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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后期金石学研究风气日盛，各类文物仿古作伪从未停止过。齐刀币范也未摆脱被作伪的命运，其中有的已在大型钱币拍卖会上高价拍出，有的被博物馆收藏甚至著录于钱币研究工具书中。直至当代，各种伪品齐刀范也层出不穷。如果不将这些伪品刀币范一一剔出，将会误导齐刀币学术研究方向，让研究者在错误的基础上得出错误的结论。
本文将从清代至目前所发现的各类有代表性的齐刀币范伪品入手剖析，并结合齐刀币与齐刀范的制作及铸造工艺进行辨伪研究，力求为将来在齐刀币研究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齐三字刀币铜范母（图1）现藏上海博物馆，其最早著录于清代山东李佐贤所著《古泉汇》一书，书载道光年间出于临淄，为潍县陈介祺旧藏，后归刘燕庭收藏。范呈长方形，平背，面有边廓如铜盘，四杀其角。中列齐法化面背钱模各一，左右背向。中间一凸起圆柱与边等齐。柱分四枝，二枝通右方刀背，二枝通左方刀面，又有一直线，中当柱间，上下节廓，两刀外近缘处。右有三窍，左有三丁，范内正面刀模凸起，文字皆正。从形制上看这是制作陶叠范的范母，并为后来罗振玉的《古器物范图录》《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古钱新典》《齐币图释》等大型钱币研究专著所著录，并由此几乎被学术界认为是我国古代叠铸工艺和叠铸法铸钱的最早范例。这也就相当于将叠铸法工艺的出现定到了战国时期。此理论成立与否，关键在于铜范母的真伪，有一部分专家曾提出过质疑，如中国钱币博物馆周卫荣先生在《齐刀铜范母与叠铸工艺》中就通过对正反钱模的对比、浇注口状况及叠铸工艺特点等几方面进行研究，得出了“所谓齐法化铜范母并非战国之物，而是后人之伪作”的结论。钱币学研究者徐达元先生也专门撰文，通过绘图的方式推演出若用此铜范母制成的陶子范基本不能使用的结论，因此其真伪问题似乎成了一个悬案。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真伪鉴定结果，对今后齐刀币的研究将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图1 齐三字刀币铜范母 上海博物館藏
2017年9月，笔者通过上海博物馆吴旦敏女士在上博文保中心对齐刀铜范母进行了实物鉴定并进行测量，从以下几方面得出了明确的鉴定结果：
首先，此范重1115.9克，长212毫米、宽110毫米、厚25毫米，钱模形制与战国晚期铸“粗字反化三字刀”基本一致。范通体表面都有较厚的熟旧传世黑色包浆，但没有出土铜器所特有的氧化铜、氧化亚铜、碳酸铜以及土锈互相叠压情况的残存，由此可判断这是一件没有入过土的器物。
其次，范内贯穿于中央的竖线是铸造铜范母时遗留下的范线，范线两侧由于铸造时合模不精准，造成了范线两侧，刀面与刀背不在一个水平面上，形成了一个近1毫米左右的错台（图2），这样是造不出合格的陶叠范的。这样的陶范叠放在一起都不能在一个平面上，怎能铸出齐刀币？战汉时期铸币法则严格，如果出现此类不合格的铜范，在战国当时就销毁重铸了，绝无留世可能的。
图2 此范刀面与刀背不在一个水平面上，形成了近1毫米左右的错台，这样是造不出合格的陶叠范的。
再次，合范的榫卯结构极不精整，制作随意，如果制成陶范是很难对合在一起的。
然后，铜质暗红，与真正的战汉铜范的铜色有偏差，符合明清时仿古铜器的铜色。
另外，范背面铸造粗劣，铸痕杂乱无章，毫无战汉时期铜器铸造特点，极类明清山东潍县仿造的战汉铜壶、铜鼎的底部特点，明清时铜器仿古最著名的有江苏苏州、陕西、北京、山东潍县四地，各有特点，目前存世许多明清仿古铜器都出自潍县。
最后，《古泉汇》一书成于1864年，而在此前成书于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山东初尚龄所著的《吉金所见录》中没有记录此范，初氏对齐刀币研究深甚，是他将齐刀归断为春秋战国时期，打破了过去附会三皇五帝的舛说。如果此范出现于嘉庆二十五年以前，他是不会不知道的，况其他的钱币典籍也无记载，说明此范在此之前就未出现过。因此，可判定此范出现于1821年（道光元年）至1864年（同治三年）的43年之间，而《古泉汇》又载此范道光年间就已出现了，这也就正好互证了此范的作伪时间应是道光年间。
由以上几点可以确定，上海博物馆所藏齐刀币铜范母是清代道光时期山东潍县略懂古钱铸造工艺的仿古匠人，以齐国晚期“粗字反化三字刀币”为范本，并结合汉代叠铸铜钱范工艺加以混搭而制作的一件臆造品。另在李氏与鲍康著《续泉汇》中载有一品背“工”的齐三字刀铜范母与之相类，也为同时伪造。
“齐之法化”背“上”四字刀石范（图3），长250毫米、宽10 0毫米、厚10毫米，范上贴上海博物馆发还编号：045730，为中国著名古泉收藏家张叔驯先生旧藏，后由张氏后人提供，在2014年某拍卖会上拍出了18.975万元。此范无需细鉴便知是一件漏洞百出的伪品。
图3 “齐之法化”背“上”四字刀石范上海博物馆藏
首先，此范将刀币文字刻反，将币面“齐之法化”四字刻到了背面上，这样做出的刀币面是背，背是面。
