那边也能拿到分成，但和日方这边比较起来，还不是个长远之策。王艳在同事山本雪枝的事件上就得到了经验。
山本雪枝是个小个子的南方女人，自从她也进了这家婚介所之后，王艳的价码被迫一降再降，原因很简单，山本雪枝在国内那边，只要能介绍一个日本男人，就能得到５万人民币，所以，山本雪枝是不惜代价也要得到带人回国的机会，她赚的可是人民币。虽然山本雪枝在这家婚介的时间只有半年，成绩却有四十几对，但随着相继出现的逃跑事件，山本雪枝也就被解除了相互协作关系。尽管这样，山本雪枝在婚介里压下来的低价，却没能随之而去，王艳能赚到的钱也大大地打了折扣，加上一场“非典”的灾难，那家原本在当地很红火的婚介所，也把国际婚姻这一项转到了俄罗斯和菲律宾，王艳有很长一段时间就闲在家里。但王艳可不是个能闲得住的女人，很快她又找到了另一条赚钱的路子。
离婚再嫁，也是国际婚姻中一个固有的现象。王艳在不经意之间帮助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再嫁之后，发现这也是一个不费力就能赚到钱的好办法。王艳介绍过来的媳妇，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离婚的，叫酒井华子，中文名字叫张华，２６岁。如果说在酒井华子的离婚过程当中王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酒井华子在拿到３年签证之后不久的一天，给王艳打了电话，王艳在电话里听到酒井华子哭泣地说：“王姐，快来接我吧，我从他家跑出来了，我要和他离婚。”王艳在听着张华诉说着理不清的家庭争斗的琐事时，除了随声附和之外，还不断地暗示这个年轻的媳妇：你这样年轻漂亮，要再找一个条件好的，不成问题。在王艳的观念里，还是有“宁毁十座庙，不拆一幢婚”这样的一点点念头的。所以，她的暗示是小心翼翼的，但任谁都能在话里话外听出来希望。
张华的离婚手续是由婚介所出面给办理的，在这期间，张华的情绪有些反复。
“王姐，你说我不离了行不行，这样吓唬他家一次，可能就会好起来了呢。”张华有一天这样对王艳说。
“那可不行，我都跟婚介所的所长说了，拜托人家帮忙了，你这样出尔反尔的怎么能行呢。”王艳说这话的时候脸色有点难看。
没几天，王艳就带着张华去婚介所，在离婚书上签字，当张华看到离婚书上酒井的名字已经端端正正地签上的时候，突然之间放声大哭了起来。张华不过是一时冲动离家出走，要是这样的事情出现在同一国家的夫妇身上，大不了也就是媳妇生气回了娘家，过几天，老公去丈母娘家给媳妇一个台阶，把她接回来就是了，能因此闹到离婚的份上，对谁来说都不会是心甘情愿的，关键是，在这里没有一个说和的人。
张华的婚就这样离了。王艳又积极地帮着张华很快就再嫁了，她从中得到了４０万元的中介费。
像张华这样离婚后的媳妇，通常王艳要帮助她们租房子的，每当房主说需要一个日本人做担保人的时候，王艳就颇为骄傲地说：“我就是日本人，我就可以给她们作担保。”然而，事实上，在日本人眼里，即使她是拿着日本户籍，也永远是个外国人，没人能把她当作一个日本人，这和日语说得好不好没有关系，遗憾的是王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以为当她拿到日本户籍的时候，她就和左邻右舍的人一样了，但那只是在理论上、在法律上，在日本人眼里，“那个渡边家的中国媳妇”是她永远的标志。
大约有一年多没有机会回中国的王艳，在日本也照样从来自中国的媳妇们身上赚到了不小的一笔银子。
