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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对待西方的思想理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一个重要条件。
诚然，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批判地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遗产、批判地吸取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条件。不过，有一个根本的事实是不能忽略的：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的反映，从本质上说，它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巩固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服务的。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照搬照抄这种思想理论。
邓小平是对外开放的积极倡导者，同时他又是全盘西化论即西式教条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他说：“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２３页、第４４页）
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对待西方的思想理论呢？
以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为例。
早在改革开放的初期，１９８３年，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北京大学的陈岱孙教授在他所写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一文中，即曾对西方经济学及其作用进行过具体的分析，并就其“对于我们经济现代化的作用上”，着重地阐明了以下几个观点：第一，我们“要认识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从而，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个体系，不能成为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第二，“我们又要认识到，在若干具体的经济问题的分析方面，它确有可供我们参考、借镜之处”。第三，“由于制度上的根本差异，甚至在一些具体的、技术的政策问题上，我们也不能搬套西方的某些经济政策和措施”。第四，“对外国经济学‘内容’的取舍，既涉及本质问题，又涉及技术问题”。“根本的原则应该是，以我为主，以符合国情为主”。他特别提醒人们：“不应该忽略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化经济建设，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经济建设，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化经济建设。这区别就不只是由于（西方）经济学中某些概念和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有不相契合的地方，而是在若干基本前提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枘凿”。所以，“我们既要承认外国经济学，在其近年的发展中，在其推理分析、测算技术、管理手段等等方面有若干值得参考借镜之处，又不要盲目推崇，全盘搬套”。他当时即预言，由于多年的隔绝，一些人对西方经济学十分陌生，一旦接触，不免引起目眩，以致对其“不加审别地推崇”。他说：这“也许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渡现象，但有必要尽快地排除这种现象”（《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３期）。应当说，陈岱孙先生的分析是十分深刻的，他的预言更是极其准确的。这些分析，对于我们采取科学的态度对待西方的思想理论，富于启发性。
我们之所以不能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采取教条主义态度，是因为它的特点在于：第一，它无条件地崇拜西方资本主义，而不赞成社会主义；第二，它提倡照搬西方国家的东西，而不赞成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如果按照这种主张去做，那中国就既不会有社会主义，也谈不上有什么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一句话，就根本不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
对西方的思想理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更是十分有害的。因为：
第一，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的迷信盲从，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疏离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否定。
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生活都告诉我们，思想文化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定会去占领。如果听任西式教条主义自由泛滥，马克思主义就会被边缘化，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也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如果听凭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替代马克思主义或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中国共产党将丧失维系自身团结统一的思想纽带，同时必将失去号召群众、引导群众的精神力量”（《人民日报》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０日）。这种危险是现实地存在着的。
第二，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的迷信盲从，将误导我们的改革。
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是以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前提的。西式教条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认定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极限。要是轻信了这种说教，改革就不会再是社会主义的前进运动，而不可避免地蜕变为以资本主义来改造社会主义、以资本主义制度来代替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的大倒退了。
比如，多年来，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政府拼命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推销新自由主义，要求它们实行“政府角色的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快速的自由化”。“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推行新自由主义之初，有的也出现过短暂的经济较快增长，但是，好景不长，从最终结果来看，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推行到哪个国家和地区，哪个国家或地区就会遭到巨大的风险和灾难，甚至成为重灾区。”比如，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萨克斯出任俄罗斯政府顾问，他为俄罗斯制定的被叫做“休克疗法”的改革方案，实际上就是“华盛顿共识”所体现的新自由主义原则的具体运用。北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伊萨克森等将“华盛顿共识”中的快速私有化原则应用到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后果是导致苏东剧变，使原社会主义国家全面资本主义化”（《中华魂》２００４年第１期，《思想理论导刊》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苏联、东欧国家提供的教训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第三，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迷信盲从，将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
我们要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保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而若干主张西式教条主义的人们假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名义，鼓吹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两院制、三权鼎立那一套。如果听任这种关于西方民主的说教自由泛滥，中国就会成为一个动乱的社会，而集中力量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等，就都无从谈起了。邓小平对美国前总统卡特说过：“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２４０页、第１９６页）
第四，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迷信盲从，将把年轻一代引入歧途。
历史的经验表明，谁拥有青年，谁就拥有将来。中国共产党历来同青年保持密切的联系，把造就年轻一代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当作自己的一项历史责任。我们知道，西方敌对势力是把促使社会主义的中国向资本主义方向“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年轻一代身上的。他们正不遗余力地在同我们争夺青年。为了使西方敌对势力的这种图谋彻底遭到破产，我们必须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年轻一代，必须在青年中造就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对西式教条主义，看作是争夺年轻一代的一项战略性的任务，给予高度的重视。很明显，如果听任西式教条主义蔓延滋长，如果听任鼓吹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言论充斥我们的讲坛、书刊乃至宣传媒体，如果听任马克思主义的阵地由于受西式教条主义者的挤压而被边缘化，我们的年轻一代又怎么可能顺利地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的接班人？我们又依靠什么来粉碎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中国的图谋呢？
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一项极其伟大而又艰巨的事业。邓小平反复强调：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页）
毫无疑问，我们在思考中国问题的时候，应当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应当学习运用外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要解决中国在前进中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调查研究中国的国情，总结中国人民自己的经验教训，作出合乎中国实际的创造。即使就学习外国来说，我们也必须破除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按照中国自身的需要作出选择并进行必要的加工制作，才有可能真正收到成效。
