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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史中，中美关系一直是足以直接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篇章。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曲折历程中，以1972年的《中美上海公报》、1978年的《中美建交公报》和1982年的《中美“八•一七”公报》的出台最为引人注目，这三份公报浓墨重彩地构筑了中美关系的基石，而它们相继出台的经过，也生动地见证了中美关系从解冻到逐步发展的清晰足迹。今年是中美关系正常化40周年，本刊特发此文，以示纪念。
国际时局的变化促使中美从对立走向缓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到处推行侵略扩张的政策，而这种侵略扩张政策必然受到世界各国进步力量的一致反对。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美国的国力逐渐下降，并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而苏联则凭借其迅速膨胀起来的军事实力到处伸手，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苏美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深感力不从心的美国，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挑战，增加与苏联对抗的筹码，开始寻求同中国接近，采取了一系列谋求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措施。
1969年初，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在其执政期内，美国经历了战后最重大的外交政策调整，即：推行“新亚洲政策”，实行越南战争越南化，力求从越战中脱身；承认世界上有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五大力量中心”，推行以“实力地位”、“谈判时代”和“伙伴关系”为三大支柱的“尼克松主义”，调整美苏关系，改善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尼克松实现其外交设想的过程中，对华关系是极为关键的一环。
尼克松上台前夕，曾通过美国《外交季刊》发表文章，第一次提出同中国接近的主张。他任总统后，于1970年10月1日向美国《时代》杂志记者发表谈话，第一次公开表示愿意访华。他说：“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随后，尼克松于当年10月25日和27日，分别在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会晤时，请求他们向中国转达美国已经决定设法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口信。中国十分欢迎尼克松政府这一谋求中美接近和建立关系的信息。此后，中美之间就建立了互通信息的“叶海亚渠道”和“齐奥塞斯库渠道”。
在当时，中国同样有着改善对美关系的需求。首先，中国面临苏联的严重威胁。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到60年代末，双方已在边界屯兵百万，有随时爆发战争的危险。为了对抗苏联的军事威胁，中国必须重新调整外交战略。其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外交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遭遇重重困难。中国的对外交往几乎中断，建交步伐迟迟迈不开，面临国际环境也日益恶化。为扭转中国外交的被动局面，急需调整外交政策，建立一条更为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因此，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不失时机地调整了对美国的政策，与美国国内有远见的政治家一道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1971年4月，经毛泽东决定，周恩来开展了著名的“乒乓外交”，邀请在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问中国。这一举措表明了中国缓和中美关系的诚意，被誉为用“小球带动了大球”。同年7月9日至11日，尼克松总统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华。1971年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再次来访，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并与中方着重讨论了台湾问题和尼克松访华期间将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的草案。1972年1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又来到中国，为尼克松出访做最后的准备。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乘“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京，踏上了新中国的土地，他在机场与前来迎接的周恩来热烈握手。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是一次打破国际惯例、不同寻常的访问，堪称解决和推进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令世界瞩目，意义非同寻常。
