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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身份”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的向心力,它是拒斥文化霸权主义的前提条件。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只有辩证地认识中国的民族文化身份,禀有正当的文化策略和文化的自我观照力,才可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结构中正确自我定位。翻译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可被有效利用。以翻译为主要途径,坚持文化的可持续“输出”,可减少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误读”,从而彰显东方文化身份,重申中国文化立场。
关键词:全球化 文化身份 文化输出 翻译
中图分类号:G1 文献标识码:A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全球化是指人类从以往各个地域、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彼此分割的那种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走向一种全球性社会的变迁过程。全球化是全方位的,不是某一个社会领域单纯发展的产物,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以经济为中心,逐渐向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领域扩展,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为了维护和平、谋求发展,世界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展开更深层次、更大规模的政治对话、经济协作、文化交流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作为全球化一部分的文化全球化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只有辩证地认识中国的民族文化身份,禀有正当的文化策略和文化的自我观照力,才可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结构中正确自我定位。
一 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历史表明,各国的民族文化长期以来都不是孤立、平行地向前发展,而是在相互往来和相互影响中向前推进。当今的文化全球化进程,正是各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相互交流、借鉴、融合和消融的进一步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两种趋势:一种是以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文化全球化,表现为西方现代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泛化。以欧美等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占有综合优势,不但在物质层面,而且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层面上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日益深刻。它们凭借信息技术和网络资源的优势,将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都以文化的方式渗透到发展中国家,致使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发生无形的、潜移默化的改变,出现强势文化压制、排斥、甚至吞噬弱势文化的倾向。以文化全球化取代文化多元化、民族化、本土化,是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主要目的和表现。
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另一种趋势是,处于文化弱势地位的国家面对危机,在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驱使下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对强势文化的“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积极反抗,努力在全球化中彰显自己的魅力,扩大本土文化的影响,力争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在国际文化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在本土文化保护的过程中,往往又会出现过分强调文化的民族化、本土化,主张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个性,否认文化全球化,排斥外来文化的影响,甚至抵制外来文化的现象。
文化全球化绝不是要削弱和消解个别民族文化,更不是让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文化称霸于世,而是建立在多元文化基础上的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沟通、融合、互补,从而促进本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全球化是各民族求同存异的互动过程,同时也是同各种中心主义做斗争的过程。文化所昭示的文明和智慧是属于全人类的,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文化的冲突和差异只是人们认识的开始,随着交流和理解的深化,这种冲突终将被同化、有序化和合法化,最终达成多元共存的争鸣局面,而这才是文化持久不竭的动力之源。要达到这种理想状态,就必须正确认识自我民族文化身份,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二 中国民族文化身份的辩证认识
文化身份(culture identity)意味着某种文化只有通过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这种与他文化相区别的身份认同,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的向心力,它是拒斥文化霸权主义的前提条件。文化身份是在与“他者”文化镜像的对比映照中,形成文化差异性的某种认同(王岳川,2001)。关于文化身份,荷兰学者瑞恩·赛格斯指出:“某一特定的族群和民族的文化身份只是部分地由那个民族的身份决定的,因为文化身份是一个较民族身份更为宽泛的概念。”所以“通常人们把文化身份看作是某一特定的文化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王宁教授认为,文化身份应同时具有固有的“特征”和理论上的“建构”之双重含义。如果将文化身份不仅看作是民族固有的特征,而且还是对身份的重新建构,那么在全球化背景下,思考如何认同与如何建构本民族的文化身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王宁,2000)。
在当今世界,获取自己的文化身份,已经成为第三世界争取自身合法性,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角色认同的积极取向。现代中国“确认身份”时期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打破旧文化、旧观念和旧体系的时期,也可称之为“破旧形象”的时期。主要体现在“五四”以来,中国学人一直在思考如何正确认识真正的历史自我、自我于他者的关系,以及自我的未来。丧失这种真正认识自我的前提,就无法摆脱旧文化的腐朽精神枷锁。二是重新定位和身份改写时期。即确定真正的现代中国形象。现代中国形象已获得了自己的超越性价值立场、多元开放的文化眼光和宽容的文化精神。这为当代中国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果今天仍以文化歧视眼光看待当代中国,将是一种中国文化的身份误置或身份强加。三是新文化身份确认时期。自我身份确认的重要目的是揭露西方文化霸权的实质,把握自己在后殖民时期与西方对话的权利,建立从冲突到对话、从差异到和谐、从敌对到伙伴的新型世界秩序,使自己从边缘化逐渐走向非边缘化,并重新建立自己丧失的地位(王岳川,2001)。