现在的王艳，不，应该说是渡边美艳，在远近的中国媳妇圈子里是小有名气的，谁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做国际结婚介绍的叫渡边美艳的中国人。“可别说人家是中国人，人家是日本人。”有的中国媳妇这样说。“她是中国人吗?芽我看她比日本人还日本人。”还有的中国媳妇这样说。王艳每介绍一个在日本离婚之后再嫁的中国媳妇，除了能得到婚介的一笔数目不小的回扣之外，还向女方收取１０万日元的中介费用。
王艳在做国际婚姻的同时还在一家不是很大的工厂里做着临时工作，生活很是充实。只是每日里忙着赚钱的她没有留心到，她５岁的儿子不仅性格内向，而且他的运动机能和普通正常的同龄小孩子比起来也低了许多。当然，这也不能怪她，在王艳所接受的教育里，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不然，一个做母亲的，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任自己孩子这样下去的，至少，幼儿时期的教育还是能有机会改变一下小孩子的。然而，这个机会，就这样被王艳的无知给忽略了。她只把这归咎于孩子像他的父亲，大了就会好起来的。但关于她老公渡边正一小时候的那段历史，王艳是永远不会有机会知道的。
渡边美艳现在最投入心思的一件事就是盖新房子，所有的手续都齐全了，就等着选一个良辰吉日动土，她的心里很是得意，在盖新房子的事上，王艳又以各种理由从老公公那里抠出了交上头期款的费用。
王艳现在差不多是没有理由不心满意足，她经常约上几个中国媳妇一起参加旅行团，去国外旅行，反正，老公的伙食有婆婆料理，儿子的接送有胖姑姐帮忙。“每次，我有事出门几天，都给他们点钱，哪能让人家白给看孩子呢。这点钱我还是付得起的。”渡边美艳说这话的口气颇有点财大气粗的感觉。
不管怎么说，王艳——渡边美艳还算是一个在日本过得很快活的中国媳妇。
王艳在一张表格上歪歪扭扭地填写了自己的自然条件之后，把一张自己最为满意的彩色照片认认真真地涂上胶水，结结实实地贴在表格上，心里暗暗地祷告：但愿老天有眼，让我能嫁到日本去，离开这个鬼地方，离开这些烦人的事吧。
王艳就这样在一个不大的国际婚姻介绍所里登了记。令王艳高兴的是，这家婚介所是王艳表姐的一个朋友开的。在表姐的帮助下，王艳很快就有了一个和日本人见面的机会。
王艳和那个比她大２０岁的日本人在见面后的第二天就登记结婚了。婚礼很排场，是在小城最大的一个宾馆里举行的。王艳穿着鲜红的旗袍和白色的婚纱，美丽动人，她几乎不能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身边这个说着她听不懂的语言的男人，虽说不上英俊，但也算是白白净净，尤其难得的是还有一个比自己１．６８米的身材还高出一点点的个头，这是王艳坚持要举办婚礼的一个重要原因。她就是要让那些曾经抛弃她的城里男人们看看，她再也不用低三下四地为了一个红皮的城市户口而降低标准委屈求全了。王艳看着宾馆天棚上的彩色吊灯，心里有一种报复了什么似的快感。旁边的日本新郎，拘谨地吃着自己面前的中国菜，神色很是紧张。
在婚礼完毕的第三天，新郎就返回日本了，王艳在婚介人的手里拿到了新郎留给她的１０万日元，这个数目让王艳激动得有点失控。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用多少年的辛苦也没能有这样的回报，王艳一时间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无比正确的。接下来的日子，王艳在婚介的帮助下开始办理各种和出国有关的手续。
那一年的冬天，是王艳有生以来最为得意的日子，她可以买自己最喜欢的衣服来穿，可以去饭店吃饭，还可以小心翼翼地问好了价，偶尔在桑拿浴池里找人给搓搓澡，这一切都是过去她想都不敢想的消费。在签证下来的那一天，王艳穿金戴银地回到了家。
