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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别对1997-2005年日本在华各地区及全国范围内合资企业的投资动机进行了实证研究，试图找出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社会科技水平和社会基础设施状况对我国吸引日本在华设立合资企业的影响，及其在我国各地区之间的差异。通过分析，在全国范围内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结论：劳动力成本对日本在华合资企业投资有显著正相关性；在各区域上我们发现：在不同区域，吸引日本在华公平竞争投资的动机也各不相同。
关键词：合资企业 投资动机 投资区域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B
一、引 言
外商在华投资动机及区位影响因素，近年来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普遍的看法是：开拓中国市场和利用廉价劳动力是跨国企业主要的投资动机。需要指出的是：现有文献通常将外商投资(包括对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其他投资)或外商直接投资(包括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作为整体进行研究，缺乏针对具体投资方式的投资动机研究；同时，大部分文献采用的是某年份外商在华投资统计数据或针对某年份外商在华子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某时段截面研究，这使我们很难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期外商在华投资动机及其可能的变化有更深入的了解。而1997-2005年间恰恰是我国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深刻变革以及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频发时期；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03年国际舆论纷纷鼓吹人民币升值等等。那么，在1997-2005年间日本在华合作企业的投资动机是什么，它们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基于此，本文选取日本在华合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为研究对象，按地区分组分层次对1997-2005年这些合资企业投资动机进行了分析，进而对其原因进行了研究。
本文的构成如下：第二部分为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动机的理论综述；第三部分为变量的选取及假设；第四部分为模型的设定；第五部分为模型的结果估计及分析；最后以分析结果为依据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动机研究综述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30年里，日本对华投资起起伏伏，呈现出三个明显的高潮。第一个高潮发生在1985-1989年期间；第二个高峰出现在1992年以后，持续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到2001年，日本对华投资的第三次高峰启动，这一年日本对华投资出现少有的爆炸性增长，其增长达到了49％(李名才，2004)。关于日本在华投资动机，姚战琪认为日本在华投资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中国的市场潜力及日本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差异(姚战琪，2007)；周红认为寻找市场、当地产品面临限制和禁止、扩张商务活动、利用廉价劳动力、投资当地的优惠政策、满足合作方需求以及寻找原材料等是影响日本在华投资的主要因素(周红，2007)；李名才认为政治环境、政策与人力资源、技术水平、市场结构基础、当前经济形势、管制性政策、经济水平、市场潜力和文化因素是影响日本对华投资的主要因素(李名才，2004)。关于日本企业在华投资动机，具体汇总见表1。各文献对日本在华投资动机的分析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上几类，所不同的，各文献从不同的背景下(焦必方，张存涛，2007)、在不同的地域范围内(魏后凯，贺灿飞，2001)或者只是对日本在华投资进行简单的定性回顾(稻田实次，1998)。
三、研究假设及模型
(一)变量选取
基于以上分析及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了日本在华合资企业的项目投资决策(PI)作为因变量；选取市场因素(GDP)、成本因素(WAGE)、科技因素(GR&D)和环境因素(FA)作为自变量。其中各變量的定义及说明如下：
1、项目投资决策(PI)合资是日本跨国企业进入我国市场的重要投资形式，我们以日本在华合资项目平均投资额表征项目投资决策。
2、市场规模(GDP)我们以人均GDP表征。关于国内生产总值对跨国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目前研究存在某些分歧。一般认为，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的地区，往往更容易吸收外方直接投资，因为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这些地区具有更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需求，并且这种差异最终将反映在当地合资企业赢利状况中。然而也有不同情况存在，例如刘荣添和林峰(2005)使用我国各省份1986-1991年、1992-2003年的数据来研究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吸引FDI的区位差异因素，发现我国不同地区的不同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对外方投资决策的影响在正负方向和大小两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市场规模对我国吸引日本在华投资没有显著性影响。
