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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师院校“中国历史文选”课程教材的选文策略与普通本科院校应该有所区别，在选文类型方面，要追随中学教材编写趋向，坚持“大史料观”，尽量丰富教材选篇类型。同时也要坚持有所侧重，多介绍常见典籍，并对一些重点作者的作品要尽可能采用。选文篇目方面，应尽量采用那些反映主要历史进程与基本历史事实的典型篇章，对传统史部典籍以外的选文来源，也要坚持史料选取导向，努力揭示其史学意蕴与内涵。对选文进行排序时，则应采用横切而非纵切方式，以史料体裁类型划分，分别介绍各类史料之源流。
关键词：师范院校：文选教材；选文策略
关于高校历史学专业“中国历史文选”课程教材的编选原则，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迄今的历次全国“中国历史文选”教改研讨会，还是前贤时隽屡见报章的诸多相关著述，均对这一问题给予过相当的关注。但就高等师范院校历史师范专业而言，由于其在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课程授课目的、对象、任务等方面与普通本科院校存在的客观差异，其授课教材的编写及选择，注意点似又应有所不同，“中国历史文选”课程同样不能例外。而在联系当前中学历史课程教学现状，探讨高师历史文选课程教材编写的特异需求方面，就目前可见的既往研究来看，对这一问题仍然有作更加深入思考的可能与必要，因此以下笔者即想从这一角度出发，谈一些初浅的认识与看法。
一、关于文选教材的选文类型
高校历史学专业的文选教材，虽以“历史文选”名之，其选文范围往往并不限于传统史部典籍。例如目前我们可见的各版本历史文选教材，便多有将《尚书》《春秋》等儒家经典划入先秦史籍范畴者。但考虑到当前中学历史课程教学工作的开展实际，就师范专业文选教材的编选而言，若止步于“六经皆史”的认识，似乎还稍嫌不够。
首先，检视现行中学历史课程教材，其史料选择和利用来源，除主流史籍之外，從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角度考量，另三种部类，尤其子部与集部，亦为大端。以人教版初中历史七上教材为例，除《论语》以外，其中颇有《韩非子》《商君书》《孟子》《白虎通》等子书段落选入，而诗词歌赋等集部篇章，入选者就更多，以人教版初中历史七上、七下教材为例，两本教材共七单元，其中便选取了李白、杜甫、苏轼等14位作者的二十余首诗词作品。其主要原因，大概在于子集原文，多为其作者本人思想、情感的直接抒发与原始记录，有助于学习者跨越时空，直观生动地感受历史人物形象。而诗词歌赋，生动形象、通俗易懂，可以较好地增加教材的活泼与趣味性。但我们既往高师历史文选教材编写中，对于子、集二部的采用，相对力度不够。至于谱牒、方志、民间歌谣等非传统文献史料，更是留意较少，而这些材料，在当前中学历史教材中，同样频频出现。
其次，自19世纪末西方近代考古学说传入以来，我们对于史料的传统观念早已发生革新，甲骨、简帛文书、金石文字等地下出土文献的重要性已获得公认。现行中学历史教材中对这部分内容或以图片或以文字多有展示，而这些考古学文献在文体、行文风格、记载内容等方面与传世文献又确实有着较大的不同，非专门加以讲解无以掌握。并且，对于“什么都需懂一点”的未来中学历史教师而言，中学课堂教学过程中对于甲骨、简牍、青铜、碑铭墓志等地下材料的出土也不能不有所涉及，如果执教者自身对考古资料有事先的感性认识，视野开阔、有所积累，在授课时对相关内容就可跳出蜻蜓点水一笔带过或者就材料作抽象介绍，就事论事的圈子，游刃有余地进行处理。但从师范院校历史专业课程设置情况来看，除历史文选课程之外，几乎再无其他课程可以预留空问，向本专业师范生传授这方面的相关知识。
鉴于以上情形的存在，在未来高师历史文选教材的选篇类型方面，我们觉得有以下两方面需要加以注意：
第一，师范院校文选教材的编选，要追随中学教材编写趋向，坚持“大史料观”，尽量丰富教材选篇类型，无论传统与新型、地上与地下文献，有可能的话，均要选取一些。由于培养重点并非是未来从事史学问题的专门学术研究，就师范生知识体系的养成而言，“博”较之于“专”，可能更需受到重视一些。
