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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国际经济环境与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我们应有长期准备与长远打算。让政府有效发挥作用,让各部门各单位有效发挥作用,让市场有效发挥作用,这是此轮财政政策的核心所在。
关键词：国际经济环境；市场 ； 有效；财政政策；
美国的次贷“飓风”,引发了国际性金融危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的形势。对国内外经济形势作出判断与预测,并在立足国内外实际的基础上作出科学的财政政策决策,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2011年上半年，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征可以用“四大关键词”来概括：经济增长、债务危机、通货膨胀、财政整顿。虽然各国面临的问题各有侧重，但是这“四大关键词”在国别层面依然具有普遍性，在不同国家以不同方式“集结”，形成合力，影响着全局。应对此局面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具有“双刃剑”的特征：运用得当，可能解开“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困局;运用不当，“四大关键词”就会相互作用，一环套一环，经济形势就会越发复杂，甚至产生经济“崩盘”的风险。如何在短期和中长期处理好这四个关键问题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在全球层面的再平衡和国家层面的可持续，是当前所有经济主体都应该重视的问题。
一、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从中国来看，在世界经济的温和复苏、国际政治和军事的复杂多变、国际热钱不断涌入、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加大，经济增速也有所回落。今年上半年GDP增速为9.6%，较去年同期的11.1%回落1.5个百分点，但是仍然高于年初政府制定的全年8%增速目标，且工业增长出现加速，夯实了整体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基础。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仍然是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稳定和中坚力量。第二季度中国GDP数据发布以后，市场信心显著提升，据国内外机构预计，2011年中国GDP增幅仍将达到9.3%。而且，中国经济持续向好不但提振了全球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为全球经济注入强心剂，全球股市大振。由于中国的经济政策较好地保持了稳定性和连续性，中国经济得以稳定增长，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逐渐加强，仍然是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和有力支撑。
二、我国财政政策决策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财政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政策决策时,应具备国际视野,又要立足于我国实际,兼顾近期与中长期的不同需要,充分发挥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各项调控目标。当前,全社会都在热议4万亿元投资之事,除此之外还有扩大消费与促进出口等一系列措施,所有政策的核心无非是减收增支。处处要钱,钱从何来?财政收入毕竟是有限的,而且首先要保吃饭与稳定,其次才是建设与发展。
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财政就是“收收支支”,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财政观。实际上,财政是治国理政的基础,“收收支支”只是外在表现。各级政府各部门的决策都包含着财政要素,其行为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最终的财政绩效。因此,我们应该树立大理财观,即政府财政管理每个机构与个人都有责任,而且要借助法律与制度予以贯彻和落实,并基于此实现业务管理创新与财政的良性循环。如果不具备这一视野或理念,很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困难或损失。
三、推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现若干根本性的经济结构转变,而这也决定了财政政策的重点。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本身就可以推动上述经济社会结构的有利调整。从根本上讲,上述主要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的完成其实质是一个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市场机制决定了资源将优先配置于能够产生较高回报的经济活动领域。那么市场化进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对于资源在不同经济活动领域所能产生的回报进行更为准确评估并按照这种评估不断调整其配置的过程。而这正是运用财政政策对资源配置进行调节所要实现的目标。
推动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不应该是总量型的,仅采取单一政策手段,而应该是结构化的,采取综合政策手段。在市场机制基础上以结构调整为目标的财政政策,其作用的发挥是通过相对改变资源在不同经济活动领域配置所能产生的回报来实现的。
财政政策的运用,必须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对各市场参与者决策和交易行为形成诱导和激励,而不是以政府决策和收支取代个体在市场中的决策和收支。政府直接就资源配置进行的决策和相关财政收支往往缺乏效率约束,而且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会产生显着的挤出效应,或者形成政府和企业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的格局,造成资源浪费。比如在推动全社会增加研究开发投入时,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应更多地进入基础研究领域,与企业对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投入形成互补关系。若政府资金平衡地投入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则由于基础研究投入不足而相对加大基础研究风险,降低应用研究的投资回报,另一方面财政投入应用研究又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形成挤出。所以合理的科技财政投入应通过形成对企业研发投资的风险补贴来激励企业的研发投入而不是取代之。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财与势不能号令一切。发挥财与势的最大效应,关键在于建立一种公平、均富的体制,由此酿成的民众心态必然是和谐、平稳的,在富贵面前不骄纵奢侈而能自享其乐,在贫苦面前不怨天尤人而能泰然处之。这种“同心同德”所具有的威力是难以用经济数据来衡量的,尤其是在危机到来之时,能够保持经济和社会基本面的稳定,而不致被冲垮。事实上,这种美德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可以与市场经济并行不悖,既实现经济兴盛,又实现文化繁荣,既会生产,又懂生活,能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总之，财政政策原则或政策取向的合理确定与适时调整。对政策目标的实现和政策效应的优劣，有着决定性影响。既然积极财政政策并非一种长期政策选择，那就必然有一个政策调整或政策转换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能否出现或找到替代当前财政政策“拉力”或“推力”的因素和条件，如何进一步掌控积极的财政政策值得我们深思。
