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震旦”（梵文Cīna-sthāna）与“支那”（梵文Cina）同为梵文舶来词，皆系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谓。梵文“Cina”本有“文物、思维、智巧”之意，而“sthāna”意为“地点、位置、住宅、住所”。故而在梵文本义中，“震旦”与“支那”词源相近，词义相似，皆带有对中国文明的赞赏。“震旦”传入中国后，被广泛用作超越各朝“国号”的中国“国名”。当代主要辞书与历史论著都将“震旦”解释为中国古称。然而，1897年梁启超《记东侠》中“中国、日本，同立国于震旦，画境而治，各成大一统之势”一语，将中日两国都列入“震旦”范围，此处“震旦”近似于“东亚地区”。梁启超为何将“震旦”用作“东亚”，“震旦”一词傳入中国后派生出了哪些别义，是本文关注的要点。
同为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谓，“震旦”与“支那”在近现代中国的境遇迥异。一方面，学界对“支那”的研究开展较早且成果丰硕，而对“震旦”词义流变尚无专文研究，仅在若干论著中偶有提到。另一方面，在“支那”被视作对中国蔑称而遭到国人强烈抵制的同时，“震旦”却被各界人士广泛使用，如王拱璧明确表示“纵有人称我国以外号，亦当称‘摩诃震旦’”，“称我‘支那’……对我国不但无国际敬仪，并不以国家视我”，主张以“震旦”取代“支那”作为中国的别名。“震旦”何以被近代国人青睐，“震旦”一词在近代中国又有怎样的概念和意涵，是本文关注的另一要点。本文通过梳理“震旦”在中国的词义流变，回答“震旦”被梁启超用作“东亚”的原因，并对“震旦”一词在近代中国的广泛使用做出解释。
“震旦”的梵文本义：“衣冠文物之国”
“震旦”作为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谓，随佛经汉译与传播流入中国。目前可见最早将“Cīna-sthāna”译作“震旦”者，为东晋时期印度僧人帛尸梨蜜多罗所译《佛说灌顶经》：“阎浮界内有震旦国，我遣三圣在中化导。人民慈哀礼义具足，上下相率无逆忤者。震旦国中，人民葬法庄严之具，金银珍宝刻镂车乘，飞天仙人以为庄严。”经文描绘的“震旦国”文明开化、经济富饶，既反映出古代印度对于中华文明的赞赏，也合乎梵文“震旦”文物之国的本义。
受“震旦”梵文本义影响，南北朝时期亚洲诸国给中国政府递交的国书，在以“震旦”称中国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对中国衣冠文物的赞美。如南朝宋元嘉十年（433年），东南亚呵罗单国表文：“于诸国土，殊胜第一，是名震旦”（《宋书》卷九十七《夷蛮传》）;梁天监初年（502年），中天竺国表文：“国中臣民，循行正法，大王仁圣，化之以道……于彼震旦，最为殊胜”;天监十七年（518年），东南亚干瑽利国表文亦有“于诸国土，殊胜第一，是名震旦”;梁大通元年（527年），东南亚盘盘国表文：“扬州阎浮提震旦天子：万善庄严，一切恭敬……道俗济济，并蒙圣王光化”。（《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
不但海外诸国表文中出现，“震旦”与中华经济文化的先进性也相伴出现，早期中国佛教论著，也不乏以“文物之国”释义“震旦”者。如北宋前期僧人智圆《涅槃玄义发源机要》：“真丹者，或云：震旦、旃丹、指那、指难，皆梵音赊切也……此云文物国，即赞美此方是衣冠文物之地也。”南宋僧人志磐《佛祖统纪》：“震旦，又真丹、又支那。此云汉地。东方文物之国也。”
“衣冠文物之地”“东方文物之国”，既体现着“震旦”本义对中华文明的赞赏，也反映出“震旦”一词指代中国而不限于特定王朝。前文所引之宋、梁被称作“震旦”，隋、唐亦可分享“震旦”称谓。《续高僧传》记载，中天竺摩揭陀国曾因地震偶获一石碑，碑文云：“东方震旦，国名大隋，城名大兴，王名坚。意建立三宝，起舍利塔。”《旧唐书》记载，贞观十五年（641年）尸罗逸多自称摩伽陀王，太宗遣使赐予玺书，尸罗逸多问其左右：“自古曾有摩诃震旦使人至吾国乎？”无论中国王朝如何更替，亚洲诸国仍以“震旦”为国名称呼中国，与宋、梁、隋、唐等国号并行不悖。
隋代费长房在《历代三宝记》中明确解释了作为国名的“震旦”与作为国号的“汉”“晋”之别：“东国，总言脂那。或云真丹、或作震旦。此盖取声，有楚夏耳。若当称汉，汉止刘氏。前汉、后汉两代一号。后汉禅魏，魏弱三分政有吴蜀，魏虽吞蜀还复禅晋。自晋统驭，十割九州，岛地各有主。译经依处，人处既异，翻则不同，须依帝王称谓甄别。”