第二，丰富类型的同时仍要坚持有所侧重。一者要多介绍常见典籍，中学教材中对于史料的选用出处比较集中，主要是一些常见典籍。例如人教版七上历史教材中，《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传统史籍，无论引用频次还是篇幅，均居各典籍前列。文选教材在注重典籍介绍丰富与系统性的同时，对这些主流典籍要加以重点讲授。二者，对一些重点作者的作品要尽可能采用，仍以人教版七年级历史教材为例，其中对李白、杜甫、苏轼等诗词大家，均选取了其不止一首作品。子部、集部作者与卷帙浩如烟海，对这部分典籍，文选教材的选择难度相对较大，可以集中于著名人物，尤其中学教材中选取较多者的作品。这样既可避免普遍撒网，又可更贴近中学教学实际。
二、关于文选教材的选文篇目
关于文选教材的篇目选择，目前有一些看法和原则已经获得较大程度的认同与采用，比如，第一，文选篇目应能够反映其所在典籍的典型特征，便于典籍介绍与文选学习的有机结合。第二，选文篇目应该尽可能多地包含与体现文言语法现象，便于集中学习。第三，应尽量选择时代较为靠前的典籍文献，以获得寻本溯源，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在这些普遍认识与原则之外，结合中学教材编写与史料运用的现状和基本特点，我们认为，还需要对以下方面加以注意：
首先，选文应尽量采用那些反映主要历史进程与基本历史事实的典型篇章。目前的中学教材，尤其是必修系列，其许多单元的讲述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均可视作对本文前述主流典籍中某些最为基础和重要的历史记载进行的改写甚或直接摘抄。前者如这些教材的绝大部分正文篇幅，后者如高中必修阶段教材中的“资料回放”“学思之窗”等栏目，包括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方面必然涉及的主要事件、人物、观点等始终是教材编撰内容的主体。
这一特征的出现，显然并非偶然，而应该是教材编写者出于对中学阶段教育教学规律与主要教学任务努力遵循与充分思考之后的审慎选择。即使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教材如何改革，由这些固有规律与任务导致的对基本史实讲授的偏好与倾向也应该是中学历史教材的不变主题。 如果能够将这些相关史料在师范生的本科学习阶段提前和其见面，将来他们在中学课程讲授过程中见到其原文或改写形式后，就可以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知道这些史料或二次文献的原始出处，明了其在改写过程中发生的改动与变形，在进行课堂教学时就能够更加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了。因此，高师历史文选教材在进行编著时对反映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基本社会制度、经典思想理论等基本史实、传统引用频率较高的权威史料出处，例如《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汉书》中的《武帝纪》之类的篇章，应该紧紧抓住，当然选入。至于其余篇目，则可弹性处理，随教材编著者的具体考虑作相应取舍。
其次，对传统史部典籍以外的选文来源，要坚持史料选取导向，努力揭示其史学意蕴与内涵。经部、子部文献中，纯粹进行哲学思辨与理论阐述的篇章不在少数，中学教材编写，除思想史部分对相关内容偶有采用外，对这部分内容总体涉及不多。基于前述“基本史实优先”的编写原则，对经、子部只能归入纯哲学研究或意识形态阐述范畴的篇章，应尽量避免选入。例如《尚书》记录“武王伐纣”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过程的《牧誓》篇较之于探讨“治道”的《皋陶谟》，《商君书》讲述改革思路的《更法》《农战》等篇较之于主要讨论兵法的《兵守》篇，当然均以选取前者为佳。同样地，对于集部文献，比如诗词歌赋，在前述筛选高频作者的基础之上，我们也要注意选取这些作者最能反映基本史实，或至少评论基本史实的作品，例如李白的《秦王扫六合》、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咏史诗词较之于其另外一些单纯个人情感抒发类型的作品，应当有入选的优先权，至于作品的写作技巧、文学成就等，倒可以作其次考虑。而在文选教材的选文介绍与历史文选课程的课堂讲授过程中，最好也能够体现与贯彻这一原则，尽量从史学、史料意义而非从哲学与文学等角度对这些选篇内涵进行揭示与阐发。
三、关于文选教材的选文排序
