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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溥老先生可是个大忙人。八十多岁了，仍然每天不是在调研，就是在开会。记者对他的采访，也是在他体检的当口，才有机会听他讲述自己精彩的故事。
王献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原副所长，并曾担任过世界保护联盟国家公园与保护区委员会副主席、世界保护联盟维护物种生存委员会中国植物专家组组长等职。他是新中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之一。
如今，王献溥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依然步履蹒跚地奔走于景区之间，从未停止调研工作。虽然目视昏花，但灯光下却总能见到他奋笔疾书的身影。多年来，他为国内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呕心沥血，倾注了毕生的精力。
生物多样性守护者
1951年，22岁的王献溥由广西大学农学院毕业，进入中科院植物所从事植被生态学的研究。从此，他便走上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道路，并成为国内第一批提倡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专家。
长期以来，由于人类对保护生物多样性认识不够，过多重视经济发展，导致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事件屡有发生。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威胁下，生物多样性效益的60%都已退化，全球30%的生物物种正处在受威胁的状况下。面对这些问题，王献溥从学者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几十年来，王献溥走遍了国内大部分自然保护区，五大连池、九寨沟、西双版纳、兴凯湖等地都曾留下他的足迹。每次调研以后，他总会针对发现的问题写出相关的调研报告，为政府部门、景区管理者等各方建言献策。如今，从王献溥笔下诞生的调研成果数以千计。
在王献溥看来，保护生物多样性，自然离不开自然保护区。如何科学合理的建设、利用、保护自然保护区，这是中国众多自然保护区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对于自然保护区不能一味的强调保护，发展和保护要结合起来。现阶段，发展生态旅游是完善自然保护区的主要任务。”作为学界泰斗，王献溥率先提出了自己的规划理念，“生态旅游如果处理得好，是能够把景区的保护和发展密切保护起来的。”
但是早年间，很多政策制定者和景区管理者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和保护自然保护区之间的关系，针对在自然保护区发展生态旅游的行为，国内充斥着各种反对的声音。
为了把发展生态旅游与保护自然保护区相结合的理念大众化，王献溥与相关部门多方沟通，递交了一篇又一篇的研究报告，其中包括《保护区怎么迎接生态旅游的挑战》《什么是生态旅游》《如何开展生态旅游》等等。
王献溥的报告，总能将高深的理论解释得浅显易懂，即便外行人看后也能了然于胸。王献溥期望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大众理念与前沿理论的衔接。为了这个目的，他大力提倡生态旅游的科普教育，希望社会能多做些关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发展生态旅游的宣传教育，让更多的人转变自身思维，参与到生态保护的活动中来。
改变一个人的思维很难，改变一个社会的思维更是难上加难。学者身份的王献溥只能不厌其烦、经年累月的宣传、再宣传。
“脚都走破了，嘴都说烂了，人们终于对在自然保护区发展生态旅游的重要性有了一定的认识。”王献溥笑言。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王献溥等人的热情呼吁、亲身参与下，1995年在西双版纳召开了“中国首届生态旅游研讨会”。大会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对生态旅游的关注和生态旅游研究的起点。随着研讨会后有关生态旅游研究的文章在各个刊物上频频发表，“生态旅游”这一概念迅速在国内被普遍的接受。
“提起生物多样性，我们都会想起王献溥老师。”很多业界人士都把他的名字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理念联系起来。不知不觉中，王献溥成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理念的化身。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生物多样性是我们的生命”，几十年的呼吁，让王献溥把这样的理念深深植根在很多人的心中。
数十年的立法呼吁
不管是保护生物多样性，还是发展生态旅游、保护自然保护区，都需要法律法规的支撑。但是，由于一些历史客观原因，我国很多法律法规都处于欠缺或不完善的状态。
“法制不健全的时代，法律起草部门总会率先考虑自身利益，再加上对问题认识不同，很多立法总会一拖再拖，最终不了了之。自然保护区条例制定也经历了如此一个漫长的过程，明知自然保护区立法势在必行，但面对不同部门的争吵，数年下来，草案还是处于搁浅状态。”王献溥介绍说。
面对这种情况，王献溥异常着急，因为他深知这部法律对生态保护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于是，他做调研、写文章、组织座谈会，王献溥把能想到的方法都用上了。终于，在王献溥等人的多年努力下，各部门的意见达成了一致。1994年，中国第一部自然保护区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正式颁布并实施。
然而，王献溥没有因此停下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步伐。他又开始关注并思考新的问题。
“毛竹长大了要不要砍？依据现行自然保护区条例是不能砍的。但种植毛竹就是为了使用，你不砍他也会自然死亡，你不砍就不會长出鲜笋来，反而会对毛竹的保护产生不利影响。”王献溥举例说。对于法律条文的僵化，王献溥显得有些无奈，“现在发展好的，反而是那些有限度地砍伐了毛竹的保护区。”
在王献溥看来，没有发展，保护区就不可能继续存在，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而对于这一点，现行的保护条例并没有体现出来。
