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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试图借用所谓“新实用主义者”作品中的观点，以审视当今生态批评的作用。作者尤其关注学者理查德·罗蒂和斯坦利·费希的论点——对自己学术领域的影响太抱希望，或许不利于实现那些我们想靠学术影响完成的政治任务。罗蒂认为，要有效解决迫在眉睫的政治问题，通常我们需要直接施加影响，可想而知，这种影响力不可能只是写几篇文学批评论文或几本著作就能做到的。他一再提醒，在这些时候，我们需要付诸“真实政治行动”，即参加游行示威，对我们认为最有希望的政党或团体给予经济资助，或者给政府官员写信抗议。为考察这些观点如何适用于生态批评这个专门探究“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文学研究分支，本文首先讨论该研究领域如何有助于深化生态事业，随后论述一位生态批评学者参与“真实政治行动”的个案。
[关键词]新实用主义;生态批评;政治实践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5）05-0014-07
[作者简介]沃伊采赫·马莱茨基（Wojciech Ma ecki），博士，波兰弗罗茨瓦夫大学（University of Wroc aw）哲学院波兰哲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实用主义、文学理论、生态批评、现代波兰文学与英语文学研究。
[译者简介]钟燕（1975— ），女，湖南衡阳人，文学博士，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外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生态批评、英语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北京 100083）
Title： Save the Planet on Your Own Time？Ecocriticism and Political Practice
By： Wojciech Ma ecki
Abstract： In the paper， I try to consider the function of eco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 using insights taken， or derived， from the work of a loose group of scholars that is sometimes labeled as “neopragmatists”. In particular， I shall be concerned with the points made by Richard Rorty and Stanley Fish to the effect that putting too much hope in the power of one’s academic discipline can be detrimental to the political tasks one wants to realize with its help. As Rorty argues， to effectively address any pressing political problem usually demands directly impacting the powers that be， which， as is safe to assume， is very unlikely to be achieved solely through books and articles in literary criticism. What one needs in such cases， Rorty tirelessly reminds us， is “real politics”， i.e.