关键词：国际经济环境；市场 ； 有效；财政政策；
美国的次贷“飓风”,引发了国际性金融危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的形势。对国内外经济形势作出判断与预测,并在立足国内外实际的基础上作出科学的财政政策决策,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2011年上半年，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征可以用“四大关键词”来概括：经济增长、债务危机、通货膨胀、财政整顿。虽然各国面临的问题各有侧重，但是这“四大关键词”在国别层面依然具有普遍性，在不同国家以不同方式“集结”，形成合力，影响着全局。应对此局面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具有“双刃剑”的特征：运用得当，可能解开“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困局;运用不当，“四大关键词”就会相互作用，一环套一环，经济形势就会越发复杂，甚至产生经济“崩盘”的风险。如何在短期和中长期处理好这四个关键问题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在全球层面的再平衡和国家层面的可持续，是当前所有经济主体都应该重视的问题。
一、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从中国来看，在世界经济的温和复苏、国际政治和军事的复杂多变、国际热钱不断涌入、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加大，经济增速也有所回落。今年上半年GDP增速为9.6%，较去年同期的11.1%回落1.5个百分点，但是仍然高于年初政府制定的全年8%增速目标，且工业增长出现加速，夯实了整体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基础。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仍然是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稳定和中坚力量。第二季度中国GDP数据发布以后，市场信心显著提升，据国内外机构预计，2011年中国GDP增幅仍将达到9.3%。而且，中国经济持续向好不但提振了全球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为全球经济注入强心剂，全球股市大振。由于中国的经济政策较好地保持了稳定性和连续性，中国经济得以稳定增长，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逐渐加强，仍然是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和有力支撑。
二、我国财政政策决策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财政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政策决策时,应具备国际视野,又要立足于我国实际,兼顾近期与中长期的不同需要,充分发挥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各项调控目标。当前,全社会都在热议4万亿元投资之事,除此之外还有扩大消费与促进出口等一系列措施,所有政策的核心无非是减收增支。处处要钱,钱从何来?财政收入毕竟是有限的,而且首先要保吃饭与稳定,其次才是建设与发展。
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财政就是“收收支支”,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财政观。实际上,财政是治国理政的基础,“收收支支”只是外在表现。各级政府各部门的决策都包含着财政要素,其行为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最终的财政绩效。因此,我们应该树立大理财观,即政府财政管理每个机构与个人都有责任,而且要借助法律与制度予以贯彻和落实,并基于此实现业务管理创新与财政的良性循环。如果不具备这一视野或理念,很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困难或损失。
三、推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现若干根本性的经济结构转变,而这也决定了财政政策的重点。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本身就可以推动上述经济社会结构的有利调整。从根本上讲,上述主要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的完成其实质是一个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市场机制决定了资源将优先配置于能够产生较高回报的经济活动领域。那么市场化进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对于资源在不同经济活动领域所能产生的回报进行更为准确评估并按照这种评估不断调整其配置的过程。而这正是运用财政政策对资源配置进行调节所要实现的目标。
推动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不应该是总量型的,仅采取单一政策手段,而应该是结构化的,采取综合政策手段。在市场机制基础上以结构调整为目标的财政政策,其作用的发挥是通过相对改变资源在不同经济活动领域配置所能产生的回报来实现的。
财政政策的运用,必须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对各市场参与者决策和交易行为形成诱导和激励,而不是以政府决策和收支取代个体在市场中的决策和收支。政府直接就资源配置进行的决策和相关财政收支往往缺乏效率约束,而且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会产生显着的挤出效应,或者形成政府和企业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的格局,造成资源浪费。比如在推动全社会增加研究开发投入时,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应更多地进入基础研究领域,与企业对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投入形成互补关系。若政府资金平衡地投入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则由于基础研究投入不足而相对加大基础研究风险,降低应用研究的投资回报,另一方面财政投入应用研究又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形成挤出。所以合理的科技财政投入应通过形成对企业研发投资的风险补贴来激励企业的研发投入而不是取代之。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财与势不能号令一切。发挥财与势的最大效应,关键在于建立一种公平、均富的体制,由此酿成的民众心态必然是和谐、平稳的,在富贵面前不骄纵奢侈而能自享其乐,在贫苦面前不怨天尤人而能泰然处之。这种“同心同德”所具有的威力是难以用经济数据来衡量的,尤其是在危机到来之时,能够保持经济和社会基本面的稳定,而不致被冲垮。事实上,这种美德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可以与市场经济并行不悖,既实现经济兴盛,又实现文化繁荣,既会生产,又懂生活,能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总之，财政政策原则或政策取向的合理确定与适时调整。对政策目标的实现和政策效应的优劣，有着决定性影响。既然积极财政政策并非一种长期政策选择，那就必然有一个政策调整或政策转换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能否出现或找到替代当前财政政策“拉力”或“推力”的因素和条件，如何进一步掌控积极的财政政策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