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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复杂的新格局下提出的战略构想，对蒙古国的文化研究是构筑“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目前学界对蒙古国文化研究多着重于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方面，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不足。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形象标签，蒙古国文化有其自身显著的特点草原文化深厚却又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这种特点也从侧面反映出本国外交态度、经济发展方向和政治立场。因此，学界应将“一带一路”的提出作为认识蒙古国文化的新起点，重视对蒙古国文化的研究。
[关键词]蒙古国文化；“一带一路”；草原文化；国别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0-0005-05
蒙古国地广人稀，与中国山水相连，有着深远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创立蒙古汗国，其后人经过多年征战，由忽必烈创立“大元国”，所控制地区包含了大部分中国地区，1267年定都金中都城（今北前，推行汉化，蒙古文化与汉文化交融。满清时期，蒙古国隶属满族统治。1911年，在苏联支持下蒙古国宣布独立，为了割断蒙古国与中国的文化联系，苏联主导了蒙古国的文化改革，中蒙两国蒙古族传统文化出现差异。苏联解体之后，蒙古国与中国的关系开始缓和，中蒙两国交往日益密切。2005年，两国联合申报蒙古长调民歌进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11年，中蒙两国达成战略伙伴关系。虽然中蒙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但是直到今日，仍没有消除两国民众在文化认同上的差异。
2013年，习近平访问蒙古国、哈斯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了共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称为“一带一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研究周边国家文化，特别是作为“一带一路”中线上的蒙古国文化，有利于知己知彼，消除国际交往中的文化冲突，打造中国与其周边邻国文化包容的利益、命运、责任共同体，让文化交流成为中蒙经济合作、政治互信的重要支撑。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以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和已出版的研究著作为研究文本，梳理中国对蒙古国的文化研究观点，以期有所裨益。
一、中国对蒙古国文化研究动态
中国对蒙古国的研究多着重于政治、经济和外交三方面，相应的对蒙古国文化的研究较少。喀尔喀蒙古族约占蒙古国总人口的8096以上，所以蒙古国文化主要体现为蒙古国境内的蒙古族文化。目前，中国有很多对蒙古族的文化研究，但大多数将研究地域范围局限于中国境内，如《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2010）、《蒙古长调的演唱风格及特点》（2012）、《论赤峰蒙古族民俗文化》（2013）等。有的学者已从跨境民族视角去研究中蒙两国民族问题，如《试析内蒙古与蒙古国的跨界民族问题》（2013）、《中蒙跨境民族基础教育历史与现状研究》（2012）。专门以跨境的视角研究蒙古族文化的仍然不足，但也有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如《蒙古族的服饰文化特点》（2005）、《蒙古族长调：跨界文化形态申遗的典范》（2006）、《跨境民族的文化交流和身份认同》（2015）。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建构在“文献的想象”上，以蒙古国发表的新闻、著作为研究文本，缺乏对蒙古国的实地文化调查。有着蒙古国文化考察经历的著作多是以游记的方式呈现，如《苍茫蒙古国》（2002）、《走进蒙古国》（2007）等，这些生动介绍蒙古国文化的著作却缺少学术性。