， participating in demonstrations， supporting financially 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r party one finds the most hopeful， or writing letters of protest to officials. In order to see how these points apply to ecocriticism， understood as a subdiscipline of literary studies devoted to inquiring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I will begin by asking how that field can be useful in furthering the ecological cause， and will then turn to an example of an ecoritic’s engagement in “real politics”.
Key words： neopragmatism; ecocriticism; political practice
如果本文标题让读者想起了斯坦利·费希2008年著作的标题：《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拯救世界》（Save the World on Your Own Time），我得说，这里的标题类同是我故意为之。这是因为文中我将借用一拨被泛称为“新实用主义者”的观点，这些学者中斯坦利·费希最是声名显赫①。
读者此时或许心生疑虑，会问：“我们知道费希及其他几位新实用主义学者在文学研究里相对而言算是赫赫有名，但他们与生态批评有何关联？”②这一疑问在意料之中，而且很有道理。因为迄今为止，在文学与环境研究领域几乎从未出现过新实用主义③，尽管事实上已有学者试图将传统实用主义系统地运用于生态批评④。诚然，文学批评的惯例是，无人吃过此蟹即是应吃此蟹的充足（甚或必要）理由。然而，我在本文将新实用主义和生态批评一起讨论却另有原因。新实用主义思想家们对人文学科和文学研究领域的（社会、政治和道德）实践僭越有鞭辟入里的分析，因此，在生态批评对于植物、动物和整个地球有无裨益的争议中，完全有理由听听他们怎么说。他们的观点与坚持生态中心主义写作的文学创作者们作品中的谦卑相契合⑤。 此外，一直以来，新实用主义者们在所有人文学科的批评家中最是犀利，这未尝不是好事。每个学科，每个学院，以至每个社会都需要自己的牛虻⑥。鉴于大多数生态批评著述似乎都贯穿着一个宗旨——文学与文学研究能够“拯救地球”①，生态批评尤其需要自己的牛虻。这并不是说生态批评没有自己的牛虻（最近提摩西·莫顿和戴纳·菲利普斯就被称作生态批评领域里“出类拔萃”的圈内批评家②），而是说，该领域需要更多的牛虻以获得适当的平衡，继而更可行地促成我们政治抱负的实现。
为述其详，下文我将论及理查德·罗蒂和斯坦利·费希的论点——对自己学术领域的影响太抱希望，或许不利于实现那些我们想靠学术影响完成的政治任务。为考察这些观点如何适用于生态批评这个专门探究“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文学研究分支③，我们先来讨论生态批评可以怎样有助于深化生态事业。理查德·罗蒂关于自然、人类与动物的区别以及文学有过鸿篇阔论，就生态批评却并未发表过只言片语。他承认生态批评学者或许很擅长甄别很多文学作品与公共话语中充溢的人类控制环境的夸夸其谈④;也认为从长远来看，生态批评学者对一些“环境启蒙”作品的推广对于提升大众生态意识卓有成效。尽管如此，他仍然警告生态批评学者不要高估自己身为文学研究者在政治事务中能起到的作用，因为那些患了罗蒂所谓“职业疏离”综合症的学者通常会作出错误判断⑤。
简言之，这种奇怪的症状通常发生在这类学者身上，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专业研究对当下政治冲突走势的影响极其有限，忧心忡忡，以至于幻发出一种自卫机制，相信恰恰相反的结果，即：他们的专业研究对政治生活影响深远。据罗蒂称，事实上，最近几十年这种情况事实上发生在很多人文学者身上，最终的结果让人啼笑皆非：“过去你可以让教授们参加游行示威……现在你若让他们去游行，他们会说：‘我刚刚写完了我文化研究的新书——我的战场是办公室’。”①事情荒诞的原因很简单，要有效解决迫在眉睫的政治问题，通常我们需要直接施加影响，可想而知，这种影响力不可能只是写几篇文学批评论文或几本文化研究著作就能做到。他一再提醒，在这些时候，我们需要付诸“真实政治行动”，即：参加游行示威，对我们认为最有希望的政党或团体给予经济资助，或者给政府官员写信抗议②。正因为如此，他完全有可能会赞赏美国生态批评家斯科特·斯洛维克执笔给可口可乐公司写信的举动。可口可乐公司在印度控制水资源并将其私有化，并污染水资源，对印度社会造成消极影响，斯洛维克就此奋笔疾书致信其首席执行官③。在其2008年出版的著作《走出去思考》中，斯洛维克公开了这封信并详细叙述了事件的始末。他的信鼓舞大家纷纷效随④。
