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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取描写性翻译研究视角,描述了庞德译作《神州集》中创造性改写的具体模式,并探析了改写的外因和内因,即接受环境和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有利于更好地理解译者及诗集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中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庞德《神州集》 改写 创造性叛逆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a码:A
一 引言
20世纪70年代初,翻译研究趋向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研究模式从规定性研究转向了描述性研究,研究视野从源语文本扩展到目的语文本,从原作者扩展到了译者及其决定、读者及其接受。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存在两大转向:语言、文化转向;以及三大突破:翻译研究从语言本身对等的表层研究深入到了翻译自身行为的深层研究;从翻译文本静态的研究投射到了译作生产和消费的动态研究;将翻译语言转换的片段研究放置于一个宏大的历史文化语境整体研究(谢天振,2003:110-116)。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本文采取描写翻译学的视角,将庞德译作《神州集》融入特定历史文化语境进行解读,正确地对待庞德译作《神州集》的得与失,视其为具备实体性的中国古典诗歌创造性改写文本,更好地理解了译作在中西文化交流历史中的积极作用和影响。
二 庞德译作《神州集》与改写模式
学界对《神州集》褒贬不一,但美国历史文化证实了其独特的价值性,有着异域传奇色彩,符合广大英美读者的口碑。《神州集》里的诗歌《长干行》曾经收录在1954年奥斯卡·威廉斯(Oscar Williams)编辑的诗集《袖珍本现代诗》(A Poet Book Of Modern Verse)里,其中涉及了20世纪50年代英美重要的诗人。书中除了一首庞德《神州集》中创意英译的李白《长干行》,其他都是创作作品。全球具有经典地位的《诺顿美国文学集》(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s)也收入此诗,译诗的重要价值由此可见。由此,一味地追究译作对原作变形,只是表层地、静态地、片面地看待问题。译诗有失必有得,正是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有其叛逆性、创造性的改写,诗集具备自身的文学实体性,才在目的语文学系统中突显出了自身的价值。下面从内容和形式方面探讨一下译诗集创造性改写的具体模式。
首先,通过译者精心选材,诗集呈现出自身特定的鲜明的主题。庞德得到费诺罗萨(Fenollosa)手稿,“两大本关于中国诗歌及其注释、评论笔记,大部分是唐诗”(John.J.Noble,1996:20),但《神州集》只囊括了18首诗,其中The River Song将原两首合并为一首,并把第二首原诗的标题当作译诗的诗行。18首诗歌重组,涉及到了战争、流放、离别、怀旧等主题,诗集内化了凄切、哀伤的人类情感。如诗歌The River Merchant’s Wife:A Letter,The Beautiful Toilet,The Jewel Stair’s Grievance 突出了被遗弃女人的愁绪;Four Poems of Departure,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Taking Leave of a Friend,Leave-Taking Near Shoku表现了人类离别的伤感。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地名、人名、典故异域风味有所丢失,但诗歌内在心境、情感氛围却得以重奏、强化。如李白《长干行》和The River Merchant’s Wife:A Letter:原诗“抱柱信”典出《庄子·盗跖篇》,写尾生与女子相约于桥下,女子未到而突然涨水,尾生守信而不肯离去,抱着柱子被水淹死;译诗完全丢失了这一典故,但仍传达了忠贞的爱情“For ever and for ever and for ever”;地名“望夫台”“滟堆堆”在译诗中的对应已失去了原有的风味,但读后仍能感受期望之切“Why should I climb the look out”、危险之境“the river of swirling eddies”。这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其它的诗歌里,如诗歌《送孟浩然之广陵》里的地名“黄鹤楼”、“扬州”,《古风》里的文化词“代马”“越禽”等。
另外,诗集中意象虽与原诗或手稿也有一定的偏差,但意境的并置、重构、涡旋的采掘使得译诗放射出了最大的心灵能量。叶维廉先生曾对比了原诗、费诺罗萨手稿和译文,评价到庞德独具慧眼,时常能突破手稿的误读和局限,通过意象的创造产生视听效果表达诗歌的情感内涵。
诗集呈现出了一副新面孔。《送友人入蜀》、《登金陵凤凰台》、《古诗十九首·青青河边草》等等译诗中庞德有意识地采用空行、跨行等技巧或意象并置、或凸显意象视觉感,新的组合图式增强了意象动感、实现了信息最大化。赵毅衡先生在耶鲁大学读手稿原件时研究发现庞德有意抛开手稿的串解、字注,诗句“Desolate castle,the sky,the wide desert”“Surprised Desert turmoil sea sun”(“荒城空大漠,惊沙乱海日”)回归了汉语之源,意象并置(赵毅衡:2003,222-224)。仔细阅读,其形、意巧妙相接,同时,音、意结合也“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神州集》口语化、现代化、节奏自由。总而言之,诗集的新面孔:图式信息化、语言口语化、节奏自由、灵活在一定的程度上更加有利于诗歌内在情感的爆发。