南宋志磐在《佛祖统纪》中进一步阐释了“震旦”国名与“周、秦、汉、晋”国号的区别：“赡部一洲在西为五印度……东则震旦。皇王周孔之所化，是为君子之国……诸经言国城数不定者，古今离合不同也。如此方周千八百国、春秋七十余国、秦七国、魏三国、晋十六国。或离或合，为国不一，要不出此一境也……同一震旦，而周、秦、汉、晋为号不同。”此处对“震旦”的解释涉及两个层面。文化层面，“震旦”继承发展了周孔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地理层面，“震旦”为印度以东中华文明的影响范围，其核心区域基本不变而具体边界视历代王朝控制能力有所变化。同书所录《东震旦地理图》可资佐证。
由此观之，印度对中国的“震旦”称谓，既被亚洲诸国采用，也得到中国士绅、僧侣接受。在具体使用中，“震旦”因其“文物之国”的梵文本义，往往与对中华文明的赞美之词相伴出现，并被视作超越历代王朝国号的“国名”而存在。
“震旦”的中文别义：“东方日出之地”
陈寅恪在《支愍度学说考》中提出，随着佛教在华传播与信徒激增，两晋以降出现了僧侣借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解经释义的“格义”现象。如东晋竺法雅“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唐代圭峰大师宗密“疏《盂兰盆经》阐扬行孝之义，作《原人论》而兼采儒道二家之说”。随着“格义”现象流行开来，隋唐部分僧侣借《周易·说卦传》“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的八卦方位理论和《周易正义》“以震是东方之卦，斗柄指东为春，春时万物出生也”的思想释义“震旦”。由此产生“东方日出之地”的别义，并在南宋佛学名著《翻译名义集》采信后得到广泛流传，对近代国人的“震旦”认识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东方”释义“震旦”，最早见于唐贞观年间法琳《辨正论》：“《楼炭经》云：‘葱河以东，名为震旦’。以日初出，曜于东隅，故称震旦……中天竺国则地之中，震旦自可为东。”（法琳：《辨正论》卷六，《大正藏》第52册第2110号，第525页）高宗麟德年间道宣《广弘明集》完整收录了法琳以上文段;盛唐僧人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亦采信“以日初出，曜于东隅，故曰震旦”之说。
伴随“东方”释“震旦”现象，“震旦”一词逐渐褪去梵文“文物之国”本义，滑向由“震，东方也”派生出的别义“东方日出之地”。以至于南宋僧人法云完全以中华传统思想资源释义“震旦”，并斥《华严音义》的翻译为“不善华言”：“震旦，或曰真丹、或云旃丹。琳法师云：‘东方属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旦。’《华严音义》翻为‘汉地’，此不善华言。《楼炭经》云：葱河以东，名为震旦。以日初出，曜于东隅，故得名也”（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三，《大正藏》第54册第2131号，第1098页）。
《翻译名义集》作为佛经释义的重要工具书，对“震旦”的定义深刻影响了后世僧俗。以至于明初僧人一如注释《法华经》时，引用上述文段后写下“据此，则震旦非梵语矣”的按语。既然认定“震旦非梵语”，那么从中华传统思想出发解释“震旦”更显理所当然，以至于明清僧人直接引用儒家经典和八卦理论解释“震旦”。
明万历年间，如愚《妙法莲华经知音》有“震旦（亦名真丹），西域谓中国之名，盖中国在天竺之东。琳法师云：‘东方属震。’日始出，曰旦。（《易》注：‘一阳始生二阴之下，震而动也’;《诗》云：‘旭日始旦’）”。清康熙年间，大义《妙法莲华经大成悬谈》载“震旦，即我国之名。按八卦东方属震，为群动之首，故曰震。以震为雷，一阳初动义故。旦者，日出之始也，以此方乃日初出之处。故《诗》云：‘旭日始旦。’二义和合，故曰震旦。”
从初唐法琳“以日初出，曜于东隅”到清代大义“八卦东方属震，为群动之首，故曰震……旦者，日出之始也，以此方乃日初出之处”，本为梵文舶来词的“震旦”，在历代僧侣的诠释下褪去了“文物之国”本义，树立起“东方日出之地”别义。国人对“震旦”的理解，也从文化层面上对中华典章文物的肯定，蜕变为地理层面对中国居于东方日出之地的描述，而“震旦”释义的转变也使其概念边界发生了变化，从而影响到梁启超对“震旦”一词的理解。