我们暂且先不谈罗蒂，接着谈谈斯洛维克的信函，其启发性不一而足。首先，如果斯洛维克在信中并未言明身份，读者不可能判断出写信人是位文学批评家。信中没有提及任何文学作品，也未使用任何专业术语，信中声明也并未引用任何其他批评家的观点加以佐证。更不用说，信件文字风格平实，没有半句俏皮隐语或其他微言妙语。全信语言风格从开头两段就可见一斑：
亲爱的艾斯戴尔先生：
我是作为贵公司最知名产品——经典可口可乐——的忠实粉丝给您写信的。我从小就喝这种饮料，它伴随着我的成长，直到最近，我都一直是贵公司各种产品的热情消费者。
然而，就在近日赴印度做讲座期间，我意识到可口可乐公司及其竞争对手（主要是百事可乐公司和帕尔勒·碧斯乐里公司）在印度喀拉拉邦、北方邦、泰米尔纳德邦和喜马偕尔邦等地区控制水资源将其私有，甚至污染水资源，从而对印度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⑤
在这个事件中，该信朴素的文风难道不是更值得一提吗？为什么一封写给可口可乐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书信非得用上文学批评的专业术语或是参考文献呢？某人是位文学批评家，并不意味着他但凡下笔都必须写文学批评文章;而且如果他真这么做，我们倒应该为他的心态担忧了。总之，斯洛维克如此写信根本不足为怪，或者说，至少这不比弗兰兹·卡夫卡在保险公司供职时作为律师写的文书完全会被我们当作一个普通官僚写的更让人吃惊⑥。
但是，如果我们问为什么斯洛维克这样写信更好，事情就变得有些意思了。费希提供了一个答案，他认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或是政客根本“听不到”或不会读文学批评话语①，至少他们在履行工作职责——并非闲暇捧读一本斯洛维克教授或布伊尔教授的生态批评论著（倘若他们中谁真有此雅兴的话）——时如此。这并不是因为生态批评著作深奥难懂（某种程度上说，所有的专业论著都深奥，但政治家和首席执行官们却多多少少可以弄懂原子核科学家、律师或是经济学家写下的一些术语），而是因为，在当今美国及多数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大公司的负责人和政府政要们都认为文学批评家们的知识专长无关紧要。“（在）当今社会文化语境中”这个限定条件需要强调一下，因为费希认为文学批评学者并非必定也并非永远会落入如此境地;同样，这只是由于文化语境的作用所致。他认为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比如现在的以色列、过去的共产主义苏联，文学批评学者的境遇完全不同。这或许会给那些想拯救时世却又不愿意从书桌前站起来的文学学者们一线希望（“我们可以的——我们只需要等到文化语境变了就行！”），但这线希望之光随即被费希熄灭了。他指出，不管是谁来引发此种社会变革，都必定不可能是文学研究者自己②。
持这种怀疑立场者无疑非常清醒，也很是切中肯綮。但是，正如理查德·舒斯特曼所言，持这种立场者往往忽略了一个非常大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包括所有文学院系的学生，文学批评话语对他们有立竿见影的特定影响，甚至可以激励他们参与到具体的政治行动中③。事实上，斯洛维克教授在他给可口可乐公司的信件中提到了这个群体。我们有必要援引信件中的这段话，因为或许是信件中提到的这一点促使可口可乐公司最终给教授写了长篇回复。原信中说：
您或许认为这只是封微不足道的投诉信——写信者只是一个形只影单的可乐消费者而已。然而，碰巧我很多时候都在周游世界，给我所在的文学研究领域学科的教师和学者做讲座——我估计平均每年我的听众中颇有影响力者多达数千，他们中的每一位（更不用说读过我作品的专业人士及普通读者）每年都可能与数以百计的学生和同事交流。尽管我讲座的题目通常与饮料并无直接关联，但我已经想好了怎样在我的许多讲座中论及自己对可口可乐和其他软饮料（以及瓶装水）公司幻想的破灭，并且无限期地执行这一计划，直到得知一个饮料公司负责任有担当的新时代终于到来为止。④ 以上段落引文和我对其影响到可乐公司（至少在回信上）足够认真地对待斯洛维克的承认，是否与我前文言及的文学批评学者之人微言轻自相矛盾呢？是，亦否。