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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教育家胡瑗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中国古代官学是传授管理国家经验、培养治国人才的场所，所以备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1]
孟子曾有这样的记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痒，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2]按照这个说法，夏商周三代已经有了学校。但夏代学校再无其它记载，情况不详。商代学校有卜辞证明和补充，但详细情况我们仍然无法明了。周代学校则在各种典籍和金文中留下了较多的记载。西周“学在官府”，尚无私人设立学校。官学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种，其中国学又有大学和小学之分。周天子的大学称作“辟雍”，诸侯的大学称作“泮宫”。乡学又称作“痒”、“序”，由乡官掌管。能够入学者全是贵族：“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3]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书、数、礼、乐、射、御等六艺。六艺中，书、数是小艺，为小学的学习课程；礼、乐、射、御是大艺，是大学的学习课程。大学的管理人员称“大乐正”，学生称“造士”。造士中的优秀者，将被天子、诸侯选拔为官，授以官职。
春秋战国时期，官学废弛，私学兴起。商鞅在秦国变法时提出了“置主法之吏，以天下为师”的主张，逐渐形成了“以吏为师”的制度。秦朝的各级政府机构中，专门设立了训练官吏的“学室”。以经验丰富的“史”、“令史”等官吏负责训练“史子”——史的学徒弟子。学生被分作两大类：学文吏和学武吏。这两类学生必须学习“为吏之道”。“为吏之道”对官吏的品行有具体的要求，如清廉、公正、服从等等。关于分科方面，则要求学文吏的还要学书，即识字计数，学习办理公文和官场礼仪，学习法令；学武吏则除了学武艺也要学书，学习法令。学生在学习期间，免除一切兵役徭役；但不能如期完成学业者，则要受到开除和补偿服役的处分，其教官也要被处罚。史子学成之后，官府即委以职务试用，叫作“视事”。视事期限为一年，办事干练者将被委以正式职务。
西汉时期，全面恢复了官学。董仲舒在上汉武帝的对策中进言道：“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4]于是，汉武帝时始，在太常之下设博士弟子五十人，成立了太学。郡国每年向太常推荐十八岁以上“仪状端正”、“好文学、敬长上”的青年，经过太常严格挑选后入学学习。学习内容主要是《诗》、《书》、《礼》、《易》、《春秋》等经书，同时还要学习一些律令。在学期间，免除一切徭役。学业完成后，成绩好的授予官职，成绩不好者除名。同时，还“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5]西汉末年，太学学生增加至三千余人。东汉时，太学学生更增至三万余人；另外，还为宗室外戚等贵族子弟设立了专门的学校——宫邸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的影响，以及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官学虽然依然存在，但却不受重视。如三国时，曹魏“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6]东晋南朝之“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具文而已。”[7]北朝在北魏时一度“天下承平，学业大盛，”但到末年却“海内淆乱，四方校学，所存无几。”[8]直到唐代，官学才重新兴盛起来。
唐太宗李世民“锐情经术”，在做秦王时就在王府设立文学馆，召名儒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即位后更是广设学校，“尽召天下敦师老德以为学官，”[9]，官学日益昌盛。唐代官学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种。从理论上讲，学校的任务是兴教化、育人才，半实际上，学校的全部工作可以归结为向尚书省输送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成为官僚的培养机构。中央官学主要有国子监六学和弘文、崇文二馆。