自汉魏以来，中国士人就已认识到日本处于中国以东。如《汉书·地理志》：“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三国志·魏书·东夷传附倭传》：“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盛唐时人韦庄《送日本国僧敬龙归》更是这种方位认识的鲜明体现：“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如果中国被称为“震旦”只因“八卦东方属震，为群动之首，故曰震……旦者，日出之始也，以此方乃日初出之处”，那么处于中国以东的日本也有理由被视作“震旦”或者“震旦”的一部分。在这种逻辑下，1897年梁启超《记东侠》写道“中国、日本，同立国于震旦”，同年的《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又一次把“日本”置于“震旦”的空间范围之内，提出“日本为二千年一王主治之国，其君权之重，过于我邦，而近日民义之伸，不让英、德……盖地球之运，将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得专，亦非震旦之所得避”。
不过，纵观《梁启超全集》，其将“震旦”用作“东亚”者并不多见，更多时候是与同时期张之洞、黄遵宪、严复、刘师培、章太炎等士人一样，将“震旦”用作中国的国名别称。值得注意的是，明清僧俗在对“震旦”作“东方日出之地”解释时，以“八卦东方属震，为群动之首”解“震”字，以《诗经》“旭日始旦”释“旦”字。二字结合，既有东方之地含义，又有旭日初升意象。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逐渐加深，企盼中华复兴的国人越发青睐“震旦”别义中“旭日东升”的元素，以东方冉冉升起的旭日，寄托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望。于是“震旦”一词与英文“Aurora”（曙光）、法文“Aurore”（曙光）对译而实现概念定型，而具有“中华复兴曙光”新义的“震旦”更得到广泛使用，一度成为时代热词。
“震旦”的近代新义：“中华复兴曙光”
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人复兴愿望越发深切的近代中国，“震旦”别义“东方日出之地”中原有的“日出”意象受到格外关注。人们将冉冉升起的旭日与必将崛起的中国相关联，使用“震旦”时往往配有“旭日”“雄鸡”“醒狮”等图案，暗含着对中华复兴的美好祝愿。
民国初年，新兴的共和政权一度给国人带来无限希望，形成了一股组建政党、参政议政的热潮。1912年，统一党成立政务讨论会以参与宪法制定工作，“又以讨论结果不可不发表于文字”，于次年创办《震旦》月刊，“盖欲大众研究一定方针，俾本党议员将来即可在议会提议实行，以谋国家幸福而为吾党之光”。统一党人以“震旦”为刊名，取其“旭日初升”之义，并寄托着中华复兴的希望，这从《震旦》创刊号登载的各方祝词中得以体现。财政总长周学熙写到“东方未明，太白。旭日一晖，万晦斯显。狮梦既醒，龙战亦偃……扬我国光，视此左券”;贵州都督唐继尧更明确表示“《震旦》报出，日耀东方”。《震旦》月刊封面的“旭日”和“醒狮”元素，更直观反映出“中华复兴曙光”的时代新义。
与此相同，民国时期以“震旦”为名号者，常与“旭日初升”“雄鸡报晓”的图像元素相伴出现。如震旦机器铁工厂的“鸡球”商标。
甚至汪伪政权扶植的震旦化学制药厂，其商标也包含雄鸡和旭日两项元素，并以“鸡鸣震旦”自我标榜。
民国时期“震旦”一词与“旭日”的密切关联，体现了时人借旭日初升的意象，寄托中华民族复兴希望的美好愿景。梁启超1924年为泰戈尔赠名“竺震旦”时的说明，就是这一心理的生动体现：“印度人从前呼中國为‘震旦’，原不过是‘支那’的译音。但选用这两个字却含有很深的象征意味。从阴郁暗淡的状态中轰然一震，万象昭苏，刚在扶桑浴过的丽日从地平线上涌现出来（旦字末笔表地平），这是何等境界。”在这种心理下，以“旭日初升”“曙光初现”解读“震旦”的事例比比皆是。如马相伯所办震旦学院，以“震旦”为中文名，以“Aurore”为法文名，“就是取‘中国之曙光’之意”，“校名寄托了马相伯对学校的美好祝愿。马相伯把‘震’卦图形作为校徽，并以欧洲谚语‘Per Auroram ad lucem’（从震旦到光明）作为校训”。震旦学院（震旦大学）毕业生在回顾校史时，也以“中华曙光”解读母校校名。 除将“震旦”对译法文曙光一词“Aurore”外，英文单词“Aurora”也与“震旦”实现对译。如二战中表现优异，曾击毁敌军巡洋舰1艘、驱逐舰10艘的英军Aurora号轻巡洋舰，被中国《民国日报》《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各大报刊译为“震旦号”。教育学家鲁洁回忆求学经历时，写到“那个中学是震旦女中。震旦嘛，就是《圣经》里面的Aurora，太阳升起的意思”，可见震旦女中的学生对校名的解释就是“Aurora”（曙光）和“太阳升起”。
