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受限于灾难特殊性、外界的“灾难迷思”及“国家中心主义”等原因，非正式制度如何在灾后维持社会秩序并创造集体行动一直缺乏深入研究。非正式制度是独立于国家领域之外真实存在的社会力量，为人们提供了看似“失序”的社会却“有序”运作的绝佳机会。根据描述类型学，它分为补充型、吸纳型、竞争型和替代型等四种，在非常态情境下具有底层社会维持、社会结构重新调整、迅速社会动员、社会凝聚和社区复原等功能。研究发现非正式制度强弱来自地方灾前拥有的宗族、血缘团体、人际网络和社区组织等，当国家制定了相同的灾后重建政策时，非正式制度越强，社会凝聚力越高，重建进度就会更快，反之亦然。
关键词灾后重建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功能社会脆弱性社会建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X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2-0102-09
一、缘起：失序困境中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近40年来，灾难研究（Disaster Research）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者关注的议题，①但它以往并不是社会学研究的主流领域，主要因为灾难是一种极端事件，所产生的社会现象经常不具有延续性，社会学研究的是客观和稳定存在的“自然物”。蒂尔尼（Tierney，K. J）指出灾难社会学最大缺憾就是缺乏主流社会学理论与日益复杂的灾难现象进行对话，②这也妨碍了其成为社会学的主流研究领域。大致说来，西方灾难社会学主要有三个流派，即经典灾难社会学（Classic Sociology of Disaster）、社会脆弱性（Social Vulnerability）和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学派，近年来有学者试图引进福柯（Foucault）可统治性（Governmentality）范式，③因与主流社会学理论出入较大而反响甚微，还有学者从政治学领域引进一个形而上的概念框架即永续性（Sustainability），它提倡交叉和跨学科研究，但忽略了主流社会学理论的传统关怀。最近又出现了
社会生态韧性范式，这倒有可能成为第四个主流学派，它试图克服前三个学派的不足，即人类不仅需要学会从灾难中复原，更重要的是重建后的社会要比原来更具韧性，才能抵挡未来灾难带来的冲击。如果仅仅是恢复原状，当灾难再次来临时，难道还要承受同样的后果？
灾难社会学虽然关注了严重的行政崩溃会导致社会失范，但并没有建立一个适当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为什么出现“国家失灵”（State Failure）及灾民“互助合作”等现象。受限于灾难特殊性、外界的“灾难迷思”（Mythology of Disaster）及“国家中心主义”（State-centered）等原因，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正式制度层面，关于非正式制度（Informal Institutions）如何在灾难中维持社会秩序并创造集体行动一直缺乏深入研究。随着四川5·12特大地震灾难的发生，灾难社会学日益成为国内学界的新兴领域。在经典灾难社会学层面，主要集中在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视角，冲突论（Conflict Theory）和符号互动论 （Symbolic Interactionalism）相对缺乏，后二者也是西方学界关注重点。Tierney K.J.， “From the Margins to the Mainstream？ Disaster Research at the Crossroad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no.33， 2007， pp.503～525.国内学者从社会结构、思想习惯、社会网络和文化积淀对灾难进行了研究，这些都是非正式制度（Informal institution）的重要内容，但到目前，在中国知网上未曾见过从这一视角对灾难进行深入研究的专文。总的说来，我国灾难社会学研究还比较薄弱，夯实基础性研究是必不可少的环节。非正式制度被视为经典灾难社会学的新发展，从“失序”之中看“有序”是社会学擅长的研究方法，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灾后重建过程中，非正式制度发挥了什么功能，它有哪些类型，这一视角如何与已有研究进行对话？
二、非常态情境下非正式制度的非正式功能
如何可能和如何维持社会秩序（Social Order）一直是社会学经典研究的“基本问题”，人们往往注意“一只看不见的手”和“另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秩序的规范作用，掩盖了隐藏在社会底层的社会规则、地方习俗和人际网络等非正式制度即“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这些不易察觉的非正式制度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深层结构。灾后重建中的非正式制度是指家族连接、血缘团体、宗教信仰、风险习惯、灾难伦理、社区组织、学术团体与非营利组织等，学界对非正式制度在常态状态下的功能有过诸多论述，但对非常态状态下尤其是灾难情境下的社会功能甚少涉及，它主要表现为底层社会维持、社会结构重新调整和社会动员等功能（如图1），为灾后重建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视角。