中国与蒙古国有着密切历史联系和地缘关系，对蒙古国的研究也自然离不开中蒙两国的对比。这类文章或著作多以中蒙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主题涉及政治、教育、农业、经济等诸多方面，如《中蒙国际贸易依存度比较分析》（2007）、《中蒙经贸关系的研究》（2010）、《中蒙关系的现状与前景》（2013）、《中蒙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及其影响》（2013）、《21世纪初蒙中关系的研究》（2014）、《东亚秩序与中蒙关系》等，在这类论文中也提及研究蒙古国文化发展对促进中蒙两国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有学者从蒙古国文字的改革出发，强调蒙古国政治对文化的影响，如《蒙古传统文化与文字改革》（1999）、《蒙古国文字：一个文化传承与政治取向的问题》（2008）、《从文字改革看蒙古国外交战略的变化》（2012）、《试析文化安全战略框架下蒙古国回鹘式蒙古文的复兴》（2014）等。在中国以蒙古国文化为主题文章较少，仅有《鼻烟文化扎根蒙古国》（2006）、《那悠扬的蒙古族长调》（2009）、《从草原到城市——乌兰巴托》（2014）、《蒙古国传统文化——礼法型市场经济》（1999）、《蒙古国那达慕的起源与发展》（2012）等，其中很多是新闻性报道。这与中国对日韩、东南亚等相邻国家文化的研究成果相比，对蒙古国的文化研究成果就显得格外不足，并且也缺少专门性、整体性、学术性的以蒙古国文化为探讨主题的研究论文或著作。
从目前中国知网的搜索结果来看，研究蒙古国文化的学术论文多以硕、博论文居多。并且有很强的地域性，主要集中在与蒙古相邻的内蒙古自治区和吉林两地区，其中又以内蒙古大学和吉林大学两所高校为主阵地。虽然对蒙古国文化的研究在学者层面没有受到重视，但是中蒙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在国家层面被重视起来，这主要体现在一些纸质媒体的报道中，如《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掀开中蒙文化交流的新篇章》（2010）、《中国文化报》刊发文章《“中国文化风”金秋遍吹蒙古国》（2012）、《光明日报》刊发文章《中蒙文化交流日益频繁》（2014）、《内蒙古日报》刊发文章《推动中蒙文化交流走向国际合作层面》（2015）和《用文化架起中蒙友谊桥梁》（2015）等。这说明在新时期中蒙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对蒙古国文化学术研究的政治时机已经成熟，但是中国学界却没有将对蒙古国的研究注意力放在文化领域内。
二、对蒙古国文化本体的研究
在中国的研究著述中，多以见闻游记、新闻报道等勾勒出蒙古国文化特征：蒙古国的文化体现出传统和现代的交融。蒙古国传统文化就是草原文化，是蒙古国牧民为适应草原生存而形成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礼法习俗等。其中那达慕、长调、马头琴是蒙古国草原文化中牧民生活艺术的精彩体现。信仰喇嘛教和萨满教，以狼为图腾。这些文化因素又共同塑造出散居在草原上的蒙古人宽容、勇敢、深负民族感的性格。蒙古国又是一个注重礼仪的国家，哈达、敬酒、敬茶以及鼻烟文化构成了民族文化的传统象征。 蒙古国的民众信奉喇嘛教（藏传佛教）和萨满教，有着很深的文化传统。自蒙古国人民革命以来，民众信仰也出现了变化。图门其其格、斯林格认为，以此为起点到20世纪80年代末，蒙古国对宗教的态度发生变化，政教关系经历了由相互协作、利用到相互排斥、敌视的几个阶段。其中以政压教的关系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之后，蒙古国开始推行西方的民主体制，在包含文化意识在内的一系列改革过程中，旧有的意识和体制颠覆。在图门其其格、斯林格、黄莹等学者看来，正是因为旧有体制和意识的改变，使民众的信仰危机出现，借助佛教安慰心灵，恢复传统文化和复兴佛教的呼声出现。到目前，佛教已进入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信仰自由的恢复也给蒙古国的发展带来了好处。王洪涛、耿学刚和赵儒煜总结为：蒙古国佛教和萨满等传统宗教的恢复对于稳固民众国家意识、丰富人民精神生活、传承民族文化、建构独立民族国家、强化国民身份认同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同时在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赵儒煜也看到越来越多的蒙古国年轻人开始信奉非传统宗教——基督教的一些流派。
图腾崇拜是蒙古人信仰的另一面。蒙古国人将狼作为民族图腾，在蒙古族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韩英、徐东海认为：“以狼为图腾，崇拜苍狼是游牧民族的一个特点。”作家姜戎也坚信“狼是蒙古人的兽祖和图腾”，并认为蒙古国作家创作的《天狗》就是这一观点有力的佐证，蒙古人崇拜狼，忌讳将狼称为“狼”，而是唤作天狗。
那达慕、长调、马头琴不仅是中国蒙古族的重要文化遗产，也是蒙古国草原上重要的文化符号，它们是中蒙两国蒙古族文化共有的杰出代表，但是中国多以国内的那达慕、长调、马头琴作为研究对象，缺少从跨境民族的视角研究这些艺术的起源发展、特色和社会功能。蒙古国的那达慕是蒙古族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搏克、赛马、射箭等项目组成，蒙古国举行那达慕是国家强大的象征。苏叶、刘志民、包呼格吉乐图详细介绍了蒙古国那达慕的各项内容，并认为蒙古国那达慕每一个步骤都具有蒙古特色，保持了蒙古族那达慕传统的原汁原味。
盛丽在蒙古国的音乐调查中认为，长调是草原人特有的语言，能够反映出蒙古民族的历史文化、人文习俗等，蒙古国民歌长调有着重要的文化功能，“是流淌在蒙古人血脉里的音乐”。赵儒煜主编的《蒙古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草原之国》一书中也认为，长调是具有游牧文化和地域特征的独特演唱形式，与蒙古风俗有很大联系，歌词内容多以草原文化为主，如骏马、羊群、水草等。巴特尔在蒙古国的长调调查中了解到，“每当遇到各种仪式、庆典、婚宴、那达慕、建新蒙古包时，牧民们都会邀请当地有名望的民间歌手前来演唱，一唱就是几天几夜”。