假设2市场规模对我国吸引日本在华投资有显著正影响。
假设3市场规模对我国吸引日本在华投资有显著负影响。
3、劳动力成本(WAGE)用职工年平均工作来表示。普遍认为，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是外方投资决策的重要动机，因为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产业价值链不断升级，生产成本很高，将其国内产业链中附加价值较低的某些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国大陆地区，有利于降低整个产业链的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魏后凯(2001)对秦皇岛市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行问卷调查以了解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主要投资动机，根据各个投资动机的得分平均值，在所列的1 5个投资动机中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排在第一位。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劳动力成本对我国吸引日本在华投资存在显著负影响。
4、社会科技水平(G&D)采用地区科技三项费用额表示。通常认为，社会科技水平是影响外方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整体科技水平较高的地区能给当地企业提供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人力资源等重要技术创新。刘荣添等(2005)研究得出科技投入弹性在我国各个区域各时期均相当低，这说明科技投入对我国的引资影响不显著，客观地反映了进入我国外方投资总体技术水平不高。薛澜、沈群红和王书贵(2002)通过对大型跨国企业在华研发机构调查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社会科技水平对我国吸引日本在华投资没有显著性影响。
5、社会基础设施状况(FA)社会环境包括软、硬两个方面。由于软环境较难度量，我们用代表硬件环境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来测度环境因素。完善的基础设施环境也是吸引外方投资的有利因素，跨国企业倾向于选择在基础设施和社会配套程度较好的地区投资，以获取产业集群的外部网络效益。刘荣添等(2005)指出，1986-1991年问，基础设施对吸引外资作用并不显著；而1992-2003年间，完善的基础设施环境是东部地区吸引外方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因此，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外方偏爱具有完善基础设施条件的区域，而且在外方投资快速增长阶段作用更为明显。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6社会基础设施状况对我国吸引日本在 华投资存在显著正影响。
假设7社会基础设施状况对我国吸引日本在华投资存在显著负影响。
假设8社会基础设施状况对我国吸引日本在华投资没有显著性影响。
为了便于行文和理解，将选取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决策(PI)的因素及假设一并归纳在表2中。
(二)模型设定
由于我国对外商投资均是以城市、地区为单位发布的，因此为了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及消除一定偶发性，我们将我国分为中部沿海(ZBYH)、北部沿海(BBYH)、南部沿海(NBYH)、中部地区(ZB)和西部地区(XB)五大区域。中部沿海包括江苏、上海和浙江；北部沿海包括北京、河北、辽宁、山东和天津；南部沿海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西部地区包括甘肃、内蒙古、陕西、四川、新疆、云南、重庆和青海。其他省由于数据缺失的原因，本文没有包括它们。
本文所采用的回归模型为：
在上式中，变量的符号和意义与上述相同，小标i代表第i个地区，t表示第t年的数据；ai为模型中不可观测变量；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模型只是初步模型，在具体运算中，我们会以GDP(-1)、WAGE(-1)、R＆D(-1)、FA(-1)来分别代替GDP、WAGE、R＆D、FA进行运算，以效果为依据，最后确定每次运算所采用的变量。
四、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本文所使用的1997-2005年在华合资企业数据均从((The China Business Review))(1 997-2005)和《Business China》(1997-2005)收集整理而来，删除了1997-2005年有缺失的数据项；所使用的1997-2005年中国省市(区)、地区分组数据均取自于《中国统计年鉴》(1998-2006)所披露的官方数据。为了剔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我们对日本在华合资企业投资额及相关数据进行了平减。因此本文中所使用的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以1997年为基准年进行平减后得到的实际数据而非名义数据。我们以地区数据分析全国情况，用Eviews经过试算，让各回归变量拥有相同的回归系数，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型进行试算。最后采用变IGDP、WAGE、FA(－1)和R&D(－1)，利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并让所有观测值都有相同权数的计算结果。具体计算结果见表3。通过表3我們发现：