尼克松对周恩来的秘密承诺定下了《公报》的基调
尼克松抵达北京后，先后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晤，而由尼克松与周恩来进行的会谈则是双方最关键、最具实质性的会谈。《中美上海公报》的基本构思与框架，都是在两人的会谈中商定的，他们一共进行了5次会谈，在北京会谈4次，在上海会谈1次。1972年2月22日，在第一次秘密会谈中，尼克松对周恩来作了《中美上海公报》文字中所没有的秘密承诺，主要是对台湾问题的“五点原则”：
第一，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我能控制得住官僚体系的话，不会再有台湾地位未定之类的声明出现。
第二，我们不曾也不会支持任何台湾独立运动。
第三，在可能范围内，我们将运用影响力，劝阻日本军队在美方减少在台驻军时进入台湾。□□□□□□（此句以下有4行被删除）。
第四，我们将支持任何台湾问题能达到的和平解决。与此点相关者，我们将不支持台湾政府作任何以武力回到大陆的军事尝试。
第五，我们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我们知道台湾问题是完全正常化的阻碍，但在我以上表述的框架下，寻求正常化，努力向该目标迈进。
乔冠华与基辛格在一场反复拉锯的艰难谈判之后终于商定了《公报》草案
尼克松与周恩来的会谈定下基调后，《公报》的具体条文内容由基辛格与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谈判议定。当他们在钓鱼台一座小楼里进行艰难的谈判时，尼克松一行正在故宫、长城等地游览。在会谈间隙，基辛格忍不住打开电视，看了看尼克松的新闻，然后风趣地对乔冠华说：“乔，我明白了，我是被你们用作试验的豚鼠了。”
乔冠华不解地问：“什么？试验的豚鼠？”
基辛格笑答：“你看，总统去的这些地方，你们都事先安排我去过了，来试验总统访华的时间安排和保卫措施，来检验外行的美国人在中国文明古迹前作一些什么反应。”
乔冠华哈哈大笑。
这时的基辛格和乔冠华看上去轻松而不失诙谐，然而，在这两位谈判对手的会谈中，更多的时候他们却要去解决如大山一般横亘于中美两国之间的众多难题。
台湾问题是会谈中最棘手的部分。基辛格与乔冠华逐字逐句研究公报的每一句话，但始终分歧很大。
会谈的第三天，即2月24日，双方开始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谈判。两人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乔冠华提出的中国方案中，希望美方在《公报》中做这样的表述：“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将逐步减少并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基辛格拒绝了，说：“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把撤军说成一个目标。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坚持撤军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及缓和整个亚洲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乔冠华坚持道：“但是，这个前提，必须是美国无条件的撤军。”
基辛格毫不相让：“这样做会破坏整个关系，美国公众与社会舆论决不会答应的。”
每到出现这种剑拔弩张、相持不下的情况时，这两位出色的外交家都会理智地设法把绷紧的弦放松，用一两句玩笑话来冲淡紧张的气氛。乔冠华果然松了弦，他笑着说：“博士，你是出生在德国，我是在德国获得的学位。从这点上，我们应该有共同的地方。可是，在哲学上，我喜欢黑格尔，你喜欢康德，这也许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
到2月25日，会谈还是无法取得突破。此时的基辛格与乔冠华表面上都显得很轻松，好像明天尼克松无须去杭州，后天也无须在上海发表《公报》。其实两人都暗地着急，也都在设法向对方施加压力。双方都明白，如果不能在最后时刻达成协议，那尼克松的这次访华就可能失去意义，这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这天下午，在乔冠华向周恩来汇报、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之后，两人再次碰头时都拿出了新的方案，都作了相应的让步。
会谈取得了突破，随后，尼克松、周恩来也进来参加了半小时的谈判。
尼克松坦率地在会谈中对周恩来摆出了自己的难处。他说：“如果《公报》在台湾问题上措辞过于强硬，势必会在美国国内造成困难。我将受到国内各种各样亲台湾、反尼克松、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院外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交叉火力之拼命攻击……到时候，如果我不论是否由于这个具体问题而落选，我的继任者都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