蒙古草原文化包含着民族音乐文化，马头琴是蒙古民族音乐中另一个代表性符号。赵儒煜认为，马头琴不仅是蒙古族乐器，也是一种被敬仰和尊重的文化象征，它代表着安居乐业、吉祥如意，蒙古国人将其放在家中最重要位置。张劲盛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分析了中蒙两国马头琴文化交流的三个阶段，提出马头琴是中蒙两国跨境音乐文化形式，在文化中应实现共赢，但在当下，蒙古国马头琴文化对我国传统马头琴文化形成强烈渗透。
蒙古国有着独特的风俗礼仪。《蒙古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草原之国》总结了蒙古国敬献哈达、唱祝酒词、敬神、敬酒、敬茶等历史和习俗，并认为敬献哈达是蒙古人表达对长辈和贵宾的尊重，唱祝酒词、敬神、敬酒、敬茶的礼仪则体现出蒙古人粗狂的性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在蒙古牧区，还流传着一个古老的见面问候方式是互递鼻烟壶。郝利锋认为，鼻烟是蒙古国民众不可缺少的生活习惯，蒙古国形成了鼻烟文化，敬献鼻烟壶成为牧民交往的见面礼，蒙古人相信鼻烟壶可以防病祛疾，在使用鼻烟壶时，也有需要注意的礼节。不仅如此，在育群看来，“鼻烟壶不仅是在结识朋友、会见客人和节日里表示对客人的欢迎，它也是曾经闹过纠纷的人们言归于好的一种方式”。
蒙古国国民中流行着深深的祖先崇拜文化，这使成吉思汗成为蒙古国重要的文化形象。罗洁在蒙古国的游历中看到，从该国货币到雕塑、纪念品、邮票、宾馆、食品俯仰皆是成吉思汗的影子，蒙古最好的酒店和最大的广场都以成吉思汗命名。蒙古民族崇祖，强化与先辈的联系，已经渗透在蒙古人的日常生活中。傲登其木格认为，蒙古国的蒙古族以成吉思汗的子孙自称，有父子连名的习俗，这都是一种崇祖观念的体现。李梅认为，蒙古国人对炉灶有特殊的称谓，用以表达对祖先的尊敬，炉灶还代表着与祖先一脉相传的薪火关系，非常神圣。
当然，在蒙古国文化中，也有很多其他的习俗和禁忌，如爱讲吉祥语、进门先迈右脚、不能乱摸蒙古包中央的立柱、将黄色视为最尊贵的颜色，这些习俗和禁忌与中国境内的蒙古族文化基本相同，这也体现出中蒙两国蒙古族同根同源。
三、对蒙古国文化认同的研究
中蒙两国有一个相同的民族，他们所创造的文化是联系中蒙两国情感的重要纽带，更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政治、经济生态圈的重要基础。近几年，中国学界对蒙古国文化做过梳理和总结，但是与当下中蒙两国密切而频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频度来看，还不匹配。由于受历史和现实的影响，两国民众对他国和本国文化的认识更是没有跟上中蒙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形势，这既不利于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合作，也不利于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中蒙两国的蒙古族可以追溯共同的祖源，草原文化是他们共同的文化特征，由于受历史因素、外来文化、国家体制不同的影响，两国民众在文化认同上出现偏差。蒙古国文化一方面带有鲜明的传统色彩，另一方面又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体现出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文化融合的特征。罗洁认为，在很多中国民众意识里，仍有将蒙古国和中国境内蒙古族文化完全等同的错误认识，提到蒙古国就会联想到蒙古族骑马、穿蒙古袍、吃烤羊。孟松林认为，在城市（乌兰巴托）中，特别是年轻人，固有的传统观念早已荡然无存，继而是西化、洋化、经济意识，蒙古国内到处体现着对外来文化毫不修饰的直接使用的痕迹。艾力提·沙力也夫认为，现在的蒙古国是“亚洲最西化的国家”，吃西餐、穿西装、过西方节日成为多数蒙古国民的习惯。 图雅以蒙古国内的新闻报道为蓝本，阐释了中蒙两国境内蒙古族文化的差异性：中国境内的蒙古人具有内敛含蓄的东方文化特性，蒙古国境内的蒙古人则具有开放性的欧美文化特性。造成这种文化差异的原因有很多，多数学者将其归结为前苏联的主导。王珊认为，在历史上，蒙古国处于前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因此深受欧洲文化的影响，而我国的蒙古族则受汉文化的影响较多。李梅也认为，蒙古人包括蒙古学生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很大，思想比较开放，崇尚自由，性格外向。马立国从中蒙两国关系出发，提出“在苏联时期主导的蒙古国文化改造，以对抗中国，消除蒙古国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是现在中蒙文化差异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的观点。王刚则从中华民族和蒙古国对比的视角提出：“中蒙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中国是以‘天下主义’为主导的华夏文化，而蒙古国是以‘民族主义’为主导的草原文化。”