(1)代表市场规模的GDP对我国吸引日本在华投资设立合资企业的动机(PI)有显著性负影响(系数：－1.627，P小于0.05)，因此假设1和假设2被否定，假设3被接受。
(2)代表劳动力成本的WAGEX,PI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0.699，P大于0.1)，假设4被否定。劳动力成本没有显著性影响，这与魏后凯(2001)的研究不一致。
(3)上一期的R&DX~PI有显著正影响(系数：0 063，P小于0.1)，假设5被否定。上一期的社会科技水平R＆D(-1)对其存在显著正影响，说明日资偏向于那些教育水平较高和科技投入较高的地区，这与刘荣添等(2005)和薛澜等(2002)的研究不一致。
(4)上—期的FA对PI没有显著性影响(系数：2.074，Ｐ于0.1)，因此假设6和假设7被否定、假设8被接受。
为了进一步说明日本在华投资设立合资企业的动机差异，我们以各地区所含城市每年数据为一样本点，来分析各地区的情况。同样利用Eviews进行板面数据处理，让回归变量的系数随个体不同而不同。同样利用上述处理方法，最后采用变量GDP、WAGE、FA和R＆D，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具体回归结果见表4。从表4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5)对于市场规模，北部沿海GDP(系数：3.377，P小于0.01)和中部沿海GDP(系数：5.113，P小于0.01)对PI有显著正影响；其它地区没有显著性。因此，在北部沿海和中部沿海，接受假设2拒绝假设1和假设3；在其它地区接受假设l拒绝假设2和假设3。这些结果表明，由于我国各地区市场状况存在巨大差距，日本在华合资企业投资主要颁布在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带，而华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比重较低(张青松，2007)。
对于市场规模的影响和我们分析所得的结论(1)的差异，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与日本在华合资企业的投资战略有关。直到中国加入WTO以前，日本跨国公司并没有明确的“中国市场战略”，他们拥有的是“中国事业战略”；“中国事业战略”是为日本跨国公司的日本市场战略或是美国市场战略服务的(魏后凯，2000)。这将导致我国一些地区的市场规模因素对吸引日本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存在差异。二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政策环境和投资环境发生了更为明显的变化；随着关税进一步降低，减少或取消了原有的贸易壁垒，日资企业开始调整其在中国市场的经营策略，实施明确的“中国市场战略”；原先被迫无奈采取合资方式进入中国的日资企业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很可能会转而选择独资企业(张青松，2007)。
(6)对于劳动力成本，北部沿海WAGE(系数：-0.236，P大于0.1)、中部沿海WAGE(系数：-2.028，P大于0.1)、南部沿海WAGE(系数：1.479，P大于0.1)及中部地区WAGE(系数：-1.969，P大于0.1)均没通过显著性检验；在西部地区WAGE对PI有显著正影响(系数：4＝840，P小于0.05)。因此在北部沿海、中部沿海、南部沿海及中部地区拒绝假设4，这和结论(2)相一致；在西部地区接受假设4，却与结论(2)矛盾。关于劳动力成本因素的影响，这可能与所需劳动力类型及劳动力质量有关。通常我们可以认为工资水平的高低反映出了劳动力技能高低，而且，近年来日本在华投资行业正逐步转向金融、咨询等专业性服务领域。西部地区相对与我国其他地区相对比较落后，劳动力也相对较低，因此日本跨国企业为了寻找到适合本企业的合适的劳动力，往往需要用较高的工资来吸引优秀的人才。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日资在华投资行业及其技术含量的变化。
(7)对于社会科技水平，我们发现回归系数都.是负的，且有北部沿海R＆D(系数：－0.213，P小于0.01)、中部沿海R＆D(系数：-0.286，P小于0.01)、南部沿海R&＆(系数：-0.055，P小于0.1)及西部地区R＆D(系数：-0.874，P小于0.01)通过显著性检验，仅中部地区没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0.340，P大于0.1)。这些与结论(3)的研究结果相结合表明两点。一是从整体上来说日本跨国企业组建在华合资项目时希望我国能具有相当的科学技术水平，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其对中国的产业转移。
二是社会科技水平因素在各地区上的影响，可 能与日本的“知识产权战略”与“产业竞争力战略”有关。在日本跨国公司进行在华投资的过程中，其研发活动采用的是以日本国内研发为主，在华研发为辅的战略。同时为适应中国当地市场的需要，在中国也投资设立了一些应用性研发部门，但与欧美跨国公司相比，日本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仍然相对落后。日本在华研发部门一般较小，其研发活动也主要结合中国当地市场的特点，对已有产品进行工艺或流程方面的改进，基础研发活动较少。关于这点已经不止一位学者提到过了。据日本产业厅在2001年12月发表的“中国仿制被害实态”的问卷调查的结果称：投资中国的日本跨国公司受到仿制品侵权的有54％之多，而且有60％日本跨国公司对中国政府在取缔，打击纺织品等方面的姿态，表示不满(裴长洪，2005)。所以日本在华的技术转移更加的小心谨慎，为防止由母公司向转移的产品技术、生产制造技术等被进一步“转移”到合资企业的中方去，日本在华投资出现独资化倾向及对投资建立的合资企业实施“独资改造”(张青松，2007)。因此，我们发现社会科技水平因素在所有地区的回归系数都为负，且有三个地区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
