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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在发现并了解了台州的金融秘密后，又穿梭于杭州、温州、瑞安之间，对浙江的金融生态进行了调研
金融分层
在浙江，不论是四大国有银行，还是城市商业银行、信用社，实际的业务往来中客户群只有大、中、小之分，只有经营户、消费户之分，绝少有人搞所有制之分、搞“血统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分行行长蒋志华告诉记者：“客户在我们这里，不讲成分，只讲好坏。”
在蒋志华的眼中，规模上亿是他的大客户级别；在杭州市商业银行行长助理江波心里，规模3000万是他的大客户级别；而对于泰隆信用社的王钧来说，500万级别是他的大客户。
“我们决不会不顾自己的定位，进入不熟悉、不合适的市场，因为我们清楚自己提供服务的层次，清楚我们的最大和最优利润源。”在江波的市场判断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浙江金融服务的多元和多层次。
记者在对中国人民银行瑞安市支行行长李传兴采访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瑞安中小企业大约2.6万家，对金融机构而言，500万以上规模的客户500-600家左右，全部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上海浦发、中信实业两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来做。其余大部分是信用联社在做，还有相当部分靠民间借贷。
李传兴介绍说，这种市场分割结构，从他们90年代初提出金融服务多元化发展的思路以来，已经摸索了10多年，现在效果明显——在全浙江，瑞安的资产质量的确是最好的，所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率只有3.73%，全部赢利，尤其是信用联社，自成立来没有亏损过。
据说李传兴把这些数字讲给8月26日正在瑞安调研的央行行长戴相龙后，戴一脸的不相信，李传兴急得拍着胸脯说：“有一点水分，你拿我试问。”
不论是杭州、温州这样的大城市，还是瑞安这样的县级市，路桥这样的小城镇，清晰的市场分割，使各种大小规模级别层次不同的金融机构，都能找到自己的市场位置。中国的金融生态似乎从没有如此清晰、流畅。
贴身服务
当然，这些市场信徒们最精彩的对局还是在具体经营实践中走出来的。江波坚信银行经营的核心就是服务，“那种无所不在、无微不至的贴身服务”。他们针对个人消费和理财、中小企业服务，推出各种创新产品，下足功夫。
在个人理财方面，杭州市商业银行推出了一个公务员个人授信。处级干部10万，科级干部5万。只要你是国家公务员，任何时候你到那里马上就可以签字办理贷款，一年做一次结算，不需要抵押，公务员三个字就代表了你的信用。
江波说，这项产品推出后反映很不错，他们现在正准备针对收入比较稳定的医院医生、学校教师进行授信。“我们未来走的路子就是市民银行、社区银行，真正为市民个人服务。”
对于为中小企业服务，江波的想法是，“浙江现在好的企业，是轮不到我们的。我们只能自己去培养，对那些基础不错、有一定规模的中小企业，全面了解后，可以做到一个公司一个政策，根据它的实际特点，提供贷款、授信、风险投资。”江波准备在未来两三年内培育1000家民营企业。现在据悉已经选择了300家做重点培养。
为此，杭州市商业银行将搞一个“中小企业服务中心”，集中了所有社会金融服务中介机构，包括担保抵押、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金融租赁、产权交易等等。财务报表不全，法律咨询，都可以得到现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在这里能得到非常全面的“一条龙”服务。这个近千平方米的中心本月将正式营业。
在江波看来，中国金融改革有两道坎。第一道坎是化解金融风险、卸下历史包袱。这一关他认为浙江大部分金融机构基本上都完成了。据记者得到的一份材料显示，截至2002年6月末，浙江省金融机构本外币不良贷款比例为8.90%，其中银行业为7.26%。
第二道坎是市场化，怎样建立符合市场竞争要求的产权结构、经营模式。江波认为。这一关他们不仅是在为自己走，更是在为中国的金融改革走。
产权疑虑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支行研究员应宜逊在浙江金融业内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放手让人民办金融”。他说，这是对国家某领导人“放手让人民办经济”的合理引申。
“民营化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必要条件。有它不一定行，但没它绝对不会成功。”应宜逊说。他认为市场经济有一条规律：凡是投机性愈强、风险愈大的领域，就愈是要求市场主体产权明晰、预算约束硬化，否则难以成长。金融领域的投机性和风险就远大于一般竞争性工商业领域，因而客观上要求金融企业有更高的民间资本比例和民营化程度。