自此，“震旦”一词在中国经历了由“衣冠文物之国”本义到“东方日出之地”别义再到“中华复兴曙光”的词义流变，在与英文“Aurora”、法文“Aurore”对译后实现了概念定型。于是被赋予“中华复兴曙光”新义的“震旦”一词，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在民国时期被广泛用于各类企业机构、校名院名、报刊名称乃至个人姓名，成为时代热词。
“震旦”一词“中华复兴曙光”的时代新义，因各界普遍使用而广泛传播;广泛传播的“震旦”一词，又被时人用作期盼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绝佳寄托。1921年，爱国学生莫国史被清华大学开除后，本欲改名“莫中国”以示爱国，但觉得“这样叫太明太白”，于是改名“莫震旦”，认为此名含有“东方震动，旦日跃出”之義。1934年，杭州震旦丝织公司在宣传主打产品“复兴绸”时，强调“维护国货与复兴绸业之意旨”，表示“特冠以复兴二字为名……或足引起同业天良之激发、共同努力于国产绸缎之推销、以期迈进于绸业复兴之境域”。“素抱实业救国思想，具有爱国心和事业心”的发明家薛震祥，创办震旦机器铁工厂，并为挽回利权、改变对进口消防器械的依赖，立志“用其创造精神与能力替中国自创一种药沫灭火机来”。经过六年的反复试验，终于发明了畅销海内外的“震旦鸡球牌药沫灭火机”。灭火机以“鸡球”为商标，旭日、雄鸡为图案，于广告醒目处明确表示“完全国货”，并积极参加政府举办的国货展销会，致力于实业救国事业。抗战期间，震旦机器铁工厂随政府西迁重庆，为长期抗战和大后方建设贡献力量。
结 语
从“衣冠文物之国”本义到“东方日出之地”别义，再到“中华复兴曙光”这一近代新义，“震旦”一词在中国经历了千年的词义流变并最终通过与英文“Aurora”（曙光）、法文“Aurore”（曙光）的对译而实现概念定型。时至今日，以“震旦”为名的企业机构如震旦（中国）有限公司、震旦（江苏）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震旦职业学院等，均以“旭日”为图案、以“Aurora”为英文名称。恩格斯提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震旦”的词义流变背后，既受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有人们在不同时代背景和内外形势下的主动选择。
在“震旦”出现“东方日出之地”的别义后，也曾有僧人从梵文本义出发进行辨伪。唐天宝年间，湛然揭示出法琳《辨正论》的“震旦”错释问题：“琳法师释云：‘东方属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旦。’《新婆沙》云：‘脂那。’《西域记》云：‘至那。’此声并与震旦、真丹相近故，故知并属梵音”。五代吴越国景霄对以震卦理论释义“震旦”的现象做出辨伪：“梵云震旦，或云真丹、栴丹、指那、指难，皆梵音轻重……望此为震宫，旦谓朝旦，以日初出照于东隅其如丹。亦云其丹等，此非故也。”（景霄：《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卷三《卍新续藏》第43册第737号，第36页）北宋智圆从梵音出发为“震旦”正名：“真丹者，或云震旦、旃丹、指那、指难，皆梵音赊切也……或谓日出东隅、其色如丹，故云震旦、真丹者，此皆讹也。”（智圆：《涅槃玄义发源机要》卷一，《大正藏》第38册第1766号，第19页）然而他们的努力并不能阻止“东方日出之地”别义对“衣冠文物之国”本义的取代。“东方日出之地”的别义被国人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更接近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且贴近“震旦”二字的字面意义。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渴望中华复兴的国人格外关注“震旦”别义“东方日出之地”中的“日出”意象。人们将冉冉升起的旭日与必将崛起的中国相关联，将“震旦”一词与“旭日东升”图案配合使用，将中文“震旦”与英文“Aurora”、法文“Aurore”对译，派生出“中华复兴曙光”的近代新义。“震旦”因此在晚清时期一度被士人用作中国国名别称，民国时期更是被众多企业、机构、个人选为名称，成为时代热词。