诚然，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批判地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遗产、批判地吸取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条件。不过，有一个根本的事实是不能忽略的：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的反映，从本质上说，它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巩固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服务的。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照搬照抄这种思想理论。
邓小平是对外开放的积极倡导者，同时他又是全盘西化论即西式教条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他说：“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２３页、第４４页）
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对待西方的思想理论呢？
以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为例。
早在改革开放的初期，１９８３年，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北京大学的陈岱孙教授在他所写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一文中，即曾对西方经济学及其作用进行过具体的分析，并就其“对于我们经济现代化的作用上”，着重地阐明了以下几个观点：第一，我们“要认识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从而，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个体系，不能成为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第二，“我们又要认识到，在若干具体的经济问题的分析方面，它确有可供我们参考、借镜之处”。第三，“由于制度上的根本差异，甚至在一些具体的、技术的政策问题上，我们也不能搬套西方的某些经济政策和措施”。第四，“对外国经济学‘内容’的取舍，既涉及本质问题，又涉及技术问题”。“根本的原则应该是，以我为主，以符合国情为主”。他特别提醒人们：“不应该忽略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化经济建设，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经济建设，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化经济建设。这区别就不只是由于（西方）经济学中某些概念和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有不相契合的地方，而是在若干基本前提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枘凿”。所以，“我们既要承认外国经济学，在其近年的发展中，在其推理分析、测算技术、管理手段等等方面有若干值得参考借镜之处，又不要盲目推崇，全盘搬套”。他当时即预言，由于多年的隔绝，一些人对西方经济学十分陌生，一旦接触，不免引起目眩，以致对其“不加审别地推崇”。他说：这“也许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渡现象，但有必要尽快地排除这种现象”（《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３期）。应当说，陈岱孙先生的分析是十分深刻的，他的预言更是极其准确的。这些分析，对于我们采取科学的态度对待西方的思想理论，富于启发性。
我们之所以不能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采取教条主义态度，是因为它的特点在于：第一，它无条件地崇拜西方资本主义，而不赞成社会主义；第二，它提倡照搬西方国家的东西，而不赞成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如果按照这种主张去做，那中国就既不会有社会主义，也谈不上有什么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一句话，就根本不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
对西方的思想理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更是十分有害的。因为：
第一，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的迷信盲从，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疏离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否定。
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生活都告诉我们，思想文化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定会去占领。如果听任西式教条主义自由泛滥，马克思主义就会被边缘化，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也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如果听凭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替代马克思主义或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中国共产党将丧失维系自身团结统一的思想纽带，同时必将失去号召群众、引导群众的精神力量”（《人民日报》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０日）。这种危险是现实地存在着的。
第二，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的迷信盲从，将误导我们的改革。
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是以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前提的。西式教条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认定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极限。要是轻信了这种说教，改革就不会再是社会主义的前进运动，而不可避免地蜕变为以资本主义来改造社会主义、以资本主义制度来代替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的大倒退了。
比如，多年来，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政府拼命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推销新自由主义，要求它们实行“政府角色的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快速的自由化”。“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推行新自由主义之初，有的也出现过短暂的经济较快增长，但是，好景不长，从最终结果来看，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推行到哪个国家和地区，哪个国家或地区就会遭到巨大的风险和灾难，甚至成为重灾区。”比如，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萨克斯出任俄罗斯政府顾问，他为俄罗斯制定的被叫做“休克疗法”的改革方案，实际上就是“华盛顿共识”所体现的新自由主义原则的具体运用。北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伊萨克森等将“华盛顿共识”中的快速私有化原则应用到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后果是导致苏东剧变，使原社会主义国家全面资本主义化”（《中华魂》２００４年第１期，《思想理论导刊》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苏联、东欧国家提供的教训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第三，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迷信盲从，将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
我们要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保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而若干主张西式教条主义的人们假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名义，鼓吹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两院制、三权鼎立那一套。如果听任这种关于西方民主的说教自由泛滥，中国就会成为一个动乱的社会，而集中力量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等，就都无从谈起了。邓小平对美国前总统卡特说过：“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２４０页、第１９６页）
第四，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迷信盲从，将把年轻一代引入歧途。
历史的经验表明，谁拥有青年，谁就拥有将来。中国共产党历来同青年保持密切的联系，把造就年轻一代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当作自己的一项历史责任。我们知道，西方敌对势力是把促使社会主义的中国向资本主义方向“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年轻一代身上的。他们正不遗余力地在同我们争夺青年。为了使西方敌对势力的这种图谋彻底遭到破产，我们必须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年轻一代，必须在青年中造就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对西式教条主义，看作是争夺年轻一代的一项战略性的任务，给予高度的重视。很明显，如果听任西式教条主义蔓延滋长，如果听任鼓吹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言论充斥我们的讲坛、书刊乃至宣传媒体，如果听任马克思主义的阵地由于受西式教条主义者的挤压而被边缘化，我们的年轻一代又怎么可能顺利地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的接班人？我们又依靠什么来粉碎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中国的图谋呢？
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一项极其伟大而又艰巨的事业。邓小平反复强调：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页）
毫无疑问，我们在思考中国问题的时候，应当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应当学习运用外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要解决中国在前进中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调查研究中国的国情，总结中国人民自己的经验教训，作出合乎中国实际的创造。即使就学习外国来说，我们也必须破除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按照中国自身的需要作出选择并进行必要的加工制作，才有可能真正收到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