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得到了批准。于是周恩来表示可以考虑美方经过修改的论点。尼克松也同意接受中方经过修改的论点。
在当晚尼克松的答谢宴会结束之后，基辛格与乔冠华于晚上10时30分再次会晤。晚上的这次谈判十分顺利，只花了15分钟就解决了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行文如下：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2月26日凌晨2点，预定在上海签署的《公报》文本终于落实了！
美国国务院对《公报》突生异议使尼克松措手不及
《公报》大功告成，使得尼克松飞往杭州时的心情特别轻松愉快。他一想到翌日到上海后就可以向全世界发布这个《公报》，便觉得兴奋不已。
然而，冷不丁 “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在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看了《公报》草案后，一路上都在嘀咕这份《公报》不理想。他们本来就对这次谈判中被排斥在草拟《公报》的过程之外很有看法，看到《公报》草案后便向国务卿罗杰斯提出了很多意见。到达杭州的当晚，罗杰斯把国务院专家们对《公报》的一大堆意见以及要求进行修改的材料交给尼克松，材料中提出了许多要修改的地方，例如，有人对“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句话提出了异议，说这话说得太绝对了，建议将“所有中国人”改为“中国人”……诸如此类的重要修改处，竟有15处之多。
望着这份材料，面对这猝不及防、节外生枝的局面，身穿睡衣的尼克松在套房客厅里走来走去，气得拉长了脸。那些保守派对访华的反应已经搞得他够紧张了。在已经通知中方说他同意《公报》以后，又要求重新讨论，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中国人将怎么看待他这个总统？
晚宴开始之前，尼克松把基辛格找来商量。脸色阴郁的基辛格看了材料后说：“《公报》文本是我和乔在北京花了20多个小时搞出来的，现在要改的地方那么多，几乎等于推翻重来。”
尼克松近乎在吼叫：“我批准了，毛泽东也批准了，我们又单方面提出修改，我这个美国总统还有没有脸？”
基辛格一脸为难之色，说：“总统，你也知道，全世界都在等着看明天在上海发表《公报》了。”
脸色铁青的尼克松思忖良久，对基辛格说：“亨利，宴会后，你再找乔谈一谈。”
晚上10时20分，基辛格与乔冠华两人再次会晤。基辛格说出了一番经过精心琢磨的话：“乔先生，在正常情况下，总统一拍板，《公报》就算妥了。但是这一次，如果我们仅仅宣布一些正式主张，还未能达到我们的全部目的。乔，我们需要动员公众舆论来支持我们的方针……”
乔冠华挖苦地笑道：“博士，这个‘公众舆论’成了你们的法宝，动不动就搬出来用。”
基辛格委婉地说：“如果乔先生能够进行合作，从而使我们的国务院觉得自己也做了贡献，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你拐了一个大弯子，是想说贵国国务院对已经通过的《公报》文本有意见，要修改，是吗？”
“是的。是这个意思。”
乔冠华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惊讶而严肃地回答说：“双方已经走得够远了，而且中国为了照顾美国的愿望已经作出了许多让步，尼克松总统也接受了这个《公报》。昨晚，毛主席已经批准了这个《公报》。现在离预定发表《公报》的时间不到24小时了，怎么来得及重新谈判呢？”
基辛格将尼克松的为难境地简述了一番，最后诚恳地说：“希望你们能认真考虑。”
毛泽东拍板表态：台湾部分不能同意修改，其他部分可以商量
乔冠华暂停了会谈，去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听着乔冠华的汇报，沉思着。
其实在晚宴之前，给罗杰斯国务卿那班人当翻译的章含之已经找周恩来作了汇报，说她了解到罗杰斯及其手下的专家们对已经脱稿的《公报》文本大发牢骚，还听说到上海后他们要闹一番。周恩来一直在考虑如何应对这件事。
周恩来要乔冠华谈谈自己的看法。乔冠华气呼呼地说：“他们内部不统一，又要我们作让步，我们已经作了很多让步了。他们美国人自己的矛盾，让他们自己消化吧。”
周恩来说：“冠华，《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在它背后无可估量的含义。你想一想，《公报》把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来了。两国之间有些问题推迟一个时期解决也无妨。《公报》将使我们国家，使世界产生多大的变化，是你和我在今天都无法估量的。”
乔冠华恍然大悟：“总理，我明白了。”
周恩来又说：“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修改《公报》文本的事，还要请示主席。”
周恩来随即拿起了红色直通电话要通了北京。毛泽东听了汇报，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毛泽东停顿了片刻，又严厉地加上一句话：“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于是，基辛格与乔冠华在宾馆又开了一次夜车。凌晨2时许，最后的《公报》文本终于完成了。此后，在宾馆的一个八角亭里，尼克松与周恩来草签了《中美联合公报》。
《中美上海公报》的问世打开通向中美建交之门