国子监在行政上直属于皇帝，业务上归礼部掌管。国子监设祭酒一人，司业二人，“掌儒学训导之政”。[10]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前三学培养统治人才，后三学培养业务人才，各学分设博士、助教负责教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所授内容大体一致，均是《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三传、《周礼》、《孝经》、《论语》等经典，以及《国语》、《说文》等书，还要学作时务策，练习书法。律学学习法令条例。书学学习文字学。算学学习数学。国子监六学的学生名额和出身有不同的规定：国子学学生三百人，只收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和从二品以上官员的曾孙；太学学生五百人，只收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和三品以上官员的曾孙；四门学学生一千三百人，其中五百个名额收七品以上官员之子，八百个名额“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学生五十人，书学、算学学生各三十人，均“以把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11]国子六学学生名额共计两千二百一十人。
国子监六学之外，有门下省的弘文馆和东宫的崇文馆。两馆均设学士，掌“教授生徒”。弘文馆学生三十名，崇文馆学生二十名，均为宗室外戚宰相和一品官的子弟，学习内容与国子学大体相同，有经书、历史和书法等课程。除了六学二馆外，还有尚书省的东都崇玄学和西都崇玄学，各有学生一百人，专门修习《道德经》、《庄子》等书。还有太医署的医、针、按摩、咒禁、药师诸科，学生一百零一人；还有太卜署的卜筮，司天台的天文历数、漏刻，太仆寺的兽医，秘书监的校书等科学生三百二十人。唐代中央官学学生总额为二千八百八十一人，规模之大在当时世界上是罕见的。
唐代官学诸学学生的入学年龄大多是十四岁到十九岁，只有律学是十八岁到二十五岁。官宦子弟可凭借父祖地位直接入学，平民子弟要有官府的推荐、审查才能入学。入学后每十天放假一日放假前进行考试。年终进行一次总考试，即所谓“岁终通一年之业”。[12]考试成绩分为上、中、下三等，如果连续三年均为下等者即令其退学；成绩优秀者可参加省试，如果在学九年未能取得参加省试资格者也要令其退学。朝廷以科举考试来检验学校，造成科举支配学校教育的局面。
唐代地方官学设京都学和州府县学，令长史主持，设文学、助教负责教学。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和北都太原的学校，学生名额各八十人；大、中都督府和上州的学校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的学校各五十人；下州学校四十人；京县学校五十人；上县学校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学校各三十五人；下县学校二十人。地方官学课程与中央官学略同。唐代官学在贞观到开元、天宝年间达到极盛。京师官学不仅有吐蕃西域等地的少数民族学生，还有日本、朝鲜的留学生。但“自天宝后，学校益废，生徒流散。”[13]最少时两京官学学生只保持六百五十人。李氏王朝一再努力试图振兴官学，终因国势衰落而力不从心。官学衰败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五代，直至宋朝建立后才有所恢复。
宋朝在中央设国子监诸学，在地方上设州县学。国子监下常设的有国子学、太学、武学、律学和小学。国子学收七品以上京朝官子孙二百人，太学收八品以下官员和平民子弟两千四百人。小学学生的出身与太学相同，只是入学年龄限于八岁到十二岁，名额无一定之规，极盛时多达一千余人。国子学、太学、小学的主要课程是儒家经典。武学修习兵法武艺；律学修习法律律例。非常设的学校有医学、算学、画学和书学，以及宗正寺下属的宗室子弟学校——宗学。
宋代官学中，以太学最为重要。为了保证太学的质量，宋仁宗时任命曾执教苏州、湖州官学二十余年的胡瑗出任国子监直讲，推广“明体达用”、经邦治国的“实学”教学方法，效果甚好，“士或不远数千里来就师之，皆中心悦服。”[14]宋神宗时，又在太学推行了“三舍法”。初入太学者入外舍，外舍生名额两千，每月举行一次考试称作“私试”，每年举行一次考试称作“公试”。外舍生考试成绩在一、二等者升入内舍，成绩低劣者退回州学。内舍生定额三百人，隔一年举行一次舍试，其考试规则与省试一样严格。舍试成绩在优、平两等的入上舍，成绩低劣者退回外舍。上舍生名额只有一百人，学习期满一年后，可参加国子监举行的公试。公试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者授官，中等者可参加殿试，下等者退回内舍。