是，因为此事件中真正关键的似乎的确在于斯洛维克的文学批评学者身份，因此身份，他才得以拥有广大听众读者，得以震慑可乐公司一方;否，是因为我认为，斯洛维克信件相对而言所具有的说服力，并非源于他作为文学评论家的知识专长影响力本身，而是由于他能影响到的（有影响力的）听众的数量极多，而这种影响的产生，主要是靠在其专业领域中做得出类拔萃（毕竟，他绝大多数同事做讲座的日程安排看上去远不足以让人称奇，不管是讲座数量上还是地域范围上）。如果这个差别还不算明显，那来看一个简单的事实吧。比如，一个律师不需要靠提及任何讲座和听众等等，就可以敦促一家大公司认真思考。他只需要这样说就够了：“我的法律分析表明：根据印度法规的最新条款，贵公司的所为构成严重犯法行为，其后果甚至会导致贵公司在甲、乙或丙地工厂的查封。”既然我们说到了听众，最后值得强调的一点是，斯洛维克在信中重点说到他讲座的广大受众，只是附带地提到他学术文章的读者，从策略上说这自是明智之举。
如果说本文是以谈论费希《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拯救世界》的书名与本文标题的类同开始，接下来则将以讨论二者的相异之处结束。第一，细微之处的区别是，我在本文标题中用“地球”一词代替了“世界”一词。依此可见，费希针砭的对象是所有想在自己专业领域施行其政治目标的学者，而我只是讨论其政治目标与环境相关的这些学者。第二，与费希的标题不同，本文的标题末尾有个问号，这表明我对讨论的问题心存疑虑，而费希在表达观点时似乎全无顾虑。他不仅在这本书里提出该观点，在其他书里也讨论该观点——只要仍然身在学界，学者们就必须摒弃种种借口，去拯救世界，就这样。我认为，现在我们难以接受这个观点。之所以难以接受，是因为，比如本文标题提出的问题很难简单地用是或否来回答。如果我们在文学批评中运用理查德·罗蒂的工具主义视角，问题就显而易见得多了。
器具，或说工具，是我们用来做事或制造产品的东西。某个特定工具能否有效地起到作用而达成特定目标，不仅取决于目标的特点和工具的质量，还取决于是谁、何时、何地及怎样使用这个工具。因此，总体评价工具的实用性常常并非易事。事实上，为了达成一个目标，我们往往也必须实现另一个目标，而一些工具与另一些工具合用时效果更佳，这样，事情就更复杂化了。可这与文学研究有何关系呢？正如我们现在所认同的，文学研究起到了许多不同的作用——比如，传播某些政治思想，就文学与某特定因素（如性别、阶级、种族、动物、植物、非生物）之间的关系提出各种理论，对文学作品作出种种深刻、新奇的解读。这些作用（在此当然列举得并不详尽）不需彼此妨碍①，但是正如罗蒂对我们的提醒，它们或许会互相影响。我们想用文学达成的多种目标，可能因为互扰而未必能实现。比方说，如果我们认为通过撰写深奥的文学分析评论或创造重要的文学批评理论，然后将其发表在专业期刊上，我们就对促进生态进程作出了卓越贡献（我们并没有作出如此贡献——我们的读者只限于一小撮专业人员，他们中多数认同我们的生态政治观点）。即使我们想方设法去拥有更多读者（例如，凭借通俗读本），但却依然保持学者姿态，对我们的发展观就理论上高谈阔论，我们想用文学达成的目标就仍可能落空。罗蒂认为，这是因为当我们想要说服某人改变他现有的世界观（比方说，我们想让那些认为环境就应当被人类恣意开发利用的人变得更具生态保护意识）时，抽象的理论观点几乎难以致胜。我们难以致胜，如果在对方占据的逻辑领域里，对方将我们的理论用来支持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立场，或是以其避开论点用未经证明的假定进行辩论——也就是说，把我们的理论用作修辞利器①。罗蒂还指出，要达成目的，较有效的办法是运用叙事手法（众所周知，罗蒂认为叙事，尤其是像《汤姆叔叔的小屋》这类小说叙事，大大推动了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少数族裔解放运动②）。那么，这对生态批评学者来说，就意味着需要推广那些能让人产生强大“环境想象”（劳伦斯·布伊尔著作中的术语）的文学作品③。这些作品以扣人心弦的具体细节描述了“他者（包括人类与非人类）的经历、遭遇与苦痛”，以及当今生态危机可能导致的未来环境灾难，由此，让我们感到自然环境“似乎弥足珍贵、岌岌可危，被随意滥用弃如敝帚”④。
现在，在我们还能够而且理当让自己的学生读这些书，尽可能地提高环境保护意识时，在我们更进一步构建新的文学经典试图影响后辈思想⑤时，必须牢记：前路未卜;尤其重要的是，要完成那些政治任务（如废除某个立法机构、保住某个自然保护区）⑥，我们必定需要付诸更直接的、非学术的举措行动。
所以，还是那个问题：生态批评学者可以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拯救地球吗？
