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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
普遍认为，在中国市场上，国有企业享有许多特权，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没有办法与他们展开公平竞争。你是否认为创造公平竞争的唯一办法是将国有企业民营化？如果政府不对国有企业实行民营化改革，你认为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刘东华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国家下决心退出市场竞争领域，国有企业只做民间资本、民营企业不愿做或做不了的事情。
王石
我不认为一定要将国有企业民营化才能促进民企与国企之间的自由竞争。现在，已经有很多国有企业非常优秀，在公司治理等方面值得民营企业学习。更何况，对于上市企业而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边界在哪里？国有股占比51%的上市企业，和国有股占比49%的上市企业，在治理结构上有什么本质区别？
中国目前改革的重点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只要政府治理真正能避免既得利益集团控制公共政策，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在市场准入、金融支持等各方面都享有同等的地位。是否一定要民营化可以再讨论。
薛琦
民营化不是唯一的办法，却是有效且重要的手段。国有企业即便是独占市场，也可以有效率地经营，前提是必须取消特权与进入障碍。
自由贸易、市场开放是最简便的方式，通过进口商品的竞争，产品价格自然趋于均衡，垄断企业不再享有订价优势。例如，台糖虽为国营事业，但台湾开放蔗糖进口，台糖就无垄断优势，甚至必须退出市场。
孙子强
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应该是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人为地推动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为了逐步实现市场的公平竞争，必须在顾及公平的原则下制定完善企业经营和市场运行的法律，并在法律的框架内，使企业可以充分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与义务。市场经济体制应该通过公平的竞争原则来体现，不应该在政府特殊政策的保护下进行。
任志强
新加坡也有大量国有企业，但是新加坡的国有企业从来不进入市场，我觉得这就是解决的办法。新加坡政府的基金只投国外，不投在国内，在国内投的时候，只投民生领域，不投金融、高科技领域。我不认为国有企业应该没有，我本身就是国有企业出来的。我认为国有企业不应该参与市场竞争领域的部分。国有企业进入竞争性领域时，会对民营企业或者是对市场竞争产生一种不公平的破坏。
汪潮涌
国有企业扩张的冲动，都是因为钱太多了。如果国资委和财政部每年把他们的大部分资金拿走，可以对他们进行投资的能力进行限制。然后在社保、就业、税后创造贡献等领域来考核国有企业，看看国有企业能不能真正发挥全民所有制的贡献。另外就是对金融体系，尤其是国有控股的银行体系进行限制，使得他们不要认为这笔钱可以借给国有企业后，出现呆账、坏账可以免责，而借给民营企业永远是一种担惊受怕。中国这些年利用国际金融危机把银行业做得很大了，已经大到对整个经济体系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现在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比民营企业融资成本低三分之一，每年仅息差就相当于转移财富好几万亿，这一块非改革不可。否则我们的改革只停留在口头，怎么设计都没有用。
高鸿鹏
我们认为，一要限制国有企业进入与国家安全无关的行业，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社会监督，特别是新闻媒体监督；二要鼓励支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合作，支持民营企业控股，支持自然人参股，限制国有企业在公司中的股权比例，尽可能将公司由国有企业独资或绝对控股，改革为国有企业占股比例合理的社会公众控股公司。
苗鸿冰
国有企业那种 “霸道”，近十年来越来越势大。我不知道这是对经济的贡献还是倒退。这些年来，大家一直在说国进民退，退的过程中，很多企业家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抱怨越来越多，企业的创新能力因为抱怨在下降，大家在经营企业时都不用心了。其实，这不是企业的悲哀，是国家的悲哀。国家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这种竞争非常不公平。
张维迎
