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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联共(布)对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挥过许多重要作用。中国革命因其复杂性和重要性，更是共产国际、联共(布)指导和大力援助的重点。在中国大革命失败之际发动的南昌起义不免受其影响。关于南昌起义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关系问题，有的专题论文主要集中在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南昌起义发动的阻挠、对南昌起义中所成立政权及政策制定的影响方面。对于南昌起义中共产国际、联共(布)对起义部队进行援助这一史实涉及不多。本文就这一问题略陈管见，藉此抛砖引玉。
一、起义前共产国际代表对南昌起义援助的提出与态度转变
1927年7月下旬，李立三、邓中夏等在九江谈话会上首次提出于南昌举行暴动。当这一决定向武汉中共中央汇报后，7月24日，中央常委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开会时表示完全同意在九江同志的意见。会议决定周恩来迅即赶往南昌，组织一个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这一点在南昌起义参与者后来的回忆录中可以确认。1927年10月15日，张太雷在南方局省委联席会议上所作报告中清楚地指明：“当时秋白把南昌的决议由浔带到汉口……(中央)故赞成南昌的决定，并派恩来去主持，同时国际亦决定要干，内容详细我虽不知，但决定要干我是知道的。”1927年11月8日，张国焘在给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中也指出：“当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之间，中央常委得悉将在南昌一带发动暴动时候，中央常委及国际代表都表示赞成。同时开始了具体的准备。准备事件如下：一、经费的筹措；二、许多同志及俄顾问陆续派往九江：三、实际赞助国民党左派在九江的会议和结合。”俄军事顾问还对起义进行了具体指导。加伦将军对南昌起义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是：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出海口，获得国际援助。”
由此可见，最初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是赞成在南昌举行起义决定的。若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和支持，中共不可能开始着手准备起义。因为他们认为，获得共产国际的援助是起义胜利的关键。南昌起义领导人周恩来在起义决策前主要考虑如何获得莫斯科的援助。“他估计南昌为四战之地，不易立足，主张移师广东东江。以广东东江为根据地是周恩来提议中的要点，这一点是他始终坚持的。他曾在潮汕一带工作过，对那里情况较为熟悉。他认为那里敌军军力较少，海陆丰一带农运又很得力，而且有汕头这个海口，可以与苏俄联络。他要求中央，从速确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一些重要策略，特别是获致友军和国民党左派合作的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要求共产国际、联共(布)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资的接济等等。所有这些，似都是争取胜利的必要条件，在周恩来看来，尤以莫斯科的接济最为重要。”
可是当共产国际代表将准备发动南昌起义的计划电告莫斯科后，其态度却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源于7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发动南昌起义计划的复电：
“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最高领导机关。”
7月26日下午中央常委和共产国际代表再次开会。这时共产国际代表对南昌起义的态度发生转变。罗米纳兹就电文作了更清楚的说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意思是倘若这暴动没有成功的把握，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军中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派到农民中去工作。如果中国的同志坚持要发起南昌暴动的话，共产国际、联共(布)派来的加伦将军和其他军事顾问是不允许参加的。另外，莫斯科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
电文采用了一种外交式委婉的措辞，说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南昌起义能否成功是有保留的。但就其不允许俄军事顾问参加起义这点来看，无疑是暗示不赞成南昌起义。因为中共当时并无单独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离开了俄军事顾问的指导，起义成功的把握明显不大。
张国焘后来道出了共产国际、联共(布)来电的实质：“显然欲置身事外，不仅要俄人勿卷入反对国民党的漩涡，而且不肯暗中在经济上有任何支援，是要使南昌暴动陷入绝境，何况莫斯科还有阻止南昌起义的电令，将来南昌暴动失败了，我们还要负担违令蛮干的罪名。”@虽然张国焘有借共产国际、联共(布)为自己阻止南昌起义开脱之嫌，但是他所说的不无道理。