1972年2月28日下午5时，尼克松、周恩来率领的中美双方人员出现在上海锦江饭店那个著名的大厅里，从全世界各地赶来的数百名记者将大厅挤得满满的，各种闪光灯一起闪亮。中美双方经反复磋商后形成的《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终于在此宣布诞生了。《公报》发布后，其内容迅速通过电波传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
当晚，在上海举行的庆祝宴会上，尼克松举起斟满茅台的酒杯，红光满面地作即席演讲：“我们在《公报》中说的话，远不如我们在今后的几年要做的事那么重要。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16000英里和22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今天的《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
兴奋之情溢满脸颊的人们为尼克松的话使劲鼓掌，掌声经久不息。尼克松又乘酒兴即席发挥，兴奋地说了一句十分敏感的话：“美国人民，要和中国人民一起，将世界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后来有挑剔的西方记者评述说，美国总统在鼓吹“美中”联合“主宰”世界。
接着，尼克松更为踌躇满志地说：“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中美联合公报》发布后，极大地震撼了世界，影响了世界格局的改变。法新社评述说：“改变世界的一周”应该是“改变尼克松的一周”。开罗《金字塔报》评论说：“西方帝国封锁新中国的神话破灭了，这是亚非人民的伟大胜利！”
作为第一位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来访和作为中美关系重要里程碑的《中美联合公报》的发布，意义深远，影响重大，是中美关系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它表明美国曾经长期推行达20多年之久的在政治上不承认新中国的政策的破产，标志着中美两国从此开始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为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公报》所体现的求同存异的精神和双方在讨论中展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为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留下了有益的历史启示。它打开了通向中美建交谈判之门。
然而，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还相差甚远。尼克松政府尚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也没有为从台湾撤军规定时间界限，这些都表明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仍然需要走一段艰难的行程（待续）。（题图为走下飞机的尼克松热切的与周恩来握手）
（责任编辑：徐 嘉）
国际时局的变化促使中美从对立走向缓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到处推行侵略扩张的政策，而这种侵略扩张政策必然受到世界各国进步力量的一致反对。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美国的国力逐渐下降，并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而苏联则凭借其迅速膨胀起来的军事实力到处伸手，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苏美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深感力不从心的美国，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挑战，增加与苏联对抗的筹码，开始寻求同中国接近，采取了一系列谋求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措施。
1969年初，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在其执政期内，美国经历了战后最重大的外交政策调整，即：推行“新亚洲政策”，实行越南战争越南化，力求从越战中脱身；承认世界上有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五大力量中心”，推行以“实力地位”、“谈判时代”和“伙伴关系”为三大支柱的“尼克松主义”，调整美苏关系，改善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尼克松实现其外交设想的过程中，对华关系是极为关键的一环。
尼克松上台前夕，曾通过美国《外交季刊》发表文章，第一次提出同中国接近的主张。他任总统后，于1970年10月1日向美国《时代》杂志记者发表谈话，第一次公开表示愿意访华。他说：“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随后，尼克松于当年10月25日和27日，分别在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会晤时，请求他们向中国转达美国已经决定设法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口信。中国十分欢迎尼克松政府这一谋求中美接近和建立关系的信息。此后，中美之间就建立了互通信息的“叶海亚渠道”和“齐奥塞斯库渠道”。