近代以来,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遭遇了诸多坎坷。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已经不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这种从中心到边缘的历史,使中国文化精神遭到内在的撕裂。文化精神的承续使中国文化仍然是世界上几大文明衰亡后的幸存者之一;但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权力中,中国文化不断被边缘化。这种文化尴尬处境,使中国文化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寻求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之路。
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已是极为关键的问题。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文化争论和“新保守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现,都已真实地表明了国人的担心和文化危机感。据此,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身份包括文化认同与文化建构双层含义。文化认同主要是对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认同;文化建构也只有在不脱离文化核心价值的前提下,才可以称之为本民族的文化建构。在对中国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和彰显过程中,应避免两种文化倾向:一是西方中心主义,认为西方价值是唯一合理的普遍价值;另一种是文化保守主义,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民族身份彻底丧失的过程,进而排斥西方话语,试图追求一种本真的绝对不变的中华文化身份。一味强调民族文化而拒斥外国文化的输入,只能使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关闭,而全盘西化则会导致中国文化身份的失却。这两种态度都是极端不可取的。
三 以翻译“输出”为主要途径,彰显中国民族文化特色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翻译肩负着重要使命。跨文化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产物,其本质就是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翻译作为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流的主要手段之一,不仅肩负着文化引进,促进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流的任务,同时肩负传播本土文化、继承民族文化的重大历史使命。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国际间文化相互交融、产业竞争日益严峻的大趋势下,翻译已经从从属的、被动的地位跃升到积极的、自主的地位,具有了文化话语权和文化竞争力的战略意义。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传播、文化影响力、产业竞争力方面,特别注重掌握话语权,在文化、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的生产传播上占有明显优势。各民族文化要想在世界文化交流竞赛中继续生存和发展,更要充分发挥翻译的作用。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民族文化来说,要想更好地应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就更应充分发挥翻译的媒介和传播作用。为了使翻译更好地服务于我们,明确下面几点非常重要:
1 正确认识英语的普及,学好外语。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又是民族文化的承载者,是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反映着各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产生活状况。语言在本质上是人类交流的工具,应当是平等的。但由于作为语言使用主体的各民族在人口、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了语言事实上的不平等。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英语在国际传播中的强势地位日益明显。目前,全世界有近3.8亿人口把英语作为母语,约2.5亿人口把英语用作第二语言。据英国文化委员会估计,全球正在学习英语的人大约有10亿人。预计到2050年,全球至少一半人口会较熟练地使用英语。另外,目前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有85%的国际组织把英语列为通用语言(联合国、欧盟等),有75%的邮件用英语书写,80%的出版物和互联网信息用英语出版和发表。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英语普世化程度将会更大。而汉语距全球通用语似乎还有段距离,中国人应以宽容的心态接纳英语,学好英语,充分利用这一语言工具。但同时不能忽视汉语和中国民族文化的学习,今日学好英语,是为了以后少说英语,逐步提高汉语的国际地位,从而提升中国民族文化的话语权。
2 以翻译为媒介,坚持文化的可持续“输出”,注意异化和归化的辩证使用。“五四”时期以来,各种西方学术思潮和文化理论蜂拥而至,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话语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理论思潮无疑淡化了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民族身份,使其“被殖民化”了;但同时对中国文化的繁荣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并跻身于世界文化主流,也有着积极作用。曾经,我们对于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以接受为主,那么在现阶段我们应该更多地进行“输出”,更多地关注中国文化和文学及其内在精神在全世界的传播。我们应大力提倡文化创新,不断提升文化内涵,加大翻译输出,减少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误读”,从而彰显东方文化身份,重申中国文化立场。鉴于翻译对文化的重塑和构建作用,在多元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冲突中,在文化霸权主义客观存在的情况下,把民族文化翻译成外文时更应以异化翻译策略为主。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译本在追求目的语文化可读性的同时,一定要保留原作的文化特征,注意异化和归化的辩证使用。
3 向全球推广中文。创造更多的条件,向全球推广中文,让更多的人学习汉语、使用汉语,让他们直接了解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也是提高汉语的国际地位、强化中国民族文化身份、提升东方话语权的有效途径。
总之,我们要真切地审视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思潮,提升作为人类新感知方式的文化对话平台,改造世界单一西方化的言说和行为方式,不断进行民族文化“输出”,提升文化话语权,使世界认识东方,使人类得以欣赏差异性文化并认识到文化全球化中和谐人文生态精神的重要性,同时向世界表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不仅有自己的跨文化国际眼光,而且有了文化价值担当的文化身份立场和问题认识。
参考文献:
[1] 王宁:《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和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年第8期。
[2] 王宁:《比较文学与文化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3] 王军:《文化全球化中以英语为媒介的翻译》,《作家》,2009年第8期。
[4] 王岳川:《太空文明时代的中国文化身份》,《学术月刊》,2006年第7期。