(8)对于社会基础设施状况，北部沿海FAXCP[有显著负影响(系数：3.731，P小于0.01)l在南部沿海FA~PI有显著正影响(系数：13.309，P小于O.01)；其它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在北部沿海接受假设7，拒绝假设6和假设8；在南部沿海接受假设6，拒绝假设7和假设8；在其它地区接受假设8，拒绝假设6和假设7。虽然社会基础设施的影响在各地区之间以及地区与全国范围内之间存在差异，但都可以从假设来源中找到合理的解释，我们拟就该主题进行专门研究，在此本文不与讨论。
(9)需要指出的是在中部地区所有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均没有通过显著性，这说明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社会科技水平和社会基础设施状况对日资在中部地区设立合资企业吸引力不大。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日资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随机性较强，受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较大。据此，我们推断可能与表1所列示的其它影响日本在华投资动机因素有关。譬如：有关税收、用地及出资比例等优惠政策及限制等等。
五、结论与建议
对1997-2005年日本在华各地区合资企业的投资动机分析显示：在北部沿海主要影响因素为市场规模(GDP)、社会基础设施状况(FA)及社会科技水平(R&D)；中部沿海主要的影响因素为市场规模(GDP)及社会科技水平(R&D)；南部沿海主要的影响因素为社会基础设施状况(FA)及社会科技水平(R&D)；中部地区无明显的主要影响因素；西部地区主要影响因素为劳动力成本(WAGE)和社会科技水平(R&D)。
对1997-2005年全國范围内，日本在华合资企业的投资动机分析显示：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和上一期的社会科技水平因素对PI有显著性影响。
对此，我们从日本跨国资本进入我国市场的技术层次、产业结构、地域分布、市场结构等方面制定有利于日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协调发展、技术进步的现实对策。具体如下：
第一，及时调整中国对外资的激励政策。特别是应该向中部地区倾斜。
第二，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给日本在华技术投入扫除障碍，激发其积极性。
第三，在高技术行业领域对日资放宽限制。比如取消外资控股比例等。研究表明：外资持股比重与外资对华技术转移程度成正比(姚战琪，2007)。
第四，大力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这不仅有利于我国科研实力的提升，也为日本在华合资企业提供优秀的人才，为其寻找合适的人才减轻压力。
最后，给予本国企业至少不低于外资的政策优惠，大力发展本国企业竞争能力，激烈市场竞争，以迫使日本跨国企业在华投入其最新的技术。
关键词：合资企业 投资动机 投资区域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B
一、引 言
外商在华投资动机及区位影响因素，近年来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普遍的看法是：开拓中国市场和利用廉价劳动力是跨国企业主要的投资动机。需要指出的是：现有文献通常将外商投资(包括对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其他投资)或外商直接投资(包括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作为整体进行研究，缺乏针对具体投资方式的投资动机研究；同时，大部分文献采用的是某年份外商在华投资统计数据或针对某年份外商在华子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某时段截面研究，这使我们很难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期外商在华投资动机及其可能的变化有更深入的了解。而1997-2005年间恰恰是我国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深刻变革以及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频发时期；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03年国际舆论纷纷鼓吹人民币升值等等。那么，在1997-2005年间日本在华合作企业的投资动机是什么，它们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基于此，本文选取日本在华合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为研究对象，按地区分组分层次对1997-2005年这些合资企业投资动机进行了分析，进而对其原因进行了研究。