“震旦”一词在近代社会派生出“中华复兴曙光”的时代新义绝非偶然，而是反映了中华儿女追求中华复兴、期盼国家富强的美好心愿。创办震旦机器铁工厂的薛震祥积极投身于“实业救国”运动，创立震旦学院的马相伯致力于“教育救国”，表示“今日我震旦学院，虽一小小学院。然恢张宏远，前程何限？如一芥之微，撒之艺之，可以通地，我震旦其奚异哉！”并因抵制耶稣会士对校务的干预，毅然率部分师生出走另办复旦大学。更名“莫震旦”的莫国史，后来化名“张报”，投身于共产主义宣传事业。在“震旦”的“中华复兴曙光”时代新义下，近代国人以不同方式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共同梦想而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同为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谓，“震旦”与“支那”在近现代中国的境遇迥异。一方面，学界对“支那”的研究开展较早且成果丰硕，而对“震旦”词义流变尚无专文研究，仅在若干论著中偶有提到。另一方面，在“支那”被视作对中国蔑称而遭到国人强烈抵制的同时，“震旦”却被各界人士广泛使用，如王拱璧明确表示“纵有人称我国以外号，亦当称‘摩诃震旦’”，“称我‘支那’……对我国不但无国际敬仪，并不以国家视我”，主张以“震旦”取代“支那”作为中国的别名。“震旦”何以被近代国人青睐，“震旦”一词在近代中国又有怎样的概念和意涵，是本文关注的另一要点。本文通过梳理“震旦”在中国的词义流变，回答“震旦”被梁启超用作“东亚”的原因，并对“震旦”一词在近代中国的广泛使用做出解释。
“震旦”的梵文本义：“衣冠文物之国”
“震旦”作为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谓，随佛经汉译与传播流入中国。目前可见最早将“Cīna-sthāna”译作“震旦”者，为东晋时期印度僧人帛尸梨蜜多罗所译《佛说灌顶经》：“阎浮界内有震旦国，我遣三圣在中化导。人民慈哀礼义具足，上下相率无逆忤者。震旦国中，人民葬法庄严之具，金银珍宝刻镂车乘，飞天仙人以为庄严。”经文描绘的“震旦国”文明开化、经济富饶，既反映出古代印度对于中华文明的赞赏，也合乎梵文“震旦”文物之国的本义。
受“震旦”梵文本义影响，南北朝时期亚洲诸国给中国政府递交的国书，在以“震旦”称中国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对中国衣冠文物的赞美。如南朝宋元嘉十年（433年），东南亚呵罗单国表文：“于诸国土，殊胜第一，是名震旦”（《宋书》卷九十七《夷蛮传》）;梁天监初年（502年），中天竺国表文：“国中臣民，循行正法，大王仁圣，化之以道……于彼震旦，最为殊胜”;天监十七年（518年），东南亚干瑽利国表文亦有“于诸国土，殊胜第一，是名震旦”;梁大通元年（527年），东南亚盘盘国表文：“扬州阎浮提震旦天子：万善庄严，一切恭敬……道俗济济，并蒙圣王光化”。（《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
不但海外诸国表文中出现，“震旦”与中华经济文化的先进性也相伴出现，早期中国佛教论著，也不乏以“文物之国”释义“震旦”者。如北宋前期僧人智圆《涅槃玄义发源机要》：“真丹者，或云：震旦、旃丹、指那、指难，皆梵音赊切也……此云文物国，即赞美此方是衣冠文物之地也。”南宋僧人志磐《佛祖统纪》：“震旦，又真丹、又支那。此云汉地。东方文物之国也。”
“衣冠文物之地”“东方文物之国”，既体现着“震旦”本义对中华文明的赞赏，也反映出“震旦”一词指代中国而不限于特定王朝。前文所引之宋、梁被称作“震旦”，隋、唐亦可分享“震旦”称谓。《续高僧传》记载，中天竺摩揭陀国曾因地震偶获一石碑，碑文云：“东方震旦，国名大隋，城名大兴，王名坚。意建立三宝，起舍利塔。”《旧唐书》记载，贞观十五年（641年）尸罗逸多自称摩伽陀王，太宗遣使赐予玺书，尸罗逸多问其左右：“自古曾有摩诃震旦使人至吾国乎？”无论中国王朝如何更替，亚洲诸国仍以“震旦”为国名称呼中国，与宋、梁、隋、唐等国号并行不悖。
隋代费长房在《历代三宝记》中明确解释了作为国名的“震旦”与作为国号的“汉”“晋”之别：“东国，总言脂那。或云真丹、或作震旦。此盖取声，有楚夏耳。若当称汉，汉止刘氏。前汉、后汉两代一号。后汉禅魏，魏弱三分政有吴蜀，魏虽吞蜀还复禅晋。自晋统驭，十割九州，岛地各有主。译经依处，人处既异，翻则不同，须依帝王称谓甄别。”
南宋志磐在《佛祖统纪》中进一步阐释了“震旦”国名与“周、秦、汉、晋”国号的区别：“赡部一洲在西为五印度……东则震旦。皇王周孔之所化，是为君子之国……诸经言国城数不定者，古今离合不同也。如此方周千八百国、春秋七十余国、秦七国、魏三国、晋十六国。或离或合，为国不一，要不出此一境也……同一震旦，而周、秦、汉、晋为号不同。”此处对“震旦”的解释涉及两个层面。文化层面，“震旦”继承发展了周孔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地理层面，“震旦”为印度以东中华文明的影响范围，其核心区域基本不变而具体边界视历代王朝控制能力有所变化。同书所录《东震旦地理图》可资佐证。
