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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诚 1927年出生于辽宁义县。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经济系研究生班结业，曾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做访问学者1年。上世纪70年代末期，曾在中国农业部工作5年（借调）。曾任人大农经系副系主任、农业经济教研室主任、土地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大不动产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农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现任中国土地学会顾问、北京农业经济学会名誉会长。
“零落成尘碾作泥，只有香如故”。半个多世纪在弹指之间悄然逝去，周诚教授把人生最宝贵的时光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奉献给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中，他不知疲倦地耕耘着。
言传身教为楷模
在5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周诚教授曾为本科生、专科生、研究生开设过《农业基本部门》、《农业企业组织与计划》、《农业经济学》、《美国农业经济学》（英文教材）等课程。他首先提出农业经济学的对象是“农业生产关系的协调与农业生产力的组织”的观点。他是我国第一本《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的主要编写者之一，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课程的教学和学科建设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周诚教授对学生的期望是：“年轻学子们应当集中精力学好本专业，但是不要把自己仅仅局限于狭窄的知识范围中。希望同学们能够特别注重基础知识的学习，包括基本经济理论、基本工具性学科，都应作为基本功”。“严师出高徒”，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不仅体现在专业知识方面，而且从“斟字酌句”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抓起。他最近还应邀为农经学院的学生作了一次《如何克服写作当中的语病》的报告，受到了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欢迎。
长期以来，他对学生强调“文以载道”，督促他们注重写作方面的修养，除了注重专业问题外，还从语法、逻辑、修辞的角度严格要求。他的许多学生感慨：“跟周老师学到的不仅是专业知识，文字表达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周老师在修改作业时还和同学们互相探讨，“教学相长，共同进步”。周老以其谦和的为人与严谨的治学风范，得了学生们的景仰和爱戴。
周诚教授言传身教，不仅给学生传授专业知识与技能方面的知识，还经常强调做人的重要性：“做学问首先要学做人，社会人要有德性。”而且，他自己给学生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如今他退而不休，笔耕不辍，坚持每天在家工作8小时。年近八旬的他精力旺盛，思维活跃。近两年发表了关于经济学概念的正确使用、普通经济学学科建设、农村土地征收补偿等方面的文章十几篇。
独辟蹊径勤钻研
作为新中国研究土地经济问题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早在上世纪50年代，周诚教授就对农业企业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了全面与系统的探索，主编了《农业企业组织与计划教程》，并于1958年撰写了《高级社劳动管理中的基本问题》一书。
上世纪60年代，他研究的重点课题是农业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他对社会主义农产品成本的内涵、实质、农产品的社会成本和个别成本等问题作了明确界定和深入论述，特别是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农产品成本》一文中，力主以标准报酬对农产品成本中的活劳动消耗进行货币估价，即用等量货币代表等量劳动，从而使农产品成本更具真实性和可比性。这一主张后被有关部门采纳。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满足需要、符合可能与提高效果”的基本原则与讲究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的三原则即：“最优效果优先、充分投资，总经济效果最高，全部生产资源充分合理利用”，创造性地提出了考察农业生产经济效果的“单产——成本”综合指标。在70年代，周诚教授强调要按客观规律办农业，探索了农业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论述了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增产增收”的有关规律及实现增产增收的基本途径。其代表作被译成英文刊登在美国的《中国经济译丛》上。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周诚教授重点研究农业规模经济问题，发表了《关于农业规模经营的几个问题》等论文。1981年，周诚教授撰写了《农业扩大再生产》（教材）和《按客观规律办农业》。1982年至1983年他曾赴美国康奈尔大学访问，在那里举办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讲座，并参加了全美农业经济学家年会；回国后撰写了《美国农场制度剖析》等文章，介绍和分析美国的农业经济问题。1985年，他主编了《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管理问题》一书。同期，他还以副主编身份参加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经济卷》的编写。