在当时，中国同样有着改善对美关系的需求。首先，中国面临苏联的严重威胁。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到60年代末，双方已在边界屯兵百万，有随时爆发战争的危险。为了对抗苏联的军事威胁，中国必须重新调整外交战略。其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外交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遭遇重重困难。中国的对外交往几乎中断，建交步伐迟迟迈不开，面临国际环境也日益恶化。为扭转中国外交的被动局面，急需调整外交政策，建立一条更为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因此，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不失时机地调整了对美国的政策，与美国国内有远见的政治家一道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1971年4月，经毛泽东决定，周恩来开展了著名的“乒乓外交”，邀请在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问中国。这一举措表明了中国缓和中美关系的诚意，被誉为用“小球带动了大球”。同年7月9日至11日，尼克松总统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华。1971年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再次来访，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并与中方着重讨论了台湾问题和尼克松访华期间将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的草案。1972年1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又来到中国，为尼克松出访做最后的准备。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乘“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京，踏上了新中国的土地，他在机场与前来迎接的周恩来热烈握手。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是一次打破国际惯例、不同寻常的访问，堪称解决和推进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令世界瞩目，意义非同寻常。
尼克松对周恩来的秘密承诺定下了《公报》的基调
尼克松抵达北京后，先后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晤，而由尼克松与周恩来进行的会谈则是双方最关键、最具实质性的会谈。《中美上海公报》的基本构思与框架，都是在两人的会谈中商定的，他们一共进行了5次会谈，在北京会谈4次，在上海会谈1次。1972年2月22日，在第一次秘密会谈中，尼克松对周恩来作了《中美上海公报》文字中所没有的秘密承诺，主要是对台湾问题的“五点原则”：
第一，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我能控制得住官僚体系的话，不会再有台湾地位未定之类的声明出现。
第二，我们不曾也不会支持任何台湾独立运动。
第三，在可能范围内，我们将运用影响力，劝阻日本军队在美方减少在台驻军时进入台湾。□□□□□□（此句以下有4行被删除）。
第四，我们将支持任何台湾问题能达到的和平解决。与此点相关者，我们将不支持台湾政府作任何以武力回到大陆的军事尝试。
第五，我们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我们知道台湾问题是完全正常化的阻碍，但在我以上表述的框架下，寻求正常化，努力向该目标迈进。
乔冠华与基辛格在一场反复拉锯的艰难谈判之后终于商定了《公报》草案
尼克松与周恩来的会谈定下基调后，《公报》的具体条文内容由基辛格与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谈判议定。当他们在钓鱼台一座小楼里进行艰难的谈判时，尼克松一行正在故宫、长城等地游览。在会谈间隙，基辛格忍不住打开电视，看了看尼克松的新闻，然后风趣地对乔冠华说：“乔，我明白了，我是被你们用作试验的豚鼠了。”
乔冠华不解地问：“什么？试验的豚鼠？”
基辛格笑答：“你看，总统去的这些地方，你们都事先安排我去过了，来试验总统访华的时间安排和保卫措施，来检验外行的美国人在中国文明古迹前作一些什么反应。”
乔冠华哈哈大笑。
这时的基辛格和乔冠华看上去轻松而不失诙谐，然而，在这两位谈判对手的会谈中，更多的时候他们却要去解决如大山一般横亘于中美两国之间的众多难题。
台湾问题是会谈中最棘手的部分。基辛格与乔冠华逐字逐句研究公报的每一句话，但始终分歧很大。