[5] 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6] 张世鹏编译:《全球化与美国霸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 卓新平:《相遇与对话》,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8] 斯维德勒:《全球对话的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曹海凤,女,1976—,河南驻马店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跨文化比较,工作单位: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关键词:全球化 文化身份 文化输出 翻译
中图分类号:G1 文献标识码:A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全球化是指人类从以往各个地域、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彼此分割的那种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走向一种全球性社会的变迁过程。全球化是全方位的,不是某一个社会领域单纯发展的产物,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以经济为中心,逐渐向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领域扩展,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为了维护和平、谋求发展,世界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展开更深层次、更大规模的政治对话、经济协作、文化交流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作为全球化一部分的文化全球化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只有辩证地认识中国的民族文化身份,禀有正当的文化策略和文化的自我观照力,才可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结构中正确自我定位。
一 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历史表明,各国的民族文化长期以来都不是孤立、平行地向前发展,而是在相互往来和相互影响中向前推进。当今的文化全球化进程,正是各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相互交流、借鉴、融合和消融的进一步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两种趋势:一种是以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文化全球化,表现为西方现代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泛化。以欧美等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占有综合优势,不但在物质层面,而且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层面上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日益深刻。它们凭借信息技术和网络资源的优势,将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都以文化的方式渗透到发展中国家,致使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发生无形的、潜移默化的改变,出现强势文化压制、排斥、甚至吞噬弱势文化的倾向。以文化全球化取代文化多元化、民族化、本土化,是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主要目的和表现。
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另一种趋势是,处于文化弱势地位的国家面对危机,在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驱使下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对强势文化的“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积极反抗,努力在全球化中彰显自己的魅力,扩大本土文化的影响,力争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在国际文化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在本土文化保护的过程中,往往又会出现过分强调文化的民族化、本土化,主张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个性,否认文化全球化,排斥外来文化的影响,甚至抵制外来文化的现象。
文化全球化绝不是要削弱和消解个别民族文化,更不是让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文化称霸于世,而是建立在多元文化基础上的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沟通、融合、互补,从而促进本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全球化是各民族求同存异的互动过程,同时也是同各种中心主义做斗争的过程。文化所昭示的文明和智慧是属于全人类的,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文化的冲突和差异只是人们认识的开始,随着交流和理解的深化,这种冲突终将被同化、有序化和合法化,最终达成多元共存的争鸣局面,而这才是文化持久不竭的动力之源。要达到这种理想状态,就必须正确认识自我民族文化身份,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二 中国民族文化身份的辩证认识
文化身份(culture identity)意味着某种文化只有通过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这种与他文化相区别的身份认同,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的向心力,它是拒斥文化霸权主义的前提条件。文化身份是在与“他者”文化镜像的对比映照中,形成文化差异性的某种认同(王岳川,2001)。关于文化身份,荷兰学者瑞恩·赛格斯指出:“某一特定的族群和民族的文化身份只是部分地由那个民族的身份决定的,因为文化身份是一个较民族身份更为宽泛的概念。”所以“通常人们把文化身份看作是某一特定的文化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王宁教授认为,文化身份应同时具有固有的“特征”和理论上的“建构”之双重含义。如果将文化身份不仅看作是民族固有的特征,而且还是对身份的重新建构,那么在全球化背景下,思考如何认同与如何建构本民族的文化身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王宁,2000)。
在当今世界,获取自己的文化身份,已经成为第三世界争取自身合法性,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角色认同的积极取向。现代中国“确认身份”时期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打破旧文化、旧观念和旧体系的时期,也可称之为“破旧形象”的时期。主要体现在“五四”以来,中国学人一直在思考如何正确认识真正的历史自我、自我于他者的关系,以及自我的未来。丧失这种真正认识自我的前提,就无法摆脱旧文化的腐朽精神枷锁。二是重新定位和身份改写时期。即确定真正的现代中国形象。现代中国形象已获得了自己的超越性价值立场、多元开放的文化眼光和宽容的文化精神。这为当代中国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果今天仍以文化歧视眼光看待当代中国,将是一种中国文化的身份误置或身份强加。三是新文化身份确认时期。自我身份确认的重要目的是揭露西方文化霸权的实质,把握自己在后殖民时期与西方对话的权利,建立从冲突到对话、从差异到和谐、从敌对到伙伴的新型世界秩序,使自己从边缘化逐渐走向非边缘化,并重新建立自己丧失的地位(王岳川,2001)。
近代以来,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遭遇了诸多坎坷。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已经不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这种从中心到边缘的历史,使中国文化精神遭到内在的撕裂。文化精神的承续使中国文化仍然是世界上几大文明衰亡后的幸存者之一;但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权力中,中国文化不断被边缘化。这种文化尴尬处境,使中国文化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寻求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之路。