1.非常态情境下社会底层维持功能
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结构，而且还是一种文化心理、非正式网络和民间生活习惯，它对社会秩序维护具有重要作用。当灾难发生后，潜伏在社会底层结构中的宗教力量被重新激发出来，对灾民心灵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汶川地震后，“绵阳佛协佛学研习中心成立了心理安抚站，在绵阳九洲体育馆等灾民安置点进行心理救助，发出心理救助单约500份，约30余位法师、居士参与了救助点工作，针对佛教信众特设了以佛法化解心理创伤的服务内容，很受灾民欢迎”。刘宁、蔡荣、陈晓春、罗达荣、黄玲：《大地震激活了什么：来自绵阳灾区的调查报告（二）》，佛教网，http：//www.tlfjw.com/xuefo-2031.html.涂尔干强调宗教仪式（Rituals）的社会凝聚功能，如果信徒相信一种他所依赖的道德力量存在，相信从中能获得美好一切，他并没有受骗，因为这个力量确实存在，它就是社会。翟进、张海波：《巨灾的可持续恢复——“汶川地震”对口支援政策案例研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在宗教信仰盛行的农村地区，它在灾后重建中作用明显，甚至以显性化方式维持着社会秩序。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新房建设与旧房维修也需要尊重地方传统与民间文化，在正式制度安排中这些往往被忽略，导致重建效果难以彰显，非营利组织则不然。“在地震中，羌族传统村落与农宅是村落演变过程中形成的聚落形态与建筑体系，也是村民长期文化认同的载体，它在汶川地震中遭到了巨大冲击，几乎被全部摧毁。地震之后，政府以补贴政策方式强力介入居民迁徙，大力推动建筑外观的‘风貌改造工程’而任由老寨持续凋零，不仅重建进程缓慢且受到村民强烈质疑。非营利组织则根据地方传统而制订新的重建方案，不仅让灾民监督村落风貌的改造工程，而且积极提升灾民社区认同度与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使得灾后重建趋于完整”。汶川大地震实地访谈材料（FTZM080612），本研究整理。非营利组织在灾后重建中则能遵循地方传统文化，不仅帮助灾民尽快安居，而且减少对社会传统体系的扰动，避免对灾区形成“次生灾难”。此外，中国人求助关系局限于家族和宗族形成的血缘与地缘圈子，如果灾难发生在偏远山区且国家控制力量薄弱、行政资源不足及市场机制不完善，地方人际网络和交往圈子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
2.非常态情境下社会结构重新调整功能
当灾难爆发后，人们通常认为灾民会出现撤离家园（Evacuation）、落荒而逃 （Panic Flight）、趁火打劫（Looting）、哄抬物价（Price Gouging）、心情孤苦无依 （Psychological Dependence）和惊惶失措（Shock）等现象。⑤⑦Drabek T.E.， Human System Responses to Disaster： an Inventory of Sociological Findings， Berlin：Springer-Verlag， 1986，p.130、133、150.但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学者却发现并非如此，灾民往往出奇镇静、行为高度自制、自力组织救灾工作和扮演灾前既存社会角色，⑤在灾后呈现了稳定性（Social Stability）、持续性（Continuity）及适应性（Adaptation）等特征。除了用“连续性原则”（Principle of Continuity）Porfiriev R.， “Excluded Perspectives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isaster，” in Enrico L.Quarantelli eds.， What Is a Disaster？ Perspectiveson Question， London： Routledge，1998，p.59.和“连续性论题”（Continuity Thesis）⑦来破解“灾难迷思”之外，非正式制度也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它隐藏在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中，具有内在约束和社会凝聚的功能，Dombrowsky W.， “Solidarity during Snow-disast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no.1， 1983， pp.189～205.能有效防止“恐慌迷思”出现。帕特森（Patterson）在卡特丽娜（Katrina）飓风研究中发现，南刘易斯安那地区犹太人社区由于在灾难前采取了一套佛州犹太人发展出来的非正式救助系统，在灾难发生后能马上响应。Patterson O.， Frederick W. and Kavita P.， “The Role of Community in Disaster Response：Conceptual Models，”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no.29， 2010，pp.137～138.