共产国际、联共(布)出于何因对南昌暴动持不确定态度暂且不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中共希望得到苏俄军事顾问的帮助和共产国际、联共(布)的经费支持是没有指望了。
二、南下途中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南昌起义援助的再次提出
虽然起义前一刻，张国焘奉命赶往南昌，把联共(布)对南昌起义的复电内容及共产国际代表的态度予以传达过了。但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却认为张国焘是假传圣旨，对张发奎存有幻想，企图阻挠南昌起义的举行。1927年10月15日，张太雷在南方局省委联席会议上所作报告中讲道：“后中央又派国焘去，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不只张太雷这样认为，当时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等也都反对张国焘的意见。叶挺曾回忆道：“(张国焘)赶来南昌，即开党团会议。张国焘同志谓，国际代表的意见，谓我们的军事若无十分把握，便可将我们的同志退出军队，去组织工农群众。周恩来同志听着大怒，谓‘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罢’。谭平山同志大骂‘混蛋’。”张国焘本人后来回忆道：“我虽然一直表明并不根本反对暴动，现在又明白表示支持，但我的同志们仍然不完全谅解我。”
基于上述原因，南昌起义领导成员们仍对争取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援助抱有幻想，并积极去争取。
部队在到达汀州后(9月上旬)，周恩来立即向中央写信联络共产国际、联共(布)外援一事。信中写道：
“1，我军如已取得潮汕，望即由上海派一得力人来接头。
2 革会至汕头后，当以国民政府名义办事，外交缺人，请派太雷前来主持。
3 子弹及机关枪缺乏，请电知国际能于外埠装好货物，一俟汕头攻下，在十日内即能运至汕头方好。
4 兵员之补充，需大量招募费，请向国际商借香港票或沪票四十万，此款如借得，请先集中于上海为要。
7 去人陈宝苻，已发来往川资，望即以回信交其带来为要。”
周恩来专门派陈宝苻将信送交中央，请求中央和共产国际、联共(布)在人员、经费、枪支弹药上给予援助。为了将密件安全送达，周恩来亲自上门布置，并对陈宝苻作了十分具体详细的交待。 在攻下汕头后不久，张太雷受中共中央委派前来传达中共中央的最新政策。南昌起义前委误以为中共中央已联系共产国际、联共(布)，是特地前来支援起义的。张国焘回忆道：“不两天，张太雷奉着中共中央的使命，由香港潜来汕头。他的到来，最初被视为是海外来的救星，令人兴奋，但我们知道了他的使命，又大感失望。”
可见，当时南昌起义领导人非常急切地希望获取共产国际的援助，特别是部队在经历壬田、会昌之役后，人员伤亡严重，弹药匮乏，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如能得到国际的及时援助，将极大改善起义部队所面临的困境。
共产国际、联共(布)在得知南昌暴动成功后，态度又发生了转变。部队南下后，他们对部队的动向和命运十分关心，重新考虑对起义部队援助的问题，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多次提到汕头和军事物资援助。
虽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明令加伦将军不准参与南昌起义，但加伦将军一直关注着南昌起义。1927年8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给加伦回电：“您关于汕头等等的意见，我们认为都是正确的。”8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满足加伦将军的请求：“拨给15000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算在库伦储备物资账上)、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带2000发炮弹，总金额110万卢布。”同时，责成米高扬“紧急弄清楚在汕头设立商务代表处或另外一种经济机构的可能性。”8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责成加拉罕和米高扬同志在24小时内商定派工作人员去汕头的问题，以便在那里设立上午代表处或我们的其他某种经济机构，并紧急通过政治局的相应决定。”
不久，联共(布)、共产国际又改变此前不让苏联、共产国际人员参加南昌起义的决定，开始向南昌起义军派遣政治、军事工作人员。8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
“批准斯切潘诺夫和尼洛夫同志作为派往广东工作的人选，在最终弄清南昌暴动部队进军的命运前安排好这项工作。”同时决定：“由中国委员会确定派往南昌部队的下列专业人员：联络员、机枪手、炮手和工兵以及五名不分兵种的师级首长”，并且“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两周内在海参崴集中500万发步枪子弹和1000发炮弹”。
9月中旬，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境内，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加紧了往中国派遣军事顾问的步伐。9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听取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后，又作出一系列决定，其中有：