柳传志说，企业家总是软弱的，不敢得罪政府。如一味顺应政府，会使企业的经营环境日益恶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选择移民别国。你认为企业家在推动政府改革方面能否有更大的作为？除了用脚投票（EXIT），企业家是否应该发出更大的声音（VOICE）
刘东华
过去不愿说，第一是因为人家不爱听、不想听。第二说了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可能殃及自己企业的安全。未来十年，理性、建设性地提出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以此来推动政府改革的空间应该足够大。而且自己的企业做得越好，上面给的话语权和容忍度也会越大。
王石
我相信企业家应当更多地参与公共政策。企业家可以用脚投票，企业却无法用脚投票。企业家参与公共政策应该有更多的方式和方法，除了顺从、退出、发声。企业家们应该还能想出其他的办法—如何与官员打交道，如何以建设性的态度，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是企业家应该承担的责任，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话题。
任志强
我个人认为，目前所有的社会责任应该集中于改变我们这个社会制度。现在说的社会责任实际上是指让企业去干政府不干的事，或者是政府干得不好的事，这不叫社会责任，只是做慈善。
慈善和社会责任是两个概念。我个人觉得最大的社会责任是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社会。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就是你看到不利于企业发展的社会或者是不利于公民发展的社会，你应该做些什么。
华远十年来一直坚持做房地产的研究，为政府和经济学家提供了大量的决策信息。如果只是我一个企业做事的话，我可以不要做这些。我们这些大量的研究报告是为了向社会说明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有更多的人理解的话，这个社会就进步了。现在很多人不理解，因为利益问题。房子肯定是一个利益问题，有人说房价高，我买不起。我们说房价高是因为背后的土地财政问题，但他们不认为这些问题是政府的问题，而认为是开发商的问题，因为有人想推卸责任，而把这个矛头引向开发商。我们做这些研究，是为了揭示它的真相不是我们的问题。 如果没有土地财政就不会犯这些错误。
孙子强
通过经济改革，中国已经确定了市场经济体制。下一步需要通过企业家的努力，去实现市场体制的自我和自然演进。中国的企业家在推动政府改革方面，可以学习欧洲、美国、日本这些国家的经验。中国的企业家应该使“行业协会”发挥实际的作用。通过行业协会积极参与制订市场规则和标准，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订，更好地维护市场经济体系，实现企业经济利益。企业家的影响力也是生产力、竞争力。中国企业家应把良好的内外部沟通纳入企业战略，建立良好的企业公共形象，为了公平的市场环境不懈努力，单纯的EXIT和VOICE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
高鸿鹏
客观地讲，企业要端正态度，承认现实，可以建议，不要极端，企业家在影响政府改革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2012年亚布力年会上，经济学家张维迎以及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对吴英案提出合理建议，得到政府的重视。
我们认为，中国企业家不应该用脚投票。香港企业家李嘉诚曾在演讲中指出，中国古代商业人物陶朱公范蠡与美国商业领袖富兰克林的区别，后者用财富影响了社会进步。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企业家应该坚定信心做好企业，积极建言，用企业家合理的声音在中国经济社会进步中扮演好企业家本来的、不缺位、不越位的角色。
武克刚
企业家现在有这么大的话语权，要正向、正面去反映。我们现在各地政府还是很重视企业家这一块，向政府反映情况要据理力争。另外是倒逼机制。所有的改革、所有的进步都是社会倒逼的结果，没有一次是伟大圣人主动的变革，都是倒逼的结果，现在倒逼的力量越来越大。
现在企业家跟政府的关系日趋密切，可以进行对话。对话的条件是什么，是要有一个双方都认可的前提，而不是互认为是对立面。对话的双方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或者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基础，或者有一个共同的规则才能够对话。而中国的前途在某种程度上就取决于企业家和中产阶级的自我觉醒。
我们总喜欢说政府，政府不是上帝派在我们这里的一群天外来客，最近看到十八大以后有很多让我们感到很欣慰的新东西。比如说习近平主席提出来“把权利关进笼子里”的高调反腐。比如说中国的复兴梦等等。这些新东西是这个社会的需求，所以中国企业家和中国的中产阶级大有作为，不能被动等着看。