其次，刀币钱模排列和浇道方式错误，现在虽无发现四字刀钱范出土，但通过三字刀、齐明刀、燕明刀等各类刀范对比看，皆是面范一块、背范一块，刀模顺向排列三至五枚，且浇铸口皆在刀环处。而此范在一块范上面，背钱模各一，在环、刀身、刀尖三有处浇口，像钱币这样的小型器物在浇铸时一个浇口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开三个浇口的，多此一举也说明刻范者不懂钱币的铸造工艺。
本文将从清代至目前所发现的各类有代表性的齐刀币范伪品入手剖析，并结合齐刀币与齐刀范的制作及铸造工艺进行辨伪研究，力求为将来在齐刀币研究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齐三字刀币铜范母
齐三字刀币铜范母（图1）现藏上海博物馆，其最早著录于清代山东李佐贤所著《古泉汇》一书，书载道光年间出于临淄，为潍县陈介祺旧藏，后归刘燕庭收藏。范呈长方形，平背，面有边廓如铜盘，四杀其角。中列齐法化面背钱模各一，左右背向。中间一凸起圆柱与边等齐。柱分四枝，二枝通右方刀背，二枝通左方刀面，又有一直线，中当柱间，上下节廓，两刀外近缘处。右有三窍，左有三丁，范内正面刀模凸起，文字皆正。从形制上看这是制作陶叠范的范母，并为后来罗振玉的《古器物范图录》《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古钱新典》《齐币图释》等大型钱币研究专著所著录，并由此几乎被学术界认为是我国古代叠铸工艺和叠铸法铸钱的最早范例。这也就相当于将叠铸法工艺的出现定到了战国时期。此理论成立与否，关键在于铜范母的真伪，有一部分专家曾提出过质疑，如中国钱币博物馆周卫荣先生在《齐刀铜范母与叠铸工艺》中就通过对正反钱模的对比、浇注口状况及叠铸工艺特点等几方面进行研究，得出了“所谓齐法化铜范母并非战国之物，而是后人之伪作”的结论。钱币学研究者徐达元先生也专门撰文，通过绘图的方式推演出若用此铜范母制成的陶子范基本不能使用的结论，因此其真伪问题似乎成了一个悬案。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真伪鉴定结果，对今后齐刀币的研究将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2017年9月，笔者通过上海博物馆吴旦敏女士在上博文保中心对齐刀铜范母进行了实物鉴定并进行测量，从以下几方面得出了明确的鉴定结果：
首先，此范重1115.9克，长212毫米、宽110毫米、厚25毫米，钱模形制与战国晚期铸“粗字反化三字刀”基本一致。范通体表面都有较厚的熟旧传世黑色包浆，但没有出土铜器所特有的氧化铜、氧化亚铜、碳酸铜以及土锈互相叠压情况的残存，由此可判断这是一件没有入过土的器物。
其次，范内贯穿于中央的竖线是铸造铜范母时遗留下的范线，范线两侧由于铸造时合模不精准，造成了范线两侧，刀面与刀背不在一个水平面上，形成了一个近1毫米左右的错台（图2），这样是造不出合格的陶叠范的。这样的陶范叠放在一起都不能在一个平面上，怎能铸出齐刀币？战汉时期铸币法则严格，如果出现此类不合格的铜范，在战国当时就销毁重铸了，绝无留世可能的。
再次，合范的榫卯结构极不精整，制作随意，如果制成陶范是很难对合在一起的。
然后，铜质暗红，与真正的战汉铜范的铜色有偏差，符合明清时仿古铜器的铜色。
另外，范背面铸造粗劣，铸痕杂乱无章，毫无战汉时期铜器铸造特点，极类明清山东潍县仿造的战汉铜壶、铜鼎的底部特点，明清时铜器仿古最著名的有江苏苏州、陕西、北京、山东潍县四地，各有特点，目前存世许多明清仿古铜器都出自潍县。
最后，《古泉汇》一书成于1864年，而在此前成书于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山东初尚龄所著的《吉金所见录》中没有记录此范，初氏对齐刀币研究深甚，是他将齐刀归断为春秋战国时期，打破了过去附会三皇五帝的舛说。如果此范出现于嘉庆二十五年以前，他是不会不知道的，况其他的钱币典籍也无记载，说明此范在此之前就未出现过。因此，可判定此范出现于1821年（道光元年）至1864年（同治三年）的43年之间，而《古泉汇》又载此范道光年间就已出现了，这也就正好互证了此范的作伪时间应是道光年间。
由以上几点可以确定，上海博物馆所藏齐刀币铜范母是清代道光时期山东潍县略懂古钱铸造工艺的仿古匠人，以齐国晚期“粗字反化三字刀币”为范本，并结合汉代叠铸铜钱范工艺加以混搭而制作的一件臆造品。另在李氏与鲍康著《续泉汇》中载有一品背“工”的齐三字刀铜范母与之相类，也为同时伪造。
“齐之法化”四字刀石范
“齐之法化”背“上”四字刀石范（图3），长250毫米、宽10 0毫米、厚10毫米，范上贴上海博物馆发还编号：045730，为中国著名古泉收藏家张叔驯先生旧藏，后由张氏后人提供，在2014年某拍卖会上拍出了18.975万元。此范无需细鉴便知是一件漏洞百出的伪品。
首先，此范将刀币文字刻反，将币面“齐之法化”四字刻到了背面上，这样做出的刀币面是背，背是面。
其次，刀币钱模排列和浇道方式错误，现在虽无发现四字刀钱范出土，但通过三字刀、齐明刀、燕明刀等各类刀范对比看，皆是面范一块、背范一块，刀模顺向排列三至五枚，且浇铸口皆在刀环处。而此范在一块范上面，背钱模各一，在环、刀身、刀尖三有处浇口，像钱币这样的小型器物在浇铸时一个浇口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开三个浇口的，多此一举也说明刻范者不懂钱币的铸造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