“(1)责成亚沃尔斯基同志(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副陆海军人民委员、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委员一引者)在三周内准备好向中国派遣两名高级军事人员和十名中级军事人员，要注意到这些军事人员应受到政治训练，应把自己不仅看作是军事顾问，而且看作是政治方面的顾问。
(8)1 将呆在库伦的41名中国人分成几个小组派往广东，听候H部队(指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的调遣。2 从中国委员会的经费中拔出4000美元作派遣费用。”
9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责成亚沃尔斯基同志根据政治局今年9月15日决定着手派11名军事人员去广东”，“立即从孙逸仙大学学生中选出10名最坚强和最忠实可靠的共产党员，派他们经欧洲去广州”。同时“向广州汇去必要的经费以便安排用中文和英文出版的两家共产主义日报”。
从上述史料来看，共产国际、联共(布)对起义南下部队的援助是十分全面的，既有军事、人力，又有经济方面援助，具体来说包括派遣军事人员、拨给枪支弹药、经费、设立经济机构等。
起义部队有没有获得这些援助呢?笔者遍查相关档案文献史料，部未发现起义部队获得共产国际、联共(布)军事方面援助的相关记载。只有陈居玺后来回忆片段：“一日，我在看到《申报》、《时事新报》等上海报纸上登载了一条消息，说有两艘不明国籍的船只，装着沉重的货物，驶向汕头，但共产党军队已经撤离汕头了，这两只船没有靠岸，便往回走，向公海驶去，去向不明。”@
结合上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南昌起义所提供系列援助的具体内容，共产国际、联共(布)应该曾派出过船只，试图前往汕头接应起义部队。在当时的条件下，共产国际援助物资的最佳运输路线是先到海参崴，再坐船由海路到潮汕地区。这么遥远的路途，物资到达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可惜的是起义部队还没能来得及获得这些援助，就在潮汕地区遭到敌重兵围剿，被迫撤离汕头。
三，起义失利后共产国际、联共(布)对起义人员的妥善安排
起义部队撤出汕头后，又在乌石地区遭敌伏击，指挥机关和第二十四师被打散。朱德所率驻三河坝的起义部队，在得知起义主力部队失败，与敌激战两昼夜后，也被迫撤离，向闽、粤、赣山区转移。
起义部队潮汕失利后，中共中央在致广东省委函中指示：“关于从前溃散之同志，南局(即南方局)应即在香港、厦门、汕头等设一招待处招待他们，用费由各国际代表给予你们的款中支用。”从这封信函中可知，共产国际代表已根据共产国际、联共(布)指示，把经费拨给了南方局。
起义部队失利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10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也专门讨论了人员善后及今后工作安排。会议决定：
“(1)接受前贺龙和叶挺军队中的30名中国共产党员指挥官入我国军事院校；按高等院校培养外国人的拨款预算条款，增加给军事部门45000卢布的预算。”
(4)责成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起草一项指示，鉴于革命军在广东遭到失败和农民运动暂时低落，务必使党联合起来并将其干部集中在大工业中心城市和农民革命运动的主要地区，同时告诫中国共产党要防止在这个时期将党的力量分散，从而导致在新的革命高潮时有耗尽力量的危险。提出在大的中心城市创办党的报刊作为当前时期的一项特殊任务。”
刘伯承、吴玉章、徐特立等一批起义领导人脱险后，按中央指示，分赴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中山大学研究院、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
四、基于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南昌起义援助的评价
首先，对共产国际、联共(布)给予南昌起义援助这一事实应充分肯定。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南昌起义的援助虽然反复不定，但最后还是作出了援助的决定。尽管期间军事上的援助未能成功，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其曾经设法提供援助的事实。特别是在起义失利后，共产国际、联共(布)高度重视和支持，使遭到挫折的中国共产党人得以重新储蓄革命力量，为以后从失败中奋起准备了条件。从这一角度来说，共产国际、联共(布)功不可没。因此，我们在讨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南昌起义时，不能只强调其阻挠南昌起义的一面，还应看到共产国际、联共(布)始终关注着起义部队的动向，密切关注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作为意识形态相同的政党，正是共产国际、联共(布)自觉自愿的在经济、军事、政治、组织乃至许多具体政策和策略上面帮助中共，才使中共能迅速成 长起来，在后来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我们也必须指出共产国际、联共(布)援助态度不坚决是导致南昌起义失利的原因之一。从最初的支持，到态度改变，再到最后决定给予南昌起义援助，期间犹豫不定，反复再三，致使错失了援助南下起义部队的最佳时机。这使起义部队在弹药、人员、经费物资等极度缺乏的情况下，未能及时获得援助，摆脱困境。倘若自起义开始，共产国际、联共(布)即旗帜鲜明的支持起义，并从军事安排、经费筹集、物资支持等方面给予具体指导，统筹安排，那么，缺乏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就不至于遭受如此惨重失败。当然，也应指出南昌起义领导人对共产国际援助太过依赖的一面。南昌起义成功后，在共产国际援助不确定的情况下，起义领导人没有及时改变策略，仍执意往广州方向去幻想获得国际援助，结果劳师远征，敌众我寡，犯了兵家之大忌，致使起义遭到惨败。这也恰好说明了最初共产国际代表承诺给南昌起义援助的决策，对起义领导人影响之大。