王艳的父亲是个本分的农民，对自己唯一的女儿远嫁日本的举动，没有太多的意见，就像当年王艳坚持随小姐妹到城里打工一样，父亲只是盘坐在炕头上，一口一口地吸着老旱烟，然后在破旧的炕沿上敲着烟袋锅里还发红的烟灰，说：“反正是你自己决定的，好坏自己挺着吧。”王艳已经不习惯这个从小长大的地道的农屋里的生活，没过三天，就偷偷地给手里从来没有私房钱的母亲留下５００元人民币，上路了。
飞机从大连起飞，在王艳还没来得及细细地体会坐飞机的快乐的时候，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就已经飞完了。王艳跟着前来接她的老公，慢慢地办完一项项入关手续之后，还没来得及感受一下东京成田国际机场的热闹，就随着不断对她微笑的日本老公上了停在机场外的一台大大的灰色面包车。老公熟练地启动车子，打开车上的一个电视模样的东西，小小的屏幕上出现的是地图，老公不声不响地开着车，小小屏幕上的红点慢慢地移动，沿着固定的路线把她送到一个将属于她的陌生的地方。突然之间，王艳的心里涌出一阵莫名的辛酸，她望着高速公路对面飞驰过去的一辆一辆车子，流下了和这个男人登记后的初次泪水。
王艳的日本名字是渡边美艳。渡边家住在日本东北部的一个没有电车通过的乡下，很大的木头房子大概有百年以上的年头了，不是很大的院落里，堆满了各种农用机械，房子是依山的，有不曾修剪的树木和滴滴答答的溪流，还有永远关在笼子里的鸡和遍地跑的十几只猫。渡边家的人口并不多，公公每天就像是长在地里一般，婆婆也整日在山上的一块菜地里种菜除草，很少在家。一个年近５０，肥胖的女人倒是整天闲呆在家里，直到很久以后，王艳才知道，这个胖胖的女人是老公那离了婚的姐姐。
在公婆房子的对面，有一个需要上几步小台阶的阁楼，上面是三间薄薄的木板房，王艳的新房就被安置在那里。新房的破旧和零乱超过了王艳的想象，当老公殷勤地把旧旧的被褥铺在榻榻米上的时候，新娘子竟哭得肝肠寸断。
然而，日子还得一天天地过下去。
不久，王艳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在语言不通、百无聊赖的情况下，即使是她一日三餐地下厨，做她自己喜欢吃的菜肴，这个过去丰满的女人，体重竟在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减了两公斤。王艳在她昏倒两次后决定不再早起给这一家子人做饭。当她磕磕巴巴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的时候，最先发火的是那个在家闲呆的胖姑姐。“那可不行，谁家的媳妇不都是一天三顿地做饭，偏你特殊。”胖姑姐脸色难看地说。王艳虽不能完全听懂她的意思，但从她的表情里就猜到了，王艳当然不甘示弱，她尽量用日语说出她的愤怒：“你又不姓渡边了，哪有你说话的份，给公婆、给我老公做饭我心甘情愿，我就是看不上你在家什么都不干，好吃懒做。”话来话去的，两个人的声音越来越高，那个胖姑姐突然指着王艳的老公不知骂了些什么，王艳也指着她的鼻子大骂：“你给我从这个家滚出去。”话音未落，脸上就结结实实地挨了一记大耳刮子，王艳回头一看，是她的那个不爱说话看起来总是笑眯眯的老公下的手。这还了得，“我都怀孕了，你还敢跟我动手。”王艳一下就扑到她老公的身上连掐带咬起来，嘴里还夹着中文大骂，直到被公婆拉开，王艳才放声号啕大哭出来。