可以。也在我们自己的时代。
事实上，此为必需之举⑦。
（本文是作者201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北美研究肯尼迪学院做洪堡基金研究员期间的阶段性成果，原载Journal of Ecocriticism，vol.4，no.2，2012，pp.48-55.中文版为本刊首发。）
[关键词]新实用主义;生态批评;政治实践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5）05-0014-07
[作者简介]沃伊采赫·马莱茨基（Wojciech Ma ecki），博士，波兰弗罗茨瓦夫大学（University of Wroc aw）哲学院波兰哲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实用主义、文学理论、生态批评、现代波兰文学与英语文学研究。
[译者简介]钟燕（1975— ），女，湖南衡阳人，文学博士，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外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生态批评、英语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北京 100083）
Title： Save the Planet on Your Own Time？Ecocriticism and Political Practice
By： Wojciech Ma ecki
Abstract： In the paper， I try to consider the function of eco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 using insights taken， or derived， from the work of a loose group of scholars that is sometimes labeled as “neopragmatists”. In particular， I shall be concerned with the points made by Richard Rorty and Stanley Fish to the effect that putting too much hope in the power of one’s academic discipline can be detrimental to the political tasks one wants to realize with its help. As Rorty argues， to effectively address any pressing political problem usually demands directly impacting the powers that be， which， as is safe to assume， is very unlikely to be achieved solely through books and articles in literary criticism. What one needs in such cases， Rorty tirelessly reminds us， is “real politics”， i.e.， participating in demonstrations， supporting financially 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r party one finds the most hopeful， or writing letters of protest to officials. In order to see how these points apply to ecocriticism， understood as a subdiscipline of literary studies devoted to inquiring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I will begin by asking how that field can be useful in furthering the ecological cause， and will then turn to an example of an ecoritic’s engagement in “real politics”.
