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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锦、刺绣与蜡染虽有各自的历史发展脉络与工艺特色，但却服务于同一核心的目标——以图纹点缀服饰。具体到贵州，织锦、刺绣和蜡染作为众多民族的共享技艺，在各民族能工巧匠的手中绽放出多彩绚丽的花朵，为贵州民族文化增光添彩。
历史寻踪
关于某一事物历史的追问，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什么时候发明的？”二是“谁发明的？”三是“为什么发明？”关于织锦、刺绣、蜡染技艺的历史发展演变，在学术著作的相关叙述中，多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出发，梳理这些技艺的发展脉络。然而，关于这些服饰技艺的发明者和发明的原因，则大多隐匿于大量的民间传说中。
按照定义，织锦，指的是用染好颜色的彩色经纬线，经提花、织造工艺织出带图案织物的技艺。实际上，织物图案不一定需要不同颜色的经纬线综合而成，因为同一颜色的线条组合也能产生出图案。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织锦是最原始古老的一种服饰技艺。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最迟在周代，丝织物中已经出现织锦，且技艺已臻成熟。到汉代时，已有专门负责织造织锦的织室、锦署，产品专供宫廷享用。
刺绣，是用绣针引彩线，将设计的花纹在纺织品上刺绣运针，以绣迹构成花纹图案的一种工艺。简言之，刺绣就是俗话说的“针线活”。据《尚书》记载，远在4000多年前的章服制度中，就有“衣画而裳绣”的规定。而目前传世最早的刺绣，是湖南长沙楚墓中出土的两件战国时期的鎖绣作品。
作为一种传统印染技艺，蜡染的本质是以蜡封住图案，继而在染的过程中保留住图案的方法。就技法和效率而言，我们可以说蜡染是比织锦和刺绣更高效的一种服饰制作技艺。蜡染在全世界均有分布，至于其最早起源于哪一个国家，至今尚无定论。即便是在中国，学者们关于蜡染最早源自何时何地也有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早在战国至西汉时期，西南地区的人们便已掌握了蜡染技艺，其证据是出土自四川峡江地区的织物残片。这些织物残片被认为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蜡染织物。
在一些民间传说中，我们能找到“谁发明的”和“为什么发明”的答案。在苗族和亻革家人的民间传说中，都有美丽姑娘梦中误入百花园，受蜜蜂启发，以蜂蜡绘制花衣的传说。同样，在扁担山区，也有布依族姑娘看到蜂蜡在蓝布上留下的白点后“发明”蜡染的传说。尽管我们不能将这些传说视作真实的历史，但从中可以窥见，正是人们对于“花衣”的追求，奠定了各种服饰技艺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
多姿多彩：贵州织锦、刺绣、蜡染技艺概述
随着时间的流逝，各种服饰技艺在历史长河中此消彼长。因地域、民族的差异，织锦、刺绣、蜡染也呈现了多种多样的风格。就全国范围而言，织锦技艺的代表有南京的云锦（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四川的蜀锦，苏州的宋锦，广西的壮锦，湖南的土家锦，云南的傣锦，海南的黎锦等;以苏绣、粤绣、陇绣、湘绣和蜀绣为代表的“五大名绣”则是我国刺绣技艺中的佼佼者;而贵州蜡染无疑是中国传统蜡染的翘楚。在贵州这个多民族汇集的山地省，不仅不同民族间保留了各自的传统服饰技艺，而且同一民族不同支系的服饰技艺也呈现出或大或小的地域差异。因此，“多姿多彩”可以说是贵州服饰技艺的最好概括。
以织锦而言，在贵州又分为苗锦、布依锦、侗锦等不同类型。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锦为例，因地域差异与支系之别，贵州各地苗族又衍生出不同的织锦风格。这种风格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原材料、工艺手法、图案上，即线、织、图三方面，起到一种明显的身份“标识”功能。