普遍认为，在中国市场上，国有企业享有许多特权，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没有办法与他们展开公平竞争。你是否认为创造公平竞争的唯一办法是将国有企业民营化？如果政府不对国有企业实行民营化改革，你认为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刘东华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国家下决心退出市场竞争领域，国有企业只做民间资本、民营企业不愿做或做不了的事情。
王石
我不认为一定要将国有企业民营化才能促进民企与国企之间的自由竞争。现在，已经有很多国有企业非常优秀，在公司治理等方面值得民营企业学习。更何况，对于上市企业而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边界在哪里？国有股占比51%的上市企业，和国有股占比49%的上市企业，在治理结构上有什么本质区别？
中国目前改革的重点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只要政府治理真正能避免既得利益集团控制公共政策，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在市场准入、金融支持等各方面都享有同等的地位。是否一定要民营化可以再讨论。
薛琦
民营化不是唯一的办法，却是有效且重要的手段。国有企业即便是独占市场，也可以有效率地经营，前提是必须取消特权与进入障碍。
自由贸易、市场开放是最简便的方式，通过进口商品的竞争，产品价格自然趋于均衡，垄断企业不再享有订价优势。例如，台糖虽为国营事业，但台湾开放蔗糖进口，台糖就无垄断优势，甚至必须退出市场。
孙子强
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应该是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人为地推动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为了逐步实现市场的公平竞争，必须在顾及公平的原则下制定完善企业经营和市场运行的法律，并在法律的框架内，使企业可以充分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与义务。市场经济体制应该通过公平的竞争原则来体现，不应该在政府特殊政策的保护下进行。
任志强
新加坡也有大量国有企业，但是新加坡的国有企业从来不进入市场，我觉得这就是解决的办法。新加坡政府的基金只投国外，不投在国内，在国内投的时候，只投民生领域，不投金融、高科技领域。我不认为国有企业应该没有，我本身就是国有企业出来的。我认为国有企业不应该参与市场竞争领域的部分。国有企业进入竞争性领域时，会对民营企业或者是对市场竞争产生一种不公平的破坏。
汪潮涌
国有企业扩张的冲动，都是因为钱太多了。如果国资委和财政部每年把他们的大部分资金拿走，可以对他们进行投资的能力进行限制。然后在社保、就业、税后创造贡献等领域来考核国有企业，看看国有企业能不能真正发挥全民所有制的贡献。另外就是对金融体系，尤其是国有控股的银行体系进行限制，使得他们不要认为这笔钱可以借给国有企业后，出现呆账、坏账可以免责，而借给民营企业永远是一种担惊受怕。中国这些年利用国际金融危机把银行业做得很大了，已经大到对整个经济体系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现在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比民营企业融资成本低三分之一，每年仅息差就相当于转移财富好几万亿，这一块非改革不可。否则我们的改革只停留在口头，怎么设计都没有用。
高鸿鹏
我们认为，一要限制国有企业进入与国家安全无关的行业，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社会监督，特别是新闻媒体监督；二要鼓励支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合作，支持民营企业控股，支持自然人参股，限制国有企业在公司中的股权比例，尽可能将公司由国有企业独资或绝对控股，改革为国有企业占股比例合理的社会公众控股公司。
苗鸿冰
国有企业那种 “霸道”，近十年来越来越势大。我不知道这是对经济的贡献还是倒退。这些年来，大家一直在说国进民退，退的过程中，很多企业家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抱怨越来越多，企业的创新能力因为抱怨在下降，大家在经营企业时都不用心了。其实，这不是企业的悲哀，是国家的悲哀。国家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这种竞争非常不公平。
张维迎
柳传志说，企业家总是软弱的，不敢得罪政府。如一味顺应政府，会使企业的经营环境日益恶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选择移民别国。你认为企业家在推动政府改革方面能否有更大的作为？除了用脚投票（EXIT），企业家是否应该发出更大的声音（VOICE）
