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在中美贸易战硝烟弥漫之际，德国媒体聚焦的则是中国总理李克强对德国的访问。在此访期间，中德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双方农业、教育、青年、卫生、化工、通信、汽车、自动驾驶等领域20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据统计，2017年中德贸易额达到1866亿欧元，中国连续第二年超越美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观察家们一方面对中德之间还在继续升温的全面经济合作信心满满，另一方面也难免习惯性地充满“政治联想”，把当前中德关系升温解读为“拜中美贸易战所赐”。笔者无意对中美德三角关系置喙，现从中德之间可能前景光明、但少有人关注的中德非三方合作视角谈一点看法。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西方国家与中国在对非事务上开展三边合作，并不是大家一般认为的只是近一二十年的现象。中非关系研究领域的元老级别专家、美国学者于子桥教授很久以前就在其作品中介绍过，上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捐助十国”曾为坦赞铁路设计了1.5亿美元的一揽子复兴援款，其中17辆新机车的内燃机正是由德国生产的。于教授认为，中国对此采取了“相对开放的国际合作模式”，允许自己的铁路专家组与来自这些西方捐助国的专家们一起为坦赞铁路工作。笔者调研发现，大量的档案文献以及对当事人的访谈印证了这一点。很多中国老专家们在访谈中都谈到了第一次跟“金发碧眼的欧美专家”一起工作的新奇，继而又感到有些沮丧失落（因为欧美技术先进，而且欧美专家更易跟非洲当地同事沟通），到最后一边向欧美专家学习、一边找回自信的心路历程。在当时中国相对封闭的情况下，这些专家们走出国门、在非洲大地上邂逅德國文化并朝夕相处、亲身体验和学习他们的产品和技术，不仅对坦赞铁路的复兴，而且对于正在齐心协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中国也颇有意义。

　　在中国国内，中德专家学者、技术人员之间的合作也较早展开，比如1985年浙江科技学院就开始了中德合作办学。直到今天，中德合作渊源还体现在职业技术培训、绿色能源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中德双边合作一路走来，虽然德国还保留着技术上的比较优势，但是中国技术也在阔步前进，而且相对于长期作为“师傅”的德国，更具有与更广泛的南方国家合作的优势，因为很多正在经历经济转型或工业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发现经历了同样问题的中国能够为其提供更为匹配的实用知识和技能。比如，曾长期接受德国职业技术培训的老挝，最近深受技术更新问题的困扰，认为应该直接寻求中国的帮助，因为中国此前也经历了类似烦恼。不久前，中德老三边发展合作中心老挝职教师资培训便在山东平度市举行。据了解，平度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与德国合作近30年。2017年，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长米勒在平度市考察时提出，中国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榜样作用，中国完全可以将在这个过程中所掌握的经验和知识传播到亚洲邻国，这也是中德两国共同的希望。此后，中德双方教育、外事等部门积极协调沟通，做了大量工作，最终促成了本次培训班的顺利开班。显然，“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句俗语，放在当今中德技术合作范畴里已不适用了。

德国反过来“拜师学艺”

　　类似的，中国和德国可以携手与非洲进行更为广泛的三方合作。去年5月在北京揭牌的中德可持续发展中心正是瞄准这样的合作，目前该中心如何运作、选择哪些项目，还在进一步探索中。中国被普遍认为在非洲经验更加丰富，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领域。德国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进而成为更加积极主动推进中德非三方合作的力量。一战后，德国被迫撤出非洲，其坦桑尼亚、喀麦隆、多哥、纳米比亚等殖民地由当时的国联转交给其他国家代管。二战结束后，西德、东德分别在美国和苏联的阵营里对非洲大陆展开外交攻势。冷战结束后，德国对非政策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调整，一方面和其他西方国家一起向非洲提供“民主”“人权”等条件下的援助，另一方面极力减少非洲人对于殖民统治记忆的负面认知，这使得德国的整体对非外交比较低调。有意思的是，根据德国智库的调查，近些年来北非地区民众远比撒哈拉以南非洲民众对德国的认知更加积极，但是德国政府的对外援助主要还是投放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德国对非政策由此遭到了国内舆论的质疑。2014年后大量难民/移民涌入欧洲特别是德国，德国政府不得不重新重视非洲、设计对非合作的目标和合作机制。而此时恰逢中非合作进行得热火朝天之际，因此德国颇有点反过来“拜师学艺”的心态。笔者的很多德国同事评价说，中德政府在对非认知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过，不管是德国在几年前抛出的“马歇尔非洲计划”，还是去年在二十国集团汉堡峰会上宣布的“非洲契约”倡议，无不显示出中国所倡导的“发展先行”理念。而且德国领导人也欣慰地看到，非洲领导人纷纷为德国的非洲新举措“点赞”。比如，非洲开发银行行长阿德西纳认为，（这些举措）能够促进非洲工业化发展，为更多非洲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提高非洲的整体竞争力。在德国看来，有竞争力的、解决了发展问题的非洲大陆才能留住人，欧洲的难民/移民问题才可能得到有效缓解。
　　对于中国而言，就像很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在对非事务上进行三方合作并不是迫在眉睫的选项，中国甚至在很长时间里对此将信将疑——毕竟不能让非洲朋友觉得中国与美欧国家联手在背后“算计”非洲。因此，直到2006年前后，中国对于西方国家频频抛出的三方合作建议还都比较消极和被动。但是，经过近十年的摸索、研究和总结，2015年中国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发表了第二个《对非政策白皮书》，正式公布了中国在对非事务上进行三方合作的三个原则，即“非洲提出、非洲同意、非洲主导”。有学者认为，中国已经意识到应该向非洲的传统援助国学习如何改善援助，而且开放的、不排他性质的国际合作也有利于中国塑造更加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黄金搭档”，实现三赢