宋代在各路设提举学事司，“掌一路州县学政”。[15]各府、州、军、监和县都设有官学。县学学生成绩优秀者升如州学。州学也实行三舍法，成绩优秀者升太学，或者直接参加科举考试。辽金官学基本上仿宋制。
元朝官学与宋辽金有较大不同。元朝中央官学归大司农寺掌管，大司农寺下设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统称为国学。地方上设路、府、州、县学。地方各级官学收地方官和平民子弟，国学收官员子弟。国子学的主要课程是四书五经。学生依入学先后和成绩分为三等六斋。初入学者入下等的游艺、依仁两斋，每季一考，合格者依次升入中两斋据德、志道和上两斋时习、日新。中两斋的蒙古色目学生、上两斋的汉人学生在本斋学习两年以上者，可参加学校的私试。私试每月举行一次，分别考经书、策问、表章诏诰等。考试成绩，“辞理俱优者为上等，准一分；理优辞平者为中等，准半分。”[16]一年积分为八分以上者，升为高等生员。高等生员有名额限制，汉人二十名，蒙古、色目各十名，共四十名。高等生员在年底参加学校的“贡试”，四十人中取六至八人授予官职。
明代很重视官学。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学校的作用认识得非常深刻：“朕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17]明朝在京师设国子监，在地方上设府州县学和卫学。为了适应官绅地主的需要，同时也为了广开才路，明代取消了学生的身份限制，并且把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紧密结合起来，读书人只要通过童试就可入府州县学和卫学。明初地方官学的生员名额是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以后逐渐扩大，宣德时确定了增加名额，叫作增广之额。京府学增广六十人，外府学增广四十人，州学增广三十人，现学增广二十人。人数增加了一倍，于是称原额生员为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增加的生员为增广生员，简称增生。“及其既久，人才愈多，又于额外增取，附于诸生之末，谓之附学生员”[18]，简称附生。初入学者均为附生。生员要参加岁考，岁考中分六等，一等附生、增生可以依次递补为增生和廪生，并有赏赐；二等只有赏赐。一、二等廪生可以参加科考；三等生员无赏无罚；四等生员要受体罚；五等廪生、增生各降一等，附生降青衣；六等生员开除学籍。
府州县学每年按一定名额向国子监选送生员，叫作岁贡。府学岁贡二人，州学两年贡三人，县学岁贡一人。国子监的学生统称为监生，由地方岁贡入学的叫贡监；三品以上官员可送一子入监，称荫监；交纳若干钱财而入监的叫例监。国子监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大诰律令、说苑、数学、书法等。国子监下分六堂。“凡通《四书》而未通经者”，居正义、崇志、广业三堂，学习一年半以上，达到“文理条畅”者升修道、诚心二堂。在修道、诚心二堂学习一年半以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升率性堂。入率性堂者即可“积分”。积分之法是每月考试一次，分别考经义、论、诏、诰、表、经史策。每次考试中，文理俱优者一分，理优文劣者半分，谬误者无分。一年积分八分以上者，给予“出身”，即准予毕业授官。此外，一些在监时间较长的监生可以通过“历事”得官。历事即到各官署实习，期限一年，上等者授官，中等者再实习一年，下等回监读书。所以，史称明代“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19]
清初学校“向沿明制”[20]，设有国学和府、州、县学，此外还增设了八旗官学和宗学。官学学制、课程基本上沿袭明朝。鸦片战争后，中国固有的“学校-科举”培养人才模式受到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学校教育制度也逐渐走出古代的历史空间。清朝末年，仿效西方学校，设立了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建船政学堂及南、北洋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光绪末年，又设了京师大学堂和各省、府、州、县的高等学、中学、小学。
参考文献
[1] 胡瑗：《松滋县学记》，《安徽通志》
[2] 《孟子 滕文公上》
[3][4][5] 《汉书》卷24上《食货志》，卷56《董仲舒传》，卷89《循吏传》
[6] 《三国志 魏志 六馥传》
[7] 《南史》卷71《儒林传》
[8] 《北史》卷81《儒林传》
[9] 《新唐书》卷198《儒学列传》，卷48《百官志》，卷44《选举志》