会谈的第三天，即2月24日，双方开始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谈判。两人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乔冠华提出的中国方案中，希望美方在《公报》中做这样的表述：“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将逐步减少并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基辛格拒绝了，说：“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把撤军说成一个目标。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坚持撤军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及缓和整个亚洲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乔冠华坚持道：“但是，这个前提，必须是美国无条件的撤军。”
基辛格毫不相让：“这样做会破坏整个关系，美国公众与社会舆论决不会答应的。”
每到出现这种剑拔弩张、相持不下的情况时，这两位出色的外交家都会理智地设法把绷紧的弦放松，用一两句玩笑话来冲淡紧张的气氛。乔冠华果然松了弦，他笑着说：“博士，你是出生在德国，我是在德国获得的学位。从这点上，我们应该有共同的地方。可是，在哲学上，我喜欢黑格尔，你喜欢康德，这也许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
到2月25日，会谈还是无法取得突破。此时的基辛格与乔冠华表面上都显得很轻松，好像明天尼克松无须去杭州，后天也无须在上海发表《公报》。其实两人都暗地着急，也都在设法向对方施加压力。双方都明白，如果不能在最后时刻达成协议，那尼克松的这次访华就可能失去意义，这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这天下午，在乔冠华向周恩来汇报、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之后，两人再次碰头时都拿出了新的方案，都作了相应的让步。
会谈取得了突破，随后，尼克松、周恩来也进来参加了半小时的谈判。
尼克松坦率地在会谈中对周恩来摆出了自己的难处。他说：“如果《公报》在台湾问题上措辞过于强硬，势必会在美国国内造成困难。我将受到国内各种各样亲台湾、反尼克松、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院外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交叉火力之拼命攻击……到时候，如果我不论是否由于这个具体问题而落选，我的继任者都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
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得到了批准。于是周恩来表示可以考虑美方经过修改的论点。尼克松也同意接受中方经过修改的论点。
在当晚尼克松的答谢宴会结束之后，基辛格与乔冠华于晚上10时30分再次会晤。晚上的这次谈判十分顺利，只花了15分钟就解决了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行文如下：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2月26日凌晨2点，预定在上海签署的《公报》文本终于落实了！
美国国务院对《公报》突生异议使尼克松措手不及
《公报》大功告成，使得尼克松飞往杭州时的心情特别轻松愉快。他一想到翌日到上海后就可以向全世界发布这个《公报》，便觉得兴奋不已。
然而，冷不丁 “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在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看了《公报》草案后，一路上都在嘀咕这份《公报》不理想。他们本来就对这次谈判中被排斥在草拟《公报》的过程之外很有看法，看到《公报》草案后便向国务卿罗杰斯提出了很多意见。到达杭州的当晚，罗杰斯把国务院专家们对《公报》的一大堆意见以及要求进行修改的材料交给尼克松，材料中提出了许多要修改的地方，例如，有人对“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句话提出了异议，说这话说得太绝对了，建议将“所有中国人”改为“中国人”……诸如此类的重要修改处，竟有15处之多。
望着这份材料，面对这猝不及防、节外生枝的局面，身穿睡衣的尼克松在套房客厅里走来走去，气得拉长了脸。那些保守派对访华的反应已经搞得他够紧张了。在已经通知中方说他同意《公报》以后，又要求重新讨论，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中国人将怎么看待他这个总统？
晚宴开始之前，尼克松把基辛格找来商量。脸色阴郁的基辛格看了材料后说：“《公报》文本是我和乔在北京花了20多个小时搞出来的，现在要改的地方那么多，几乎等于推翻重来。”
尼克松近乎在吼叫：“我批准了，毛泽东也批准了，我们又单方面提出修改，我这个美国总统还有没有脸？”
基辛格一脸为难之色，说：“总统，你也知道，全世界都在等着看明天在上海发表《公报》了。”
脸色铁青的尼克松思忖良久，对基辛格说：“亨利，宴会后，你再找乔谈一谈。”
晚上10时20分，基辛格与乔冠华两人再次会晤。基辛格说出了一番经过精心琢磨的话：“乔先生，在正常情况下，总统一拍板，《公报》就算妥了。但是这一次，如果我们仅仅宣布一些正式主张，还未能达到我们的全部目的。乔，我们需要动员公众舆论来支持我们的方针……”
乔冠华挖苦地笑道：“博士，这个‘公众舆论’成了你们的法宝，动不动就搬出来用。”
基辛格委婉地说：“如果乔先生能够进行合作，从而使我们的国务院觉得自己也做了贡献，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你拐了一个大弯子，是想说贵国国务院对已经通过的《公报》文本有意见，要修改，是吗？”
“是的。是这个意思。”