由此观之，印度对中国的“震旦”称谓，既被亚洲诸国采用，也得到中国士绅、僧侣接受。在具体使用中，“震旦”因其“文物之国”的梵文本义，往往与对中华文明的赞美之词相伴出现，并被视作超越历代王朝国号的“国名”而存在。
“震旦”的中文别义：“东方日出之地”
陈寅恪在《支愍度学说考》中提出，随着佛教在华传播与信徒激增，两晋以降出现了僧侣借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解经释义的“格义”现象。如东晋竺法雅“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唐代圭峰大师宗密“疏《盂兰盆经》阐扬行孝之义，作《原人论》而兼采儒道二家之说”。随着“格义”现象流行开来，隋唐部分僧侣借《周易·说卦传》“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的八卦方位理论和《周易正义》“以震是东方之卦，斗柄指东为春，春时万物出生也”的思想释义“震旦”。由此产生“东方日出之地”的别义，并在南宋佛学名著《翻译名义集》采信后得到广泛流传，对近代国人的“震旦”认识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东方”释义“震旦”，最早见于唐贞观年间法琳《辨正论》：“《楼炭经》云：‘葱河以东，名为震旦’。以日初出，曜于东隅，故称震旦……中天竺国则地之中，震旦自可为东。”（法琳：《辨正论》卷六，《大正藏》第52册第2110号，第525页）高宗麟德年间道宣《广弘明集》完整收录了法琳以上文段;盛唐僧人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亦采信“以日初出，曜于东隅，故曰震旦”之说。
伴随“东方”释“震旦”现象，“震旦”一词逐渐褪去梵文“文物之国”本义，滑向由“震，东方也”派生出的别义“东方日出之地”。以至于南宋僧人法云完全以中华传统思想资源释义“震旦”，并斥《华严音义》的翻译为“不善华言”：“震旦，或曰真丹、或云旃丹。琳法师云：‘东方属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旦。’《华严音义》翻为‘汉地’，此不善华言。《楼炭经》云：葱河以东，名为震旦。以日初出，曜于东隅，故得名也”（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三，《大正藏》第54册第2131号，第1098页）。
《翻译名义集》作为佛经释义的重要工具书，对“震旦”的定义深刻影响了后世僧俗。以至于明初僧人一如注释《法华经》时，引用上述文段后写下“据此，则震旦非梵语矣”的按语。既然认定“震旦非梵语”，那么从中华传统思想出发解释“震旦”更显理所当然，以至于明清僧人直接引用儒家经典和八卦理论解释“震旦”。
明万历年间，如愚《妙法莲华经知音》有“震旦（亦名真丹），西域谓中国之名，盖中国在天竺之东。琳法师云：‘东方属震。’日始出，曰旦。（《易》注：‘一阳始生二阴之下，震而动也’;《诗》云：‘旭日始旦’）”。清康熙年间，大义《妙法莲华经大成悬谈》载“震旦，即我国之名。按八卦东方属震，为群动之首，故曰震。以震为雷，一阳初动义故。旦者，日出之始也，以此方乃日初出之处。故《诗》云：‘旭日始旦。’二义和合，故曰震旦。”
从初唐法琳“以日初出，曜于东隅”到清代大义“八卦东方属震，为群动之首，故曰震……旦者，日出之始也，以此方乃日初出之处”，本为梵文舶来词的“震旦”，在历代僧侣的诠释下褪去了“文物之国”本义，树立起“东方日出之地”别义。国人对“震旦”的理解，也从文化层面上对中华典章文物的肯定，蜕变为地理层面对中国居于东方日出之地的描述，而“震旦”释义的转变也使其概念边界发生了变化，从而影响到梁启超对“震旦”一词的理解。
自汉魏以来，中国士人就已认识到日本处于中国以东。如《汉书·地理志》：“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三国志·魏书·东夷传附倭传》：“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盛唐时人韦庄《送日本国僧敬龙归》更是这种方位认识的鲜明体现：“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如果中国被称为“震旦”只因“八卦东方属震，为群动之首，故曰震……旦者，日出之始也，以此方乃日初出之处”，那么处于中国以东的日本也有理由被视作“震旦”或者“震旦”的一部分。在这种逻辑下，1897年梁启超《记东侠》写道“中国、日本，同立国于震旦”，同年的《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又一次把“日本”置于“震旦”的空间范围之内，提出“日本为二千年一王主治之国，其君权之重，过于我邦，而近日民义之伸，不让英、德……盖地球之运，将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得专，亦非震旦之所得避”。