现在的蒙古国一方面接受着西方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采取措施力图保持传统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试图通过国家力量，寻找文化的安全感。蒙古国的文字改革正体现出国家政治对蒙古国文化的影响。郭艺华认为，蒙古国恢复传统蒙古文的措施与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密切相关，文字改革正是民主政治改革在文化方面的体现。齐心认为：“蒙古国的文字之争反映了其文化冲突和政治走向，而且在政治与文化上有着深刻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图门其其格从转型期蒙古国内的民族主义角度出发，认为蒙古国为了从文化和心理上划清与两邻国的界线，谋求国家安全的角度，注重民族文化的重塑和宣传，其策略有制定保护文化的法律、重修蒙古国的历史、恢复使用传统蒙古字、恢复传统习俗、突出对成吉思汗的研究和宣传。
由于历史因素（苏联主导的蒙古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出现断裂）和现实的政治因素（蒙古国从文化安全出发推行的文化改革），已经使两国蒙古族人民在文化认同上出现偏差。吉晶、赵海成、阿拉腾奥其尔认为，蒙古人传统文化正在消逝的文化危机已经被认识到，寻找和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被重视起来。但是，现在的蒙古国过度看重形成文化侵蚀的外因，却忽视了文化全球化这一背景。王浩认为，全球化刺激了蒙古国文化保护意识，将保护传统文化提升到保护国家安全独立的层面，由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狭隘认识，对于蒙古民族历史的片面解读，导致了蒙古国的地方根源意识格外强烈，反而导致中蒙文化认同出现偏差。杨晓燕认为，蒙古国与中俄两国的位置决定了其在中俄关系中存在着天然不安全感，其将维持蒙古国文化的独立和安全作为文化发展战略重要核心，这一因素对近几年蒙古国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很多进入蒙古国进行文化研究的中国学者，对蒙古国民众文化认同上出现偏差有很深的体会。如达·布和朝鲁在他和蒙古国文化学者进入蒙古国调查时却发现，“在蒙古国大部分普通民众的感觉中，认为内蒙古没有长调歌”。王珊认为，蒙古国的语言英语和俄语借词多，中国境内蒙古族语言汉语借词多，这种差异使两国同族人之间深度交流出现困难。图雅认为，经过20世纪的变迁和蒙古国家建设过程，使得蒙古国人的蒙古人认同限定在本国领土内，对散居其他国家的蒙古族持一种排斥心理，尤其是中国境内的蒙古族。芝春认为：“近些年，对待蒙古传统文化的问题上，蒙古国各大媒体相继宣称‘蒙古包’、‘蒙古民族舞蹈’、‘蒙古史诗’以及《蒙古秘史》等都属于蒙古国的文化传统，这种完全忽视中国境内蒙古族的文化传统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影响中蒙两国进一步交流与合作。”
面对国家层面的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国内学者也对加强中蒙两国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做了研究。蒙古国文化是蒙古族文化，对蒙古族文化研究能脱离跨境民族研究视角，因为这对实现中蒙两国的文化认同起到重要作用。萨如拉认为：“文化上存在的内在的同一性、共源和共同性是维护共同民族情感的有力纽带，成为中蒙两国文化交流的内在关联和动力，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图腾崇拜仍然也是中蒙跨境民族在精神上维系文化认同的有力纽带。”多数学者肯定文化认同在两国交往的重要性，如韩澍乔认为：“内蒙古和蒙古国彼此认同的文化优势是内蒙古与蒙古国贸易合作优势。”王浩“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论述了中蒙两国应共同正视文化多样性，提出充分发挥文化认同的重要功能，并通过对其成功运用来消除隔阂，共同推动跨境民族间的文化建设，构建和谐的中蒙合作环境”。
四、结语
通过综合梳理可见，中国学者对蒙古文化的研究特点和不足可以总结如下：一是中国蒙古文化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和吉林两地，地域研究特点非常明显，多数学者也是蒙古族人；二是研究内容集中于中蒙文化的对比，并试图寻找消除文化冲突的途径；三是由于历史原因，中蒙学者交流少，缺少从跨境的视角研究蒙古族文化；四是目前学界对蒙古国的研究多着重于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方面，对蒙古国文化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有所不足，而“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使得研究蒙古国文化的重要性日渐凸显。