乔冠华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惊讶而严肃地回答说：“双方已经走得够远了，而且中国为了照顾美国的愿望已经作出了许多让步，尼克松总统也接受了这个《公报》。昨晚，毛主席已经批准了这个《公报》。现在离预定发表《公报》的时间不到24小时了，怎么来得及重新谈判呢？”
基辛格将尼克松的为难境地简述了一番，最后诚恳地说：“希望你们能认真考虑。”
毛泽东拍板表态：台湾部分不能同意修改，其他部分可以商量
乔冠华暂停了会谈，去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听着乔冠华的汇报，沉思着。
其实在晚宴之前，给罗杰斯国务卿那班人当翻译的章含之已经找周恩来作了汇报，说她了解到罗杰斯及其手下的专家们对已经脱稿的《公报》文本大发牢骚，还听说到上海后他们要闹一番。周恩来一直在考虑如何应对这件事。
周恩来要乔冠华谈谈自己的看法。乔冠华气呼呼地说：“他们内部不统一，又要我们作让步，我们已经作了很多让步了。他们美国人自己的矛盾，让他们自己消化吧。”
周恩来说：“冠华，《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在它背后无可估量的含义。你想一想，《公报》把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来了。两国之间有些问题推迟一个时期解决也无妨。《公报》将使我们国家，使世界产生多大的变化，是你和我在今天都无法估量的。”
乔冠华恍然大悟：“总理，我明白了。”
周恩来又说：“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修改《公报》文本的事，还要请示主席。”
周恩来随即拿起了红色直通电话要通了北京。毛泽东听了汇报，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毛泽东停顿了片刻，又严厉地加上一句话：“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于是，基辛格与乔冠华在宾馆又开了一次夜车。凌晨2时许，最后的《公报》文本终于完成了。此后，在宾馆的一个八角亭里，尼克松与周恩来草签了《中美联合公报》。
《中美上海公报》的问世打开通向中美建交之门
1972年2月28日下午5时，尼克松、周恩来率领的中美双方人员出现在上海锦江饭店那个著名的大厅里，从全世界各地赶来的数百名记者将大厅挤得满满的，各种闪光灯一起闪亮。中美双方经反复磋商后形成的《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终于在此宣布诞生了。《公报》发布后，其内容迅速通过电波传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
当晚，在上海举行的庆祝宴会上，尼克松举起斟满茅台的酒杯，红光满面地作即席演讲：“我们在《公报》中说的话，远不如我们在今后的几年要做的事那么重要。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16000英里和22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今天的《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
兴奋之情溢满脸颊的人们为尼克松的话使劲鼓掌，掌声经久不息。尼克松又乘酒兴即席发挥，兴奋地说了一句十分敏感的话：“美国人民，要和中国人民一起，将世界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后来有挑剔的西方记者评述说，美国总统在鼓吹“美中”联合“主宰”世界。
接着，尼克松更为踌躇满志地说：“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中美联合公报》发布后，极大地震撼了世界，影响了世界格局的改变。法新社评述说：“改变世界的一周”应该是“改变尼克松的一周”。开罗《金字塔报》评论说：“西方帝国封锁新中国的神话破灭了，这是亚非人民的伟大胜利！”
作为第一位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来访和作为中美关系重要里程碑的《中美联合公报》的发布，意义深远，影响重大，是中美关系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它表明美国曾经长期推行达20多年之久的在政治上不承认新中国的政策的破产，标志着中美两国从此开始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为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公报》所体现的求同存异的精神和双方在讨论中展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为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留下了有益的历史启示。它打开了通向中美建交谈判之门。
然而，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还相差甚远。尼克松政府尚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也没有为从台湾撤军规定时间界限，这些都表明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仍然需要走一段艰难的行程（待续）。（题图为走下飞机的尼克松热切的与周恩来握手）
（责任编辑：徐 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