三 庞德译作《神州集》改写外因和内因
1 外因——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
翻译文化学派的代表安德烈·勒菲费尔,在《翻译、重写以及文学名声的操纵》中阐述了文学系统论基点下的改写理论,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翻译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和目的语语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诗学操纵。庞氏时代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译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改写。20世纪初,欧洲战火笼罩,秩序混乱,庞德挑选的19首诗主题鲜明:放逐的、离别的、遗弃的、怀旧的、向往的,正宣泄了当时战争年代人类的痛苦和折磨。当代庞德研究权威休·肯纳认为诗集的整体结构明显,开头、中间和结尾是3首描写戍边之苦的战争诗,其它哀歌式的情感穿插期间,坚持诗集是“一本战争题材诗集,庞德利用费诺罗萨笔记就像蒲伯利用贺拉斯,或约翰逊利用尤维纳利斯,来提供一种平行的类比结构”(Charles Tomlinson,1983:96-97)。
从另一种角度看,中国诗歌“触物以起情”、“叙物以言情”的表达方式也正弥合庞氏时代英美反叛抽象、概念化的哲学文化趋势。20世纪初,欧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已经激化了抽象模式和直觉模式之间的矛盾。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弗洛伊德的分析心理学、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等等新思潮开始动摇了人们对维多利亚时代传统价值观的信仰。西方现代思想家如尼采、博格森等针对抽象逻辑思维对人性和生命的限制和破坏开发了另一条思路,回归到具象、直觉的感知方式。庞氏译作《神州集》创造性改写恰恰回应了本土这种哲学文化思潮的内在推进。诗集抛弃了目的语中传统的说明性的、解释性的体验程序,采用各种策略创造性地跳脱英文语言逻辑概念化的传意方式,营造了原诗中国化的感知方式,如已讨论到的诗歌中的意象并置、意象重构、涡旋凸显、图式信息化。
另外,就当时的诗学革新运动而言,意象派诗歌运动是影响译诗集改写的又一重要因素。 “诗学的革新运动通常由作家发起,但改写者却决定了其运动的成败。改写文本也标准地衡量着新诗运动内在化的程度”(Andre Lefevere,2004:38)。新诗运动往往在翻译中寻求动力,文学系统也要求译者在译本中输入更多的革新元素来推进运动。20世纪初,意象派诗人休姆、庞德等人提出诗歌三原则:意象直接呈现、语言简朴精练、节奏灵活自由(John.J.Nolde,1996:29)。庞德创造性改写《神州集》深受这一诗学接受环境的影响,虽然译诗语言口语化、节奏自由,背离了原诗古典形式,但原诗超脱语言限制、保持物象原态的本质却实质性地输入了译诗集;虽然译诗丢失了原诗地名、人名、典故等异域风味,但译诗中意象的突出、涡旋的采掘却放射出了最大的心灵能量。
2 内因——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起作用。庞德自身的文学倾向、写作风格、翻译目的、翻译观念这一内部因素值得探讨。通过阅读庞德创作的诗歌《在地铁站》以及在得到费诺罗萨笔记前根据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历史》改写的诗歌《屈原》、《刘彻》、《扇》、《曹植》,能看出诗歌语言简朴、重视意象、意义深远。此后,通过费诺罗萨手稿的研究,译者总结“在欧洲,如果你让人对某一事物下定义,他的定义常常背离了他认识地很清楚的简单事物”,中国诗歌却“是研究诗歌、文学、绘画的正确的途径”(John J.Nolde,1996:32)。译者领悟到中国诗歌的精髓,看到了诗歌创作的希望曙光,“很可能这个世纪在中国发现一个全新的希腊”(Tanya Wells,1984:59)。在特定的文学时期,翻译就是为了文艺的革新、诗歌的创作。“庞德的译作激发了、强化了他的诗学创新构想,反之,他的诗学创新构想又引导、成就了他的译作。庞德的诗学实质上就是翻译的诗学,他重新定义了20世纪诗歌翻译的本质和目的。”(Ira B. Nadel,2001:204)
庞德不仅有明确的翻译目的,而且有新颖的、系统的翻译观指导支撑自身的实践。根茨勒把他的翻译理论称为 “闪光细节理论”,指出译者“注重细节、对个别词语、对完整甚至破碎意象的准确翻译”,重视“语言能量”,即创造词语间新的构建方式就能释放出其包含的能量。(Gentzler,1993:19)《神州集》正是通过译入语的创新构建最大程度地放射了原诗的情感能量。在《青青河边草》、《玉阶怨》、《送友人》、《登金陵凤凰台》、《长安古意》等等诗歌中,庞德偏爱图式艺术表达,暗示不同情感交织对比、构建语言新的联系、显示无限的张力、强烈的力量。而且,《天津三月时》中“花瓣”、《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 “烟花”、《胡关绕风沙》中的“秋天”等等也表现他甚至忽略具体词语的意义,相反重视语言、意象产生的能量潜势,通过意象的叠加、并置,涡旋的采掘、延伸,使得诗歌潜在的能量一并迸发。
四 结语