王献溥曾长期担任相关国际组织的领导，对国际上的法律构架有着充分的认识，而这样的经历，更加深了他对完善我国自然保护区法律体系的渴望。
目前，中国参加了很多国际公约，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保护迁徙野生动物物种公约》《拉姆萨尔公约》等。在履行这些国际公约时，中国不但尽到了自己应承担的国际义务和责任，也大大促进了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发展。但是，相关的法律建设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虽然明知道呼吁的效果微乎其微，但是自然保护区立法这事还是要做下去。”王献溥说。 倡導居民是保护区的主人
王献溥走过很多景区，他最希望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发展生态旅游的同时，把当地的居民生活水平搞上去，让原住民参与到景区建设中来，从中受益，共同发展。车八岭自然保护区就是在王献溥的指导帮助下最终成为景区与社区共管的典范。
车八岭自然保护区位于广东省始兴县，总面积161平方公里，这里分布着由栲属树木组成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还有三尖杉、观光木、野茶树、伯乐树、伞花木等珍稀濒危植物。据了解，这里共有野生植物1928种，其中珍稀濒危植物14种；野生动物1558种，珍稀濒危动物44种。对于一生投身于热带、亚热带植被研究的王献溥来说，这里不啻为一个宝库。
但是通过长期的调研，王献溥发现，车八岭自然保护区在规划发展中还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当地村民受到“靠山吃山，伐木狩猎”的生活传统限制，因此在保护区建立初期，群众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他们对保护区的抵触情绪日益高涨，各种矛盾不断激化。景区的发展也面临了严重的挑战。
经过长期的走访，王献溥认为，车八岭自然保护区要发展，首先要清除掉摆在面前的两大难题：一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保护区内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二是山林的权属问题。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王献溥向当地政府建议，要鼓励保护区内外的公众参与到景区建设中来。建设保护区并不是经营者一家的事情，搞好一个景区就要带动一个区域的发展，推动地方经济繁荣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于是，车八岭自然保护区先把保护区与邻近乡镇直接合并，把已开发的地区划为实验区，按照管理要求保护和发展特色产业。其次，由地方政府出面组建一个管理委员会，吸收有关部门、社区代表和社会人士参加，在保护区总体规划指导下开展工作。
在王献溥等人的积极推动下，车八岭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参与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保护区帮助当地居民更新观念，调整了产业结构，依托景区制定生产规划，大力发展特色林业、种植业、养殖业和林产品加工业，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收入。另外，保护区还为当地居民完善了电力、交通、通讯、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在这些政策的引导和扶持下，当地居民成为了保护区的主人，景区也走上了社区共管的道路，并加入了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不写，我心里不安”
怎么才能更好地将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发展生态旅游结合起来，这是压在王献溥心头一颗沉甸甸的石头。
2010年1月4日，国务院发布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若干意见，将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列为国家重大战略。得知这一消息，王献溥显出少有的兴奋。作为亚热带和热带植被生态学研究专家，王献溥对海南岛做过长期的调研，有着一份天然的感情。
“如果自然保护区搞不成生态旅游，说明现有资源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开展生态旅游是保护区的主要任务，如果处理的好，可以进一步协调发展和保护关系。”王献溥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对在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战略进行了解读。
带着喜悦，王献溥不顾自己已然八十三岁的高龄，重新走了一遍海南的大多数景区。他发现，海南在开发国际旅游岛的过程中，过分的注重盖房子、修道路、修飞机场等硬件设施建设，而对生态旅游的核心价值——生物多样性，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在海南，虽然也有看猕猴、参观红树林等旅游项目，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并没有凸显出来。环境破坏了，旅游者还看什么？”在谈到相关的问题的时候，王献溥总会透出些许的忧虑。
在他看来，生物多样性关系到旅游区发展的成败。为了保障海岛旅游开发的科学性，王献溥与海南的有关方面以及景区管理者进行了很多次的接触，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并写下了《论生物多样性与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关系》等一系列调研报告。王献溥从病床的案头拿出一叠资料指给记者看，“这是已经发表的、这是正在修改的。”
王献溥不会使用电脑，所有的调研报告都是自己手书，到目前为止，已经写了1000多篇，看着如此高龄老人在医院案头彻夜写成的厚厚资料，不由让人肃然起敬。
当提及这些调研报告产生了哪些实际效果时，王献溥显得有点无奈。“文章写了无数，嘴都说烂了，有些问题还是不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不过我还得写，发现问题不提出来，我心里不安。”
王献溥被友人戏称为“80后”，如今，这位老者依然跋涉在不同景区之间，做调研，写报告，把一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他的夫人心疼他，让他也去美国定居，他不从，理由是“我认识的植物都长在中国，去美国能干什么。”