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已是极为关键的问题。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文化争论和“新保守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现,都已真实地表明了国人的担心和文化危机感。据此,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身份包括文化认同与文化建构双层含义。文化认同主要是对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认同;文化建构也只有在不脱离文化核心价值的前提下,才可以称之为本民族的文化建构。在对中国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和彰显过程中,应避免两种文化倾向:一是西方中心主义,认为西方价值是唯一合理的普遍价值;另一种是文化保守主义,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民族身份彻底丧失的过程,进而排斥西方话语,试图追求一种本真的绝对不变的中华文化身份。一味强调民族文化而拒斥外国文化的输入,只能使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关闭,而全盘西化则会导致中国文化身份的失却。这两种态度都是极端不可取的。
三 以翻译“输出”为主要途径,彰显中国民族文化特色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翻译肩负着重要使命。跨文化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产物,其本质就是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翻译作为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流的主要手段之一,不仅肩负着文化引进,促进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流的任务,同时肩负传播本土文化、继承民族文化的重大历史使命。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国际间文化相互交融、产业竞争日益严峻的大趋势下,翻译已经从从属的、被动的地位跃升到积极的、自主的地位,具有了文化话语权和文化竞争力的战略意义。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传播、文化影响力、产业竞争力方面,特别注重掌握话语权,在文化、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的生产传播上占有明显优势。各民族文化要想在世界文化交流竞赛中继续生存和发展,更要充分发挥翻译的作用。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民族文化来说,要想更好地应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就更应充分发挥翻译的媒介和传播作用。为了使翻译更好地服务于我们,明确下面几点非常重要:
1 正确认识英语的普及,学好外语。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又是民族文化的承载者,是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反映着各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产生活状况。语言在本质上是人类交流的工具,应当是平等的。但由于作为语言使用主体的各民族在人口、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了语言事实上的不平等。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英语在国际传播中的强势地位日益明显。目前,全世界有近3.8亿人口把英语作为母语,约2.5亿人口把英语用作第二语言。据英国文化委员会估计,全球正在学习英语的人大约有10亿人。预计到2050年,全球至少一半人口会较熟练地使用英语。另外,目前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有85%的国际组织把英语列为通用语言(联合国、欧盟等),有75%的邮件用英语书写,80%的出版物和互联网信息用英语出版和发表。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英语普世化程度将会更大。而汉语距全球通用语似乎还有段距离,中国人应以宽容的心态接纳英语,学好英语,充分利用这一语言工具。但同时不能忽视汉语和中国民族文化的学习,今日学好英语,是为了以后少说英语,逐步提高汉语的国际地位,从而提升中国民族文化的话语权。
2 以翻译为媒介,坚持文化的可持续“输出”,注意异化和归化的辩证使用。“五四”时期以来,各种西方学术思潮和文化理论蜂拥而至,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话语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理论思潮无疑淡化了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民族身份,使其“被殖民化”了;但同时对中国文化的繁荣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并跻身于世界文化主流,也有着积极作用。曾经,我们对于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以接受为主,那么在现阶段我们应该更多地进行“输出”,更多地关注中国文化和文学及其内在精神在全世界的传播。我们应大力提倡文化创新,不断提升文化内涵,加大翻译输出,减少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误读”,从而彰显东方文化身份,重申中国文化立场。鉴于翻译对文化的重塑和构建作用,在多元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冲突中,在文化霸权主义客观存在的情况下,把民族文化翻译成外文时更应以异化翻译策略为主。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译本在追求目的语文化可读性的同时,一定要保留原作的文化特征,注意异化和归化的辩证使用。
3 向全球推广中文。创造更多的条件,向全球推广中文,让更多的人学习汉语、使用汉语,让他们直接了解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也是提高汉语的国际地位、强化中国民族文化身份、提升东方话语权的有效途径。
总之,我们要真切地审视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思潮,提升作为人类新感知方式的文化对话平台,改造世界单一西方化的言说和行为方式,不断进行民族文化“输出”,提升文化话语权,使世界认识东方,使人类得以欣赏差异性文化并认识到文化全球化中和谐人文生态精神的重要性,同时向世界表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不仅有自己的跨文化国际眼光,而且有了文化价值担当的文化身份立场和问题认识。
参考文献:
[1] 王宁:《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和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年第8期。
[2] 王宁:《比较文学与文化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3] 王军:《文化全球化中以英语为媒介的翻译》,《作家》,2009年第8期。
[4] 王岳川:《太空文明时代的中国文化身份》,《学术月刊》,2006年第7期。
[5] 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6] 张世鹏编译:《全球化与美国霸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 卓新平:《相遇与对话》,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8] 斯维德勒:《全球对话的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曹海凤,女,1976—,河南驻马店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跨文化比较,工作单位:北京石油化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