参照前面的定义，我们可以把刺绣理解为一种以“针”为工具，以“线”为具体介质的“叠加”工艺，其变化主要体现在“线”的属性和“针法”差异上。贵州民间刺绣的风格差异不仅体现为多样的针法，更突出的贡献是在“线”上的革新。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马尾绣和锡绣就是典型代表。马尾绣以线包裹马尾制成较粗的线绳，制作时用针线将其固定在绣片上作为图案的轮廓，继而搭配各色绣线完成，其技法的关键在于马尾线绳的固定和绣线的色彩搭配。严格来讲，马尾绣并非是以马尾为线的绣法，而锡绣绝对是刺绣原材料的一种创新。顾名思义，锡绣是以锡为线的绣法。因此，其关键就在如何将一种金属变成绣线。在贵州剑河，其做法是用剪刀将薄锡片剪成细条，制作时手拿锡条，穿过事先勾勒好线条的织物，以一格格的锡块覆盖线条轮廓，最后形成图案。
和织锦、刺绣一样，蜡染在贵州也是一门多民族共享的技艺，因图案、色彩之别又表现出多种艺术风格。其中，丹寨蜡染技艺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表现力成为全国率先申遗成功的代表;以清新典雅著称的扁担山区布依族蜡染和以图案精细见长的亻革家蜡染与织金蜡染也极具辨识度。此外，市场化的先驱，以融合创新为特征的安顺蜡染可以说是贵州蜡染的一面旗帜。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安顺蜡染率先启动贵州蜡染的市场化征程，凭借在蜡染技法、产品等方面的一系列创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创造了贵州蜡染的“黄金时期”。
异曲同工：不同技艺的共同诉求
织锦、刺绣和蜡染因其技法上的差异，不仅各自的产品形态有所差异，还形成了某种等级差异。然而，三者在根本上又服务于同一目标，即图案的生成。因此，三者之间的关系可谓是“异曲同工”。
织锦图案的生成在根本上取决于线的颜色与经纬线的搭配。由于经线和纬线都是以“直线”的形式出现，因此织锦图案多以几何图纹为主，图案边缘线条的流畅度较差。相较之下，刺绣时往往事先有“底稿”，在针线足够细密的情况下，图案边缘线条能够达到极高的流畅度。此外，刺绣的针法较织锦的编织技艺更富变化性，因而能够产生更多风格的产品。
织锦和刺绣的共同点在于线的穿插。在手工时代，两者都是劳心费神的手艺，因而生产效率普遍偏低。相形之下，蜡染以蜡液为原料，直接在布料上绘制图案，无论从线条的流畅度和图案的完成速度上都要明显优于织锦和刺绣。当然，由于传统蜡染制品多以蓝靛为染料，最终成品大多呈现为“蓝底白花”，色彩的丰富程度也就相形见绌了。
同时，正因工艺成本的差异，织锦、刺绣与蜡染也就有了“高下”之分。在扁担山区的布依族服饰中，肩袖常饰以织锦和蜡染布片，又以织锦片的多寡代表主人身份地位的高低。简言之，织锦相较蜡染是更好的饰品。
尽管如此，织锦、刺绣与蜡染等服饰工艺又是有机统一的。一方面，在同一民族内部，各种服饰技艺往往相互搭配，共同构成服饰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榕江县新化乡一带的黑领苗为例，其传统服饰就是织锦、刺绣和蜡染技艺的组合结晶，不同的技艺也共享一套图纹。另一方面，从宏观的视角来看，不管是织锦、刺绣，还是蜡染，最终都是满足人们对于“花衣”的追求。
同命相连：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危机
在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当下，织锦、刺绣和蜡染面临着其它传统手工艺同样的困境。首先，城市化进程加快带来的生计方式的巨大变迁，极大削弱了传统手工艺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具体而言，织锦、刺绣和蜡染等手工艺不再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其次，更为高效廉价的轻工纺织业与流行服饰文化风行全球，取代传统服饰成为人们的首选，进一步压缩了传统服饰技艺的生存空间。再者，重要性日益凸显的教育成为广大家长和学生关注的焦点，也就削减了工艺传承的原初动力，从而造成了传承的断代。
针对传统手工艺面临的传承危机，国家采取了诸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传承人群申报与研陪、生产性保护、文化生态区建设等一系列措施，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而，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依旧任重道远。作为一个系统化工程，离不开全社会的关注与支持。