注释：
1 共产国际成立于191 9年3月，1943年6月解散。1925年12月，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将俄共(布)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
2 12 张太雷报告：《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一九二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 3年版，分别见第354、91页。
3 5 《张国焘致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南昌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分别见第63、66页。
4 1924年8月苏联派到广州革命政府的军事总顾问。1925年7月因病回国，1 926年5月重返中国工作至1927年8月。
6 10 11 14 16 张国焘著：
《我的回忆》第二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分别见第271、283、284、298、320页。
7 指南昌暴动和随后向广东进军的计划。
8 17 19 20 21 22 23 2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七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分别见第17、18、16、20、23、70、97、1 35页。
9 1927年7月至11月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
13 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一九二八)》，南昌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页。
15 《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信》，据八一起义纪念馆所存复印件，原稿存于中央档案馆。
18 前苏联政治家，1915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2 3年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26年后任内外贸易人民委员。
24 陈君玺：《南昌起义中的一则史实一一关于联络外援问题》，南昌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54页。
25 《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函一一关于叶贺军队失败后广东的工作及善后问题》(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二日)，南昌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50页。
一、起义前共产国际代表对南昌起义援助的提出与态度转变
1927年7月下旬，李立三、邓中夏等在九江谈话会上首次提出于南昌举行暴动。当这一决定向武汉中共中央汇报后，7月24日，中央常委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开会时表示完全同意在九江同志的意见。会议决定周恩来迅即赶往南昌，组织一个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这一点在南昌起义参与者后来的回忆录中可以确认。1927年10月15日，张太雷在南方局省委联席会议上所作报告中清楚地指明：“当时秋白把南昌的决议由浔带到汉口……(中央)故赞成南昌的决定，并派恩来去主持，同时国际亦决定要干，内容详细我虽不知，但决定要干我是知道的。”1927年11月8日，张国焘在给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中也指出：“当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之间，中央常委得悉将在南昌一带发动暴动时候，中央常委及国际代表都表示赞成。同时开始了具体的准备。准备事件如下：一、经费的筹措；二、许多同志及俄顾问陆续派往九江：三、实际赞助国民党左派在九江的会议和结合。”俄军事顾问还对起义进行了具体指导。加伦将军对南昌起义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是：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出海口，获得国际援助。”
由此可见，最初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是赞成在南昌举行起义决定的。若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和支持，中共不可能开始着手准备起义。因为他们认为，获得共产国际的援助是起义胜利的关键。南昌起义领导人周恩来在起义决策前主要考虑如何获得莫斯科的援助。“他估计南昌为四战之地，不易立足，主张移师广东东江。以广东东江为根据地是周恩来提议中的要点，这一点是他始终坚持的。他曾在潮汕一带工作过，对那里情况较为熟悉。他认为那里敌军军力较少，海陆丰一带农运又很得力，而且有汕头这个海口，可以与苏俄联络。他要求中央，从速确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一些重要策略，特别是获致友军和国民党左派合作的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要求共产国际、联共(布)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资的接济等等。所有这些，似都是争取胜利的必要条件，在周恩来看来，尤以莫斯科的接济最为重要。”