“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复杂的新格局下提出的战略构想，其目的是加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与互通，共同构建互助互赢的命运共同体。全方位了解他国文化，是建设“一带一路”的必要内容。作为有着密切历史联系和地缘关系的中蒙两国，在文化层面上存在着很多问题，国民之间文化层面不同，导致文化认同上的不足。因此，重新认识蒙古国文化，成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蒙古国文化；“一带一路”；草原文化；国别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0-0005-05
蒙古国地广人稀，与中国山水相连，有着深远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创立蒙古汗国，其后人经过多年征战，由忽必烈创立“大元国”，所控制地区包含了大部分中国地区，1267年定都金中都城（今北前，推行汉化，蒙古文化与汉文化交融。满清时期，蒙古国隶属满族统治。1911年，在苏联支持下蒙古国宣布独立，为了割断蒙古国与中国的文化联系，苏联主导了蒙古国的文化改革，中蒙两国蒙古族传统文化出现差异。苏联解体之后，蒙古国与中国的关系开始缓和，中蒙两国交往日益密切。2005年，两国联合申报蒙古长调民歌进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11年，中蒙两国达成战略伙伴关系。虽然中蒙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但是直到今日，仍没有消除两国民众在文化认同上的差异。
2013年，习近平访问蒙古国、哈斯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了共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称为“一带一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研究周边国家文化，特别是作为“一带一路”中线上的蒙古国文化，有利于知己知彼，消除国际交往中的文化冲突，打造中国与其周边邻国文化包容的利益、命运、责任共同体，让文化交流成为中蒙经济合作、政治互信的重要支撑。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以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和已出版的研究著作为研究文本，梳理中国对蒙古国的文化研究观点，以期有所裨益。
一、中国对蒙古国文化研究动态
中国对蒙古国的研究多着重于政治、经济和外交三方面，相应的对蒙古国文化的研究较少。喀尔喀蒙古族约占蒙古国总人口的8096以上，所以蒙古国文化主要体现为蒙古国境内的蒙古族文化。目前，中国有很多对蒙古族的文化研究，但大多数将研究地域范围局限于中国境内，如《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2010）、《蒙古长调的演唱风格及特点》（2012）、《论赤峰蒙古族民俗文化》（2013）等。有的学者已从跨境民族视角去研究中蒙两国民族问题，如《试析内蒙古与蒙古国的跨界民族问题》（2013）、《中蒙跨境民族基础教育历史与现状研究》（2012）。专门以跨境的视角研究蒙古族文化的仍然不足，但也有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如《蒙古族的服饰文化特点》（2005）、《蒙古族长调：跨界文化形态申遗的典范》（2006）、《跨境民族的文化交流和身份认同》（2015）。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建构在“文献的想象”上，以蒙古国发表的新闻、著作为研究文本，缺乏对蒙古国的实地文化调查。有着蒙古国文化考察经历的著作多是以游记的方式呈现，如《苍茫蒙古国》（2002）、《走进蒙古国》（2007）等，这些生动介绍蒙古国文化的著作却缺少学术性。
中国与蒙古国有着密切历史联系和地缘关系，对蒙古国的研究也自然离不开中蒙两国的对比。这类文章或著作多以中蒙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主题涉及政治、教育、农业、经济等诸多方面，如《中蒙国际贸易依存度比较分析》（2007）、《中蒙经贸关系的研究》（2010）、《中蒙关系的现状与前景》（2013）、《中蒙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及其影响》（2013）、《21世纪初蒙中关系的研究》（2014）、《东亚秩序与中蒙关系》等，在这类论文中也提及研究蒙古国文化发展对促进中蒙两国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有学者从蒙古国文字的改革出发，强调蒙古国政治对文化的影响，如《蒙古传统文化与文字改革》（1999）、《蒙古国文字：一个文化传承与政治取向的问题》（2008）、《从文字改革看蒙古国外交战略的变化》（2012）、《试析文化安全战略框架下蒙古国回鹘式蒙古文的复兴》（2014）等。在中国以蒙古国文化为主题文章较少，仅有《鼻烟文化扎根蒙古国》（2006）、《那悠扬的蒙古族长调》（2009）、《从草原到城市——乌兰巴托》（2014）、《蒙古国传统文化——礼法型市场经济》（1999）、《蒙古国那达慕的起源与发展》（2012）等，其中很多是新闻性报道。这与中国对日韩、东南亚等相邻国家文化的研究成果相比，对蒙古国的文化研究成果就显得格外不足，并且也缺少专门性、整体性、学术性的以蒙古国文化为探讨主题的研究论文或著作。