[10] 《宋史》卷157《选举三》，卷117《职官志》
[11] 《元史》卷81《选举一》
[12] 《明通鉴》卷2
[13] 《明史》卷69《选举一》
[14] 《清史稿》卷106《选举》
收稿日期：2009-02-27
孟子曾有这样的记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痒，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2]按照这个说法，夏商周三代已经有了学校。但夏代学校再无其它记载，情况不详。商代学校有卜辞证明和补充，但详细情况我们仍然无法明了。周代学校则在各种典籍和金文中留下了较多的记载。西周“学在官府”，尚无私人设立学校。官学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种，其中国学又有大学和小学之分。周天子的大学称作“辟雍”，诸侯的大学称作“泮宫”。乡学又称作“痒”、“序”，由乡官掌管。能够入学者全是贵族：“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3]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书、数、礼、乐、射、御等六艺。六艺中，书、数是小艺，为小学的学习课程；礼、乐、射、御是大艺，是大学的学习课程。大学的管理人员称“大乐正”，学生称“造士”。造士中的优秀者，将被天子、诸侯选拔为官，授以官职。
春秋战国时期，官学废弛，私学兴起。商鞅在秦国变法时提出了“置主法之吏，以天下为师”的主张，逐渐形成了“以吏为师”的制度。秦朝的各级政府机构中，专门设立了训练官吏的“学室”。以经验丰富的“史”、“令史”等官吏负责训练“史子”——史的学徒弟子。学生被分作两大类：学文吏和学武吏。这两类学生必须学习“为吏之道”。“为吏之道”对官吏的品行有具体的要求，如清廉、公正、服从等等。关于分科方面，则要求学文吏的还要学书，即识字计数，学习办理公文和官场礼仪，学习法令；学武吏则除了学武艺也要学书，学习法令。学生在学习期间，免除一切兵役徭役；但不能如期完成学业者，则要受到开除和补偿服役的处分，其教官也要被处罚。史子学成之后，官府即委以职务试用，叫作“视事”。视事期限为一年，办事干练者将被委以正式职务。
西汉时期，全面恢复了官学。董仲舒在上汉武帝的对策中进言道：“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4]于是，汉武帝时始，在太常之下设博士弟子五十人，成立了太学。郡国每年向太常推荐十八岁以上“仪状端正”、“好文学、敬长上”的青年，经过太常严格挑选后入学学习。学习内容主要是《诗》、《书》、《礼》、《易》、《春秋》等经书，同时还要学习一些律令。在学期间，免除一切徭役。学业完成后，成绩好的授予官职，成绩不好者除名。同时，还“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5]西汉末年，太学学生增加至三千余人。东汉时，太学学生更增至三万余人；另外，还为宗室外戚等贵族子弟设立了专门的学校——宫邸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的影响，以及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官学虽然依然存在，但却不受重视。如三国时，曹魏“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6]东晋南朝之“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具文而已。”[7]北朝在北魏时一度“天下承平，学业大盛，”但到末年却“海内淆乱，四方校学，所存无几。”[8]直到唐代，官学才重新兴盛起来。
唐太宗李世民“锐情经术”，在做秦王时就在王府设立文学馆，召名儒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即位后更是广设学校，“尽召天下敦师老德以为学官，”[9]，官学日益昌盛。唐代官学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种。从理论上讲，学校的任务是兴教化、育人才，半实际上，学校的全部工作可以归结为向尚书省输送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成为官僚的培养机构。中央官学主要有国子监六学和弘文、崇文二馆。
