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福宝1949年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理事。
　　
　　我虽在书法上用功甚勤，却疏于笔耕，难以三言两语用文字表达的形式说清讲透学书的诸多感受，抑或上升为理论上的表述。我最早临习的范本是元人赵子昂的《妙严寺碑》，尽管我现在的作品中看不出学赵的痕迹。现今看来是合乎情理的举动，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凭自身眼光选择碑帖是唯一途径，而择帖的依据是帖中字的好看与否，好看的则选之，不好看的则弃之。而赵字正符合我最初的审美心理。此后我对明人文徵明的书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间文徵明的《北山移文》、《千字文》、《赤壁赋》等墨迹成了我日课的范本。可以这么说，学文是学赵审美心理的延续。
　　
　　临帖于我来说是比较杂的，唐楷、北朝碑版、汉隶、二王经典、旭素大草、苏黄米蔡，以至明清诸家，都曾下过大功夫，尝过大滋味。当然这个“杂”是主指学书的全过程，就唐代诸家而言，除法度森严、用笔工稳平整的共性特质外，又多有不同处，各呈气象。我注意到唐楷重法度的一面，和稳定发达的大唐盛世状况有关，但更多的是文字发展使然。因我们的先民造字发展至唐代已达完善的状态，加上唐前诸代的书法演化进程的铺垫，唐楷重法度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必然。人们大都以为法度即标准化、规范化，其实书法传统中的法度同标准化、规范化既多共性又多原则上的不同。我们可以想象一旦艺术被规范了，书法也就不成其为艺术了。北碑虽少唐人那种森严法度，却多几分法度不全的朴茂多姿，这也同样和当时的社会状况相关联，是文字发展处于尚未成熟过程中的必然反映。而正是其不成熟，客观上必然会呈现一个可开垦、可重塑、可想象的空间。鉴于上述感受，对唐楷法度的理解和实践，对北碑朴茂多姿的认识和感悟，是我身体力行的攻略。在实践中，我力求促使书法在两大领域或更大范围中的互动、互补、制约，这是我学书的立场和态度，而由此滋生出的远离规范而不失法度的朴茂幽古的作品，是我潜心研究和刻意的追求。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