当天晚上，王艳就收拾出自己的大皮箱，甩掉婆婆拉着她的手臂，一步一步地走出这个家的大院。当时的天已经慢慢地黑了下来，一条柏油马路旁，相隔很远才有一个清白的路灯孤寂地闪亮着，两旁的稻田在夜色里变得有些怕人。王艳拖着大皮箱，一步一挪地向前走着，她想的是：走到车站，就能坐车上东京。在王艳的兜里，揣着她表姐给她的一个电话号码，那是在日本的收了渡边家３００多万日元的、能请到中国人做翻译的很有业绩的国际结婚介绍所的电话号码，表姐在王艳上飞机之前告诉她，万一有大事，就打电话找他们解决。在漆黑的夜里，王艳唯一的希望就是写在本子上的这一串陌生的电话号码。一阵翻江倒海的呕吐之后，王艳眼前一黑，不知不觉就昏倒在路旁，这是她怀孕以来的第三次晕厥。
当她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做掉这个孩子，我要离婚。
东京那家婚介所在渡边家和王艳的强烈要求下带着一个翻译来到这个小村子里，做他们最不愿意做却不得不做的调解工作。谁说家庭战争没有胜负，在三世单传的渡边家里，王艳拿肚子里怀着的孩子这张王牌，第一个回合就占据了上风。调解的结果是，渡边家每个月给王艳两万日元的零花钱，家务活可做可不做，等到小孩子生下来之后，王艳可以找工作上班。
小孩子很快就顺利地出生了，王艳决定在上班之前先把驾驶执照考到手，然后买辆新车。虽然她的日语说得还不是很好，但她不服气，像她家那个好吃懒做的胖姑姐都能开着车到处闲逛，她这么精灵的人还能考不下来吗。在小孩子满百天之后，王艳就报名到距村子不算很远的一个小镇上的一家“自动车驾驶学校”上学了，驾驶执照很快就被要强的王艳考了下来。下一步就是买车的交涉了，按她老公公的意思，买一辆黄牌的小型车就行了，也不过１００万日元以里的价格。王艳的老公和他的外表一样的老实和没有心计，家里钱的事都是由老父一手把持，每个月把工资都上交之后，只能领到不到３万日元的零花钱。好在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打“扒金库”——一种打珠的个人玩的赌博游戏，倒也足够。可是在给媳妇买车这样的大事上，这样的老公是一点发言权也没有的。一天晚饭后，当老公公说打算给王艳买一辆小型车的时候，王艳就冷着脸对自己总是笑眯眯的老公说：“要是买了那样的小型车，我就开你的大面包车，咱俩换车，反正我不要那样的小破车。”王艳越想越气，当晚在阁楼里就对着不言不语的老公大声吵：“嫁给你，你给我什么了，给你家生了个大儿子，还想怎么样，买辆喜欢的车还这么别别扭扭的，这样的日子还有什么过头，你是死人哪？自己媳妇的事，连个屁也不放，还像个男人吗？”话是说给楼下的公婆听的，王艳的老公公是渡边家的长男，也是在左邻右舍比较有威望很受人尊敬的人，可自从娶来了这个外国媳妇之后，家里就像是要反了天似的，三天两头总是吵架。眼见着这个漂亮的儿媳妇没几天的工夫气焰就超过了渡边家唯一的继承人渡边正一，老公公也只有叹气的份了。按理说，王艳的老公公从心眼儿里是反对儿子娶个外国媳妇的，可是没办法，因为他自己是近亲结婚，他们唯一的儿子小的时候上的是日本的养护学校，他类似于中国的弱智儿童，在前村后院的范围内，渡边正一想娶媳妇是难上加难的事，虽然他在外表上和正常人几乎没什么两样。没办法的办法就是走国际结婚这条路，这还是在渡边正一母亲的劝诱下，为了渡边家的香火能延续下去，老公公一狠心，才从银行里拿出了３００万日元，给儿子娶了这个如花似玉的媳妇。
在东京的那家国际结婚介绍所里，老公公陪着儿子左挑右选了十几个候选人。“菲律宾人可不行，一眼就能看出是外国人，怪叫人笑话的。”老公公宁可多花些钱也要找个中国媳妇，“看着跟咱们没什么区别才好。”老公公又说。儿子在那些美人照的面前简直挑花了眼，还是老公公给决定了三个候选人。父亲为儿子选的这些候选媳妇都是３０岁以上离过婚的女人，按老公公的想法，这样有前科的女人没有理由嫌弃他的家庭和他的儿子。渡边正一在老父千叮咛万嘱咐下随着婚介所的人动身去了中国。但事实上，无论你在相册里候选上的是谁，都会被眼前十几个花红柳绿的待选媳妇弄得魂不守舍，不能自己，渡边正一也是如此，他全然忘记老父的苦心，在中方介绍人的大力推荐下，对王艳一见钟情。