刘东华
过去不愿说，第一是因为人家不爱听、不想听。第二说了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可能殃及自己企业的安全。未来十年，理性、建设性地提出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以此来推动政府改革的空间应该足够大。而且自己的企业做得越好，上面给的话语权和容忍度也会越大。
王石
我相信企业家应当更多地参与公共政策。企业家可以用脚投票，企业却无法用脚投票。企业家参与公共政策应该有更多的方式和方法，除了顺从、退出、发声。企业家们应该还能想出其他的办法—如何与官员打交道，如何以建设性的态度，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是企业家应该承担的责任，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话题。
任志强
我个人认为，目前所有的社会责任应该集中于改变我们这个社会制度。现在说的社会责任实际上是指让企业去干政府不干的事，或者是政府干得不好的事，这不叫社会责任，只是做慈善。
慈善和社会责任是两个概念。我个人觉得最大的社会责任是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社会。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就是你看到不利于企业发展的社会或者是不利于公民发展的社会，你应该做些什么。
华远十年来一直坚持做房地产的研究，为政府和经济学家提供了大量的决策信息。如果只是我一个企业做事的话，我可以不要做这些。我们这些大量的研究报告是为了向社会说明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有更多的人理解的话，这个社会就进步了。现在很多人不理解，因为利益问题。房子肯定是一个利益问题，有人说房价高，我买不起。我们说房价高是因为背后的土地财政问题，但他们不认为这些问题是政府的问题，而认为是开发商的问题，因为有人想推卸责任，而把这个矛头引向开发商。我们做这些研究，是为了揭示它的真相不是我们的问题。 如果没有土地财政就不会犯这些错误。
孙子强
通过经济改革，中国已经确定了市场经济体制。下一步需要通过企业家的努力，去实现市场体制的自我和自然演进。中国的企业家在推动政府改革方面，可以学习欧洲、美国、日本这些国家的经验。中国的企业家应该使“行业协会”发挥实际的作用。通过行业协会积极参与制订市场规则和标准，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订，更好地维护市场经济体系，实现企业经济利益。企业家的影响力也是生产力、竞争力。中国企业家应把良好的内外部沟通纳入企业战略，建立良好的企业公共形象，为了公平的市场环境不懈努力，单纯的EXIT和VOICE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
高鸿鹏
客观地讲，企业要端正态度，承认现实，可以建议，不要极端，企业家在影响政府改革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2012年亚布力年会上，经济学家张维迎以及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对吴英案提出合理建议，得到政府的重视。
我们认为，中国企业家不应该用脚投票。香港企业家李嘉诚曾在演讲中指出，中国古代商业人物陶朱公范蠡与美国商业领袖富兰克林的区别，后者用财富影响了社会进步。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企业家应该坚定信心做好企业，积极建言，用企业家合理的声音在中国经济社会进步中扮演好企业家本来的、不缺位、不越位的角色。
武克刚
企业家现在有这么大的话语权，要正向、正面去反映。我们现在各地政府还是很重视企业家这一块，向政府反映情况要据理力争。另外是倒逼机制。所有的改革、所有的进步都是社会倒逼的结果，没有一次是伟大圣人主动的变革，都是倒逼的结果，现在倒逼的力量越来越大。
现在企业家跟政府的关系日趋密切，可以进行对话。对话的条件是什么，是要有一个双方都认可的前提，而不是互认为是对立面。对话的双方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或者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基础，或者有一个共同的规则才能够对话。而中国的前途在某种程度上就取决于企业家和中产阶级的自我觉醒。
我们总喜欢说政府，政府不是上帝派在我们这里的一群天外来客，最近看到十八大以后有很多让我们感到很欣慰的新东西。比如说习近平主席提出来“把权利关进笼子里”的高调反腐。比如说中国的复兴梦等等。这些新东西是这个社会的需求，所以中国企业家和中国的中产阶级大有作为，不能被动等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