不过，纵观《梁启超全集》，其将“震旦”用作“东亚”者并不多见，更多时候是与同时期张之洞、黄遵宪、严复、刘师培、章太炎等士人一样，将“震旦”用作中国的国名别称。值得注意的是，明清僧俗在对“震旦”作“东方日出之地”解释时，以“八卦东方属震，为群动之首”解“震”字，以《诗经》“旭日始旦”释“旦”字。二字结合，既有东方之地含义，又有旭日初升意象。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逐渐加深，企盼中华复兴的国人越发青睐“震旦”别义中“旭日东升”的元素，以东方冉冉升起的旭日，寄托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望。于是“震旦”一词与英文“Aurora”（曙光）、法文“Aurore”（曙光）对译而实现概念定型，而具有“中华复兴曙光”新义的“震旦”更得到广泛使用，一度成为时代热词。
“震旦”的近代新义：“中华复兴曙光”
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人复兴愿望越发深切的近代中国，“震旦”别义“东方日出之地”中原有的“日出”意象受到格外关注。人们将冉冉升起的旭日与必将崛起的中国相关联，使用“震旦”时往往配有“旭日”“雄鸡”“醒狮”等图案，暗含着对中华复兴的美好祝愿。
民国初年，新兴的共和政权一度给国人带来无限希望，形成了一股组建政党、参政议政的热潮。1912年，统一党成立政务讨论会以参与宪法制定工作，“又以讨论结果不可不发表于文字”，于次年创办《震旦》月刊，“盖欲大众研究一定方针，俾本党议员将来即可在议会提议实行，以谋国家幸福而为吾党之光”。统一党人以“震旦”为刊名，取其“旭日初升”之义，并寄托着中华复兴的希望，这从《震旦》创刊号登载的各方祝词中得以体现。财政总长周学熙写到“东方未明，太白。旭日一晖，万晦斯显。狮梦既醒，龙战亦偃……扬我国光，视此左券”;贵州都督唐继尧更明确表示“《震旦》报出，日耀东方”。《震旦》月刊封面的“旭日”和“醒狮”元素，更直观反映出“中华复兴曙光”的时代新义。
与此相同，民国时期以“震旦”为名号者，常与“旭日初升”“雄鸡报晓”的图像元素相伴出现。如震旦机器铁工厂的“鸡球”商标。
甚至汪伪政权扶植的震旦化学制药厂，其商标也包含雄鸡和旭日两项元素，并以“鸡鸣震旦”自我标榜。
民国时期“震旦”一词与“旭日”的密切关联，体现了时人借旭日初升的意象，寄托中华民族复兴希望的美好愿景。梁启超1924年为泰戈尔赠名“竺震旦”时的说明，就是这一心理的生动体现：“印度人从前呼中國为‘震旦’，原不过是‘支那’的译音。但选用这两个字却含有很深的象征意味。从阴郁暗淡的状态中轰然一震，万象昭苏，刚在扶桑浴过的丽日从地平线上涌现出来（旦字末笔表地平），这是何等境界。”在这种心理下，以“旭日初升”“曙光初现”解读“震旦”的事例比比皆是。如马相伯所办震旦学院，以“震旦”为中文名，以“Aurore”为法文名，“就是取‘中国之曙光’之意”，“校名寄托了马相伯对学校的美好祝愿。马相伯把‘震’卦图形作为校徽，并以欧洲谚语‘Per Auroram ad lucem’（从震旦到光明）作为校训”。震旦学院（震旦大学）毕业生在回顾校史时，也以“中华曙光”解读母校校名。 除将“震旦”对译法文曙光一词“Aurore”外，英文单词“Aurora”也与“震旦”实现对译。如二战中表现优异，曾击毁敌军巡洋舰1艘、驱逐舰10艘的英军Aurora号轻巡洋舰，被中国《民国日报》《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各大报刊译为“震旦号”。教育学家鲁洁回忆求学经历时，写到“那个中学是震旦女中。震旦嘛，就是《圣经》里面的Aurora，太阳升起的意思”，可见震旦女中的学生对校名的解释就是“Aurora”（曙光）和“太阳升起”。
自此，“震旦”一词在中国经历了由“衣冠文物之国”本义到“东方日出之地”别义再到“中华复兴曙光”的词义流变，在与英文“Aurora”、法文“Aurore”对译后实现了概念定型。于是被赋予“中华复兴曙光”新义的“震旦”一词，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在民国时期被广泛用于各类企业机构、校名院名、报刊名称乃至个人姓名，成为时代热词。