高校历史文选教材对选文与相应典籍介绍的排序处理大体有两种方式：一按时序，一以体裁。前一种办法，其固有优点很多，目前似乎也已成为文选教材选文排序的多数选择，但笔者对此却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此种排序方式的初衷，可能有彰显史书体裁及史籍创作发生发展历史脉络与逻辑联系的用意在内，或更试图藉此在学习者头脑中构建完整、有序、系统的中国史学发展图景。但问题在于，史书体裁的发展脉络与阶段划分本即不能以各封建王朝的发展阶段作简单比附与对照，这两者的发展节奏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合拍，某种体裁的兴盛与否与王朝兴衰并无必然联系。而在此之外，如果人为地再将其划分成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等阶段，就某一史学体裁的具体发展看，更是难免牵强与生搬硬套的嫌疑。因为对某些史学体裁来说，上列有些阶段中该种体裁并未发生，有些阶段其又陡然出现井喷式的增长与进步。例如史学评论类著述，总体出现较晚，魏晋以前寂寂无声，既没有也无须梳理什么发展脉络。又如方志类专书，宋以前几乎只东晋常璩《华阳国志》一种，明清以后则迎来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且，各史籍的创作时间也并不等于其记述内容时间，无论单以创作时间，还是记载内容时间来排序，总会有时序错乱，前后失据之感，如《后汉书》与《三国志》的排序问题即属此类。这样一来，原本试图依此使学生形成的各史学体裁依时代发展路径循序发生、演进的总体印象可能很难达成，给其留下的倒可能是一个充满缺环与扰动、消长无序的混乱图景。此外，除史部典籍以外，经部与子部著述的创作千人千面，各出其表，更很难言及所谓时间顺序者。
不仅如此，就中学历史教材编写而言，其史料运用往往只以内容吻合为唯一指向，教材在讲述某时代史实时并非只引用出于这个时代的史料。例如人教版七上教材中的讲战国秦人李冰引用唐人岑参诗句，七下教材中的讲唐代文化引宋人苏轼言论。因此，相较之下，突出不同体裁史料特征，能够使学习者更加深刻地形成对各体裁史料印象，从而在未来教学过程中能够更加熟稔地进行体裁辨识、史料检索与课堂讲解，对高师文选教学而言，可能更加重要。换言之，通过对教材史料介绍次序的合理安排，使历史学师范生获得对史料体裁的辨识能力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出于这一考虑，在文选教材对选文进行排序时，我们也更应采用横切而非纵切方式，即以史料体裁类型划分，分别介绍各类史料之源流，而非按时代顺序，对各时代出现的不同类型史籍作依次介绍。这种处理方式的优点包括：
第一，同体裁史籍归为一类，并按其内部发展时序依次介绍，可以使学生明了其发展脉络、辨析该体裁史籍不同发展阶段及相应代表作之风格异同，进而清晰地形成对该史学体裁的整体印象。从而也避免了单纯按时序编排史籍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之一，即讲授完一种史籍之后，可能要间隔很长学时才讲授到其后时代形成的另一同体裁史籍，因为对前者内容的遗忘与淡漠，因此很难形成对两者之间异同自觉主动的把握。比如典章制度史的代表作“三通”横跨唐、宋、元三代，跳出时序羁绊，按体裁合并讲授，效果可能要好得多。
第二，同体裁史籍风格类似，只需列举介绍其各时代成就卓著、荦荦大者，甚至在合并考虑前述“基本史实导向”的编选原则的基础上，对一些在编纂特征上与同体裁他著无异，同时也非基本史实传统出处的史籍，在编选时可以大胆摒除，这样无疑可以较为有效地压缩教材体量，适应目前高师院校文选课课时总体日趋减少的客观情势。当然，与此同时，对一些小众体裁，如前列谱牒、方志、民间歌谣、甲骨、简牍、青铜、碑铭墓志等等，由于中学历史教学对教师更倾向于博识而非无限专精的独特要求，我们反而应该不吝笔墨，一一介绍。
由以上论述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新形势下高等师范院校的文选教材编选，无论在选文的类型、篇目还是排序方面，与普通院校的同类教材相比，都亟待更加针对中学教育教学实际，加强师范性与实践性。20世纪80年代学界前辈即曾大声疾呼要“尽快地组织人力在最短的时间内编写出一部面向中学实际，以培养合格的中学教师为出发点的適用于高师专科院校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课的教材”。近三十年后的今天，在广泛开展的中学新课改背景之下，我们重温这一话题，并非是要放下身段，趋附风潮，而只是期待当下我们的高师文选教材编选能够不忘前志，切实心系中学历史教学前沿，有所侧重，充分彰显师范教育的专业特点与个性，有所为有所不为。