Key words： neopragmatism; ecocriticism; political practice
如果本文标题让读者想起了斯坦利·费希2008年著作的标题：《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拯救世界》（Save the World on Your Own Time），我得说，这里的标题类同是我故意为之。这是因为文中我将借用一拨被泛称为“新实用主义者”的观点，这些学者中斯坦利·费希最是声名显赫①。
读者此时或许心生疑虑，会问：“我们知道费希及其他几位新实用主义学者在文学研究里相对而言算是赫赫有名，但他们与生态批评有何关联？”②这一疑问在意料之中，而且很有道理。因为迄今为止，在文学与环境研究领域几乎从未出现过新实用主义③，尽管事实上已有学者试图将传统实用主义系统地运用于生态批评④。诚然，文学批评的惯例是，无人吃过此蟹即是应吃此蟹的充足（甚或必要）理由。然而，我在本文将新实用主义和生态批评一起讨论却另有原因。新实用主义思想家们对人文学科和文学研究领域的（社会、政治和道德）实践僭越有鞭辟入里的分析，因此，在生态批评对于植物、动物和整个地球有无裨益的争议中，完全有理由听听他们怎么说。他们的观点与坚持生态中心主义写作的文学创作者们作品中的谦卑相契合⑤。 此外，一直以来，新实用主义者们在所有人文学科的批评家中最是犀利，这未尝不是好事。每个学科，每个学院，以至每个社会都需要自己的牛虻⑥。鉴于大多数生态批评著述似乎都贯穿着一个宗旨——文学与文学研究能够“拯救地球”①，生态批评尤其需要自己的牛虻。这并不是说生态批评没有自己的牛虻（最近提摩西·莫顿和戴纳·菲利普斯就被称作生态批评领域里“出类拔萃”的圈内批评家②），而是说，该领域需要更多的牛虻以获得适当的平衡，继而更可行地促成我们政治抱负的实现。
为述其详，下文我将论及理查德·罗蒂和斯坦利·费希的论点——对自己学术领域的影响太抱希望，或许不利于实现那些我们想靠学术影响完成的政治任务。为考察这些观点如何适用于生态批评这个专门探究“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文学研究分支③，我们先来讨论生态批评可以怎样有助于深化生态事业。理查德·罗蒂关于自然、人类与动物的区别以及文学有过鸿篇阔论，就生态批评却并未发表过只言片语。他承认生态批评学者或许很擅长甄别很多文学作品与公共话语中充溢的人类控制环境的夸夸其谈④;也认为从长远来看，生态批评学者对一些“环境启蒙”作品的推广对于提升大众生态意识卓有成效。尽管如此，他仍然警告生态批评学者不要高估自己身为文学研究者在政治事务中能起到的作用，因为那些患了罗蒂所谓“职业疏离”综合症的学者通常会作出错误判断⑤。
简言之，这种奇怪的症状通常发生在这类学者身上，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专业研究对当下政治冲突走势的影响极其有限，忧心忡忡，以至于幻发出一种自卫机制，相信恰恰相反的结果，即：他们的专业研究对政治生活影响深远。据罗蒂称，事实上，最近几十年这种情况事实上发生在很多人文学者身上，最终的结果让人啼笑皆非：“过去你可以让教授们参加游行示威……现在你若让他们去游行，他们会说：‘我刚刚写完了我文化研究的新书——我的战场是办公室’。”①事情荒诞的原因很简单，要有效解决迫在眉睫的政治问题，通常我们需要直接施加影响，可想而知，这种影响力不可能只是写几篇文学批评论文或几本文化研究著作就能做到。他一再提醒，在这些时候，我们需要付诸“真实政治行动”，即：参加游行示威，对我们认为最有希望的政党或团体给予经济资助，或者给政府官员写信抗议②。正因为如此，他完全有可能会赞赏美国生态批评家斯科特·斯洛维克执笔给可口可乐公司写信的举动。可口可乐公司在印度控制水资源并将其私有化，并污染水资源，对印度社会造成消极影响，斯洛维克就此奋笔疾书致信其首席执行官③。在其2008年出版的著作《走出去思考》中，斯洛维克公开了这封信并详细叙述了事件的始末。他的信鼓舞大家纷纷效随④。
我们暂且先不谈罗蒂，接着谈谈斯洛维克的信函，其启发性不一而足。首先，如果斯洛维克在信中并未言明身份，读者不可能判断出写信人是位文学批评家。信中没有提及任何文学作品，也未使用任何专业术语，信中声明也并未引用任何其他批评家的观点加以佐证。更不用说，信件文字风格平实，没有半句俏皮隐语或其他微言妙语。全信语言风格从开头两段就可见一斑：