浙江金融、尤其是市县级金融这些年的成绩，在这位专家眼里都要归功于民营化，当然出现的问题也源于此。但他认为许多问题是由于观念的误区。比如，规模小等于风险大；重流动性风险轻资产风险。前者势必会将民营金融这类小机构撤并殆尽；后者势必希望被监管的机构数量越少、规模越大，而资产质量变成次要。
事实上，金融机构的风险大小主要取决于自律能力和经营是否稳健，与规模没有必然联系。应宜逊举例说：“除去四大国有银行，单就1988年组建的深圳发展银行，贵为上市公司，资本金充沛，不良贷款率至今仍有14.6%。而还在被‘整顿’的宁波象山绿叶信用社在宁波市2001年金融创安综合考核中，仅次于浦发宁波分行1分排名第二，不良贷款率小于3%。”
针对有些人对某些民间金融机构发生的流动性风险爆发（挤兑），应宜逊分析说：“虽然可怕，但只要是‘单纯性的’，便会像‘打摆子’，高烧退去就会复原，存款又会回来。这是有事实证明的。而资产风险才是致命的，好像肝硬化、癌症。”
他私下告诉记者，民间金融机构发生的挤兑往往离不开强烈的外部原因。
应宜逊的梦想是：只要达到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要求，任何民营企业法人及自然人，都可以自行组建小金融机构，金融行政部门都会准予登记、开业。
对于这一点，浙江各类金融机构事实上已经“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做在实处”。在浙江8家城市商业银行中，政府股东正在全面撤出，民营企业股东在大举进入。经记者查实，有1家纯粹的民营资本银行——台州市商业银行；5家政府股东股份低于30%，最低的仅14.39%；有2家政府股东股份超过30%，最高的是杭州市商业银行占64.67%。
最有意思的也是杭州市商业银行。在记者找到一份该行的“金融机构合作意向书”，这家总资产高达242.4亿元的地方银行，2002年的增资扩股计划是：
1）拟增资扩股5-6亿元人民币，募股对象主要是国内民营资本。
2）增资扩股完成后，总资本达到10亿元人民币以上，其中民营资本比例为50%以上，政府资本比例占30%左右。并逐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为吸引外资入股和下一步争取上市创造有利条件。
从这份意向书里可以感受到浙江金融民营化思维的热情和冲动。一位银行管理人员对记者说：“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根本上讲就是产权问题，我们要发展，上台阶，进入更高的层次，就必须走这一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金融分层
在浙江，不论是四大国有银行，还是城市商业银行、信用社，实际的业务往来中客户群只有大、中、小之分，只有经营户、消费户之分，绝少有人搞所有制之分、搞“血统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分行行长蒋志华告诉记者：“客户在我们这里，不讲成分，只讲好坏。”
在蒋志华的眼中，规模上亿是他的大客户级别；在杭州市商业银行行长助理江波心里，规模3000万是他的大客户级别；而对于泰隆信用社的王钧来说，500万级别是他的大客户。
“我们决不会不顾自己的定位，进入不熟悉、不合适的市场，因为我们清楚自己提供服务的层次，清楚我们的最大和最优利润源。”在江波的市场判断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浙江金融服务的多元和多层次。
记者在对中国人民银行瑞安市支行行长李传兴采访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瑞安中小企业大约2.6万家，对金融机构而言，500万以上规模的客户500-600家左右，全部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上海浦发、中信实业两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来做。其余大部分是信用联社在做，还有相当部分靠民间借贷。
李传兴介绍说，这种市场分割结构，从他们90年代初提出金融服务多元化发展的思路以来，已经摸索了10多年，现在效果明显——在全浙江，瑞安的资产质量的确是最好的，所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率只有3.73%，全部赢利，尤其是信用联社，自成立来没有亏损过。
据说李传兴把这些数字讲给8月26日正在瑞安调研的央行行长戴相龙后，戴一脸的不相信，李传兴急得拍着胸脯说：“有一点水分，你拿我试问。”
不论是杭州、温州这样的大城市，还是瑞安这样的县级市，路桥这样的小城镇，清晰的市场分割，使各种大小规模级别层次不同的金融机构，都能找到自己的市场位置。中国的金融生态似乎从没有如此清晰、流畅。
贴身服务
当然，这些市场信徒们最精彩的对局还是在具体经营实践中走出来的。江波坚信银行经营的核心就是服务，“那种无所不在、无微不至的贴身服务”。他们针对个人消费和理财、中小企业服务，推出各种创新产品，下足功夫。