（责任编辑/黄莎莎）
历史寻踪
关于某一事物历史的追问，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什么时候发明的？”二是“谁发明的？”三是“为什么发明？”关于织锦、刺绣、蜡染技艺的历史发展演变，在学术著作的相关叙述中，多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出发，梳理这些技艺的发展脉络。然而，关于这些服饰技艺的发明者和发明的原因，则大多隐匿于大量的民间传说中。
按照定义，织锦，指的是用染好颜色的彩色经纬线，经提花、织造工艺织出带图案织物的技艺。实际上，织物图案不一定需要不同颜色的经纬线综合而成，因为同一颜色的线条组合也能产生出图案。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织锦是最原始古老的一种服饰技艺。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最迟在周代，丝织物中已经出现织锦，且技艺已臻成熟。到汉代时，已有专门负责织造织锦的织室、锦署，产品专供宫廷享用。
刺绣，是用绣针引彩线，将设计的花纹在纺织品上刺绣运针，以绣迹构成花纹图案的一种工艺。简言之，刺绣就是俗话说的“针线活”。据《尚书》记载，远在4000多年前的章服制度中，就有“衣画而裳绣”的规定。而目前传世最早的刺绣，是湖南长沙楚墓中出土的两件战国时期的鎖绣作品。
作为一种传统印染技艺，蜡染的本质是以蜡封住图案，继而在染的过程中保留住图案的方法。就技法和效率而言，我们可以说蜡染是比织锦和刺绣更高效的一种服饰制作技艺。蜡染在全世界均有分布，至于其最早起源于哪一个国家，至今尚无定论。即便是在中国，学者们关于蜡染最早源自何时何地也有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早在战国至西汉时期，西南地区的人们便已掌握了蜡染技艺，其证据是出土自四川峡江地区的织物残片。这些织物残片被认为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蜡染织物。
在一些民间传说中，我们能找到“谁发明的”和“为什么发明”的答案。在苗族和亻革家人的民间传说中，都有美丽姑娘梦中误入百花园，受蜜蜂启发，以蜂蜡绘制花衣的传说。同样，在扁担山区，也有布依族姑娘看到蜂蜡在蓝布上留下的白点后“发明”蜡染的传说。尽管我们不能将这些传说视作真实的历史，但从中可以窥见，正是人们对于“花衣”的追求，奠定了各种服饰技艺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
多姿多彩：贵州织锦、刺绣、蜡染技艺概述
随着时间的流逝，各种服饰技艺在历史长河中此消彼长。因地域、民族的差异，织锦、刺绣、蜡染也呈现了多种多样的风格。就全国范围而言，织锦技艺的代表有南京的云锦（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四川的蜀锦，苏州的宋锦，广西的壮锦，湖南的土家锦，云南的傣锦，海南的黎锦等;以苏绣、粤绣、陇绣、湘绣和蜀绣为代表的“五大名绣”则是我国刺绣技艺中的佼佼者;而贵州蜡染无疑是中国传统蜡染的翘楚。在贵州这个多民族汇集的山地省，不仅不同民族间保留了各自的传统服饰技艺，而且同一民族不同支系的服饰技艺也呈现出或大或小的地域差异。因此，“多姿多彩”可以说是贵州服饰技艺的最好概括。
以织锦而言，在贵州又分为苗锦、布依锦、侗锦等不同类型。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锦为例，因地域差异与支系之别，贵州各地苗族又衍生出不同的织锦风格。这种风格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原材料、工艺手法、图案上，即线、织、图三方面，起到一种明显的身份“标识”功能。
参照前面的定义，我们可以把刺绣理解为一种以“针”为工具，以“线”为具体介质的“叠加”工艺，其变化主要体现在“线”的属性和“针法”差异上。贵州民间刺绣的风格差异不仅体现为多样的针法，更突出的贡献是在“线”上的革新。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马尾绣和锡绣就是典型代表。马尾绣以线包裹马尾制成较粗的线绳，制作时用针线将其固定在绣片上作为图案的轮廓，继而搭配各色绣线完成，其技法的关键在于马尾线绳的固定和绣线的色彩搭配。严格来讲，马尾绣并非是以马尾为线的绣法，而锡绣绝对是刺绣原材料的一种创新。顾名思义，锡绣是以锡为线的绣法。因此，其关键就在如何将一种金属变成绣线。在贵州剑河，其做法是用剪刀将薄锡片剪成细条，制作时手拿锡条，穿过事先勾勒好线条的织物，以一格格的锡块覆盖线条轮廓，最后形成图案。
