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良是一个非常苦命的孩子。1岁時父亲病逝，2岁那年姐姐离世，8岁的时候母亲又离开了，她被舅舅收养，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转眼到了14岁，她一下子长成了大姑娘，高鼻梁，柳叶眉，大眼睛，再加上亭亭玉立的身材，十分引人注目。她的舅舅动了发财之心，将她卖到妓院成为歌妓，由于天姿秀美，气质不凡，很快她就成了芜湖地区的名妓。
　　幸运的是，她遇到了贵人。有人说，青楼女子有两样是看不走眼的，珠宝和男人。同作为女人，我一直在想，如果她没有遇到潘赞化，或者潘赞化没有为她赎身，她会不会早早的自缢身亡呢？相比之下，她比才女萧红要幸运很多。海关监督潘赞化来芜湖上任，为了给他接风洗尘，商会会长让她来招待潘赞化。“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由时……”一曲凄怨婉转的《卜算子》打动了潘赞化，第二天她又奉命陪潘赞化出游，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她萌生了爱意。后来，她祈求潘赞化，自己要留下来，留下来你做什么呢？潘赞化问。她徐徐道来，说出商会会长的诡异之心，听到这里，潘赞化不顾自己的名誉收留了她。
　　潘赞化比她大12岁，家中已有妻室，生怕委屈了她，她却下定决心要跟他，并接着改姓潘。他在报上登了结婚启事，娶她为妾，还特意在上海给她租了一套房子，安排专门的老师教她学画画。后来，潘玉良被洪野老师发现，决定免费教授她。
　　在潘赞化的资助下，她踏上了学习画画的道路。1918年，潘玉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5年，她又以毕业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去意大利深造的资格，1926年，她的作品在罗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荣获金奖，并打破了该院历史上没有中国人获奖的记录……有谁能想到，今日的世界知名女画家是从青楼里走出来的呢？或许，这就是宿命，这才是她真正的华丽转身。
　　处于封建旧社会，妓女当然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这里有一个小插曲。考取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时，张榜的成绩里没有她的名字，洪老师知道后立即去找校长，义正辞严的声讨一番，刘海栗校长被感动了，赶快在榜上添写了她的名字。
　　潘玉良去了国外之后，国内时局动荡，潘赞化丢了官职，生活窘困，无法给她寄钱了。她只能节衣缩食，有时甚至要饿着肚子去上课。1929年春天，传来了欧亚现代画展委员会的喜讯，她的油画《裸女》荣获三等奖，奖励是5000里尔。生活将你逼至绝境，总会出现一片柳暗花明来，潘玉良先被聘为上海美专绘画研究室主任，又被徐悲鸿邀请去“北大”执教。
　　她喜欢人体画，尤其是对裸体画颇有兴趣，很多人非常不解。这与她的身世有着密切关联：过去她是青楼女子，肉体只是泄欲工具，进入艺术界后，赤裸的人体成为了一种艺术，她的生命有了尊严，这里面饱含着抗争之意。话说回来，与现在裸模苏紫紫靠上位来“炒作”自己相比，潘玉良命如野草，但活得却是掷地有声。
　　同年，王济远先生为她在上海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女西画家画展”，当时震动了中国画坛，还在《申报》上发表了专题。此后，她举办过多次画展，1952年举办第五次画展时，她的画作《人力壮士》赢得了最高荣誉，大家都赞不绝口，但不知是谁在画上贴了一张小纸条，写着“妓女对嫖客的颂歌”，这句话如同一把刀子，重重的割在玉良的心头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夫人来到上海，非要她按照旧式礼节给自己磕头，玉良只得屈就。
　　“女性的天空很低，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当时的社会体制决定了女性社会地位之低，而潘玉良更是无法承受之重，抹不掉的耻辱，大夫人的压制，双重的折磨下，她选择了离开，携着悲痛，带着不舍，回到了国外曾经学习的地方，这一走就是四十年。一个女人独在异乡，孤苦伶仃的，即便再坚强，也无法填补心中的苦涩，遥远的潘赞化只能通过书信给予她些许安慰，她该上哪里寻求寄托呢？老天的恩赐总是那么不经意间降临，让你永远猜不透，老天的安排又总是那样公平，有失必有得。
　　此时，来自“北大”的王守义专程到巴黎找玉良，或者说是慕名而来，他的一位朋友找玉良定制一座雕像。难道这就是姻缘？1938年，日本人侵占南京，潘玉良在悲愤中完成了《中国女诗人》的雕塑，她这分明是在发泄自己，有对潘赞化的思恋，也有对敌人的愤恨。幸好身边有王守义的温暖陪伴，男女之间的日久生情是怎么也控制不住的，王守义向她提出了求爱，玉良叹息着拒绝，“我只告诉你，我没有这个权利，我比你大12岁，我早已成家了呀”，王守义则敞开心扉回答，“你第二次来巴黎是决定不回去的，你有痛苦，你有难言之隐，这瞒不了爱你爱得强烈的人!”
　　“我有痛苦，但我也有宽慰，那就是赞化和我真诚相爱，我虽然和他隔着异国他乡，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还要回到他的身边……”玉良的掏心窝子话，让王守义不禁落泪，一个不忘情的女子，一个痴情的汉子，就这样默默相望，这怎一个“悲切”了得？
　　对于画画，她一直是孜孜以求，这里面不只是对潘赞化的报恩，还有一份她对当时社会的讨伐，用画画的方式来获取尊严，找回自己的社会地位。1950年，先后去几个国家巡回画展，获得了比利时艺术学院颁发的艺术奖章，由于忙于画展，与赞化的通信也只是问候几句，后来通信被中断了，原来是赞化身体每况愈下。直到1964年中法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一位叫王萍的女士代表大使馆找到她，她才知道潘赞化于五年前离开人世了。
　　潘赞化去世了，玉良的家也就没了。她的心，一直奔赴于回国的路上，一直在紧紧地与祖国在一起啊，满心的企盼最终给落空了，这是怎样的肝肠寸断啊？文化大革命后，王萍受周总理委托，来接她回国，她没有走；十年之后，王萍再次来医院里看望她。其实，她早就已回去了……因为，她始终和潘赞化在一起。
　　临终前，她将一块怀表、一条嵌有她和潘赞化合影的项链、还有一张自画像，托付王守义交给潘赞化的儿孙们。据史料记载，潘玉良去世之前，向王守义交代过，死后给她换上一套旗袍，这难道不是她回归祖国的见证吗？
　　但凡看过潘玉良画像的人都有些惊讶，她并不是一个长得出众的女子，潘赞化是怎样看上她的呢？张爱玲曾在小说中做过解释，在父母之言、媒妁之言的旧时代，男人总有一种反叛心理，认为青楼里面有爱情。也可以说，是命运，不是每个女子都会有这样的际遇的，从另一个方面，也折射出潘玉良内心的高洁和坚韧。
　　纵观潘玉良的一生，用一个字概括就是“苦”，但她留给后人的是绝版的美，是绝唱的爱，更是无法复制的艺术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