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论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意蕴和新时代继续推进应遵循的标准。生态环境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当代社会的现实实践问题出发，在实践的过程中发展起来，最后运用于指导现实实践问题的解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成、发展与运用都建立在实践认识的基础上，体现着实践的逻辑思维。
　　 【关键词】《实践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成;发展;运用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9）011-0004-04
　　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标志，习近平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全面协调发展的高度，并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发表一系列的讲话。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论述了生态文明对于进入新时代中国各项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并且也明确指出了推进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方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成、发展与运用都建立在实践认识的基础上，体现着实践的逻辑思维。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成的实践逻辑
　　（一）毛泽东《实践论》诞生的问题起源
　　毛泽东的《实践论》正式发表于20世纪50 年代，但是写成时间远早于此。1931年王明在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下掌握了中央领导权。王明等人忽略中国革命的实际特殊性，采取“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政策。同年九月下半月，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未能适应两者发展需要，继续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在统一战线问题上，错误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面临的形势和阶级关系，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彻底否认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尤其在反“围剿”的军事斗争问题上，他们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方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革命失败，中国革命不得不实行战略的大转移，也就是中国革命艰难的长征路。
　　毛泽东在对待中国革命战争的问题坚持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也就是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因为中国的革命战争有一般战争的性质同时也包含中国革命自身的特殊性。[1]（P.187）1936年，为了满足现实的需要，毛泽东集中学习研究了军事书刊并写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唯物论的哲学方法论上对“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批判，主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制定适合中国革命的措施和方案，而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别国的革命经验。面对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坚持理论学习，对《辩证唯物论》《反杜林论》《社会学大纲》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了深入地学习，这为他写作分析中国革命情况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用哲学的方法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批判党内的教条主义，1937年在延安写成《实践论》。
　　《实践论》的产生源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思考，形成的科学理论又指导中国革命的现实实践活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哲学方法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发展与运用。从《实践论》的生成逻辑来分析新时代的“中国革命”问题，也可以更加明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科学性。
　　（二）习近平文明生态思想形成的问题起源
　　《矛盾论》指出，矛盾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矛盾常常以问题的形式呈现。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创造了“中国奇迹”。但是，新时代以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中国极其关注和重视的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与社会其他要素同等重要的地位。这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作出了一系列的论述。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确保我国长远持续发展的根本。针对中国生态环境的现状，习近平敢于直面当前我国生态环境存在的现实问题，坦言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是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阶段，取得的成果还不稳定，这也为生态建设提供可发展窗口。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的主要矛盾中人民的需要已经从物质生产的需要转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美好生活该如何界定？维护自然生态环境，提高生活环境标准，建设美丽中国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保障之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出了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六大原则，并强调要构建成完善的体系。
　　理论存在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性也将在指导中国生态环境建设的实践中进行检验。任何科学理论的产生都不是空穴来风，理论源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经历对问题的多重分析和正确认识，最终回归到现实，指导现实问题的解决。20世纪30年代真正的“中国革命”存在的问题是毛泽东《实践论》生成的现实基础。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生态环境建设存在的问题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成的实践之基。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的实践逻辑
　　（一）从生态问题凸显中起步
　　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一部认识论著作，论证了实践基础上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事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认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的实践逻辑也离不开《实践论》哲学方法的指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论述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他从发展的角度出发深入剖析了在实践中对“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关系的认识所經历的三个阶段。 [3]（P.198）这种认识的演变也说明我国在实践发展中愈来愈重视生态环境建设，从这一关系的发展历程也可以明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的实践逻辑。 　　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三十年，建设新中国的步伐在曲折的探索道路上艰难前进。今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而言之所以意义非凡，之所以将其视为新中国建设道路的伟大转折，原因在于这次会议适时作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重大决定，适应了中国亟需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现实实际。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围绕着经济建设展开，而资源和环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矛盾也总是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日益显露出来。20世纪末，经济发展进程中存在着潜在的问题，片面理解“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直接的表现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将GDP的增长作为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指标之一，不顾代价的追求GDP的增长，经济发展的数据确实呈现出良好的走势，不容否认的是经济发展数据获得的支撑点是强加给生态环境以不可承受之重。改革开放初期相对粗放的发展方式，也是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严峻形势的重要原因。认识的初级阶段不可避免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问题的呈现也提供了探索科学发展方式的空间。