老父在抱怨儿子不听话的同时，也只能认可了这个事实，好在这个漂亮的媳妇，除了在家里吵架之外，还没有像传说中的外国媳妇那样，娶来没几天就突然之间逃得无影无踪了，而且还生下了渡边家的骨肉，凭这一点，老父也就能容忍这个不是很满意却也毫无办法的媳妇了。当老父在儿子嘴里得知，媳妇想要的不过是一台２００多万的普通乘用车时，也就痛痛快快地从银行里提出了现金。
那是一台墨蓝色的本田车，四人乘坐的普通轿车，王艳心满意足，不仅仅是一台新车的缘故，还有一种胜利的感觉，这对她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王艳最初上班的地方是在一个菜园子里，那里季节性很强，工作量也很大，同事大都是附近的欧巴桑。在那里做满了一个季节，王艳就在老公公的帮助下，进了一家小服装厂，在那里，王艳遇到了一个使她的命运和生活得以改变的日本人。
那是王艳来日本的第三个年头，小服装厂的老板约了几个好友，请王艳当向导，一同去中国旅行。以王艳当时的日语会话程度，很难胜任这个差事，而且，王艳回家的时间也只有２１天，还带着儿子。王艳不想把所有的时间都搭在他们身上，就事先拜托她的表姐，给他们找个翻译。表姐找来找去，就又找到了当年王艳报名的那家结婚介绍所。那个婚介的人不失时机地把那个日本小老板当成了他发展第二条国际婚姻路线的目标。遗憾的是，那个当时信誓旦旦的小老板，在享受完人家热情的款待之后，就把这件事给不了了之了，也恰好是他的不了了之，才给了王艳一个赚钱的机会。王艳是在国内那个婚介的人几次三番来电话之后，才认真地看了看她手里也有的那份关于国际结婚介绍的说明书，也就在那一时刻，王艳的生活有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转折。
王艳第一份国际婚姻介绍的成功，不能说不是仰仗着她老公公的帮助。那是离她家不远的一户农家，因为家境不好，还有一个老母瘫痪在家，娶媳妇这件事，对年近５０的儿子来说，是天方夜谭的事。王艳带着牙牙学语的小孩和胖胖的姑姐，几次三番地出入他家，以切身的情景和一大摞美女写真的册子，终于使那个老实厚道的老单身一点点地做起了娶媳妇的美梦。当人家把２８０万日元交到她手里的时候，王艳强烈地意识到，这件事无论如何也要做到底。
这样东家西家跑单帮的介绍，对日语还不是很好的王艳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差事。没多久，在国内那家婚介的指导下，王艳和当地一家婚姻介绍所有了联系，几次三番的讨价还价之后，王艳差不多就算是正式进入了国际结婚介绍的这个行当。
最初的那一年，王艳曾数十次往返于成田机场和大连机场之间，介绍成功了１１对陌生的男女一夜之间变为夫妇。那一年，王艳很有成就感，她把由自己亲手接过来的媳妇的照片，总汇成一个册子，逢人便炫耀她的业绩。显然，王艳把这个行当当成了一个非常得意的职业。然而，这样的钱并不是那么好赚的，虽然经她手嫁过来的媳妇还没有一个无声无息地就逃走的，但是有家庭矛盾的，生儿育女的，想找工作的，甚至闲得无聊想找人逛街的等等琐事，没有不烦到王艳这个中间人身上的。好在王艳天生也喜欢给别人出谋划策，倒也不觉得烦，何况，银行的户头上一笔又一笔不断拉长的数字，也使她感到这样的付出有所值。王艳那段日子的感觉真是如鱼得水一般，尤其是回到国内，那些想外嫁的女人们，总是背着人往她的兜里塞人民币，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她是很少说中国话的，她实在是喜欢被人当作外宾高看一眼的感觉。