和织锦、刺绣一样，蜡染在贵州也是一门多民族共享的技艺，因图案、色彩之别又表现出多种艺术风格。其中，丹寨蜡染技艺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表现力成为全国率先申遗成功的代表;以清新典雅著称的扁担山区布依族蜡染和以图案精细见长的亻革家蜡染与织金蜡染也极具辨识度。此外，市场化的先驱，以融合创新为特征的安顺蜡染可以说是贵州蜡染的一面旗帜。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安顺蜡染率先启动贵州蜡染的市场化征程，凭借在蜡染技法、产品等方面的一系列创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创造了贵州蜡染的“黄金时期”。
异曲同工：不同技艺的共同诉求
织锦、刺绣和蜡染因其技法上的差异，不仅各自的产品形态有所差异，还形成了某种等级差异。然而，三者在根本上又服务于同一目标，即图案的生成。因此，三者之间的关系可谓是“异曲同工”。
织锦图案的生成在根本上取决于线的颜色与经纬线的搭配。由于经线和纬线都是以“直线”的形式出现，因此织锦图案多以几何图纹为主，图案边缘线条的流畅度较差。相较之下，刺绣时往往事先有“底稿”，在针线足够细密的情况下，图案边缘线条能够达到极高的流畅度。此外，刺绣的针法较织锦的编织技艺更富变化性，因而能够产生更多风格的产品。
织锦和刺绣的共同点在于线的穿插。在手工时代，两者都是劳心费神的手艺，因而生产效率普遍偏低。相形之下，蜡染以蜡液为原料，直接在布料上绘制图案，无论从线条的流畅度和图案的完成速度上都要明显优于织锦和刺绣。当然，由于传统蜡染制品多以蓝靛为染料，最终成品大多呈现为“蓝底白花”，色彩的丰富程度也就相形见绌了。
同时，正因工艺成本的差异，织锦、刺绣与蜡染也就有了“高下”之分。在扁担山区的布依族服饰中，肩袖常饰以织锦和蜡染布片，又以织锦片的多寡代表主人身份地位的高低。简言之，织锦相较蜡染是更好的饰品。
尽管如此，织锦、刺绣与蜡染等服饰工艺又是有机统一的。一方面，在同一民族内部，各种服饰技艺往往相互搭配，共同构成服饰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榕江县新化乡一带的黑领苗为例，其传统服饰就是织锦、刺绣和蜡染技艺的组合结晶，不同的技艺也共享一套图纹。另一方面，从宏观的视角来看，不管是织锦、刺绣，还是蜡染，最终都是满足人们对于“花衣”的追求。
同命相连：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危机
在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当下，织锦、刺绣和蜡染面临着其它传统手工艺同样的困境。首先，城市化进程加快带来的生计方式的巨大变迁，极大削弱了传统手工艺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具体而言，织锦、刺绣和蜡染等手工艺不再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其次，更为高效廉价的轻工纺织业与流行服饰文化风行全球，取代传统服饰成为人们的首选，进一步压缩了传统服饰技艺的生存空间。再者，重要性日益凸显的教育成为广大家长和学生关注的焦点，也就削减了工艺传承的原初动力，从而造成了传承的断代。
针对传统手工艺面临的传承危机，国家采取了诸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传承人群申报与研陪、生产性保护、文化生态区建设等一系列措施，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而，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依旧任重道远。作为一个系统化工程，离不开全社会的关注与支持。
（责任编辑/黄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