可是当共产国际代表将准备发动南昌起义的计划电告莫斯科后，其态度却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源于7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发动南昌起义计划的复电：
“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最高领导机关。”
7月26日下午中央常委和共产国际代表再次开会。这时共产国际代表对南昌起义的态度发生转变。罗米纳兹就电文作了更清楚的说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意思是倘若这暴动没有成功的把握，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军中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派到农民中去工作。如果中国的同志坚持要发起南昌暴动的话，共产国际、联共(布)派来的加伦将军和其他军事顾问是不允许参加的。另外，莫斯科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
电文采用了一种外交式委婉的措辞，说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南昌起义能否成功是有保留的。但就其不允许俄军事顾问参加起义这点来看，无疑是暗示不赞成南昌起义。因为中共当时并无单独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离开了俄军事顾问的指导，起义成功的把握明显不大。
张国焘后来道出了共产国际、联共(布)来电的实质：“显然欲置身事外，不仅要俄人勿卷入反对国民党的漩涡，而且不肯暗中在经济上有任何支援，是要使南昌暴动陷入绝境，何况莫斯科还有阻止南昌起义的电令，将来南昌暴动失败了，我们还要负担违令蛮干的罪名。”@虽然张国焘有借共产国际、联共(布)为自己阻止南昌起义开脱之嫌，但是他所说的不无道理。
共产国际、联共(布)出于何因对南昌暴动持不确定态度暂且不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中共希望得到苏俄军事顾问的帮助和共产国际、联共(布)的经费支持是没有指望了。
二、南下途中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南昌起义援助的再次提出
虽然起义前一刻，张国焘奉命赶往南昌，把联共(布)对南昌起义的复电内容及共产国际代表的态度予以传达过了。但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却认为张国焘是假传圣旨，对张发奎存有幻想，企图阻挠南昌起义的举行。1927年10月15日，张太雷在南方局省委联席会议上所作报告中讲道：“后中央又派国焘去，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不只张太雷这样认为，当时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等也都反对张国焘的意见。叶挺曾回忆道：“(张国焘)赶来南昌，即开党团会议。张国焘同志谓，国际代表的意见，谓我们的军事若无十分把握，便可将我们的同志退出军队，去组织工农群众。周恩来同志听着大怒，谓‘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罢’。谭平山同志大骂‘混蛋’。”张国焘本人后来回忆道：“我虽然一直表明并不根本反对暴动，现在又明白表示支持，但我的同志们仍然不完全谅解我。”
基于上述原因，南昌起义领导成员们仍对争取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援助抱有幻想，并积极去争取。
部队在到达汀州后(9月上旬)，周恩来立即向中央写信联络共产国际、联共(布)外援一事。信中写道：
“1，我军如已取得潮汕，望即由上海派一得力人来接头。
2 革会至汕头后，当以国民政府名义办事，外交缺人，请派太雷前来主持。
3 子弹及机关枪缺乏，请电知国际能于外埠装好货物，一俟汕头攻下，在十日内即能运至汕头方好。
4 兵员之补充，需大量招募费，请向国际商借香港票或沪票四十万，此款如借得，请先集中于上海为要。
7 去人陈宝苻，已发来往川资，望即以回信交其带来为要。”
周恩来专门派陈宝苻将信送交中央，请求中央和共产国际、联共(布)在人员、经费、枪支弹药上给予援助。为了将密件安全送达，周恩来亲自上门布置，并对陈宝苻作了十分具体详细的交待。 在攻下汕头后不久，张太雷受中共中央委派前来传达中共中央的最新政策。南昌起义前委误以为中共中央已联系共产国际、联共(布)，是特地前来支援起义的。张国焘回忆道：“不两天，张太雷奉着中共中央的使命，由香港潜来汕头。他的到来，最初被视为是海外来的救星，令人兴奋，但我们知道了他的使命，又大感失望。”
可见，当时南昌起义领导人非常急切地希望获取共产国际的援助，特别是部队在经历壬田、会昌之役后，人员伤亡严重，弹药匮乏，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如能得到国际的及时援助，将极大改善起义部队所面临的困境。
共产国际、联共(布)在得知南昌暴动成功后，态度又发生了转变。部队南下后，他们对部队的动向和命运十分关心，重新考虑对起义部队援助的问题，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多次提到汕头和军事物资援助。
