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0日，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因病去世，享年90岁。在美国，他同时有“日本先生”和“中国先生”之称。1979年，他出版《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在日本高居畅销榜榜首。2011年，他倾10年之力写就的《邓小平时代》英文版在美国出版，《纽约时报》书评称之为“迄今为止对中国惊人而坎坷的经济改革之路最全面的记录”。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傅高义教授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方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其家人表示诚挚慰问。傅高义教授为促进中美沟通与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作出了不懈努力，我们将铭记他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所作贡献。

“在中国研究中国”

　　傅高义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学术顾问。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与他有20多年的交往，称他“有浓厚的中国情结”。吴心伯告诉记者：“傅高义对中国的研究可以做一个形象的概括，就是‘在中国研究中国’。很多美国学者不是这样。他们研究中国时，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用美国的概念、范式或价值观来评判中国。傅高义不是这样。他还是希望尽可能地从中国的角度，从中国自身的环境和条件出发，来理解中国的改革、发展、变化。”

　　傅高义来自俄亥俄州一个小镇的犹太人家庭，从俄州韦斯利大学毕业后，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1961年，31岁的他被汉学家费正清选中，来到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当时，为他上中文课的是“汉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的长女赵如兰。“她在语音上要求很严格，所以我们这批学生比别人教出来的水平应该更高一点。”
　　直到晚年，傅高义经常坚持以中文接受采访。人民日报原驻美首席記者温宪回忆：“在采访过程中，傅高义的汉语词汇表达并非完美，但足以清晰、坦率地表述他的观点。他说，‘真正的朋友应该坦率交谈，实事求是’。”《环球人物》记者2013年在北京采访傅高义，当时他脸上挂着的热情、和善的微笑，以及一口流利的中文，让记者有一种与中国学者畅谈的错觉。
　　傅高义的中文名也是他自己取的。他的英文名是埃兹拉·费韦尔·沃格尔。他说，沃格尔是个德国姓，在德语里的发音很像中文的傅高，英文名的第一个字母是？ E，取其谐音选了义字。“我知道在中文里，‘义’意味着很高的道德标准，这正是我想追求的。”
　　1963年，傅高义在香港进行了一年的研究。那是当时西方学者唯一可以近距离研究中国的地方。在香港，他能读到《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并请了一名刚从广东到香港的年轻人做助手。“我看了1949年到1963年几乎全部的《南方日报》，他也跟着看，我有不明白的就问他。比如我看报纸说‘反对×××’，就问他是什么意思，背景是什么，他很详细地告诉我。特别是有关土改的经验，最开始的政策是什么，几个月后政策又变成了什么。”
　　1969年，傅高义完成了他第一部关于中国的作品《共产主义下的广州》。这部作品抛弃了西方学者的偏见，描绘中国的本来面貌，在美国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费正清称之为“社会学家们从外部世界研究共产主义中国的杰出范例”。
　　吴心伯说，傅高义非常注重调研。1958年以来，他每年都要访问亚洲，也经常来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他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就在广东待了一段时间。”从1987年6月到12月，傅高义在广东实地调查了70多个县。1988年夏季，他又在广东调研了3个星期。1989年，他完成《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这是外国学者研究、报道中国改革的第一部著作。它和《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共同构成了外国学者笔下的广东当代史。这次广东之行，傅高义的妻子艾秀慈也陪伴在他左右。艾秀慈是美国凯斯西储大学人类学者，会讲广东话。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的扉页上第一行就写道：“献给我的妻子艾秀慈”。

“你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与傅高义有交往的中国人，往往都会谈到他对中国的友好感情。多次专访傅高义的温宪说：“他是一位活到老、学到老的谦谦君子；他是一位头脑冷静、视野开阔、仗义执言、坚守节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是一位纯粹意义上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