本文的构成如下：第二部分为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动机的理论综述；第三部分为变量的选取及假设；第四部分为模型的设定；第五部分为模型的结果估计及分析；最后以分析结果为依据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动机研究综述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30年里，日本对华投资起起伏伏，呈现出三个明显的高潮。第一个高潮发生在1985-1989年期间；第二个高峰出现在1992年以后，持续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到2001年，日本对华投资的第三次高峰启动，这一年日本对华投资出现少有的爆炸性增长，其增长达到了49％(李名才，2004)。关于日本在华投资动机，姚战琪认为日本在华投资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中国的市场潜力及日本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差异(姚战琪，2007)；周红认为寻找市场、当地产品面临限制和禁止、扩张商务活动、利用廉价劳动力、投资当地的优惠政策、满足合作方需求以及寻找原材料等是影响日本在华投资的主要因素(周红，2007)；李名才认为政治环境、政策与人力资源、技术水平、市场结构基础、当前经济形势、管制性政策、经济水平、市场潜力和文化因素是影响日本对华投资的主要因素(李名才，2004)。关于日本企业在华投资动机，具体汇总见表1。各文献对日本在华投资动机的分析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上几类，所不同的，各文献从不同的背景下(焦必方，张存涛，2007)、在不同的地域范围内(魏后凯，贺灿飞，2001)或者只是对日本在华投资进行简单的定性回顾(稻田实次，1998)。
三、研究假设及模型
(一)变量选取
基于以上分析及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了日本在华合资企业的项目投资决策(PI)作为因变量；选取市场因素(GDP)、成本因素(WAGE)、科技因素(GR&D)和环境因素(FA)作为自变量。其中各變量的定义及说明如下：
1、项目投资决策(PI)合资是日本跨国企业进入我国市场的重要投资形式，我们以日本在华合资项目平均投资额表征项目投资决策。
2、市场规模(GDP)我们以人均GDP表征。关于国内生产总值对跨国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目前研究存在某些分歧。一般认为，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的地区，往往更容易吸收外方直接投资，因为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这些地区具有更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需求，并且这种差异最终将反映在当地合资企业赢利状况中。然而也有不同情况存在，例如刘荣添和林峰(2005)使用我国各省份1986-1991年、1992-2003年的数据来研究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吸引FDI的区位差异因素，发现我国不同地区的不同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对外方投资决策的影响在正负方向和大小两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市场规模对我国吸引日本在华投资没有显著性影响。
假设2市场规模对我国吸引日本在华投资有显著正影响。
假设3市场规模对我国吸引日本在华投资有显著负影响。
3、劳动力成本(WAGE)用职工年平均工作来表示。普遍认为，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是外方投资决策的重要动机，因为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产业价值链不断升级，生产成本很高，将其国内产业链中附加价值较低的某些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国大陆地区，有利于降低整个产业链的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魏后凯(2001)对秦皇岛市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行问卷调查以了解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主要投资动机，根据各个投资动机的得分平均值，在所列的1 5个投资动机中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排在第一位。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劳动力成本对我国吸引日本在华投资存在显著负影响。
4、社会科技水平(G&D)采用地区科技三项费用额表示。通常认为，社会科技水平是影响外方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整体科技水平较高的地区能给当地企业提供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人力资源等重要技术创新。刘荣添等(2005)研究得出科技投入弹性在我国各个区域各时期均相当低，这说明科技投入对我国的引资影响不显著，客观地反映了进入我国外方投资总体技术水平不高。薛澜、沈群红和王书贵(2002)通过对大型跨国企业在华研发机构调查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社会科技水平对我国吸引日本在华投资没有显著性影响。
5、社会基础设施状况(FA)社会环境包括软、硬两个方面。由于软环境较难度量，我们用代表硬件环境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来测度环境因素。完善的基础设施环境也是吸引外方投资的有利因素，跨国企业倾向于选择在基础设施和社会配套程度较好的地区投资，以获取产业集群的外部网络效益。刘荣添等(2005)指出，1986-1991年问，基础设施对吸引外资作用并不显著；而1992-2003年间，完善的基础设施环境是东部地区吸引外方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因此，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外方偏爱具有完善基础设施条件的区域，而且在外方投资快速增长阶段作用更为明显。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6社会基础设施状况对我国吸引日本在 华投资存在显著正影响。
