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时候就被逼着背诵一段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不知是因为当时年纪小，还是因为逼我背诵的那个语文老师长着一脸的青春疙瘩，反正我虽然能将这段话倒背如流，却对它所表达的理想一点都不感冒。后来，看过一出话剧《保尔·柯察金》，发现奥斯特洛夫斯基精心打磨的这段格言被处理成了保尔的遗言，我毛骨悚然，想戏剧这玩艺儿还真能折腾，竟能如此残忍地让一个垂死的人这样大段大段地抒情。（当然，按评论家的说法，这叫“艺术地夸张”。）再后来，在另外的资料里看到这位“司机”的真实遗言是他在病床上对妻子说的话：“我现在要对你说的，恐怕是我最后几句能够说得连贯的话了……我这一生过得不坏……两位老人为我们牵挂了一辈子……我们欠他们的实在太多了……而没有来得及报答她们，你要好好孝敬妈妈。”这才使我依稀触摸到了生活的真实面目。
　　临终遗言具有特殊的智慧，这是全人类所共有的信仰。《论语》中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死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一般，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候，他的话决不会白费，因为真理往往是在痛苦呻吟中说出来的。一个从此以后不再说话的人，他的意见总是比那些少年浮华之徒的甘言巧辩更能被人听取。正像垂暮的斜阳、曲终的余奏和最后一口啜下的美酒留给人们最温馨的回忆一样。”柏拉图也说：“天鹅歌唱了一生，当感到死亡将至，它们会更热情地歌唱。”于是在欧洲文化中，天鹅的歌声代表了面对死亡的欢娱和企盼加入音乐众神的希冀，Swansong也就常常被用来表示伟人的临终遗言。
　　拜伦临死前说：“现在我要睡觉了，晚安。”话中透着一丝刻意的轻松和幽默，可惜既不如马克思的“真罗嗦，滚开！没说够的傻瓜才有临终遗言”来得率真，也不如贝多芬的“我将在天堂里听到一切”充满想象力，更不如济慈的“我感到我的上面长满野菊花”富于诗意。然而，要论诗意，更让人瞠目结舌的还是惠特曼最后的话：“扶我起来，我要拉屎。”与此相映成趣的是金圣叹，临刑前他让儿子附耳过来，像传授祖传秘方一样地告诉他“豆腐干与花生米同嚼，有火腿滋味”。同样是临刑前，詹姆斯·罗杰斯在行刑队长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眉毛一耷：“当然是避弹衣！”我读到这句话时，不知怎么搞的，脑海中竟然浮现出了周星驰在后花园里向他的秋香姐姐发出约会邀请时的那副涎皮赖脸。
　　如果人生真的是一出戏，那么戏剧家应该是最擅长导演的人。“拉下帷幕吧，喜剧已经结束了。”伴随着这句话，拉伯雷也平静地谢幕了。这话不免让人感到失望。与此相比，莎士比亚实不愧为“戏剧之王”，他留下的遗言既不像“深沉的音乐”，也不像“垂暮的斜阳”，倒更像一句遗嘱：“我把第二个最好的床留给太太。”这话实在吊人胃口，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费马大定理中的“我确信已找到了一个极佳的证明，但书的空白大窄，写不下”。可惜当时的娱乐传媒实在过于原始，若换了是在今天，就冲他的这一句话，我们的狗仔队还不会忙得几天睡不好觉！更重要的是，那样一来，后世学者的考证文章将像现在的传媒报道一样，在做学问的同时也兼顾了八卦，势必能将学术发扬光大。
　　再让我们来看看几位政治人物的临终遗言。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一直活到八十高龄，这位显赫一世的君主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显得精神饱满，他看到大家都围在他身边哭泣，便大声说：“为什么哭，嗯？你们以为我是长生不老的吗？我原以为死亡要比这难受得多呢！”美国前总统威尔逊死得很安详，面对死神，他说：“我已经准备就绪。”他们都是了无遗憾地告别人世。与他们相比，我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一生可谓悲壮，他的临终遗言已被后人概括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刻在了中山陵畔，事实上已演化成了墓志铭。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愿以我一切所有，换取一刻时间”，平淡中充满了巨大的遗憾，也展示了生命的残酷。
　　截至目前，我看到的最惊心动魄的遗言来自于一对老夫妻在病床前的谈话。回光返照的老头子对老伴说：“有件事我瞒了你一辈子，现在我一定要说出来，不然我做鬼也不安心。”这遗言里充满了太复杂的感情：这老人到底是出于对爱情的忠贞，还是出于人类想要解脱自己的自私本性？可惜此时老太太却来了一句：“不，你什么都不用说了。”这里同样充满了疑问：老太太是怕自己承受不了打击，还是早已洞悉了老头的一切事情？我们均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