关键词：师范院校：文选教材；选文策略
关于高校历史学专业“中国历史文选”课程教材的编选原则，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迄今的历次全国“中国历史文选”教改研讨会，还是前贤时隽屡见报章的诸多相关著述，均对这一问题给予过相当的关注。但就高等师范院校历史师范专业而言，由于其在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课程授课目的、对象、任务等方面与普通本科院校存在的客观差异，其授课教材的编写及选择，注意点似又应有所不同，“中国历史文选”课程同样不能例外。而在联系当前中学历史课程教学现状，探讨高师历史文选课程教材编写的特异需求方面，就目前可见的既往研究来看，对这一问题仍然有作更加深入思考的可能与必要，因此以下笔者即想从这一角度出发，谈一些初浅的认识与看法。
一、关于文选教材的选文类型
高校历史学专业的文选教材，虽以“历史文选”名之，其选文范围往往并不限于传统史部典籍。例如目前我们可见的各版本历史文选教材，便多有将《尚书》《春秋》等儒家经典划入先秦史籍范畴者。但考虑到当前中学历史课程教学工作的开展实际，就师范专业文选教材的编选而言，若止步于“六经皆史”的认识，似乎还稍嫌不够。
首先，检视现行中学历史课程教材，其史料选择和利用来源，除主流史籍之外，從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角度考量，另三种部类，尤其子部与集部，亦为大端。以人教版初中历史七上教材为例，除《论语》以外，其中颇有《韩非子》《商君书》《孟子》《白虎通》等子书段落选入，而诗词歌赋等集部篇章，入选者就更多，以人教版初中历史七上、七下教材为例，两本教材共七单元，其中便选取了李白、杜甫、苏轼等14位作者的二十余首诗词作品。其主要原因，大概在于子集原文，多为其作者本人思想、情感的直接抒发与原始记录，有助于学习者跨越时空，直观生动地感受历史人物形象。而诗词歌赋，生动形象、通俗易懂，可以较好地增加教材的活泼与趣味性。但我们既往高师历史文选教材编写中，对于子、集二部的采用，相对力度不够。至于谱牒、方志、民间歌谣等非传统文献史料，更是留意较少，而这些材料，在当前中学历史教材中，同样频频出现。
其次，自19世纪末西方近代考古学说传入以来，我们对于史料的传统观念早已发生革新，甲骨、简帛文书、金石文字等地下出土文献的重要性已获得公认。现行中学历史教材中对这部分内容或以图片或以文字多有展示，而这些考古学文献在文体、行文风格、记载内容等方面与传世文献又确实有着较大的不同，非专门加以讲解无以掌握。并且，对于“什么都需懂一点”的未来中学历史教师而言，中学课堂教学过程中对于甲骨、简牍、青铜、碑铭墓志等地下材料的出土也不能不有所涉及，如果执教者自身对考古资料有事先的感性认识，视野开阔、有所积累，在授课时对相关内容就可跳出蜻蜓点水一笔带过或者就材料作抽象介绍，就事论事的圈子，游刃有余地进行处理。但从师范院校历史专业课程设置情况来看，除历史文选课程之外，几乎再无其他课程可以预留空问，向本专业师范生传授这方面的相关知识。
鉴于以上情形的存在，在未来高师历史文选教材的选篇类型方面，我们觉得有以下两方面需要加以注意：
第一，师范院校文选教材的编选，要追随中学教材编写趋向，坚持“大史料观”，尽量丰富教材选篇类型，无论传统与新型、地上与地下文献，有可能的话，均要选取一些。由于培养重点并非是未来从事史学问题的专门学术研究，就师范生知识体系的养成而言，“博”较之于“专”，可能更需受到重视一些。
第二，丰富类型的同时仍要坚持有所侧重。一者要多介绍常见典籍，中学教材中对于史料的选用出处比较集中，主要是一些常见典籍。例如人教版七上历史教材中，《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传统史籍，无论引用频次还是篇幅，均居各典籍前列。文选教材在注重典籍介绍丰富与系统性的同时，对这些主流典籍要加以重点讲授。二者，对一些重点作者的作品要尽可能采用，仍以人教版七年级历史教材为例，其中对李白、杜甫、苏轼等诗词大家，均选取了其不止一首作品。子部、集部作者与卷帙浩如烟海，对这部分典籍，文选教材的选择难度相对较大，可以集中于著名人物，尤其中学教材中选取较多者的作品。这样既可避免普遍撒网，又可更贴近中学教学实际。