灾难是一场局限于特定时间与空间的特殊事件，所带来的快速情景（Quick Onset）使得灾区行动者原本习惯的生活断裂，虽然不至于出现“灾难迷思”，但社会结构也确实需要在灾难底下重新调整。斯托林斯（Stallings R.）认为重大灾难能在瞬间将“有序社会”变成“无序社会”，Stallings R.， “Disaster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 Order，” in Quarantelli E.L. eds.， What Is a Disaster？ Perspectives on Question， London： Routledge，1998，pp.6～13.这是因为人们行为出现不可预测性时，社会秩序就会出现不稳定状态，Elster J.， The Cement of Society： A Study of Social Ord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89， p.1.不同社会单元需要采取紧急应变措施以化解这一危机，KrepsG.， “Sociological Inquiry and Disaster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no.10， 1984，pp.309～330. 灾难爆发后灾民会借助非正式途径寻找、整理和解释灾难信息，以此确定行动方向和预期他人行动，灾民虽然远离正式制度的“系统世界”，却在非正式制度作用下的“生活世界”中秩序井然。
3.非常态情境下弥补“国家失灵”功能
媒体或民众往往将救灾与重建视为政府功能，政府被期待已经“控制大局”（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事实上，灾难后国家经常表现为行政崩溃、信息残缺、领导混乱、互踢皮球和资源调度不均等现象，⑦Fischer H.W.， Response to Disaster： Fact versus Fiction
关键词灾后重建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功能社会脆弱性社会建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X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2-0102-09
一、缘起：失序困境中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近40年来，灾难研究（Disaster Research）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者关注的议题，①但它以往并不是社会学研究的主流领域，主要因为灾难是一种极端事件，所产生的社会现象经常不具有延续性，社会学研究的是客观和稳定存在的“自然物”。蒂尔尼（Tierney，K. J）指出灾难社会学最大缺憾就是缺乏主流社会学理论与日益复杂的灾难现象进行对话，②这也妨碍了其成为社会学的主流研究领域。大致说来，西方灾难社会学主要有三个流派，即经典灾难社会学（Classic Sociology of Disaster）、社会脆弱性（Social Vulnerability）和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学派，近年来有学者试图引进福柯（Foucault）可统治性（Governmentality）范式，③因与主流社会学理论出入较大而反响甚微，还有学者从政治学领域引进一个形而上的概念框架即永续性（Sustainability），它提倡交叉和跨学科研究，但忽略了主流社会学理论的传统关怀。最近又出现了
社会生态韧性范式，这倒有可能成为第四个主流学派，它试图克服前三个学派的不足，即人类不仅需要学会从灾难中复原，更重要的是重建后的社会要比原来更具韧性，才能抵挡未来灾难带来的冲击。如果仅仅是恢复原状，当灾难再次来临时，难道还要承受同样的后果？
灾难社会学虽然关注了严重的行政崩溃会导致社会失范，但并没有建立一个适当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为什么出现“国家失灵”（State Failure）及灾民“互助合作”等现象。受限于灾难特殊性、外界的“灾难迷思”（Mythology of Disaster）及“国家中心主义”（State-centered）等原因，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正式制度层面，关于非正式制度（Informal Institutions）如何在灾难中维持社会秩序并创造集体行动一直缺乏深入研究。随着四川5·12特大地震灾难的发生，灾难社会学日益成为国内学界的新兴领域。在经典灾难社会学层面，主要集中在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视角，冲突论（Conflict Theory）和符号互动论 （Symbolic Interactionalism）相对缺乏，后二者也是西方学界关注重点。Tierney K.J.， “From the Margins to the Mainstream？ Disaster Research at the Crossroad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no.33， 2007， pp.503～525.国内学者从社会结构、思想习惯、社会网络和文化积淀对灾难进行了研究，这些都是非正式制度（Informal institution）的重要内容，但到目前，在中国知网上未曾见过从这一视角对灾难进行深入研究的专文。总的说来，我国灾难社会学研究还比较薄弱，夯实基础性研究是必不可少的环节。非正式制度被视为经典灾难社会学的新发展，从“失序”之中看“有序”是社会学擅长的研究方法，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灾后重建过程中，非正式制度发挥了什么功能，它有哪些类型，这一视角如何与已有研究进行对话？
二、非常态情境下非正式制度的非正式功能
如何可能和如何维持社会秩序（Social Order）一直是社会学经典研究的“基本问题”，人们往往注意“一只看不见的手”和“另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秩序的规范作用，掩盖了隐藏在社会底层的社会规则、地方习俗和人际网络等非正式制度即“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这些不易察觉的非正式制度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深层结构。灾后重建中的非正式制度是指家族连接、血缘团体、宗教信仰、风险习惯、灾难伦理、社区组织、学术团体与非营利组织等，学界对非正式制度在常态状态下的功能有过诸多论述，但对非常态状态下尤其是灾难情境下的社会功能甚少涉及，它主要表现为底层社会维持、社会结构重新调整和社会动员等功能（如图1），为灾后重建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视角。
1.非常态情境下社会底层维持功能