上世纪90年代初，周老主动发函与台湾知名学者苏志超、林英彦进行联系，促成了台湾土地经济学界代表人物的首次大陆之行，开创了两岸土地经济学界交流的先河。
2003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土地经济学原理》一书，是周老独创的土地经济学“三大板块”理论架构的全面体现，目前这一构架正日益受到土地经济学界的重视。该书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显示了作者独到、深刻的见解，在土地经济学科建设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的地位。
“一专多能”兴趣广
周诚教授不仅是农业经济、土地经济的专家，对于理论经济学、法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等也有所涉猎。上世纪60年代初，他在《文汇报》上发表《试论喜剧》一文，引发了热烈讨论。80年代中期，在《理论月刊》上发表了富有哲理性的杂文《方便论》，还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了《我国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剖析与建议》、《关于公平问题的探索》等文章。
周诚教授对于写作中语言的运用很重视。他从各种报刊杂志上信手拈来病句，加以点评，写成了《语病举例浅析》一文在媒体上发表。前不久，他对著名美国学者T.W.舒尔茨所著、被翻译为《穷人经济学》一书的“穷人”这一中文词（英文为“being poor”）提出了质疑。周老遍查最新中外词典而无果，最终通过分析从网上下载的大量例句，判断其确切中译应为《贫困经济学》。
此外，他还有一些“业余爱好”，诸如设想将“五线谱”改为“十线谱”，并相应地改变音符使之更直观易解、易用；设计“无方向邮票”（不分上下左右）以利于任意粘贴；设计“汽车追尾缓冲器”等等。
采访中，笔者忍不住提问：“您在学术上、业余生活上都兴趣广泛，搞‘多种经营’，这样一心多用，难道不怕影响主业吗？”周诚教授大笑而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得从多方面作答。第一，从人生在于奉献的角度来说，无论搞什么，只要对社会有利，就值得去做；第二，哲学、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从根本上来说是相通的，并非隔行如隔山；第三，无论怎样‘多种经营’，我基本上并未脱离经济学，而且基本上未脱离我借以‘起家’的农业经济学与土地经济学；第四，我绝对不赞成青年学子以我为榜样，大搞‘多种经营’，否则弊大于利，甚至会一事无成！”
“零落成尘碾作泥，只有香如故”。半个多世纪在弹指之间悄然逝去，周诚教授把人生最宝贵的时光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奉献给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中，他不知疲倦地耕耘着。
言传身教为楷模
在5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周诚教授曾为本科生、专科生、研究生开设过《农业基本部门》、《农业企业组织与计划》、《农业经济学》、《美国农业经济学》（英文教材）等课程。他首先提出农业经济学的对象是“农业生产关系的协调与农业生产力的组织”的观点。他是我国第一本《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的主要编写者之一，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课程的教学和学科建设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周诚教授对学生的期望是：“年轻学子们应当集中精力学好本专业，但是不要把自己仅仅局限于狭窄的知识范围中。希望同学们能够特别注重基础知识的学习，包括基本经济理论、基本工具性学科，都应作为基本功”。“严师出高徒”，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不仅体现在专业知识方面，而且从“斟字酌句”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抓起。他最近还应邀为农经学院的学生作了一次《如何克服写作当中的语病》的报告，受到了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欢迎。
长期以来，他对学生强调“文以载道”，督促他们注重写作方面的修养，除了注重专业问题外，还从语法、逻辑、修辞的角度严格要求。他的许多学生感慨：“跟周老师学到的不仅是专业知识，文字表达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周老师在修改作业时还和同学们互相探讨，“教学相长，共同进步”。周老以其谦和的为人与严谨的治学风范，得了学生们的景仰和爱戴。