国子监在行政上直属于皇帝，业务上归礼部掌管。国子监设祭酒一人，司业二人，“掌儒学训导之政”。[10]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前三学培养统治人才，后三学培养业务人才，各学分设博士、助教负责教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所授内容大体一致，均是《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三传、《周礼》、《孝经》、《论语》等经典，以及《国语》、《说文》等书，还要学作时务策，练习书法。律学学习法令条例。书学学习文字学。算学学习数学。国子监六学的学生名额和出身有不同的规定：国子学学生三百人，只收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和从二品以上官员的曾孙；太学学生五百人，只收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和三品以上官员的曾孙；四门学学生一千三百人，其中五百个名额收七品以上官员之子，八百个名额“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学生五十人，书学、算学学生各三十人，均“以把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11]国子六学学生名额共计两千二百一十人。
国子监六学之外，有门下省的弘文馆和东宫的崇文馆。两馆均设学士，掌“教授生徒”。弘文馆学生三十名，崇文馆学生二十名，均为宗室外戚宰相和一品官的子弟，学习内容与国子学大体相同，有经书、历史和书法等课程。除了六学二馆外，还有尚书省的东都崇玄学和西都崇玄学，各有学生一百人，专门修习《道德经》、《庄子》等书。还有太医署的医、针、按摩、咒禁、药师诸科，学生一百零一人；还有太卜署的卜筮，司天台的天文历数、漏刻，太仆寺的兽医，秘书监的校书等科学生三百二十人。唐代中央官学学生总额为二千八百八十一人，规模之大在当时世界上是罕见的。
唐代官学诸学学生的入学年龄大多是十四岁到十九岁，只有律学是十八岁到二十五岁。官宦子弟可凭借父祖地位直接入学，平民子弟要有官府的推荐、审查才能入学。入学后每十天放假一日放假前进行考试。年终进行一次总考试，即所谓“岁终通一年之业”。[12]考试成绩分为上、中、下三等，如果连续三年均为下等者即令其退学；成绩优秀者可参加省试，如果在学九年未能取得参加省试资格者也要令其退学。朝廷以科举考试来检验学校，造成科举支配学校教育的局面。
唐代地方官学设京都学和州府县学，令长史主持，设文学、助教负责教学。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和北都太原的学校，学生名额各八十人；大、中都督府和上州的学校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的学校各五十人；下州学校四十人；京县学校五十人；上县学校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学校各三十五人；下县学校二十人。地方官学课程与中央官学略同。唐代官学在贞观到开元、天宝年间达到极盛。京师官学不仅有吐蕃西域等地的少数民族学生，还有日本、朝鲜的留学生。但“自天宝后，学校益废，生徒流散。”[13]最少时两京官学学生只保持六百五十人。李氏王朝一再努力试图振兴官学，终因国势衰落而力不从心。官学衰败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五代，直至宋朝建立后才有所恢复。
宋朝在中央设国子监诸学，在地方上设州县学。国子监下常设的有国子学、太学、武学、律学和小学。国子学收七品以上京朝官子孙二百人，太学收八品以下官员和平民子弟两千四百人。小学学生的出身与太学相同，只是入学年龄限于八岁到十二岁，名额无一定之规，极盛时多达一千余人。国子学、太学、小学的主要课程是儒家经典。武学修习兵法武艺；律学修习法律律例。非常设的学校有医学、算学、画学和书学，以及宗正寺下属的宗室子弟学校——宗学。
宋代官学中，以太学最为重要。为了保证太学的质量，宋仁宗时任命曾执教苏州、湖州官学二十余年的胡瑗出任国子监直讲，推广“明体达用”、经邦治国的“实学”教学方法，效果甚好，“士或不远数千里来就师之，皆中心悦服。”[14]宋神宗时，又在太学推行了“三舍法”。初入太学者入外舍，外舍生名额两千，每月举行一次考试称作“私试”，每年举行一次考试称作“公试”。外舍生考试成绩在一、二等者升入内舍，成绩低劣者退回州学。内舍生定额三百人，隔一年举行一次舍试，其考试规则与省试一样严格。舍试成绩在优、平两等的入上舍，成绩低劣者退回外舍。上舍生名额只有一百人，学习期满一年后，可参加国子监举行的公试。公试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者授官，中等者可参加殿试，下等者退回内舍。
宋代在各路设提举学事司，“掌一路州县学政”。[15]各府、州、军、监和县都设有官学。县学学生成绩优秀者升如州学。州学也实行三舍法，成绩优秀者升太学，或者直接参加科举考试。辽金官学基本上仿宋制。
