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和政治的极端表现方式——战争距离并不遥远。
　　如果人们能够在床笫之间符合礼仪，那么在世界政治方面恐怕也错不了。你在床上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那么醒来之后也可能是个法西斯主义者;而在床上居于右侧者，晨起之时可能是个极端左派，因长期受压抑之故。反之亦然。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被称为“极端的年代”，也同时被称为“性解放”的年代。当然，我们不应该草率地作此类比，因为人们往往同意，床笫之事游戏成分过多，其最大后果无非是多了一个或几个孩子，不可太过严肃;但世界政治一旦沦于危机，其所引发的悲剧实在超乎人们想象，不可以激情处之。
　　无论性爱还是战争，硝烟散尽之后，那些灰烬之中或许尚留存某些东西，未来得及体味和消化。它们成为心肌梗阻，有时甚至是烫手山芋。但成熟的人必须勇于触摸它，虽然目的并非重来。因为世事万般皆晚矣，惟有其时的声色犬马证明我们还曾有过激情或混乱的过往，但也只是一丝微澜中的留痕。
　　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一部叫作“The Remains Of The Day”的电影，根据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同名小说改编。导演詹姆斯·伊沃里（James Ivory）擅长在其电影中表现“说谎”，他甚至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里直接套用原著小说的章节标题，一再揭露其情窦初开的女主人公对人们的种种“谎言”，这些“谎言”在此是可爱而浪漫的，是一种被文明或礼仪所认可的、无伤大雅甚而被鼓励的修辞。
　　但若同样以可爱和浪漫来理解这部有三个中文译名的电影或许有些一厢情愿。如果说《长日将尽》是一种对昔日时光的客观描述、《去日留痕》尚且保留一丝温存的话，那么《告别有情天》则是冷冷的断语。因为，男主人公在这里从头到尾没有一句真话，他被塑造成一个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人们当中惟一守口如瓶的人，或曰：绅士。
　　我们在电影里看到他忙前忙后，不茍言笑，从不表达他的内心和情感。父亲在他眼前去世仍未能阻碍他履行管家职责，暗暗喜欢女管家却仅限于每晚去她房间里“探讨业务”，可谓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惟一一次看爱情小说被女主人公发现之后，居然被他解释成“提高语言修养”用以增进管家服务水平;看到主人试图驱逐逃难到这里的犹太女佣，他也没有一句辩白并立即默认……是的，他始终是是一位按照绅士手册生活的高贵“绅士”（其实只是管家），但最终，他失去了与他相伴多年的女管家的爱情。而宅邸依旧，只是换了新的主人。他仍旧还是那个忠于职守的管家。他是称职的，也是失败的。
　　这个世界有太多值得悔恨之事。这部小说和电影把几乎人类所有悔恨之事集中在一起：小到几乎被拒绝的一束野花、一段未被铺平的石板路、一次来不及在场的生死离别，大到一场世界大战的发生，而那个人来人往、看似微不足道的会客厅或本可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这个世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秩序，以及对秩序的渴望，促成了人们对一切无动于衷的态度，用略带美好的词语叫作：礼仪。而更正确的称呼或许是：一种自私而为己的绅士风度，在谈笑风生之间，它容忍罪恶的发生乃至壮大，同时也损害了个人的福祉。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在影片结尾看到这个人风雨兼程地“去往弥补的路上”，尽管为时已晚。我们也看到他到最后还是保持了绅士风度。在经历了两次大战、两代主人、失去爱情之后，他仍是惟一守口如瓶的人。
　　《界限》（1931）
　　巴西导演Mario Peixoto的惟一存世影片，讲述了两男一女在一条救生船上漂流求生的故事，是一部艺术性极高、带有实验性的超现实主义作品。被苏联电影大师谢尔盖·爱森斯坦誉为“电影纯语言”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