虽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明令加伦将军不准参与南昌起义，但加伦将军一直关注着南昌起义。1927年8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给加伦回电：“您关于汕头等等的意见，我们认为都是正确的。”8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满足加伦将军的请求：“拨给15000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算在库伦储备物资账上)、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带2000发炮弹，总金额110万卢布。”同时，责成米高扬“紧急弄清楚在汕头设立商务代表处或另外一种经济机构的可能性。”8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责成加拉罕和米高扬同志在24小时内商定派工作人员去汕头的问题，以便在那里设立上午代表处或我们的其他某种经济机构，并紧急通过政治局的相应决定。”
不久，联共(布)、共产国际又改变此前不让苏联、共产国际人员参加南昌起义的决定，开始向南昌起义军派遣政治、军事工作人员。8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
“批准斯切潘诺夫和尼洛夫同志作为派往广东工作的人选，在最终弄清南昌暴动部队进军的命运前安排好这项工作。”同时决定：“由中国委员会确定派往南昌部队的下列专业人员：联络员、机枪手、炮手和工兵以及五名不分兵种的师级首长”，并且“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两周内在海参崴集中500万发步枪子弹和1000发炮弹”。
9月中旬，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境内，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加紧了往中国派遣军事顾问的步伐。9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听取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后，又作出一系列决定，其中有：
“(1)责成亚沃尔斯基同志(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副陆海军人民委员、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委员一引者)在三周内准备好向中国派遣两名高级军事人员和十名中级军事人员，要注意到这些军事人员应受到政治训练，应把自己不仅看作是军事顾问，而且看作是政治方面的顾问。
(8)1 将呆在库伦的41名中国人分成几个小组派往广东，听候H部队(指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的调遣。2 从中国委员会的经费中拔出4000美元作派遣费用。”
9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责成亚沃尔斯基同志根据政治局今年9月15日决定着手派11名军事人员去广东”，“立即从孙逸仙大学学生中选出10名最坚强和最忠实可靠的共产党员，派他们经欧洲去广州”。同时“向广州汇去必要的经费以便安排用中文和英文出版的两家共产主义日报”。
从上述史料来看，共产国际、联共(布)对起义南下部队的援助是十分全面的，既有军事、人力，又有经济方面援助，具体来说包括派遣军事人员、拨给枪支弹药、经费、设立经济机构等。
起义部队有没有获得这些援助呢?笔者遍查相关档案文献史料，部未发现起义部队获得共产国际、联共(布)军事方面援助的相关记载。只有陈居玺后来回忆片段：“一日，我在看到《申报》、《时事新报》等上海报纸上登载了一条消息，说有两艘不明国籍的船只，装着沉重的货物，驶向汕头，但共产党军队已经撤离汕头了，这两只船没有靠岸，便往回走，向公海驶去，去向不明。”@
结合上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南昌起义所提供系列援助的具体内容，共产国际、联共(布)应该曾派出过船只，试图前往汕头接应起义部队。在当时的条件下，共产国际援助物资的最佳运输路线是先到海参崴，再坐船由海路到潮汕地区。这么遥远的路途，物资到达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可惜的是起义部队还没能来得及获得这些援助，就在潮汕地区遭到敌重兵围剿，被迫撤离汕头。
三，起义失利后共产国际、联共(布)对起义人员的妥善安排
起义部队撤出汕头后，又在乌石地区遭敌伏击，指挥机关和第二十四师被打散。朱德所率驻三河坝的起义部队，在得知起义主力部队失败，与敌激战两昼夜后，也被迫撤离，向闽、粤、赣山区转移。
起义部队潮汕失利后，中共中央在致广东省委函中指示：“关于从前溃散之同志，南局(即南方局)应即在香港、厦门、汕头等设一招待处招待他们，用费由各国际代表给予你们的款中支用。”从这封信函中可知，共产国际代表已根据共产国际、联共(布)指示，把经费拨给了南方局。
起义部队失利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10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也专门讨论了人员善后及今后工作安排。会议决定：
“(1)接受前贺龙和叶挺军队中的30名中国共产党员指挥官入我国军事院校；按高等院校培养外国人的拨款预算条款，增加给军事部门45000卢布的预算。”
(4)责成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起草一项指示，鉴于革命军在广东遭到失败和农民运动暂时低落，务必使党联合起来并将其干部集中在大工业中心城市和农民革命运动的主要地区，同时告诫中国共产党要防止在这个时期将党的力量分散，从而导致在新的革命高潮时有耗尽力量的危险。提出在大的中心城市创办党的报刊作为当前时期的一项特殊任务。”