王艳很快就递交了加入日本国籍的申请，她在来来回回的穿梭中切切实实地感觉到了在国内作为一个日本人的炫耀和张扬，她不再是当年那个为了换取一个红皮户口本就献出自己处女之身的农村丫头了。当她第一次拿着日本护照回国时，就让人告诉那个曾经和她同居过又抛弃了她的男人：我现在已经是日本人了，那个什么破城市户口，白给我，我也不稀要了。说这话的时候，王艳显然就是那个叫渡边美艳的日本人。
然而国际婚姻这个行当虽然赚钱又快又多，但随之而来的麻烦事也不少。最让日方老板担心的就是以嫁人为跳板，或在机场就干脆接不到人，或在男方家住上没几天就莫名奇妙地消失了，这些都是目的性非常强的假结婚。那些女人大多数在日本早就有接洽的人，这样的假结婚连婚介都被蒙在鼓里，但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有这样目的性的女方，通常在国内的婚介所里，总是能花上大笔的钱，以便尽快买通外嫁之路。一般来说，在金钱的作用下，国内的婚介方大多都不计后果地给予关照，剩下的麻烦也就只好由日方来承担了。通常，这样的事发生因时间的长短由婚介所给予相应的补偿，如果是在机场连人影都没接到，当事人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免费再给男方介绍一个女性，二是赔偿全部款项。如果是在３个月之内跑掉的话，赔偿２／３的款项，如果住满一年逃掉的话，和婚介所就毫无关系了。所以，王艳总是对嫁过来的新娘们说：住满一年就能拿到三年的签证，那时候，想离婚还是想干别的什么，都方便了。王艳也不想找麻烦，虽然现在她在国内那边也能拿到分成，但和日方这边比较起来，还不是个长远之策。王艳在同事山本雪枝的事件上就得到了经验。
山本雪枝是个小个子的南方女人，自从她也进了这家婚介所之后，王艳的价码被迫一降再降，原因很简单，山本雪枝在国内那边，只要能介绍一个日本男人，就能得到５万人民币，所以，山本雪枝是不惜代价也要得到带人回国的机会，她赚的可是人民币。虽然山本雪枝在这家婚介的时间只有半年，成绩却有四十几对，但随着相继出现的逃跑事件，山本雪枝也就被解除了相互协作关系。尽管这样，山本雪枝在婚介里压下来的低价，却没能随之而去，王艳能赚到的钱也大大地打了折扣，加上一场“非典”的灾难，那家原本在当地很红火的婚介所，也把国际婚姻这一项转到了俄罗斯和菲律宾，王艳有很长一段时间就闲在家里。但王艳可不是个能闲得住的女人，很快她又找到了另一条赚钱的路子。
离婚再嫁，也是国际婚姻中一个固有的现象。王艳在不经意之间帮助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再嫁之后，发现这也是一个不费力就能赚到钱的好办法。王艳介绍过来的媳妇，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离婚的，叫酒井华子，中文名字叫张华，２６岁。如果说在酒井华子的离婚过程当中王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酒井华子在拿到３年签证之后不久的一天，给王艳打了电话，王艳在电话里听到酒井华子哭泣地说：“王姐，快来接我吧，我从他家跑出来了，我要和他离婚。”王艳在听着张华诉说着理不清的家庭争斗的琐事时，除了随声附和之外，还不断地暗示这个年轻的媳妇：你这样年轻漂亮，要再找一个条件好的，不成问题。在王艳的观念里，还是有“宁毁十座庙，不拆一幢婚”这样的一点点念头的。所以，她的暗示是小心翼翼的，但任谁都能在话里话外听出来希望。