从目前中国知网的搜索结果来看，研究蒙古国文化的学术论文多以硕、博论文居多。并且有很强的地域性，主要集中在与蒙古相邻的内蒙古自治区和吉林两地区，其中又以内蒙古大学和吉林大学两所高校为主阵地。虽然对蒙古国文化的研究在学者层面没有受到重视，但是中蒙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在国家层面被重视起来，这主要体现在一些纸质媒体的报道中，如《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掀开中蒙文化交流的新篇章》（2010）、《中国文化报》刊发文章《“中国文化风”金秋遍吹蒙古国》（2012）、《光明日报》刊发文章《中蒙文化交流日益频繁》（2014）、《内蒙古日报》刊发文章《推动中蒙文化交流走向国际合作层面》（2015）和《用文化架起中蒙友谊桥梁》（2015）等。这说明在新时期中蒙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对蒙古国文化学术研究的政治时机已经成熟，但是中国学界却没有将对蒙古国的研究注意力放在文化领域内。
二、对蒙古国文化本体的研究
在中国的研究著述中，多以见闻游记、新闻报道等勾勒出蒙古国文化特征：蒙古国的文化体现出传统和现代的交融。蒙古国传统文化就是草原文化，是蒙古国牧民为适应草原生存而形成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礼法习俗等。其中那达慕、长调、马头琴是蒙古国草原文化中牧民生活艺术的精彩体现。信仰喇嘛教和萨满教，以狼为图腾。这些文化因素又共同塑造出散居在草原上的蒙古人宽容、勇敢、深负民族感的性格。蒙古国又是一个注重礼仪的国家，哈达、敬酒、敬茶以及鼻烟文化构成了民族文化的传统象征。 蒙古国的民众信奉喇嘛教（藏传佛教）和萨满教，有着很深的文化传统。自蒙古国人民革命以来，民众信仰也出现了变化。图门其其格、斯林格认为，以此为起点到20世纪80年代末，蒙古国对宗教的态度发生变化，政教关系经历了由相互协作、利用到相互排斥、敌视的几个阶段。其中以政压教的关系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之后，蒙古国开始推行西方的民主体制，在包含文化意识在内的一系列改革过程中，旧有的意识和体制颠覆。在图门其其格、斯林格、黄莹等学者看来，正是因为旧有体制和意识的改变，使民众的信仰危机出现，借助佛教安慰心灵，恢复传统文化和复兴佛教的呼声出现。到目前，佛教已进入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信仰自由的恢复也给蒙古国的发展带来了好处。王洪涛、耿学刚和赵儒煜总结为：蒙古国佛教和萨满等传统宗教的恢复对于稳固民众国家意识、丰富人民精神生活、传承民族文化、建构独立民族国家、强化国民身份认同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同时在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赵儒煜也看到越来越多的蒙古国年轻人开始信奉非传统宗教——基督教的一些流派。
图腾崇拜是蒙古人信仰的另一面。蒙古国人将狼作为民族图腾，在蒙古族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韩英、徐东海认为：“以狼为图腾，崇拜苍狼是游牧民族的一个特点。”作家姜戎也坚信“狼是蒙古人的兽祖和图腾”，并认为蒙古国作家创作的《天狗》就是这一观点有力的佐证，蒙古人崇拜狼，忌讳将狼称为“狼”，而是唤作天狗。
那达慕、长调、马头琴不仅是中国蒙古族的重要文化遗产，也是蒙古国草原上重要的文化符号，它们是中蒙两国蒙古族文化共有的杰出代表，但是中国多以国内的那达慕、长调、马头琴作为研究对象，缺少从跨境民族的视角研究这些艺术的起源发展、特色和社会功能。蒙古国的那达慕是蒙古族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搏克、赛马、射箭等项目组成，蒙古国举行那达慕是国家强大的象征。苏叶、刘志民、包呼格吉乐图详细介绍了蒙古国那达慕的各项内容，并认为蒙古国那达慕每一个步骤都具有蒙古特色，保持了蒙古族那达慕传统的原汁原味。
盛丽在蒙古国的音乐调查中认为，长调是草原人特有的语言，能够反映出蒙古民族的历史文化、人文习俗等，蒙古国民歌长调有着重要的文化功能，“是流淌在蒙古人血脉里的音乐”。赵儒煜主编的《蒙古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草原之国》一书中也认为，长调是具有游牧文化和地域特征的独特演唱形式，与蒙古风俗有很大联系，歌词内容多以草原文化为主，如骏马、羊群、水草等。巴特尔在蒙古国的长调调查中了解到，“每当遇到各种仪式、庆典、婚宴、那达慕、建新蒙古包时，牧民们都会邀请当地有名望的民间歌手前来演唱，一唱就是几天几夜”。
蒙古草原文化包含着民族音乐文化，马头琴是蒙古民族音乐中另一个代表性符号。赵儒煜认为，马头琴不仅是蒙古族乐器，也是一种被敬仰和尊重的文化象征，它代表着安居乐业、吉祥如意，蒙古国人将其放在家中最重要位置。张劲盛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分析了中蒙两国马头琴文化交流的三个阶段，提出马头琴是中蒙两国跨境音乐文化形式，在文化中应实现共赢，但在当下，蒙古国马头琴文化对我国传统马头琴文化形成强烈渗透。