王献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原副所长，并曾担任过世界保护联盟国家公园与保护区委员会副主席、世界保护联盟维护物种生存委员会中国植物专家组组长等职。他是新中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之一。
如今，王献溥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依然步履蹒跚地奔走于景区之间，从未停止调研工作。虽然目视昏花，但灯光下却总能见到他奋笔疾书的身影。多年来，他为国内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呕心沥血，倾注了毕生的精力。
生物多样性守护者
1951年，22岁的王献溥由广西大学农学院毕业，进入中科院植物所从事植被生态学的研究。从此，他便走上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道路，并成为国内第一批提倡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专家。
长期以来，由于人类对保护生物多样性认识不够，过多重视经济发展，导致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事件屡有发生。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威胁下，生物多样性效益的60%都已退化，全球30%的生物物种正处在受威胁的状况下。面对这些问题，王献溥从学者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几十年来，王献溥走遍了国内大部分自然保护区，五大连池、九寨沟、西双版纳、兴凯湖等地都曾留下他的足迹。每次调研以后，他总会针对发现的问题写出相关的调研报告，为政府部门、景区管理者等各方建言献策。如今，从王献溥笔下诞生的调研成果数以千计。
在王献溥看来，保护生物多样性，自然离不开自然保护区。如何科学合理的建设、利用、保护自然保护区，这是中国众多自然保护区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对于自然保护区不能一味的强调保护，发展和保护要结合起来。现阶段，发展生态旅游是完善自然保护区的主要任务。”作为学界泰斗，王献溥率先提出了自己的规划理念，“生态旅游如果处理得好，是能够把景区的保护和发展密切保护起来的。”
但是早年间，很多政策制定者和景区管理者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和保护自然保护区之间的关系，针对在自然保护区发展生态旅游的行为，国内充斥着各种反对的声音。
为了把发展生态旅游与保护自然保护区相结合的理念大众化，王献溥与相关部门多方沟通，递交了一篇又一篇的研究报告，其中包括《保护区怎么迎接生态旅游的挑战》《什么是生态旅游》《如何开展生态旅游》等等。
王献溥的报告，总能将高深的理论解释得浅显易懂，即便外行人看后也能了然于胸。王献溥期望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大众理念与前沿理论的衔接。为了这个目的，他大力提倡生态旅游的科普教育，希望社会能多做些关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发展生态旅游的宣传教育，让更多的人转变自身思维，参与到生态保护的活动中来。
改变一个人的思维很难，改变一个社会的思维更是难上加难。学者身份的王献溥只能不厌其烦、经年累月的宣传、再宣传。
“脚都走破了，嘴都说烂了，人们终于对在自然保护区发展生态旅游的重要性有了一定的认识。”王献溥笑言。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王献溥等人的热情呼吁、亲身参与下，1995年在西双版纳召开了“中国首届生态旅游研讨会”。大会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对生态旅游的关注和生态旅游研究的起点。随着研讨会后有关生态旅游研究的文章在各个刊物上频频发表，“生态旅游”这一概念迅速在国内被普遍的接受。
“提起生物多样性，我们都会想起王献溥老师。”很多业界人士都把他的名字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理念联系起来。不知不觉中，王献溥成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理念的化身。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生物多样性是我们的生命”，几十年的呼吁，让王献溥把这样的理念深深植根在很多人的心中。
数十年的立法呼吁
不管是保护生物多样性，还是发展生态旅游、保护自然保护区，都需要法律法规的支撑。但是，由于一些历史客观原因，我国很多法律法规都处于欠缺或不完善的状态。
“法制不健全的时代，法律起草部门总会率先考虑自身利益，再加上对问题认识不同，很多立法总会一拖再拖，最终不了了之。自然保护区条例制定也经历了如此一个漫长的过程，明知自然保护区立法势在必行，但面对不同部门的争吵，数年下来，草案还是处于搁浅状态。”王献溥介绍说。
面对这种情况，王献溥异常着急，因为他深知这部法律对生态保护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于是，他做调研、写文章、组织座谈会，王献溥把能想到的方法都用上了。终于，在王献溥等人的多年努力下，各部门的意见达成了一致。1994年，中国第一部自然保护区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正式颁布并实施。
然而，王献溥没有因此停下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步伐。他又开始关注并思考新的问题。
“毛竹长大了要不要砍？依据现行自然保护区条例是不能砍的。但种植毛竹就是为了使用，你不砍他也会自然死亡，你不砍就不會长出鲜笋来，反而会对毛竹的保护产生不利影响。”王献溥举例说。对于法律条文的僵化，王献溥显得有些无奈，“现在发展好的，反而是那些有限度地砍伐了毛竹的保护区。”
在王献溥看来，没有发展，保护区就不可能继续存在，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而对于这一点，现行的保护条例并没有体现出来。
王献溥曾长期担任相关国际组织的领导，对国际上的法律构架有着充分的认识，而这样的经历，更加深了他对完善我国自然保护区法律体系的渴望。