刘伯承、吴玉章、徐特立等一批起义领导人脱险后，按中央指示，分赴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中山大学研究院、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
四、基于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南昌起义援助的评价
首先，对共产国际、联共(布)给予南昌起义援助这一事实应充分肯定。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南昌起义的援助虽然反复不定，但最后还是作出了援助的决定。尽管期间军事上的援助未能成功，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其曾经设法提供援助的事实。特别是在起义失利后，共产国际、联共(布)高度重视和支持，使遭到挫折的中国共产党人得以重新储蓄革命力量，为以后从失败中奋起准备了条件。从这一角度来说，共产国际、联共(布)功不可没。因此，我们在讨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南昌起义时，不能只强调其阻挠南昌起义的一面，还应看到共产国际、联共(布)始终关注着起义部队的动向，密切关注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作为意识形态相同的政党，正是共产国际、联共(布)自觉自愿的在经济、军事、政治、组织乃至许多具体政策和策略上面帮助中共，才使中共能迅速成 长起来，在后来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我们也必须指出共产国际、联共(布)援助态度不坚决是导致南昌起义失利的原因之一。从最初的支持，到态度改变，再到最后决定给予南昌起义援助，期间犹豫不定，反复再三，致使错失了援助南下起义部队的最佳时机。这使起义部队在弹药、人员、经费物资等极度缺乏的情况下，未能及时获得援助，摆脱困境。倘若自起义开始，共产国际、联共(布)即旗帜鲜明的支持起义，并从军事安排、经费筹集、物资支持等方面给予具体指导，统筹安排，那么，缺乏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就不至于遭受如此惨重失败。当然，也应指出南昌起义领导人对共产国际援助太过依赖的一面。南昌起义成功后，在共产国际援助不确定的情况下，起义领导人没有及时改变策略，仍执意往广州方向去幻想获得国际援助，结果劳师远征，敌众我寡，犯了兵家之大忌，致使起义遭到惨败。这也恰好说明了最初共产国际代表承诺给南昌起义援助的决策，对起义领导人影响之大。
注释：
1 共产国际成立于191 9年3月，1943年6月解散。1925年12月，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将俄共(布)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
2 12 张太雷报告：《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一九二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 3年版，分别见第354、91页。
3 5 《张国焘致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南昌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分别见第63、66页。
4 1924年8月苏联派到广州革命政府的军事总顾问。1925年7月因病回国，1 926年5月重返中国工作至1927年8月。
6 10 11 14 16 张国焘著：
《我的回忆》第二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分别见第271、283、284、298、320页。
7 指南昌暴动和随后向广东进军的计划。
8 17 19 20 21 22 23 2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七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分别见第17、18、16、20、23、70、97、1 35页。
9 1927年7月至11月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
13 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一九二八)》，南昌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页。
15 《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信》，据八一起义纪念馆所存复印件，原稿存于中央档案馆。
18 前苏联政治家，1915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2 3年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26年后任内外贸易人民委员。
24 陈君玺：《南昌起义中的一则史实一一关于联络外援问题》，南昌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54页。
25 《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函一一关于叶贺军队失败后广东的工作及善后问题》(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二日)，南昌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