张华的离婚手续是由婚介所出面给办理的，在这期间，张华的情绪有些反复。
“王姐，你说我不离了行不行，这样吓唬他家一次，可能就会好起来了呢。”张华有一天这样对王艳说。
“那可不行，我都跟婚介所的所长说了，拜托人家帮忙了，你这样出尔反尔的怎么能行呢。”王艳说这话的时候脸色有点难看。
没几天，王艳就带着张华去婚介所，在离婚书上签字，当张华看到离婚书上酒井的名字已经端端正正地签上的时候，突然之间放声大哭了起来。张华不过是一时冲动离家出走，要是这样的事情出现在同一国家的夫妇身上，大不了也就是媳妇生气回了娘家，过几天，老公去丈母娘家给媳妇一个台阶，把她接回来就是了，能因此闹到离婚的份上，对谁来说都不会是心甘情愿的，关键是，在这里没有一个说和的人。
张华的婚就这样离了。王艳又积极地帮着张华很快就再嫁了，她从中得到了４０万元的中介费。
像张华这样离婚后的媳妇，通常王艳要帮助她们租房子的，每当房主说需要一个日本人做担保人的时候，王艳就颇为骄傲地说：“我就是日本人，我就可以给她们作担保。”然而，事实上，在日本人眼里，即使她是拿着日本户籍，也永远是个外国人，没人能把她当作一个日本人，这和日语说得好不好没有关系，遗憾的是王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以为当她拿到日本户籍的时候，她就和左邻右舍的人一样了，但那只是在理论上、在法律上，在日本人眼里，“那个渡边家的中国媳妇”是她永远的标志。
大约有一年多没有机会回中国的王艳，在日本也照样从来自中国的媳妇们身上赚到了不小的一笔银子。
现在的王艳，不，应该说是渡边美艳，在远近的中国媳妇圈子里是小有名气的，谁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做国际结婚介绍的叫渡边美艳的中国人。“可别说人家是中国人，人家是日本人。”有的中国媳妇这样说。“她是中国人吗?芽我看她比日本人还日本人。”还有的中国媳妇这样说。王艳每介绍一个在日本离婚之后再嫁的中国媳妇，除了能得到婚介的一笔数目不小的回扣之外，还向女方收取１０万日元的中介费用。
王艳在做国际婚姻的同时还在一家不是很大的工厂里做着临时工作，生活很是充实。只是每日里忙着赚钱的她没有留心到，她５岁的儿子不仅性格内向，而且他的运动机能和普通正常的同龄小孩子比起来也低了许多。当然，这也不能怪她，在王艳所接受的教育里，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不然，一个做母亲的，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任自己孩子这样下去的，至少，幼儿时期的教育还是能有机会改变一下小孩子的。然而，这个机会，就这样被王艳的无知给忽略了。她只把这归咎于孩子像他的父亲，大了就会好起来的。但关于她老公渡边正一小时候的那段历史，王艳是永远不会有机会知道的。
渡边美艳现在最投入心思的一件事就是盖新房子，所有的手续都齐全了，就等着选一个良辰吉日动土，她的心里很是得意，在盖新房子的事上，王艳又以各种理由从老公公那里抠出了交上头期款的费用。
王艳现在差不多是没有理由不心满意足，她经常约上几个中国媳妇一起参加旅行团，去国外旅行，反正，老公的伙食有婆婆料理，儿子的接送有胖姑姐帮忙。“每次，我有事出门几天，都给他们点钱，哪能让人家白给看孩子呢。这点钱我还是付得起的。”渡边美艳说这话的口气颇有点财大气粗的感觉。
不管怎么说，王艳——渡边美艳还算是一个在日本过得很快活的中国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