在个人理财方面，杭州市商业银行推出了一个公务员个人授信。处级干部10万，科级干部5万。只要你是国家公务员，任何时候你到那里马上就可以签字办理贷款，一年做一次结算，不需要抵押，公务员三个字就代表了你的信用。
江波说，这项产品推出后反映很不错，他们现在正准备针对收入比较稳定的医院医生、学校教师进行授信。“我们未来走的路子就是市民银行、社区银行，真正为市民个人服务。”
对于为中小企业服务，江波的想法是，“浙江现在好的企业，是轮不到我们的。我们只能自己去培养，对那些基础不错、有一定规模的中小企业，全面了解后，可以做到一个公司一个政策，根据它的实际特点，提供贷款、授信、风险投资。”江波准备在未来两三年内培育1000家民营企业。现在据悉已经选择了300家做重点培养。
为此，杭州市商业银行将搞一个“中小企业服务中心”，集中了所有社会金融服务中介机构，包括担保抵押、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金融租赁、产权交易等等。财务报表不全，法律咨询，都可以得到现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在这里能得到非常全面的“一条龙”服务。这个近千平方米的中心本月将正式营业。
在江波看来，中国金融改革有两道坎。第一道坎是化解金融风险、卸下历史包袱。这一关他认为浙江大部分金融机构基本上都完成了。据记者得到的一份材料显示，截至2002年6月末，浙江省金融机构本外币不良贷款比例为8.90%，其中银行业为7.26%。
第二道坎是市场化，怎样建立符合市场竞争要求的产权结构、经营模式。江波认为。这一关他们不仅是在为自己走，更是在为中国的金融改革走。
产权疑虑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支行研究员应宜逊在浙江金融业内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放手让人民办金融”。他说，这是对国家某领导人“放手让人民办经济”的合理引申。
“民营化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必要条件。有它不一定行，但没它绝对不会成功。”应宜逊说。他认为市场经济有一条规律：凡是投机性愈强、风险愈大的领域，就愈是要求市场主体产权明晰、预算约束硬化，否则难以成长。金融领域的投机性和风险就远大于一般竞争性工商业领域，因而客观上要求金融企业有更高的民间资本比例和民营化程度。
浙江金融、尤其是市县级金融这些年的成绩，在这位专家眼里都要归功于民营化，当然出现的问题也源于此。但他认为许多问题是由于观念的误区。比如，规模小等于风险大；重流动性风险轻资产风险。前者势必会将民营金融这类小机构撤并殆尽；后者势必希望被监管的机构数量越少、规模越大，而资产质量变成次要。
事实上，金融机构的风险大小主要取决于自律能力和经营是否稳健，与规模没有必然联系。应宜逊举例说：“除去四大国有银行，单就1988年组建的深圳发展银行，贵为上市公司，资本金充沛，不良贷款率至今仍有14.6%。而还在被‘整顿’的宁波象山绿叶信用社在宁波市2001年金融创安综合考核中，仅次于浦发宁波分行1分排名第二，不良贷款率小于3%。”
针对有些人对某些民间金融机构发生的流动性风险爆发（挤兑），应宜逊分析说：“虽然可怕，但只要是‘单纯性的’，便会像‘打摆子’，高烧退去就会复原，存款又会回来。这是有事实证明的。而资产风险才是致命的，好像肝硬化、癌症。”
他私下告诉记者，民间金融机构发生的挤兑往往离不开强烈的外部原因。
应宜逊的梦想是：只要达到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要求，任何民营企业法人及自然人，都可以自行组建小金融机构，金融行政部门都会准予登记、开业。
对于这一点，浙江各类金融机构事实上已经“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做在实处”。在浙江8家城市商业银行中，政府股东正在全面撤出，民营企业股东在大举进入。经记者查实，有1家纯粹的民营资本银行——台州市商业银行；5家政府股东股份低于30%，最低的仅14.39%；有2家政府股东股份超过30%，最高的是杭州市商业银行占64.67%。
最有意思的也是杭州市商业银行。在记者找到一份该行的“金融机构合作意向书”，这家总资产高达242.4亿元的地方银行，2002年的增资扩股计划是：
1）拟增资扩股5-6亿元人民币，募股对象主要是国内民营资本。
2）增资扩股完成后，总资本达到10亿元人民币以上，其中民营资本比例为50%以上，政府资本比例占30%左右。并逐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为吸引外资入股和下一步争取上市创造有利条件。
从这份意向书里可以感受到浙江金融民营化思维的热情和冲动。一位银行管理人员对记者说：“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根本上讲就是产权问题，我们要发展，上台阶，进入更高的层次，就必须走这一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