　　（二）在解决生态问题中完善
　　生态环境日益成为备受关注的对象，这绝不是心血来潮的突然关注，它有着深刻的现实针对性。我国的国土面积位居世界前列，但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土地大面积沙化。我国也有哺育中华文明的黄河和长江，但是由于污染严重，大部分的河流失去饮用水功能，“棒打狍子瓢舀鱼”的画面成为历史故事。同时，资源紧张、气候变暖、极端天气等词汇成为新的流行语。尖锐的环境问题催生新的经济发展理论，“统筹兼顾”的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共识，强调经济建设要统筹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边破坏边发展实现的经济建设是“有增长但是无发展”。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判定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发展度”，发展度提出了判断发展与否的指标，即生产力提高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动力特征。认识在探索发展的进程中得到进一步地完善，发展的判断标准用“真正”“健康”“理性”“不断”，更加多样也更加全面，正面回应我国经济发展现实状况的阶段性问题。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思路已经上升到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关系。认识发展的过程是要经历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循环和螺旋式的上升，这一阶段对生态环境的认识也是从现实实践面临的严峻问题发展而来的。
　　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推动我国综合实力的提高，站的更高也看的更远，党的十八大在继承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成为经济建设进程的重要內容。对问题认识的程度决定了解决问题的力度，习近平深刻地说明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到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的程度，这样才能扭转生态环境的总态势，实现发展目标。[4]（P.107）新时代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依然十分严峻，对问题的认识也有新的论断。习近平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并重，明确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5]（P.209）。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讲道：“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6]（P.183）新时代在生态环境上更加清醒地看到绿水青山本身蕴含的潜在价值，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最新论断就是最好的印证。这一方面表明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上的坚定决心。另一方面，也说明对生态环境问题认识达到的新境界。
　　从毛泽东《实践论》的哲学方法视角来分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的实践逻辑，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科学理论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对现实实践问题的思考和研究。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运用的实践逻辑
　　理论存在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要使科学理论真正在现实中发挥作用必须将之运用到实践中解决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方面在于注重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外化为行动，在实践运用中推动生态文明的建设与发展。
　　（一）生态红线明确制度保障
　　划定生态红线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的制度保障，特别强调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不能越雷池一步。2013年5月24日，习近平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决不能突破底线。2017年5月26日，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建构包含生态功能保障、环境质量安全、自然资源利用方面的三大红线。[7]（P.395）生态红线的划定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生态环境保护指明了道路。划定生态红线不是限制经济的发展，而是在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取得平衡，是致力于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现实实践目标。并不是只有牺牲资源环境才能达到发展经济的目标，生态红线就是在经济发展思路在实践运行中的最低标准，量化对生态文明的建设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使经济建设在生态红线以内实现真正的发展。明确什么可以发展，什么要放弃发展，如果破坏生态环境，即使是有需求的产能也要关停。这也表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致力于在实践中落地生根，在实践中搭建起生态发展的四梁八柱，弥补在生态问题的历史欠账。
　　（二）主体功能区战略提供有效路径
　　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呈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运用的有效路径。习近平提出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必须依据现实环境状况实施环境功能区划的主体功能区战略。 [8]（P.166）只有从根本上策划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途径才能有效治理生态环境。党的十九大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明确指出要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将着眼点投向构建国土空间的开发保护方面。[9]（P.52）生态环境损害严重的重要原因是对资源粗放无节制的开发。划分主体功能区考虑的基本要素是自身资源环境的条件，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对区域进行定位，按照开发方式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功能区域，目的在于转变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除了从源头上加强生态文明的建设的顶层设计，习近平也特别强调注重开发新能源和节约利用资源。研发新能源、合理开发资源、节约利用资源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运用系统。 　　（三）民生思想体现理想信念
　　民生思想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实践运用中的坚定理念。他多次强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9]（P.166），人民群众生活在环境中，相比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人民更加关心的问题是雾霾能不能少一点，河湖能不能更清一点这些直接可看可感的问题。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也指出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是要回应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力求满足人民群众对生态需要的要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实践运用中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尤其是党的十九大召开后明确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经济建设的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问题，就是这一目标最有力的反馈。民生理念贯穿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运用过程。
　　认识无论经历怎样的发展过程，理论只有运用于实践才能验证其科学性，才能实现其价值。《实践论》的哲学方法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运用提供的哲学基础和实践逻辑，他特别注重用制度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保障，用系统化的途徑落实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用民生理念指导生态环境保护的全过程。这里处处体现着理论在运用中的实践逻辑。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历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http：//www.zhb.gov.cn/hjzl/zghjzkgb/lnzghjzkgb/.
　　[3]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 社，2014.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7.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