元朝官学与宋辽金有较大不同。元朝中央官学归大司农寺掌管，大司农寺下设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统称为国学。地方上设路、府、州、县学。地方各级官学收地方官和平民子弟，国学收官员子弟。国子学的主要课程是四书五经。学生依入学先后和成绩分为三等六斋。初入学者入下等的游艺、依仁两斋，每季一考，合格者依次升入中两斋据德、志道和上两斋时习、日新。中两斋的蒙古色目学生、上两斋的汉人学生在本斋学习两年以上者，可参加学校的私试。私试每月举行一次，分别考经书、策问、表章诏诰等。考试成绩，“辞理俱优者为上等，准一分；理优辞平者为中等，准半分。”[16]一年积分为八分以上者，升为高等生员。高等生员有名额限制，汉人二十名，蒙古、色目各十名，共四十名。高等生员在年底参加学校的“贡试”，四十人中取六至八人授予官职。
明代很重视官学。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学校的作用认识得非常深刻：“朕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17]明朝在京师设国子监，在地方上设府州县学和卫学。为了适应官绅地主的需要，同时也为了广开才路，明代取消了学生的身份限制，并且把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紧密结合起来，读书人只要通过童试就可入府州县学和卫学。明初地方官学的生员名额是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以后逐渐扩大，宣德时确定了增加名额，叫作增广之额。京府学增广六十人，外府学增广四十人，州学增广三十人，现学增广二十人。人数增加了一倍，于是称原额生员为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增加的生员为增广生员，简称增生。“及其既久，人才愈多，又于额外增取，附于诸生之末，谓之附学生员”[18]，简称附生。初入学者均为附生。生员要参加岁考，岁考中分六等，一等附生、增生可以依次递补为增生和廪生，并有赏赐；二等只有赏赐。一、二等廪生可以参加科考；三等生员无赏无罚；四等生员要受体罚；五等廪生、增生各降一等，附生降青衣；六等生员开除学籍。
府州县学每年按一定名额向国子监选送生员，叫作岁贡。府学岁贡二人，州学两年贡三人，县学岁贡一人。国子监的学生统称为监生，由地方岁贡入学的叫贡监；三品以上官员可送一子入监，称荫监；交纳若干钱财而入监的叫例监。国子监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大诰律令、说苑、数学、书法等。国子监下分六堂。“凡通《四书》而未通经者”，居正义、崇志、广业三堂，学习一年半以上，达到“文理条畅”者升修道、诚心二堂。在修道、诚心二堂学习一年半以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升率性堂。入率性堂者即可“积分”。积分之法是每月考试一次，分别考经义、论、诏、诰、表、经史策。每次考试中，文理俱优者一分，理优文劣者半分，谬误者无分。一年积分八分以上者，给予“出身”，即准予毕业授官。此外，一些在监时间较长的监生可以通过“历事”得官。历事即到各官署实习，期限一年，上等者授官，中等者再实习一年，下等回监读书。所以，史称明代“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19]
清初学校“向沿明制”[20]，设有国学和府、州、县学，此外还增设了八旗官学和宗学。官学学制、课程基本上沿袭明朝。鸦片战争后，中国固有的“学校-科举”培养人才模式受到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学校教育制度也逐渐走出古代的历史空间。清朝末年，仿效西方学校，设立了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建船政学堂及南、北洋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光绪末年，又设了京师大学堂和各省、府、州、县的高等学、中学、小学。
参考文献
[1] 胡瑗：《松滋县学记》，《安徽通志》
[2] 《孟子 滕文公上》
[3][4][5] 《汉书》卷24上《食货志》，卷56《董仲舒传》，卷89《循吏传》
[6] 《三国志 魏志 六馥传》
[7] 《南史》卷71《儒林传》
[8] 《北史》卷81《儒林传》
[9] 《新唐书》卷198《儒学列传》，卷48《百官志》，卷44《选举志》
[10] 《宋史》卷157《选举三》，卷117《职官志》
[11] 《元史》卷81《选举一》
[12] 《明通鉴》卷2
[13] 《明史》卷69《选举一》
[14] 《清史稿》卷106《选举》
收稿日期：2009-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