目前，中国参加了很多国际公约，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保护迁徙野生动物物种公约》《拉姆萨尔公约》等。在履行这些国际公约时，中国不但尽到了自己应承担的国际义务和责任，也大大促进了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发展。但是，相关的法律建设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虽然明知道呼吁的效果微乎其微，但是自然保护区立法这事还是要做下去。”王献溥说。 倡導居民是保护区的主人
王献溥走过很多景区，他最希望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发展生态旅游的同时，把当地的居民生活水平搞上去，让原住民参与到景区建设中来，从中受益，共同发展。车八岭自然保护区就是在王献溥的指导帮助下最终成为景区与社区共管的典范。
车八岭自然保护区位于广东省始兴县，总面积161平方公里，这里分布着由栲属树木组成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还有三尖杉、观光木、野茶树、伯乐树、伞花木等珍稀濒危植物。据了解，这里共有野生植物1928种，其中珍稀濒危植物14种；野生动物1558种，珍稀濒危动物44种。对于一生投身于热带、亚热带植被研究的王献溥来说，这里不啻为一个宝库。
但是通过长期的调研，王献溥发现，车八岭自然保护区在规划发展中还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当地村民受到“靠山吃山，伐木狩猎”的生活传统限制，因此在保护区建立初期，群众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他们对保护区的抵触情绪日益高涨，各种矛盾不断激化。景区的发展也面临了严重的挑战。
经过长期的走访，王献溥认为，车八岭自然保护区要发展，首先要清除掉摆在面前的两大难题：一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保护区内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二是山林的权属问题。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王献溥向当地政府建议，要鼓励保护区内外的公众参与到景区建设中来。建设保护区并不是经营者一家的事情，搞好一个景区就要带动一个区域的发展，推动地方经济繁荣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于是，车八岭自然保护区先把保护区与邻近乡镇直接合并，把已开发的地区划为实验区，按照管理要求保护和发展特色产业。其次，由地方政府出面组建一个管理委员会，吸收有关部门、社区代表和社会人士参加，在保护区总体规划指导下开展工作。
在王献溥等人的积极推动下，车八岭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参与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保护区帮助当地居民更新观念，调整了产业结构，依托景区制定生产规划，大力发展特色林业、种植业、养殖业和林产品加工业，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收入。另外，保护区还为当地居民完善了电力、交通、通讯、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在这些政策的引导和扶持下，当地居民成为了保护区的主人，景区也走上了社区共管的道路，并加入了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不写，我心里不安”
怎么才能更好地将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发展生态旅游结合起来，这是压在王献溥心头一颗沉甸甸的石头。
2010年1月4日，国务院发布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若干意见，将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列为国家重大战略。得知这一消息，王献溥显出少有的兴奋。作为亚热带和热带植被生态学研究专家，王献溥对海南岛做过长期的调研，有着一份天然的感情。
“如果自然保护区搞不成生态旅游，说明现有资源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开展生态旅游是保护区的主要任务，如果处理的好，可以进一步协调发展和保护关系。”王献溥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对在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战略进行了解读。
带着喜悦，王献溥不顾自己已然八十三岁的高龄，重新走了一遍海南的大多数景区。他发现，海南在开发国际旅游岛的过程中，过分的注重盖房子、修道路、修飞机场等硬件设施建设，而对生态旅游的核心价值——生物多样性，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在海南，虽然也有看猕猴、参观红树林等旅游项目，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并没有凸显出来。环境破坏了，旅游者还看什么？”在谈到相关的问题的时候，王献溥总会透出些许的忧虑。
在他看来，生物多样性关系到旅游区发展的成败。为了保障海岛旅游开发的科学性，王献溥与海南的有关方面以及景区管理者进行了很多次的接触，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并写下了《论生物多样性与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关系》等一系列调研报告。王献溥从病床的案头拿出一叠资料指给记者看，“这是已经发表的、这是正在修改的。”
王献溥不会使用电脑，所有的调研报告都是自己手书，到目前为止，已经写了1000多篇，看着如此高龄老人在医院案头彻夜写成的厚厚资料，不由让人肃然起敬。
当提及这些调研报告产生了哪些实际效果时，王献溥显得有点无奈。“文章写了无数，嘴都说烂了，有些问题还是不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不过我还得写，发现问题不提出来，我心里不安。”
王献溥被友人戏称为“80后”，如今，这位老者依然跋涉在不同景区之间，做调研，写报告，把一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他的夫人心疼他，让他也去美国定居，他不从，理由是“我认识的植物都长在中国，去美国能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