　　那么，非洲如何看待三方合作呢？中国此前的顾忌并非没有道理。近些年来，在获得与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平等合作的机会后，非洲国家终于可以对美欧国家传统的大家长制式合作方式说“不”，或者至少可以有替代的选择。不过，随着形势的变化，如今非洲人也不再简单地从负面认知三方合作了。比如，南非著名智库全球对话研究所执行主任宗迪博士认为，尽管三方合作给非洲造成了外交上的风险，但是如果非洲积极地参与三方合作，可以有机会用更加平等、双赢的合作方式来教育传统援助者;也就是说，三方合作为非洲带来了改变传统南北关系的机会，但关键是非洲要有能力按照本国环境和利益，让外来合作伙伴按照自己的节奏起舞。有德国学者认同这一主张，认为非洲国家当前正面临各种合作伙伴求合作的局面，应该建立自己主导的多边机制，用同一个标准和原则与所有国际伙伴打交道，而不是把自己的精力分散得七零八落，疲于应付。
　　既然三方都积极评价并有意愿进行三方合作，中德之间也不存在中美之间那样的结构性“互疑”关系，那么当前影响中德对非合作进展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德国与中国在对非需求上还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双方对非合作的动力和目标不一致。未来，双方必须在真正意识到取长补短的互补性共识基础上，寻找合作项目突破口，逐渐建设机制化的三方合作平台。具体而言，德国政府出于难民/移民压境的压力，积极调整对非合作举措。在德国政府的促进下，德国企业界也越来越看好非洲市场。比如，最早与中国在汽车制造领域合作的德国大众近期完成了在加纳和尼日利亚建立组装厂的目标，不久之后还会在埃塞俄比亚建立新厂。德国的“非洲契约”倡议的确是一种促进机制，比如为前往非洲投资的私营部门设计贷款线等，但是该倡议用了很多篇幅讨论如何帮助非洲增强制度规范、标准化等。其中一些条款恐怕多少会触及中国的不干涉内政原则，这也可能是中国对在该倡议下与德国讨论合作比较谨慎的原因。不过，换个视角看，提高非洲的制度规范和标准化其实就是改善市场环境，就像其他国家在对外合作中也不断开放市场、改善营商环境一样。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中国各种企业甚至个体小商户开始大规模自发地涌入非洲，给中非合作注入了极大的活力。但是，中国人大规模进入相对低端的非洲市场，不可避免会造成与当地劳动力竞争工作机會的事实。对于中国政府而言，一方面要帮助中资企业“走出去”，并尽快实现转型升级，而不是继续与非洲劳动力在低端领域竞争;另一方面要有相应的制度和规范来管理这样大规模释放的经济合作行为。这也意味着，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开放的心态和谦虚的学习品质，努力与像德国这样有意愿进行三方合作的伙伴建立更具包容性的三方合作机制，互相交流经验、共同创新方式方法，从而释放非洲的经济潜力，实现三赢目的。
　　李克强总理在第九届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上说，中德这对创新合作的“黄金搭档”，应该通过三方合作发挥中德各自优势、实现多赢共赢。比如，在埃塞俄比亚，当前最大的发展瓶颈之一就是电力短缺问题。目前，中国正与埃塞俄比亚在复兴大坝项目上展开合作。但是，类似的大型水电项目主要聚焦大城市的需求，广大的乡村地区需要的则是小型、分散的电网，对此非洲联盟、非洲开发银行等致力于解决非洲基础设施难题的机构也有共识。非洲国家这种特殊的实情，不仅要求中国企业要积极争取获得大型电网合作机会，还要有创新性地利用小型廉价设施助力非洲国家解决乡村电力问题，比如太阳能光板等。而最新的研究显示，德国公司已经在研究将这类小型清洁能源的离网设备带到非洲国家去，其中就包括埃塞俄比亚。显然，未来中德确实会在交流对非合作经验、共同创新绿色经济等方面都获益。
　　（作者为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