　　温宪回忆，2015年9月7日傅高义在位于哈佛校园的家中接受采访。家中书房办公桌右手处摆放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英文版，还有一本中文版的《谷牧回忆录》及各种中、英文纸质资料、光盘和便笺。屋中壁炉台面上并排摆放着五张有着数十人合影的“全家福”照片，照片上方悬挂着一幅有着东亚传统文化特色的画作。
　　傅高义谈起了自己对中国变化的切身感受。他说：“我给你讲一个例子，一个月以前，我在重庆生病，需要手术，在一个医院待了五六天，手术很成功。医护人员刚开始不知道我是谁，就当我是一个普通外国人。他们的医疗制度、医护水平和美国差不多了。我第一次去中国是42年前，当时看到医疗设备不行。通过中美两国间这么多年交流和相互学习，现在的情况好多了。这就是中美两国交流、发展的好事。这种交流应该继续下去，因为这是互惠的。”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师陈征曾在哈佛大学受教于傅高义。她告诉记者：“我认识傅高义教授时，他早已退休。那时他已经80多岁，但只要是关于中国的讲座，都會来参加，还喜欢在讲座结束后留下来参加冷餐会，跟我们这些中国学子聊聊天。有一次我们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办了个讲座，那里有个大坡，老先生骑着自己的小自行车冲过来，我们看着他快速地冲下斜坡，像个年轻人那般雀跃。”
　　“我刚到肯尼迪学院时有些迷茫。在一次冷餐会上遇到傅高义，我问他该做什么研究。他说：‘你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当时一听有点晕。我们过去做学问往往非常宏观，看到大方向就开始整理材料。但美国的教授往往会以小见大，先找到一个问题，一旦能解释清楚，也就推动了理论创新。这是老先生给我上的第一课。”正在写《邓小平时代》的傅高义时间非常宝贵。“第一次去他家讨论论文，我发现他的时间是以15分钟为单位的，每15分钟就有一个访客。我前面是位日本议员，后面是位大咖，而我还是个在摸索学术研究之门的学生。但每当我希望讨论问题，他总是很慷慨地挤出时间见我。那时，我对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很感兴趣，想研究他们。傅高义先生说他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愿意尽力帮我联系他在华盛顿的朋友们，让我采访他们。”陈征对学术研究道路有些不自信，傅高义说：“你年龄不大，你看看我今年多大了，你在我面前就是年轻的小朋友。我仍在写书，你只要想做研究，什么时候都不晚。”

　　吴心伯说，傅高义总是以平等的态度与中国学者交往，向来注意倾听中国学者的见解，虚心地交换意见，不像有些美国人那样自以为是，居高临下。他曾去哈佛演讲，傅高义专门安排他与哈佛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座谈。“傅高义很注重与中国学者包括政府官员的交往。他有句很形象的话：研究中国要搞关系。他知道在中国文化里关系的重要性，如果不跟中国人交朋友，就很难真正理解他们。”
　　1997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那件事就是傅高义一手安排的。当时，哈佛方面也有不少反对意见，对中国的所谓‘人权’等有看法。傅高义强调，江泽民作为中国领导人，治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不容易，我们应该听听他怎么说。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不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而是尽可能地希望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在了解和理解的基础上研究中国。”吴心伯说。

“他对中美关系挺忧心”

　　在漫长的一生中，傅高义一直积极推动中美交流。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傅高义和多位中国问题专家致信尼克松：“现在是跟中国接触的好机会。”他和学者们还向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1993年，他应邀出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东亚情报官。他说：“那段经历对我做研究帮助很大，时任驻华大使芮效俭的报告我也能看到。”
　　2000年退休后，他开始了研究和撰写《邓小平时代》的十年工程。他曾向记者解释：中国的变化改变着世界，没有一个领导人（邓小平）对世界的发展有过如此的影响。出版该书中文版的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说：“傅高义告诉西方读者，也包括中国读者，中国的发展道路从哪里来，向何处去，他帮助读者理解了我们所亲历的中国改革时代的昨天和今天。”
　　不过，近年来，傅高义对中美关系挺忧心。吴心伯说：“2018年，傅高义教授应邀到上海出席‘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研讨会，专门抽时间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做了一场关于中美关系的报告。当时的题目叫对中美关系40年的思考。那天，他花了很多时间讲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和中美关系发展的贡献。我觉得，他对中美关系40年的发展是很留恋的，对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也很钦佩。当时，特朗普已经上台，中美关系大的气氛发生了变化。考虑到特朗普上台以后执行的限制中美人文交流等措施，中美关系不断受到削弱，傅高义对中美关系的走向还是挺忧心。”
　　2019年7月初，傅高义作为5位执笔人之一，起草《中国不是敌人》公开信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这封写给美国总统和国会的公开信，反对美国采取与中国对抗的政策。他最后一次出现在中国观众面前是2020年的12月1日。他在参加北京香山论坛视频研讨会时表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机会。但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

　　像傅高义这样真正了解中国的“知华派”，美国还有多少？吴心伯说：“不多了。不要说是他这个年龄的，比他晚一辈的70岁左右的学者，现在也已经逐渐淡出第一线了。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正在发生明显的代际转换。”？在吴心伯看来，傅高义的研究风格“代表了对中国的理解、尊重和交往”，而美国现在年轻一代很多人“不愿意去理解中国，不愿意尊重你”。受美国国内政治气氛影响，美国很多人变得小心翼翼，有些强硬派根本就不来中国。“这些人现在越来越多地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负面的。”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发推文缅怀傅高义：“他对中国的智慧和见解不仅对研究该领域的人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对整个世界来说也是如此。”在尊重、平等、交流基础上的傅高义式“知华”，这是人们如今最为怀念的。
　　（摘自《环球人物》2021年第1期。作者均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