二、关于文选教材的选文篇目
关于文选教材的篇目选择，目前有一些看法和原则已经获得较大程度的认同与采用，比如，第一，文选篇目应能够反映其所在典籍的典型特征，便于典籍介绍与文选学习的有机结合。第二，选文篇目应该尽可能多地包含与体现文言语法现象，便于集中学习。第三，应尽量选择时代较为靠前的典籍文献，以获得寻本溯源，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在这些普遍认识与原则之外，结合中学教材编写与史料运用的现状和基本特点，我们认为，还需要对以下方面加以注意：
首先，选文应尽量采用那些反映主要历史进程与基本历史事实的典型篇章。目前的中学教材，尤其是必修系列，其许多单元的讲述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均可视作对本文前述主流典籍中某些最为基础和重要的历史记载进行的改写甚或直接摘抄。前者如这些教材的绝大部分正文篇幅，后者如高中必修阶段教材中的“资料回放”“学思之窗”等栏目，包括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方面必然涉及的主要事件、人物、观点等始终是教材编撰内容的主体。
这一特征的出现，显然并非偶然，而应该是教材编写者出于对中学阶段教育教学规律与主要教学任务努力遵循与充分思考之后的审慎选择。即使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教材如何改革，由这些固有规律与任务导致的对基本史实讲授的偏好与倾向也应该是中学历史教材的不变主题。 如果能够将这些相关史料在师范生的本科学习阶段提前和其见面，将来他们在中学课程讲授过程中见到其原文或改写形式后，就可以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知道这些史料或二次文献的原始出处，明了其在改写过程中发生的改动与变形，在进行课堂教学时就能够更加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了。因此，高师历史文选教材在进行编著时对反映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基本社会制度、经典思想理论等基本史实、传统引用频率较高的权威史料出处，例如《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汉书》中的《武帝纪》之类的篇章，应该紧紧抓住，当然选入。至于其余篇目，则可弹性处理，随教材编著者的具体考虑作相应取舍。
其次，对传统史部典籍以外的选文来源，要坚持史料选取导向，努力揭示其史学意蕴与内涵。经部、子部文献中，纯粹进行哲学思辨与理论阐述的篇章不在少数，中学教材编写，除思想史部分对相关内容偶有采用外，对这部分内容总体涉及不多。基于前述“基本史实优先”的编写原则，对经、子部只能归入纯哲学研究或意识形态阐述范畴的篇章，应尽量避免选入。例如《尚书》记录“武王伐纣”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过程的《牧誓》篇较之于探讨“治道”的《皋陶谟》，《商君书》讲述改革思路的《更法》《农战》等篇较之于主要讨论兵法的《兵守》篇，当然均以选取前者为佳。同样地，对于集部文献，比如诗词歌赋，在前述筛选高频作者的基础之上，我们也要注意选取这些作者最能反映基本史实，或至少评论基本史实的作品，例如李白的《秦王扫六合》、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咏史诗词较之于其另外一些单纯个人情感抒发类型的作品，应当有入选的优先权，至于作品的写作技巧、文学成就等，倒可以作其次考虑。而在文选教材的选文介绍与历史文选课程的课堂讲授过程中，最好也能够体现与贯彻这一原则，尽量从史学、史料意义而非从哲学与文学等角度对这些选篇内涵进行揭示与阐发。
三、关于文选教材的选文排序