传统的翻译理论往往以原文和译文的比较为出发点强调译者的忠实,很少涉及译者的创造性、翻译的外部环境、翻译的目的等因素。传统的规定性研究模式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难以解释特定历史时期翻译实践中的一些现象。描写性研究模式却有助于客观地评价创造性的翻译,正确地对待翻译文本的得与失。本文认为解读庞德《神州集》创造性改写的具体表现及其深层次的创造性改写原因有利于更好地理解译作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中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诗集中有着明显的模仿、增删、保留,而正是这种“叛逆性”的、“创造性”的改写,诗集具备自身独特的文学实体性,在目的语文学系统表现出特有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王贵明:《庞德之于中国文化功过论——与〈理解抑或误解?- 美国诗人庞德与中国之关系的重新思考〉的作者商榷》,《外国语》,2003年第5期。
[2] 魏望东:《试析庞德英译中国古诗的忠实性与等效性》,《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年第10期。
[3]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4] 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5] Alexander,Michael.The Poetic Achievement of Ezra Pound[M].Berk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6] Gent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7] 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8] Nolde,John J.Ezra Pound and China[M].Maine:University of Maine,1996.
[9] Nadel,Ira B.Ezra Pound[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10] Tomlinson,Charles.Poetry and Metamorphosis[M].Cambridge:Cambridge UP,1983.
[11] Wells,Tanya.Ezra Pound’s‘Cathay’and the America idea of China[D].Ann Arbor,Mi.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1984.
[12] Yip,Wai-lim.Ezra Pound’s Cathy[M].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
作者简介:张静华,女,1979—,四川成都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和实践、跨文化交际,工作单位:西安工业大学。
关键词:庞德《神州集》 改写 创造性叛逆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a码:A
一 引言
20世纪70年代初,翻译研究趋向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研究模式从规定性研究转向了描述性研究,研究视野从源语文本扩展到目的语文本,从原作者扩展到了译者及其决定、读者及其接受。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存在两大转向:语言、文化转向;以及三大突破:翻译研究从语言本身对等的表层研究深入到了翻译自身行为的深层研究;从翻译文本静态的研究投射到了译作生产和消费的动态研究;将翻译语言转换的片段研究放置于一个宏大的历史文化语境整体研究(谢天振,2003:110-116)。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本文采取描写翻译学的视角,将庞德译作《神州集》融入特定历史文化语境进行解读,正确地对待庞德译作《神州集》的得与失,视其为具备实体性的中国古典诗歌创造性改写文本,更好地理解了译作在中西文化交流历史中的积极作用和影响。
二 庞德译作《神州集》与改写模式
学界对《神州集》褒贬不一,但美国历史文化证实了其独特的价值性,有着异域传奇色彩,符合广大英美读者的口碑。《神州集》里的诗歌《长干行》曾经收录在1954年奥斯卡·威廉斯(Oscar Williams)编辑的诗集《袖珍本现代诗》(A Poet Book Of Modern Verse)里,其中涉及了20世纪50年代英美重要的诗人。书中除了一首庞德《神州集》中创意英译的李白《长干行》,其他都是创作作品。全球具有经典地位的《诺顿美国文学集》(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s)也收入此诗,译诗的重要价值由此可见。由此,一味地追究译作对原作变形,只是表层地、静态地、片面地看待问题。译诗有失必有得,正是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有其叛逆性、创造性的改写,诗集具备自身的文学实体性,才在目的语文学系统中突显出了自身的价值。下面从内容和形式方面探讨一下译诗集创造性改写的具体模式。