蒙古国有着独特的风俗礼仪。《蒙古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草原之国》总结了蒙古国敬献哈达、唱祝酒词、敬神、敬酒、敬茶等历史和习俗，并认为敬献哈达是蒙古人表达对长辈和贵宾的尊重，唱祝酒词、敬神、敬酒、敬茶的礼仪则体现出蒙古人粗狂的性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在蒙古牧区，还流传着一个古老的见面问候方式是互递鼻烟壶。郝利锋认为，鼻烟是蒙古国民众不可缺少的生活习惯，蒙古国形成了鼻烟文化，敬献鼻烟壶成为牧民交往的见面礼，蒙古人相信鼻烟壶可以防病祛疾，在使用鼻烟壶时，也有需要注意的礼节。不仅如此，在育群看来，“鼻烟壶不仅是在结识朋友、会见客人和节日里表示对客人的欢迎，它也是曾经闹过纠纷的人们言归于好的一种方式”。
蒙古国国民中流行着深深的祖先崇拜文化，这使成吉思汗成为蒙古国重要的文化形象。罗洁在蒙古国的游历中看到，从该国货币到雕塑、纪念品、邮票、宾馆、食品俯仰皆是成吉思汗的影子，蒙古最好的酒店和最大的广场都以成吉思汗命名。蒙古民族崇祖，强化与先辈的联系，已经渗透在蒙古人的日常生活中。傲登其木格认为，蒙古国的蒙古族以成吉思汗的子孙自称，有父子连名的习俗，这都是一种崇祖观念的体现。李梅认为，蒙古国人对炉灶有特殊的称谓，用以表达对祖先的尊敬，炉灶还代表着与祖先一脉相传的薪火关系，非常神圣。
当然，在蒙古国文化中，也有很多其他的习俗和禁忌，如爱讲吉祥语、进门先迈右脚、不能乱摸蒙古包中央的立柱、将黄色视为最尊贵的颜色，这些习俗和禁忌与中国境内的蒙古族文化基本相同，这也体现出中蒙两国蒙古族同根同源。
三、对蒙古国文化认同的研究
中蒙两国有一个相同的民族，他们所创造的文化是联系中蒙两国情感的重要纽带，更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政治、经济生态圈的重要基础。近几年，中国学界对蒙古国文化做过梳理和总结，但是与当下中蒙两国密切而频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频度来看，还不匹配。由于受历史和现实的影响，两国民众对他国和本国文化的认识更是没有跟上中蒙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形势，这既不利于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合作，也不利于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中蒙两国的蒙古族可以追溯共同的祖源，草原文化是他们共同的文化特征，由于受历史因素、外来文化、国家体制不同的影响，两国民众在文化认同上出现偏差。蒙古国文化一方面带有鲜明的传统色彩，另一方面又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体现出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文化融合的特征。罗洁认为，在很多中国民众意识里，仍有将蒙古国和中国境内蒙古族文化完全等同的错误认识，提到蒙古国就会联想到蒙古族骑马、穿蒙古袍、吃烤羊。孟松林认为，在城市（乌兰巴托）中，特别是年轻人，固有的传统观念早已荡然无存，继而是西化、洋化、经济意识，蒙古国内到处体现着对外来文化毫不修饰的直接使用的痕迹。艾力提·沙力也夫认为，现在的蒙古国是“亚洲最西化的国家”，吃西餐、穿西装、过西方节日成为多数蒙古国民的习惯。 图雅以蒙古国内的新闻报道为蓝本，阐释了中蒙两国境内蒙古族文化的差异性：中国境内的蒙古人具有内敛含蓄的东方文化特性，蒙古国境内的蒙古人则具有开放性的欧美文化特性。造成这种文化差异的原因有很多，多数学者将其归结为前苏联的主导。王珊认为，在历史上，蒙古国处于前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因此深受欧洲文化的影响，而我国的蒙古族则受汉文化的影响较多。李梅也认为，蒙古人包括蒙古学生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很大，思想比较开放，崇尚自由，性格外向。马立国从中蒙两国关系出发，提出“在苏联时期主导的蒙古国文化改造，以对抗中国，消除蒙古国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是现在中蒙文化差异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的观点。王刚则从中华民族和蒙古国对比的视角提出：“中蒙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中国是以‘天下主义’为主导的华夏文化，而蒙古国是以‘民族主义’为主导的草原文化。”