假设7社会基础设施状况对我国吸引日本在华投资存在显著负影响。
假设8社会基础设施状况对我国吸引日本在华投资没有显著性影响。
为了便于行文和理解，将选取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决策(PI)的因素及假设一并归纳在表2中。
(二)模型设定
由于我国对外商投资均是以城市、地区为单位发布的，因此为了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及消除一定偶发性，我们将我国分为中部沿海(ZBYH)、北部沿海(BBYH)、南部沿海(NBYH)、中部地区(ZB)和西部地区(XB)五大区域。中部沿海包括江苏、上海和浙江；北部沿海包括北京、河北、辽宁、山东和天津；南部沿海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西部地区包括甘肃、内蒙古、陕西、四川、新疆、云南、重庆和青海。其他省由于数据缺失的原因，本文没有包括它们。
本文所采用的回归模型为：
在上式中，变量的符号和意义与上述相同，小标i代表第i个地区，t表示第t年的数据；ai为模型中不可观测变量；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模型只是初步模型，在具体运算中，我们会以GDP(-1)、WAGE(-1)、R＆D(-1)、FA(-1)来分别代替GDP、WAGE、R＆D、FA进行运算，以效果为依据，最后确定每次运算所采用的变量。
四、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本文所使用的1997-2005年在华合资企业数据均从((The China Business Review))(1 997-2005)和《Business China》(1997-2005)收集整理而来，删除了1997-2005年有缺失的数据项；所使用的1997-2005年中国省市(区)、地区分组数据均取自于《中国统计年鉴》(1998-2006)所披露的官方数据。为了剔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我们对日本在华合资企业投资额及相关数据进行了平减。因此本文中所使用的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以1997年为基准年进行平减后得到的实际数据而非名义数据。我们以地区数据分析全国情况，用Eviews经过试算，让各回归变量拥有相同的回归系数，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型进行试算。最后采用变IGDP、WAGE、FA(－1)和R&D(－1)，利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并让所有观测值都有相同权数的计算结果。具体计算结果见表3。通过表3我們发现：
(1)代表市场规模的GDP对我国吸引日本在华投资设立合资企业的动机(PI)有显著性负影响(系数：－1.627，P小于0.05)，因此假设1和假设2被否定，假设3被接受。
(2)代表劳动力成本的WAGEX,PI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0.699，P大于0.1)，假设4被否定。劳动力成本没有显著性影响，这与魏后凯(2001)的研究不一致。
(3)上一期的R&DX~PI有显著正影响(系数：0 063，P小于0.1)，假设5被否定。上一期的社会科技水平R＆D(-1)对其存在显著正影响，说明日资偏向于那些教育水平较高和科技投入较高的地区，这与刘荣添等(2005)和薛澜等(2002)的研究不一致。
(4)上—期的FA对PI没有显著性影响(系数：2.074，Ｐ于0.1)，因此假设6和假设7被否定、假设8被接受。
为了进一步说明日本在华投资设立合资企业的动机差异，我们以各地区所含城市每年数据为一样本点，来分析各地区的情况。同样利用Eviews进行板面数据处理，让回归变量的系数随个体不同而不同。同样利用上述处理方法，最后采用变量GDP、WAGE、FA和R＆D，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具体回归结果见表4。从表4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5)对于市场规模，北部沿海GDP(系数：3.377，P小于0.01)和中部沿海GDP(系数：5.113，P小于0.01)对PI有显著正影响；其它地区没有显著性。因此，在北部沿海和中部沿海，接受假设2拒绝假设1和假设3；在其它地区接受假设l拒绝假设2和假设3。这些结果表明，由于我国各地区市场状况存在巨大差距，日本在华合资企业投资主要颁布在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带，而华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比重较低(张青松，2007)。
对于市场规模的影响和我们分析所得的结论(1)的差异，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与日本在华合资企业的投资战略有关。直到中国加入WTO以前，日本跨国公司并没有明确的“中国市场战略”，他们拥有的是“中国事业战略”；“中国事业战略”是为日本跨国公司的日本市场战略或是美国市场战略服务的(魏后凯，2000)。这将导致我国一些地区的市场规模因素对吸引日本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存在差异。二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政策环境和投资环境发生了更为明显的变化；随着关税进一步降低，减少或取消了原有的贸易壁垒，日资企业开始调整其在中国市场的经营策略，实施明确的“中国市场战略”；原先被迫无奈采取合资方式进入中国的日资企业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很可能会转而选择独资企业(张青松，2007)。