首先,通过译者精心选材,诗集呈现出自身特定的鲜明的主题。庞德得到费诺罗萨(Fenollosa)手稿,“两大本关于中国诗歌及其注释、评论笔记,大部分是唐诗”(John.J.Noble,1996:20),但《神州集》只囊括了18首诗,其中The River Song将原两首合并为一首,并把第二首原诗的标题当作译诗的诗行。18首诗歌重组,涉及到了战争、流放、离别、怀旧等主题,诗集内化了凄切、哀伤的人类情感。如诗歌The River Merchant’s Wife:A Letter,The Beautiful Toilet,The Jewel Stair’s Grievance 突出了被遗弃女人的愁绪;Four Poems of Departure,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Taking Leave of a Friend,Leave-Taking Near Shoku表现了人类离别的伤感。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地名、人名、典故异域风味有所丢失,但诗歌内在心境、情感氛围却得以重奏、强化。如李白《长干行》和The River Merchant’s Wife:A Letter:原诗“抱柱信”典出《庄子·盗跖篇》,写尾生与女子相约于桥下,女子未到而突然涨水,尾生守信而不肯离去,抱着柱子被水淹死;译诗完全丢失了这一典故,但仍传达了忠贞的爱情“For ever and for ever and for ever”;地名“望夫台”“滟堆堆”在译诗中的对应已失去了原有的风味,但读后仍能感受期望之切“Why should I climb the look out”、危险之境“the river of swirling eddies”。这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其它的诗歌里,如诗歌《送孟浩然之广陵》里的地名“黄鹤楼”、“扬州”,《古风》里的文化词“代马”“越禽”等。
另外,诗集中意象虽与原诗或手稿也有一定的偏差,但意境的并置、重构、涡旋的采掘使得译诗放射出了最大的心灵能量。叶维廉先生曾对比了原诗、费诺罗萨手稿和译文,评价到庞德独具慧眼,时常能突破手稿的误读和局限,通过意象的创造产生视听效果表达诗歌的情感内涵。
诗集呈现出了一副新面孔。《送友人入蜀》、《登金陵凤凰台》、《古诗十九首·青青河边草》等等译诗中庞德有意识地采用空行、跨行等技巧或意象并置、或凸显意象视觉感,新的组合图式增强了意象动感、实现了信息最大化。赵毅衡先生在耶鲁大学读手稿原件时研究发现庞德有意抛开手稿的串解、字注,诗句“Desolate castle,the sky,the wide desert”“Surprised Desert turmoil sea sun”(“荒城空大漠,惊沙乱海日”)回归了汉语之源,意象并置(赵毅衡:2003,222-224)。仔细阅读,其形、意巧妙相接,同时,音、意结合也“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神州集》口语化、现代化、节奏自由。总而言之,诗集的新面孔:图式信息化、语言口语化、节奏自由、灵活在一定的程度上更加有利于诗歌内在情感的爆发。
三 庞德译作《神州集》改写外因和内因
1 外因——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
翻译文化学派的代表安德烈·勒菲费尔,在《翻译、重写以及文学名声的操纵》中阐述了文学系统论基点下的改写理论,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翻译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和目的语语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诗学操纵。庞氏时代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译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改写。20世纪初,欧洲战火笼罩,秩序混乱,庞德挑选的19首诗主题鲜明:放逐的、离别的、遗弃的、怀旧的、向往的,正宣泄了当时战争年代人类的痛苦和折磨。当代庞德研究权威休·肯纳认为诗集的整体结构明显,开头、中间和结尾是3首描写戍边之苦的战争诗,其它哀歌式的情感穿插期间,坚持诗集是“一本战争题材诗集,庞德利用费诺罗萨笔记就像蒲伯利用贺拉斯,或约翰逊利用尤维纳利斯,来提供一种平行的类比结构”(Charles Tomlinson,1983:96-97)。
从另一种角度看,中国诗歌“触物以起情”、“叙物以言情”的表达方式也正弥合庞氏时代英美反叛抽象、概念化的哲学文化趋势。20世纪初,欧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已经激化了抽象模式和直觉模式之间的矛盾。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弗洛伊德的分析心理学、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等等新思潮开始动摇了人们对维多利亚时代传统价值观的信仰。西方现代思想家如尼采、博格森等针对抽象逻辑思维对人性和生命的限制和破坏开发了另一条思路,回归到具象、直觉的感知方式。庞氏译作《神州集》创造性改写恰恰回应了本土这种哲学文化思潮的内在推进。诗集抛弃了目的语中传统的说明性的、解释性的体验程序,采用各种策略创造性地跳脱英文语言逻辑概念化的传意方式,营造了原诗中国化的感知方式,如已讨论到的诗歌中的意象并置、意象重构、涡旋凸显、图式信息化。
另外,就当时的诗学革新运动而言,意象派诗歌运动是影响译诗集改写的又一重要因素。 “诗学的革新运动通常由作家发起,但改写者却决定了其运动的成败。改写文本也标准地衡量着新诗运动内在化的程度”(Andre Lefevere,2004:38)。新诗运动往往在翻译中寻求动力,文学系统也要求译者在译本中输入更多的革新元素来推进运动。20世纪初,意象派诗人休姆、庞德等人提出诗歌三原则:意象直接呈现、语言简朴精练、节奏灵活自由(John.J.Nolde,1996:29)。庞德创造性改写《神州集》深受这一诗学接受环境的影响,虽然译诗语言口语化、节奏自由,背离了原诗古典形式,但原诗超脱语言限制、保持物象原态的本质却实质性地输入了译诗集;虽然译诗丢失了原诗地名、人名、典故等异域风味,但译诗中意象的突出、涡旋的采掘却放射出了最大的心灵能量。