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结构，而且还是一种文化心理、非正式网络和民间生活习惯，它对社会秩序维护具有重要作用。当灾难发生后，潜伏在社会底层结构中的宗教力量被重新激发出来，对灾民心灵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汶川地震后，“绵阳佛协佛学研习中心成立了心理安抚站，在绵阳九洲体育馆等灾民安置点进行心理救助，发出心理救助单约500份，约30余位法师、居士参与了救助点工作，针对佛教信众特设了以佛法化解心理创伤的服务内容，很受灾民欢迎”。刘宁、蔡荣、陈晓春、罗达荣、黄玲：《大地震激活了什么：来自绵阳灾区的调查报告（二）》，佛教网，http：//www.tlfjw.com/xuefo-2031.html.涂尔干强调宗教仪式（Rituals）的社会凝聚功能，如果信徒相信一种他所依赖的道德力量存在，相信从中能获得美好一切，他并没有受骗，因为这个力量确实存在，它就是社会。翟进、张海波：《巨灾的可持续恢复——“汶川地震”对口支援政策案例研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在宗教信仰盛行的农村地区，它在灾后重建中作用明显，甚至以显性化方式维持着社会秩序。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新房建设与旧房维修也需要尊重地方传统与民间文化，在正式制度安排中这些往往被忽略，导致重建效果难以彰显，非营利组织则不然。“在地震中，羌族传统村落与农宅是村落演变过程中形成的聚落形态与建筑体系，也是村民长期文化认同的载体，它在汶川地震中遭到了巨大冲击，几乎被全部摧毁。地震之后，政府以补贴政策方式强力介入居民迁徙，大力推动建筑外观的‘风貌改造工程’而任由老寨持续凋零，不仅重建进程缓慢且受到村民强烈质疑。非营利组织则根据地方传统而制订新的重建方案，不仅让灾民监督村落风貌的改造工程，而且积极提升灾民社区认同度与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使得灾后重建趋于完整”。汶川大地震实地访谈材料（FTZM080612），本研究整理。非营利组织在灾后重建中则能遵循地方传统文化，不仅帮助灾民尽快安居，而且减少对社会传统体系的扰动，避免对灾区形成“次生灾难”。此外，中国人求助关系局限于家族和宗族形成的血缘与地缘圈子，如果灾难发生在偏远山区且国家控制力量薄弱、行政资源不足及市场机制不完善，地方人际网络和交往圈子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
2.非常态情境下社会结构重新调整功能
当灾难爆发后，人们通常认为灾民会出现撤离家园（Evacuation）、落荒而逃 （Panic Flight）、趁火打劫（Looting）、哄抬物价（Price Gouging）、心情孤苦无依 （Psychological Dependence）和惊惶失措（Shock）等现象。⑤⑦Drabek T.E.， Human System Responses to Disaster： an Inventory of Sociological Findings， Berlin：Springer-Verlag， 1986，p.130、133、150.但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学者却发现并非如此，灾民往往出奇镇静、行为高度自制、自力组织救灾工作和扮演灾前既存社会角色，⑤在灾后呈现了稳定性（Social Stability）、持续性（Continuity）及适应性（Adaptation）等特征。除了用“连续性原则”（Principle of Continuity）Porfiriev R.， “Excluded Perspectives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isaster，” in Enrico L.Quarantelli eds.， What Is a Disaster？ Perspectiveson Question， London： Routledge，1998，p.59.和“连续性论题”（Continuity Thesis）⑦来破解“灾难迷思”之外，非正式制度也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它隐藏在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中，具有内在约束和社会凝聚的功能，Dombrowsky W.， “Solidarity during Snow-disast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no.1， 1983， pp.189～205.能有效防止“恐慌迷思”出现。帕特森（Patterson）在卡特丽娜（Katrina）飓风研究中发现，南刘易斯安那地区犹太人社区由于在灾难前采取了一套佛州犹太人发展出来的非正式救助系统，在灾难发生后能马上响应。Patterson O.， Frederick W. and Kavita P.， “The Role of Community in Disaster Response：Conceptual Models，”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no.29， 2010，pp.137～138.
灾难是一场局限于特定时间与空间的特殊事件，所带来的快速情景（Quick Onset）使得灾区行动者原本习惯的生活断裂，虽然不至于出现“灾难迷思”，但社会结构也确实需要在灾难底下重新调整。斯托林斯（Stallings R.）认为重大灾难能在瞬间将“有序社会”变成“无序社会”，Stallings R.， “Disaster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 Order，” in Quarantelli E.L. eds.， What Is a Disaster？ Perspectives on Question， London： Routledge，1998，pp.6～13.这是因为人们行为出现不可预测性时，社会秩序就会出现不稳定状态，Elster J.， The Cement of Society： A Study of Social Ord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89， p.1.不同社会单元需要采取紧急应变措施以化解这一危机，KrepsG.， “Sociological Inquiry and Disaster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no.10， 1984，pp.309～330. 灾难爆发后灾民会借助非正式途径寻找、整理和解释灾难信息，以此确定行动方向和预期他人行动，灾民虽然远离正式制度的“系统世界”，却在非正式制度作用下的“生活世界”中秩序井然。
3.非常态情境下弥补“国家失灵”功能
媒体或民众往往将救灾与重建视为政府功能，政府被期待已经“控制大局”（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事实上，灾难后国家经常表现为行政崩溃、信息残缺、领导混乱、互踢皮球和资源调度不均等现象，⑦Fischer H.W.， Response to Disaster： Fact versus Fi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