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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理性主义的地平线上,毛泽东哲学辉目而砺宕。然而,在迷离的现代性朝雾里,毛泽东哲学还匿伏着独特的后现代险峰,处处怒放着异彩之花。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哲学的“异质”,还引发了后现代思想家们创作的涌动。
关键词 毛泽东 后现代 哲学 创作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4-0001-06
福柯说:“在古代,人们追求规则,追求形式,追求尊严”,(注:福柯:《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3页。)那么,后现代的反其道则在于向一切秩序讨伐。“人类普遍历史”的概念在后现代“生活世界”中走向终结,后结构主义成为众多后现代思想家的生存美学,但在毛泽东那里,反对旧世界则意味着激活一个新世界,并成为一种不断催化历史分离与文化裂变的刃思。
一 中国作风:话语创作上的小叙事
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之一利奥塔在谈到后现代性特征时指出,19世纪和20世纪让我们受够了总体化的折磨。为了对唯一的整体性的体验和遵从,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现在,当我们再次听到重建恐怖的整体的喃喃声时,我们的回答应该是:“向总体性开战。让我们做那不可表现的事物的证人;让我们激活分歧,挽救它们的荣誉”。(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谈瀛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1页。)也就是说,创作上的小叙事和对异质性话语的极大宽容度应成为后现代话语的奇点。
这种注重特殊性的思想创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异式。毛泽东多次谈到反对教条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说到:“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1956年在讨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期间,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强调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照抄苏联的某些经验,曾使我国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损害,深刻地教训了我们的党。尤其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毛泽东1956年在和民建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0页。)毛泽东早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曾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用资本主义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
(注: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60、1062页。)这说明了毛泽东早就反对社会主义的同一模式,主张社会主义个性化的发展思路。同样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②毛泽东注重事物特殊性的方法受到国际著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家戴维
关键词 毛泽东 后现代 哲学 创作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4-0001-06
福柯说:“在古代,人们追求规则,追求形式,追求尊严”,(注:福柯:《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3页。)那么,后现代的反其道则在于向一切秩序讨伐。“人类普遍历史”的概念在后现代“生活世界”中走向终结,后结构主义成为众多后现代思想家的生存美学,但在毛泽东那里,反对旧世界则意味着激活一个新世界,并成为一种不断催化历史分离与文化裂变的刃思。
一 中国作风:话语创作上的小叙事
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之一利奥塔在谈到后现代性特征时指出,19世纪和20世纪让我们受够了总体化的折磨。为了对唯一的整体性的体验和遵从,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现在,当我们再次听到重建恐怖的整体的喃喃声时,我们的回答应该是:“向总体性开战。让我们做那不可表现的事物的证人;让我们激活分歧,挽救它们的荣誉”。(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谈瀛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1页。)也就是说,创作上的小叙事和对异质性话语的极大宽容度应成为后现代话语的奇点。
这种注重特殊性的思想创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异式。毛泽东多次谈到反对教条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说到:“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1956年在讨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期间,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强调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照抄苏联的某些经验,曾使我国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损害,深刻地教训了我们的党。尤其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毛泽东1956年在和民建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0页。)毛泽东早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曾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用资本主义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
(注: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60、1062页。)这说明了毛泽东早就反对社会主义的同一模式,主张社会主义个性化的发展思路。同样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②毛泽东注重事物特殊性的方法受到国际著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家戴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