2 内因——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起作用。庞德自身的文学倾向、写作风格、翻译目的、翻译观念这一内部因素值得探讨。通过阅读庞德创作的诗歌《在地铁站》以及在得到费诺罗萨笔记前根据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历史》改写的诗歌《屈原》、《刘彻》、《扇》、《曹植》,能看出诗歌语言简朴、重视意象、意义深远。此后,通过费诺罗萨手稿的研究,译者总结“在欧洲,如果你让人对某一事物下定义,他的定义常常背离了他认识地很清楚的简单事物”,中国诗歌却“是研究诗歌、文学、绘画的正确的途径”(John J.Nolde,1996:32)。译者领悟到中国诗歌的精髓,看到了诗歌创作的希望曙光,“很可能这个世纪在中国发现一个全新的希腊”(Tanya Wells,1984:59)。在特定的文学时期,翻译就是为了文艺的革新、诗歌的创作。“庞德的译作激发了、强化了他的诗学创新构想,反之,他的诗学创新构想又引导、成就了他的译作。庞德的诗学实质上就是翻译的诗学,他重新定义了20世纪诗歌翻译的本质和目的。”(Ira B. Nadel,2001:204)
庞德不仅有明确的翻译目的,而且有新颖的、系统的翻译观指导支撑自身的实践。根茨勒把他的翻译理论称为 “闪光细节理论”,指出译者“注重细节、对个别词语、对完整甚至破碎意象的准确翻译”,重视“语言能量”,即创造词语间新的构建方式就能释放出其包含的能量。(Gentzler,1993:19)《神州集》正是通过译入语的创新构建最大程度地放射了原诗的情感能量。在《青青河边草》、《玉阶怨》、《送友人》、《登金陵凤凰台》、《长安古意》等等诗歌中,庞德偏爱图式艺术表达,暗示不同情感交织对比、构建语言新的联系、显示无限的张力、强烈的力量。而且,《天津三月时》中“花瓣”、《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 “烟花”、《胡关绕风沙》中的“秋天”等等也表现他甚至忽略具体词语的意义,相反重视语言、意象产生的能量潜势,通过意象的叠加、并置,涡旋的采掘、延伸,使得诗歌潜在的能量一并迸发。
四 结语
传统的翻译理论往往以原文和译文的比较为出发点强调译者的忠实,很少涉及译者的创造性、翻译的外部环境、翻译的目的等因素。传统的规定性研究模式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难以解释特定历史时期翻译实践中的一些现象。描写性研究模式却有助于客观地评价创造性的翻译,正确地对待翻译文本的得与失。本文认为解读庞德《神州集》创造性改写的具体表现及其深层次的创造性改写原因有利于更好地理解译作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中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诗集中有着明显的模仿、增删、保留,而正是这种“叛逆性”的、“创造性”的改写,诗集具备自身独特的文学实体性,在目的语文学系统表现出特有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王贵明:《庞德之于中国文化功过论——与〈理解抑或误解?- 美国诗人庞德与中国之关系的重新思考〉的作者商榷》,《外国语》,2003年第5期。
[2] 魏望东:《试析庞德英译中国古诗的忠实性与等效性》,《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年第10期。
[3]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4] 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5] Alexander,Michael.The Poetic Achievement of Ezra Pound[M].Berk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6] Gent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7] 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8] Nolde,John J.Ezra Pound and China[M].Maine:University of Maine,1996.
[9] Nadel,Ira B.Ezra Pound[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10] Tomlinson,Charles.Poetry and Metamorphosis[M].Cambridge:Cambridge UP,1983.
[11] Wells,Tanya.Ezra Pound’s‘Cathay’and the America idea of China[D].Ann Arbor,Mi.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1984.
[12] Yip,Wai-lim.Ezra Pound’s Cathy[M].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
作者简介:张静华,女,1979—,四川成都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和实践、跨文化交际,工作单位:西安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