现在的蒙古国一方面接受着西方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采取措施力图保持传统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试图通过国家力量，寻找文化的安全感。蒙古国的文字改革正体现出国家政治对蒙古国文化的影响。郭艺华认为，蒙古国恢复传统蒙古文的措施与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密切相关，文字改革正是民主政治改革在文化方面的体现。齐心认为：“蒙古国的文字之争反映了其文化冲突和政治走向，而且在政治与文化上有着深刻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图门其其格从转型期蒙古国内的民族主义角度出发，认为蒙古国为了从文化和心理上划清与两邻国的界线，谋求国家安全的角度，注重民族文化的重塑和宣传，其策略有制定保护文化的法律、重修蒙古国的历史、恢复使用传统蒙古字、恢复传统习俗、突出对成吉思汗的研究和宣传。
由于历史因素（苏联主导的蒙古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出现断裂）和现实的政治因素（蒙古国从文化安全出发推行的文化改革），已经使两国蒙古族人民在文化认同上出现偏差。吉晶、赵海成、阿拉腾奥其尔认为，蒙古人传统文化正在消逝的文化危机已经被认识到，寻找和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被重视起来。但是，现在的蒙古国过度看重形成文化侵蚀的外因，却忽视了文化全球化这一背景。王浩认为，全球化刺激了蒙古国文化保护意识，将保护传统文化提升到保护国家安全独立的层面，由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狭隘认识，对于蒙古民族历史的片面解读，导致了蒙古国的地方根源意识格外强烈，反而导致中蒙文化认同出现偏差。杨晓燕认为，蒙古国与中俄两国的位置决定了其在中俄关系中存在着天然不安全感，其将维持蒙古国文化的独立和安全作为文化发展战略重要核心，这一因素对近几年蒙古国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很多进入蒙古国进行文化研究的中国学者，对蒙古国民众文化认同上出现偏差有很深的体会。如达·布和朝鲁在他和蒙古国文化学者进入蒙古国调查时却发现，“在蒙古国大部分普通民众的感觉中，认为内蒙古没有长调歌”。王珊认为，蒙古国的语言英语和俄语借词多，中国境内蒙古族语言汉语借词多，这种差异使两国同族人之间深度交流出现困难。图雅认为，经过20世纪的变迁和蒙古国家建设过程，使得蒙古国人的蒙古人认同限定在本国领土内，对散居其他国家的蒙古族持一种排斥心理，尤其是中国境内的蒙古族。芝春认为：“近些年，对待蒙古传统文化的问题上，蒙古国各大媒体相继宣称‘蒙古包’、‘蒙古民族舞蹈’、‘蒙古史诗’以及《蒙古秘史》等都属于蒙古国的文化传统，这种完全忽视中国境内蒙古族的文化传统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影响中蒙两国进一步交流与合作。”
面对国家层面的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国内学者也对加强中蒙两国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做了研究。蒙古国文化是蒙古族文化，对蒙古族文化研究能脱离跨境民族研究视角，因为这对实现中蒙两国的文化认同起到重要作用。萨如拉认为：“文化上存在的内在的同一性、共源和共同性是维护共同民族情感的有力纽带，成为中蒙两国文化交流的内在关联和动力，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图腾崇拜仍然也是中蒙跨境民族在精神上维系文化认同的有力纽带。”多数学者肯定文化认同在两国交往的重要性，如韩澍乔认为：“内蒙古和蒙古国彼此认同的文化优势是内蒙古与蒙古国贸易合作优势。”王浩“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论述了中蒙两国应共同正视文化多样性，提出充分发挥文化认同的重要功能，并通过对其成功运用来消除隔阂，共同推动跨境民族间的文化建设，构建和谐的中蒙合作环境”。
四、结语
通过综合梳理可见，中国学者对蒙古文化的研究特点和不足可以总结如下：一是中国蒙古文化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和吉林两地，地域研究特点非常明显，多数学者也是蒙古族人；二是研究内容集中于中蒙文化的对比，并试图寻找消除文化冲突的途径；三是由于历史原因，中蒙学者交流少，缺少从跨境的视角研究蒙古族文化；四是目前学界对蒙古国的研究多着重于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方面，对蒙古国文化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有所不足，而“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使得研究蒙古国文化的重要性日渐凸显。
“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复杂的新格局下提出的战略构想，其目的是加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与互通，共同构建互助互赢的命运共同体。全方位了解他国文化，是建设“一带一路”的必要内容。作为有着密切历史联系和地缘关系的中蒙两国，在文化层面上存在着很多问题，国民之间文化层面不同，导致文化认同上的不足。因此，重新认识蒙古国文化，成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