亲爱的艾斯戴尔先生：
我是作为贵公司最知名产品——经典可口可乐——的忠实粉丝给您写信的。我从小就喝这种饮料，它伴随着我的成长，直到最近，我都一直是贵公司各种产品的热情消费者。
然而，就在近日赴印度做讲座期间，我意识到可口可乐公司及其竞争对手（主要是百事可乐公司和帕尔勒·碧斯乐里公司）在印度喀拉拉邦、北方邦、泰米尔纳德邦和喜马偕尔邦等地区控制水资源将其私有，甚至污染水资源，从而对印度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⑤
在这个事件中，该信朴素的文风难道不是更值得一提吗？为什么一封写给可口可乐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书信非得用上文学批评的专业术语或是参考文献呢？某人是位文学批评家，并不意味着他但凡下笔都必须写文学批评文章;而且如果他真这么做，我们倒应该为他的心态担忧了。总之，斯洛维克如此写信根本不足为怪，或者说，至少这不比弗兰兹·卡夫卡在保险公司供职时作为律师写的文书完全会被我们当作一个普通官僚写的更让人吃惊⑥。
但是，如果我们问为什么斯洛维克这样写信更好，事情就变得有些意思了。费希提供了一个答案，他认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或是政客根本“听不到”或不会读文学批评话语①，至少他们在履行工作职责——并非闲暇捧读一本斯洛维克教授或布伊尔教授的生态批评论著（倘若他们中谁真有此雅兴的话）——时如此。这并不是因为生态批评著作深奥难懂（某种程度上说，所有的专业论著都深奥，但政治家和首席执行官们却多多少少可以弄懂原子核科学家、律师或是经济学家写下的一些术语），而是因为，在当今美国及多数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大公司的负责人和政府政要们都认为文学批评家们的知识专长无关紧要。“（在）当今社会文化语境中”这个限定条件需要强调一下，因为费希认为文学批评学者并非必定也并非永远会落入如此境地;同样，这只是由于文化语境的作用所致。他认为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比如现在的以色列、过去的共产主义苏联，文学批评学者的境遇完全不同。这或许会给那些想拯救时世却又不愿意从书桌前站起来的文学学者们一线希望（“我们可以的——我们只需要等到文化语境变了就行！”），但这线希望之光随即被费希熄灭了。他指出，不管是谁来引发此种社会变革，都必定不可能是文学研究者自己②。
持这种怀疑立场者无疑非常清醒，也很是切中肯綮。但是，正如理查德·舒斯特曼所言，持这种立场者往往忽略了一个非常大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包括所有文学院系的学生，文学批评话语对他们有立竿见影的特定影响，甚至可以激励他们参与到具体的政治行动中③。事实上，斯洛维克教授在他给可口可乐公司的信件中提到了这个群体。我们有必要援引信件中的这段话，因为或许是信件中提到的这一点促使可口可乐公司最终给教授写了长篇回复。原信中说：
您或许认为这只是封微不足道的投诉信——写信者只是一个形只影单的可乐消费者而已。然而，碰巧我很多时候都在周游世界，给我所在的文学研究领域学科的教师和学者做讲座——我估计平均每年我的听众中颇有影响力者多达数千，他们中的每一位（更不用说读过我作品的专业人士及普通读者）每年都可能与数以百计的学生和同事交流。尽管我讲座的题目通常与饮料并无直接关联，但我已经想好了怎样在我的许多讲座中论及自己对可口可乐和其他软饮料（以及瓶装水）公司幻想的破灭，并且无限期地执行这一计划，直到得知一个饮料公司负责任有担当的新时代终于到来为止。④ 以上段落引文和我对其影响到可乐公司（至少在回信上）足够认真地对待斯洛维克的承认，是否与我前文言及的文学批评学者之人微言轻自相矛盾呢？是，亦否。是，因为此事件中真正关键的似乎的确在于斯洛维克的文学批评学者身份，因此身份，他才得以拥有广大听众读者，得以震慑可乐公司一方;否，是因为我认为，斯洛维克信件相对而言所具有的说服力，并非源于他作为文学评论家的知识专长影响力本身，而是由于他能影响到的（有影响力的）听众的数量极多，而这种影响的产生，主要是靠在其专业领域中做得出类拔萃（毕竟，他绝大多数同事做讲座的日程安排看上去远不足以让人称奇，不管是讲座数量上还是地域范围上）。如果这个差别还不算明显，那来看一个简单的事实吧。比如，一个律师不需要靠提及任何讲座和听众等等，就可以敦促一家大公司认真思考。他只需要这样说就够了：“我的法律分析表明：根据印度法规的最新条款，贵公司的所为构成严重犯法行为，其后果甚至会导致贵公司在甲、乙或丙地工厂的查封。”既然我们说到了听众，最后值得强调的一点是，斯洛维克在信中重点说到他讲座的广大受众，只是附带地提到他学术文章的读者，从策略上说这自是明智之举。