高校历史文选教材对选文与相应典籍介绍的排序处理大体有两种方式：一按时序，一以体裁。前一种办法，其固有优点很多，目前似乎也已成为文选教材选文排序的多数选择，但笔者对此却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此种排序方式的初衷，可能有彰显史书体裁及史籍创作发生发展历史脉络与逻辑联系的用意在内，或更试图藉此在学习者头脑中构建完整、有序、系统的中国史学发展图景。但问题在于，史书体裁的发展脉络与阶段划分本即不能以各封建王朝的发展阶段作简单比附与对照，这两者的发展节奏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合拍，某种体裁的兴盛与否与王朝兴衰并无必然联系。而在此之外，如果人为地再将其划分成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等阶段，就某一史学体裁的具体发展看，更是难免牵强与生搬硬套的嫌疑。因为对某些史学体裁来说，上列有些阶段中该种体裁并未发生，有些阶段其又陡然出现井喷式的增长与进步。例如史学评论类著述，总体出现较晚，魏晋以前寂寂无声，既没有也无须梳理什么发展脉络。又如方志类专书，宋以前几乎只东晋常璩《华阳国志》一种，明清以后则迎来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且，各史籍的创作时间也并不等于其记述内容时间，无论单以创作时间，还是记载内容时间来排序，总会有时序错乱，前后失据之感，如《后汉书》与《三国志》的排序问题即属此类。这样一来，原本试图依此使学生形成的各史学体裁依时代发展路径循序发生、演进的总体印象可能很难达成，给其留下的倒可能是一个充满缺环与扰动、消长无序的混乱图景。此外，除史部典籍以外，经部与子部著述的创作千人千面，各出其表，更很难言及所谓时间顺序者。
不仅如此，就中学历史教材编写而言，其史料运用往往只以内容吻合为唯一指向，教材在讲述某时代史实时并非只引用出于这个时代的史料。例如人教版七上教材中的讲战国秦人李冰引用唐人岑参诗句，七下教材中的讲唐代文化引宋人苏轼言论。因此，相较之下，突出不同体裁史料特征，能够使学习者更加深刻地形成对各体裁史料印象，从而在未来教学过程中能够更加熟稔地进行体裁辨识、史料检索与课堂讲解，对高师文选教学而言，可能更加重要。换言之，通过对教材史料介绍次序的合理安排，使历史学师范生获得对史料体裁的辨识能力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出于这一考虑，在文选教材对选文进行排序时，我们也更应采用横切而非纵切方式，即以史料体裁类型划分，分别介绍各类史料之源流，而非按时代顺序，对各时代出现的不同类型史籍作依次介绍。这种处理方式的优点包括：
第一，同体裁史籍归为一类，并按其内部发展时序依次介绍，可以使学生明了其发展脉络、辨析该体裁史籍不同发展阶段及相应代表作之风格异同，进而清晰地形成对该史学体裁的整体印象。从而也避免了单纯按时序编排史籍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之一，即讲授完一种史籍之后，可能要间隔很长学时才讲授到其后时代形成的另一同体裁史籍，因为对前者内容的遗忘与淡漠，因此很难形成对两者之间异同自觉主动的把握。比如典章制度史的代表作“三通”横跨唐、宋、元三代，跳出时序羁绊，按体裁合并讲授，效果可能要好得多。
第二，同体裁史籍风格类似，只需列举介绍其各时代成就卓著、荦荦大者，甚至在合并考虑前述“基本史实导向”的编选原则的基础上，对一些在编纂特征上与同体裁他著无异，同时也非基本史实传统出处的史籍，在编选时可以大胆摒除，这样无疑可以较为有效地压缩教材体量，适应目前高师院校文选课课时总体日趋减少的客观情势。当然，与此同时，对一些小众体裁，如前列谱牒、方志、民间歌谣、甲骨、简牍、青铜、碑铭墓志等等，由于中学历史教学对教师更倾向于博识而非无限专精的独特要求，我们反而应该不吝笔墨，一一介绍。
由以上论述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新形势下高等师范院校的文选教材编选，无论在选文的类型、篇目还是排序方面，与普通院校的同类教材相比，都亟待更加针对中学教育教学实际，加强师范性与实践性。20世纪80年代学界前辈即曾大声疾呼要“尽快地组织人力在最短的时间内编写出一部面向中学实际，以培养合格的中学教师为出发点的適用于高师专科院校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课的教材”。近三十年后的今天，在广泛开展的中学新课改背景之下，我们重温这一话题，并非是要放下身段，趋附风潮，而只是期待当下我们的高师文选教材编选能够不忘前志，切实心系中学历史教学前沿，有所侧重，充分彰显师范教育的专业特点与个性，有所为有所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