(6)对于劳动力成本，北部沿海WAGE(系数：-0.236，P大于0.1)、中部沿海WAGE(系数：-2.028，P大于0.1)、南部沿海WAGE(系数：1.479，P大于0.1)及中部地区WAGE(系数：-1.969，P大于0.1)均没通过显著性检验；在西部地区WAGE对PI有显著正影响(系数：4＝840，P小于0.05)。因此在北部沿海、中部沿海、南部沿海及中部地区拒绝假设4，这和结论(2)相一致；在西部地区接受假设4，却与结论(2)矛盾。关于劳动力成本因素的影响，这可能与所需劳动力类型及劳动力质量有关。通常我们可以认为工资水平的高低反映出了劳动力技能高低，而且，近年来日本在华投资行业正逐步转向金融、咨询等专业性服务领域。西部地区相对与我国其他地区相对比较落后，劳动力也相对较低，因此日本跨国企业为了寻找到适合本企业的合适的劳动力，往往需要用较高的工资来吸引优秀的人才。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日资在华投资行业及其技术含量的变化。
(7)对于社会科技水平，我们发现回归系数都.是负的，且有北部沿海R＆D(系数：－0.213，P小于0.01)、中部沿海R＆D(系数：-0.286，P小于0.01)、南部沿海R&＆(系数：-0.055，P小于0.1)及西部地区R＆D(系数：-0.874，P小于0.01)通过显著性检验，仅中部地区没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0.340，P大于0.1)。这些与结论(3)的研究结果相结合表明两点。一是从整体上来说日本跨国企业组建在华合资项目时希望我国能具有相当的科学技术水平，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其对中国的产业转移。
二是社会科技水平因素在各地区上的影响，可 能与日本的“知识产权战略”与“产业竞争力战略”有关。在日本跨国公司进行在华投资的过程中，其研发活动采用的是以日本国内研发为主，在华研发为辅的战略。同时为适应中国当地市场的需要，在中国也投资设立了一些应用性研发部门，但与欧美跨国公司相比，日本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仍然相对落后。日本在华研发部门一般较小，其研发活动也主要结合中国当地市场的特点，对已有产品进行工艺或流程方面的改进，基础研发活动较少。关于这点已经不止一位学者提到过了。据日本产业厅在2001年12月发表的“中国仿制被害实态”的问卷调查的结果称：投资中国的日本跨国公司受到仿制品侵权的有54％之多，而且有60％日本跨国公司对中国政府在取缔，打击纺织品等方面的姿态，表示不满(裴长洪，2005)。所以日本在华的技术转移更加的小心谨慎，为防止由母公司向转移的产品技术、生产制造技术等被进一步“转移”到合资企业的中方去，日本在华投资出现独资化倾向及对投资建立的合资企业实施“独资改造”(张青松，2007)。因此，我们发现社会科技水平因素在所有地区的回归系数都为负，且有三个地区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
(8)对于社会基础设施状况，北部沿海FAXCP[有显著负影响(系数：3.731，P小于0.01)l在南部沿海FA~PI有显著正影响(系数：13.309，P小于O.01)；其它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在北部沿海接受假设7，拒绝假设6和假设8；在南部沿海接受假设6，拒绝假设7和假设8；在其它地区接受假设8，拒绝假设6和假设7。虽然社会基础设施的影响在各地区之间以及地区与全国范围内之间存在差异，但都可以从假设来源中找到合理的解释，我们拟就该主题进行专门研究，在此本文不与讨论。
(9)需要指出的是在中部地区所有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均没有通过显著性，这说明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社会科技水平和社会基础设施状况对日资在中部地区设立合资企业吸引力不大。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日资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随机性较强，受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较大。据此，我们推断可能与表1所列示的其它影响日本在华投资动机因素有关。譬如：有关税收、用地及出资比例等优惠政策及限制等等。
五、结论与建议
对1997-2005年日本在华各地区合资企业的投资动机分析显示：在北部沿海主要影响因素为市场规模(GDP)、社会基础设施状况(FA)及社会科技水平(R&D)；中部沿海主要的影响因素为市场规模(GDP)及社会科技水平(R&D)；南部沿海主要的影响因素为社会基础设施状况(FA)及社会科技水平(R&D)；中部地区无明显的主要影响因素；西部地区主要影响因素为劳动力成本(WAGE)和社会科技水平(R&D)。
对1997-2005年全國范围内，日本在华合资企业的投资动机分析显示：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和上一期的社会科技水平因素对PI有显著性影响。
对此，我们从日本跨国资本进入我国市场的技术层次、产业结构、地域分布、市场结构等方面制定有利于日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协调发展、技术进步的现实对策。具体如下：
第一，及时调整中国对外资的激励政策。特别是应该向中部地区倾斜。
第二，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给日本在华技术投入扫除障碍，激发其积极性。
第三，在高技术行业领域对日资放宽限制。比如取消外资控股比例等。研究表明：外资持股比重与外资对华技术转移程度成正比(姚战琪，2007)。
第四，大力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这不仅有利于我国科研实力的提升，也为日本在华合资企业提供优秀的人才，为其寻找合适的人才减轻压力。
最后，给予本国企业至少不低于外资的政策优惠，大力发展本国企业竞争能力，激烈市场竞争，以迫使日本跨国企业在华投入其最新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