如果说本文是以谈论费希《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拯救世界》的书名与本文标题的类同开始，接下来则将以讨论二者的相异之处结束。第一，细微之处的区别是，我在本文标题中用“地球”一词代替了“世界”一词。依此可见，费希针砭的对象是所有想在自己专业领域施行其政治目标的学者，而我只是讨论其政治目标与环境相关的这些学者。第二，与费希的标题不同，本文的标题末尾有个问号，这表明我对讨论的问题心存疑虑，而费希在表达观点时似乎全无顾虑。他不仅在这本书里提出该观点，在其他书里也讨论该观点——只要仍然身在学界，学者们就必须摒弃种种借口，去拯救世界，就这样。我认为，现在我们难以接受这个观点。之所以难以接受，是因为，比如本文标题提出的问题很难简单地用是或否来回答。如果我们在文学批评中运用理查德·罗蒂的工具主义视角，问题就显而易见得多了。
器具，或说工具，是我们用来做事或制造产品的东西。某个特定工具能否有效地起到作用而达成特定目标，不仅取决于目标的特点和工具的质量，还取决于是谁、何时、何地及怎样使用这个工具。因此，总体评价工具的实用性常常并非易事。事实上，为了达成一个目标，我们往往也必须实现另一个目标，而一些工具与另一些工具合用时效果更佳，这样，事情就更复杂化了。可这与文学研究有何关系呢？正如我们现在所认同的，文学研究起到了许多不同的作用——比如，传播某些政治思想，就文学与某特定因素（如性别、阶级、种族、动物、植物、非生物）之间的关系提出各种理论，对文学作品作出种种深刻、新奇的解读。这些作用（在此当然列举得并不详尽）不需彼此妨碍①，但是正如罗蒂对我们的提醒，它们或许会互相影响。我们想用文学达成的多种目标，可能因为互扰而未必能实现。比方说，如果我们认为通过撰写深奥的文学分析评论或创造重要的文学批评理论，然后将其发表在专业期刊上，我们就对促进生态进程作出了卓越贡献（我们并没有作出如此贡献——我们的读者只限于一小撮专业人员，他们中多数认同我们的生态政治观点）。即使我们想方设法去拥有更多读者（例如，凭借通俗读本），但却依然保持学者姿态，对我们的发展观就理论上高谈阔论，我们想用文学达成的目标就仍可能落空。罗蒂认为，这是因为当我们想要说服某人改变他现有的世界观（比方说，我们想让那些认为环境就应当被人类恣意开发利用的人变得更具生态保护意识）时，抽象的理论观点几乎难以致胜。我们难以致胜，如果在对方占据的逻辑领域里，对方将我们的理论用来支持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立场，或是以其避开论点用未经证明的假定进行辩论——也就是说，把我们的理论用作修辞利器①。罗蒂还指出，要达成目的，较有效的办法是运用叙事手法（众所周知，罗蒂认为叙事，尤其是像《汤姆叔叔的小屋》这类小说叙事，大大推动了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少数族裔解放运动②）。那么，这对生态批评学者来说，就意味着需要推广那些能让人产生强大“环境想象”（劳伦斯·布伊尔著作中的术语）的文学作品③。这些作品以扣人心弦的具体细节描述了“他者（包括人类与非人类）的经历、遭遇与苦痛”，以及当今生态危机可能导致的未来环境灾难，由此，让我们感到自然环境“似乎弥足珍贵、岌岌可危，被随意滥用弃如敝帚”④。
现在，在我们还能够而且理当让自己的学生读这些书，尽可能地提高环境保护意识时，在我们更进一步构建新的文学经典试图影响后辈思想⑤时，必须牢记：前路未卜;尤其重要的是，要完成那些政治任务（如废除某个立法机构、保住某个自然保护区）⑥，我们必定需要付诸更直接的、非学术的举措行动。
所以，还是那个问题：生态批评学者可以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拯救地球吗？
可以。也在我们自己的时代。
事实上，此为必需之举⑦。
（本文是作者201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北美研究肯尼迪学院做洪堡基金研究员期间的阶段性成果，原载Journal of Ecocriticism，vol.4，no.2，2012，pp.48-55.中文版为本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