周诚教授言传身教，不仅给学生传授专业知识与技能方面的知识，还经常强调做人的重要性：“做学问首先要学做人，社会人要有德性。”而且，他自己给学生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如今他退而不休，笔耕不辍，坚持每天在家工作8小时。年近八旬的他精力旺盛，思维活跃。近两年发表了关于经济学概念的正确使用、普通经济学学科建设、农村土地征收补偿等方面的文章十几篇。
独辟蹊径勤钻研
作为新中国研究土地经济问题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早在上世纪50年代，周诚教授就对农业企业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了全面与系统的探索，主编了《农业企业组织与计划教程》，并于1958年撰写了《高级社劳动管理中的基本问题》一书。
上世纪60年代，他研究的重点课题是农业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他对社会主义农产品成本的内涵、实质、农产品的社会成本和个别成本等问题作了明确界定和深入论述，特别是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农产品成本》一文中，力主以标准报酬对农产品成本中的活劳动消耗进行货币估价，即用等量货币代表等量劳动，从而使农产品成本更具真实性和可比性。这一主张后被有关部门采纳。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满足需要、符合可能与提高效果”的基本原则与讲究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的三原则即：“最优效果优先、充分投资，总经济效果最高，全部生产资源充分合理利用”，创造性地提出了考察农业生产经济效果的“单产——成本”综合指标。在70年代，周诚教授强调要按客观规律办农业，探索了农业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论述了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增产增收”的有关规律及实现增产增收的基本途径。其代表作被译成英文刊登在美国的《中国经济译丛》上。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周诚教授重点研究农业规模经济问题，发表了《关于农业规模经营的几个问题》等论文。1981年，周诚教授撰写了《农业扩大再生产》（教材）和《按客观规律办农业》。1982年至1983年他曾赴美国康奈尔大学访问，在那里举办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讲座，并参加了全美农业经济学家年会；回国后撰写了《美国农场制度剖析》等文章，介绍和分析美国的农业经济问题。1985年，他主编了《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管理问题》一书。同期，他还以副主编身份参加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经济卷》的编写。
上世纪90年代初，周老主动发函与台湾知名学者苏志超、林英彦进行联系，促成了台湾土地经济学界代表人物的首次大陆之行，开创了两岸土地经济学界交流的先河。
2003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土地经济学原理》一书，是周老独创的土地经济学“三大板块”理论架构的全面体现，目前这一构架正日益受到土地经济学界的重视。该书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显示了作者独到、深刻的见解，在土地经济学科建设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的地位。
“一专多能”兴趣广
周诚教授不仅是农业经济、土地经济的专家，对于理论经济学、法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等也有所涉猎。上世纪60年代初，他在《文汇报》上发表《试论喜剧》一文，引发了热烈讨论。80年代中期，在《理论月刊》上发表了富有哲理性的杂文《方便论》，还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了《我国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剖析与建议》、《关于公平问题的探索》等文章。
周诚教授对于写作中语言的运用很重视。他从各种报刊杂志上信手拈来病句，加以点评，写成了《语病举例浅析》一文在媒体上发表。前不久，他对著名美国学者T.W.舒尔茨所著、被翻译为《穷人经济学》一书的“穷人”这一中文词（英文为“being poor”）提出了质疑。周老遍查最新中外词典而无果，最终通过分析从网上下载的大量例句，判断其确切中译应为《贫困经济学》。
此外，他还有一些“业余爱好”，诸如设想将“五线谱”改为“十线谱”，并相应地改变音符使之更直观易解、易用；设计“无方向邮票”（不分上下左右）以利于任意粘贴；设计“汽车追尾缓冲器”等等。
采访中，笔者忍不住提问：“您在学术上、业余生活上都兴趣广泛，搞‘多种经营’，这样一心多用，难道不怕影响主业吗？”周诚教授大笑而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得从多方面作答。第一，从人生在于奉献的角度来说，无论搞什么，只要对社会有利，就值得去做；第二，哲学、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从根本上来说是相通的，并非隔行如隔山；第三，无论怎样‘多种经营’，我基本上并未脱离经济学，而且基本上未脱离我借以‘起家’的农业经济学与土地经济学；第四，我绝对不赞成青年学子以我为榜样，大搞‘多种经营’，否则弊大于利，甚至会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