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作曲系学生在“莱布尼茨和谐之声国际作曲比赛暨第八届中国Con Tempo作曲比赛”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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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和谐之声国际作曲比赛暨第八届中国ConTempo新室内乐作曲比赛”由德国汉诺威“今日音乐协会”(Music fur Heute)与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主办。截止2016年3月1日,该比赛共收到来自世界各国111部参赛作品。由舍尔霍恩(Johannes Schollhorn)教授(德国科隆音乐与舞蹈大学)、施奈勒尔(Oliver Schneller)教授(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贾国平教授(中国中央音乐学院)、郭文景教授(中国中央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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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荣幸在中国的中央音乐学院发言。在美国,中央音乐学院被认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东亚所有音乐学院中也是最一流的。
在我来到中国的这几年中,我注意到一种逐渐增长的对早期音乐的兴趣,这次会议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不知道“早期音乐”(Early Music)这个术语本身在这里是否和在我自己的国家英国有着相同的意义。
“音乐学分析”是中央音乐学院于润洋教授于1993年在其论文《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一文中首次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音乐分析模式。在已经过去的近二十年时间里,关于音乐学分析的文章层出不穷,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许多研究文本只有音乐学分析之名,而无音乐学分析之实。
江南丝竹是一种以丝弦和竹管乐器为主,以江南地区的音乐风格来演奏的音乐。这种被称为“江南丝竹”的器乐合奏音乐,其实是被小部分爱好者演奏和欣赏的,而且他们的音乐活动在其本土环境,即上海的文化生活中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
虽然,我与姜永兴先生至今未能谋面,但20世纪80-90年代在我担任《当代中国音乐》一书编辑部主任、继而于2002年从事专著《新中国音乐史》写作时,便查阅到并采用了姜先生的多幅精美图片,为上述两书增色不少,当时便对他的摄影技术和艺术造诣留下深刻印象并怀有感激之情。
文理大师顾毓琚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他主张中华民族应以文化立足,以教育发展文化。在自身长期的大学教育实践中,顾毓塄始终致力于如何以教育发展中国文化的探索。顾毓绣视文化建设为大学发展的灵魂,以学术文化建设为大学文化建设的核心着力点,践行应用导向的学术文化观;以学术权威的教师群体为大学文化建设的主体,凸显教师在高校中的重要地位;以学生为大学文化建设的明显影响因子,践行全面发展的育人观。在构想和助圆中国教育梦的征程中,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当下.研习顾毓绣大学教育实践藕合的宾践智慧.具有鲜活的指导意义.
《天演论》介绍的进化思想,以及其后的各种学说,在晚清士子中的接受程度颇为不同。透过对吴汝纶和孙宝碹的研究,发现《天演论》并非使他们产生一个崭新的进化世界观,而在他们身上形成一种与传统自然知识相当奇妙的融合,他们似乎皆有以传统自然知识,尤其是理气论、气化论和易学思想为基础理解《天演论》的倾向。《天演论》所介绍的进化思想、原子机械论思想和对种种事物变化的叙述,则基本上被两人视为对宇宙秩序及其现象的更深刻描述。然而,《天演论》不能完全使晚清士人认同进化论;相反地,它所介绍的进化论同时遭到部分晚清士人的强烈质疑。
基诺族是我国最后一个被确认的少数民族,至今依然保存着传统的音乐感知形态,七柯、布姑是基诺族独具特色的竹筒体鸣乐器,它完全依靠基诺人的听觉,在不断砍削调音中确定音高。在大量深入的田野考察基础上,通过监测乐器的制作过程,尤其是调音的过程,并运用现代音乐声学测量的方法进行大数据分析,可以对基诺族人在乐器制作中体现出的绝对音高感和相对音高感问题做出推论,这或许会对研究我国古代先民对音乐认知的起源及发展过程提供一定的启发与帮助。
陶望龄受王阳明心学影响,从尽心尽性的角度,提出“偏嗜必奇”说,大反程朱理学,一时振聋发聩,并奠定了他在晚明文论史上的独特地位。陶望龄此说从刘邵《人物志》“偏至之材”引出,由人物品评到文学理论,他首次揭示并盛赞了“偏”、“奇”的关系及价值,为晚明文论注入了新说。陶望龄既提倡偏奇,又强调圆美,这与他崇尚自然的审美标准有关,而他所谓“自然”又带有强烈的心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