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航路的开辟为标志，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一带一路”上的中西关系，也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前一个时期中西交往主要是中国与西亚、中亚及南亚的交往，后一个时期中国与欧洲的交往变得最有影响力，西方文明的东渐和中国文化的西传仍然保持一个互惠和平等的格局。
　　但是，将中国的地理轮廓和文化轮廓独立出来，不仅仅是亚洲或东方其他部分与欧洲核心文明追溯同源性后的自然剩余的结果吗？恰恰相反，欧洲人在地理上认识中国的同时，一直努力在文化和宗教上界定中国，正是在认识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欧洲人认识到了欧洲文化自身的独特性。中国人是以一种 “独特”的方式参与了“现代世界的兴起”。

能走出二元对立思维吗？

　　这种界定的基本路数，就是我们常见的二元对立，只要有一组看作是正面价值的词汇，与之相反的就是一组负面价值的词汇。由此还有了大量关于所谓“中国人的性格”的论述。这种思考方式影响太深了，一直到今天都不能说有了根本改观。
　　回顾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就可以发现，这是由“中国是欧洲的他者”决定的。西方宗教中善恶对立的观念显然也会强化这种思考方式。只要互为“镜像”，相互把对方作为加强自我意识的对立文化实体，这样的思考方式就不会终结。

　　不过，这样的思考方式，逻辑上本来并不一定就是贬低中国。事实上，在18世纪的法国，那些开明君主派人士，从耶稣会士介绍的儒家“理想君主”—我们所谓之明君中找到了共鸣。而伏尔泰在洞察到了社会巨变过程中的道德困境时，也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他改编的《中国孤儿》，就是讲征服者如何放弃仇恨，服膺于伟大的道德。在《风俗论》中伏尔泰称中国人是最懂得道德和法律的民族。
　　显然，这样的看法充满了美好的想象。至少我们可以说，随着双方接触的增多乃至越来越密切，这样的看法肯定会露馅，正如我们同样对西方充满各种想象，实地接触之后也会有不同看法一样。
　　用张国刚教授的总结，17世纪的欧洲护教者以最大的宽容心来挖掘中国文明中符合基督教教义中善与美之要求的内容，而到了18世纪中国在启蒙学者们眼里则有各式各样的可爱面目，用来攻击教会、用来巩固自己的观点理论、用来证明自己社会改革理想的合理性等等。也就是说，这个时代是欧洲借助中国来确定自己发生历史转型的合理性，只不过有的把中国树为同盟，有的则把中国看作对立面，是具体手法的差异。

今天如果再去看伏尔泰改编的《中国孤儿》，你仍然会感动，这是为什么？莫非这里面隐藏着超越二元对立的可行之道？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认识到，19世纪之后，将中国作为对立面无疑成为西方世界主流的意见。张国刚教授对此的一段总结非常重要，有助于认清真实的历史：“西方的中国观不能说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中国的屡次战争失败而发生重大转折，也不是马戛尔尼访华才形成欧洲对中国的认识新起点。”
　　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也是再次说明，近代开启以前中华文明的封闭落后是一个客观事实。无论怎样的误读，总不能完全脱离现实的基础，否则也不会长久存在。事实上，就拿一直骄傲的瓷器贸易来说，根据张国刚教授的研究，明清時期中国瓷器的大量外销，只是传统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一抹晚霞，这个时期，看上去中国对于欧洲的瓷器销售规模巨大，但获利最丰厚的是欧洲商人，中国人只是打工仔而已。并且，欧洲本土掌握了陶瓷制造技术之后，也逐渐发展出高档瓷器，走上了“自主创新”之路，反观中国产品，由于官府控制等体制弊端，逐渐沦为低端：一味迎合对方提出的低价，利润微薄，产品质量也无法提高。
　　联想今天的出口业，这一幕是不是很熟悉？马戛尔尼访华最有趣的一幕，不是围绕磕头礼展开的，而是在献给乾隆皇帝的礼品中，就有英国韦奇伍德工厂生产的碧玉瓷，敢于向瓷器的故乡进献瓷器，反映的是英国制造的自信。
　　也就是说，在刻意突出的中西区别的背后，是古今之变，是前现代和现代的区别。这正是处理“中”“西”纠葛最大的难题之所在。
　　那么，在面对西方文明的时候，如何可以做到既要有中西之分，又要有古今之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文明在相当一段时间代表了现代文明的主流。也许，我们应当是在古今之变中克服中西之变，而不是在突出中西之变过程中去追求古今之变。
　　如何超越中西对立的二元思维？我们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这可能是一个实践问题。比如，你今天如果再去看伏尔泰改编的《中国孤儿》，你仍然会感动，这是为什么？莫非这里面隐藏着超越二元对立的可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