“震旦”一词“中华复兴曙光”的时代新义，因各界普遍使用而广泛传播;广泛传播的“震旦”一词，又被时人用作期盼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绝佳寄托。1921年，爱国学生莫国史被清华大学开除后，本欲改名“莫中国”以示爱国，但觉得“这样叫太明太白”，于是改名“莫震旦”，认为此名含有“东方震动，旦日跃出”之義。1934年，杭州震旦丝织公司在宣传主打产品“复兴绸”时，强调“维护国货与复兴绸业之意旨”，表示“特冠以复兴二字为名……或足引起同业天良之激发、共同努力于国产绸缎之推销、以期迈进于绸业复兴之境域”。“素抱实业救国思想，具有爱国心和事业心”的发明家薛震祥，创办震旦机器铁工厂，并为挽回利权、改变对进口消防器械的依赖，立志“用其创造精神与能力替中国自创一种药沫灭火机来”。经过六年的反复试验，终于发明了畅销海内外的“震旦鸡球牌药沫灭火机”。灭火机以“鸡球”为商标，旭日、雄鸡为图案，于广告醒目处明确表示“完全国货”，并积极参加政府举办的国货展销会，致力于实业救国事业。抗战期间，震旦机器铁工厂随政府西迁重庆，为长期抗战和大后方建设贡献力量。
结 语
从“衣冠文物之国”本义到“东方日出之地”别义，再到“中华复兴曙光”这一近代新义，“震旦”一词在中国经历了千年的词义流变并最终通过与英文“Aurora”（曙光）、法文“Aurore”（曙光）的对译而实现概念定型。时至今日，以“震旦”为名的企业机构如震旦（中国）有限公司、震旦（江苏）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震旦职业学院等，均以“旭日”为图案、以“Aurora”为英文名称。恩格斯提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震旦”的词义流变背后，既受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有人们在不同时代背景和内外形势下的主动选择。
在“震旦”出现“东方日出之地”的别义后，也曾有僧人从梵文本义出发进行辨伪。唐天宝年间，湛然揭示出法琳《辨正论》的“震旦”错释问题：“琳法师释云：‘东方属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旦。’《新婆沙》云：‘脂那。’《西域记》云：‘至那。’此声并与震旦、真丹相近故，故知并属梵音”。五代吴越国景霄对以震卦理论释义“震旦”的现象做出辨伪：“梵云震旦，或云真丹、栴丹、指那、指难，皆梵音轻重……望此为震宫，旦谓朝旦，以日初出照于东隅其如丹。亦云其丹等，此非故也。”（景霄：《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卷三《卍新续藏》第43册第737号，第36页）北宋智圆从梵音出发为“震旦”正名：“真丹者，或云震旦、旃丹、指那、指难，皆梵音赊切也……或谓日出东隅、其色如丹，故云震旦、真丹者，此皆讹也。”（智圆：《涅槃玄义发源机要》卷一，《大正藏》第38册第1766号，第19页）然而他们的努力并不能阻止“东方日出之地”别义对“衣冠文物之国”本义的取代。“东方日出之地”的别义被国人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更接近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且贴近“震旦”二字的字面意义。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渴望中华复兴的国人格外关注“震旦”别义“东方日出之地”中的“日出”意象。人们将冉冉升起的旭日与必将崛起的中国相关联，将“震旦”一词与“旭日东升”图案配合使用，将中文“震旦”与英文“Aurora”、法文“Aurore”对译，派生出“中华复兴曙光”的近代新义。“震旦”因此在晚清时期一度被士人用作中国国名别称，民国时期更是被众多企业、机构、个人选为名称，成为时代热词。
“震旦”一词在近代社会派生出“中华复兴曙光”的时代新义绝非偶然，而是反映了中华儿女追求中华复兴、期盼国家富强的美好心愿。创办震旦机器铁工厂的薛震祥积极投身于“实业救国”运动，创立震旦学院的马相伯致力于“教育救国”，表示“今日我震旦学院，虽一小小学院。然恢张宏远，前程何限？如一芥之微，撒之艺之，可以通地，我震旦其奚异哉！”并因抵制耶稣会士对校务的干预，毅然率部分师生出走另办复旦大学。更名“莫震旦”的莫国史，后来化名“张报”，投身于共产主义宣传事业。在“震旦”的“中华复兴曙光”时代新义下，近代国人以不同方式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共同梦想而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