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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海外华人是夹在白人和华人移民两个族群中间的边缘人,即不被两面所接受的所谓土生仔式(外黄里白)的“香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旅美华人艺术家最恰当不过了。旅美华人艺术家由于夹在不同的文化中间,他们与华人工程师、企业家相比,生活明显地多了一份艰辛,更多的人找不到与自身相符的位置,徘徊于主流文化群体之外。
作家用英文讲中国故事
成绩斐然
在美国文坛,早期的知名华人作家有林语堂、黎锦扬、张爱玲等人,继之又有韩素音、聂华苓等人。他们皆有所成就。目前在美国的华人作家数以千计,用英语写作的至少有上百人,其中上世纪80年代从中国内地移民去美国的一批作家,已在美国得到了广泛认同。
汤婷婷、谭恩美、任璧莲等被评论界称为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新移民作家,以用英文写在美华人的故事而著称,也是比较早引起美国社会关注的新移民作家。
评论界认为,为华人新移民作家首先赢得名声的应属汤婷婷。汤婷婷1976年发表的《女战士》,将中国神话、传说和戏剧故事与华人实现美国梦的经历糅合在一起,在美国引起了轰动。
任璧莲199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典型的美国人》,被誉为描写华人追求美国梦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典型的美国人》中,华人主人公受过良好的美国高等教育,很快融入了美国社会,在主流社会中生活得游刃有余,成为了一批华人崇拜的偶像。
最近几年,引起主流评论界注意的华人作家,当属哈金、裘小龙等人。他们成就更大,读者群更多,他们的存在甚至被赞为“华裔文学的崛起”,而他们拥有的共同点是:用英语写当代中国的人物、当代中国的故事。
很多华人作家所描写的、美国读者所知晓的中国故事,基本是发生于上世纪50年代之前的,再往后移,也是“文革”时期的,裘小龙在作品中告诉美国读者的,则是现今的中国。
裘小龙在《红英之死》中塑造的主人公陈超,是现今中国的一位刑警队长,一位脱离了樊篱的人物形象。他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年轻英俊,是中共党员、诗人,在官场、职场、情场皆有斩获,在破案过程中不忘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享受,见到漂亮的女性动情,与旧日的恋人见面不压抑自己,完全是一个“现代人”的形象,并且有很多西方人容易接受的特质。
裘小龙说,他要写关于当代中国的书,作品里面的主人公不同于西方读者所习惯看到的,并能触及到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些深层文化问题。美国媒体因此评论:裘小龙让西方读者进入了一个可从美国人的角度看到的更商业化、更现代化的中国。
2000年6月,裘小龙的长篇推理小说《红英之死》出版后,相继入围爱伦·坡推理小说奖和白芮推理小说奖,并获得世界推理小说大奖,被法国、意大利、日本、瑞典、丹麦、挪威等国翻译出版。他的《外滩花园》、《忠字舞者》等均成为了美国的畅销书。
裘小龙、哈金等这批用英语写作的作家,为华人新移民作家赢得了声誉,而他们选择用英语写作,其出发点正如老一辈华人作家黎锦扬所主张的那样:要打进国际文艺主流,必须用英文写作。从“边缘”走向“主流”,是华人新移民作家选择用英文写作的动因。
事实证明,他们成功了,他们以斐然的成绩,奇迹般地获得了美国读者的认同。
在美国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其天地则要小很多。当地的中文报纸与杂志数量有限,发行量不大,传播空间狭小,加之报社、杂志社自身生存尚难,不会为作家们奉上丰厚的稿酬,因此以中文写作的作家既缺少读者的广泛认同,又缺少生存之本,他们自然难以取得瞩目的成功。
艺术家面对商业社会立足难
在美国的华人艺术家,有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除了少数人在美国得到肯定之外,大多数人还没有找到与自身水平相符的位置,特别是由于语言交流的困难,他们只能在华人圈子里活动,极大地限制了发展。
艺术家们在中国时,很多人可以依附于艺术协会、画院等机构,政府为他们提供薪水,他们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艺术活动,不必为生存担忧。到了美国,他们立刻变成了需要独立生存的人,面对交流的困难、思维观念的不同和缺乏赖以为生的能力和技巧,他们有了难以言尽的生存压力。
华人艺术家处境艰难,是美国的普遍问题。在地铁车站拉二胡,在街头画像,在华人家庭教授钢琴,是美国华人艺术家的普遍现象。
在有“世界之都”称谓的纽约街头有多少华人画家,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但据一位华人画家估计,仅在曼哈顿地区就有约400名常年在街头以画谋生的华人画家。
在曼哈顿,街头华人画家主要分布在一些游客高度集中的地区,如时代广场、中央公园、炮台公园、华盛顿广场、联合广场,以及位于曼哈顿下城的唐人街。据说,时代广场和中央公园以来自北京和上海的画家为多,其他地方以来自北方的画家为多。
有人戏说,“华人画家占领了曼哈顿”。一位在曼哈顿摆摊多年的俄罗斯裔画家说:“当初我在这里画人物素描时,还没有什么中国画家,突然有一天,他们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将我身边的空地挤得满满当当。一张人物素描我本来开价50美元,现在游客只给20美元,中国画家就抢着画。”
放弃曾经追求的艺术境界,让艺术仅仅变成在街头谋生的手段,对华人艺术家来说绝不会是好滋味。
华人艺术家为什么多徘徊于美国主流文化群体之外?原因有多方面,但两个原因是很重要的。一是思维方式、艺术观问题。美国人习惯接受融合豪迈和奔放、自由和洒脱这类象征美国精神的文化,而这恰恰是很多华人艺术家所缺乏的。一位幸运地融入了美国主流文化群体的华人艺术家总结说:“我思考事物的方式是西方式的,但心灵、感受和情操是中国式的。”二是推介问题。美国人注重宣传,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经常在媒体上出现,从而达到了宣传、让人认知的效果,华人艺术家则不然,常常将自己隐藏在自己的方寸天地之间,不为更多的人所熟知。
华人艺术家若要在美国这个商业社会中安然立足,还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
影星在影坛地位不太高
一部日本电影《艺伎回忆录》将巩俐、章子怡和杨紫琼三位中国女演员在2005年底推到了美国舞台最前沿,在美国电影界再掀一股神秘而热烈的东方潮流。
近来在美国电影界大显风光的还属台湾导演李安。2000年导演的《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后,他2005年导演的《断背山》接连获得国际奖项,并问鼎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在美国刮起了令人侧目的旋风。
与中国内地和台湾的电影艺术家及影星相比,身居好莱坞的华人影星们则要逊色很多。
从黄柳霜开始,华人女星闯荡好莱坞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但产生的影响力却停留在一般的级别上。白灵、刘玉玲、陈冲等华人女星虽然使出浑身解数,但她们在美国影坛的地位却不是很高。
在国内参演过《山村风光》的白灵,1994年捧出了在好莱坞的处女作《乌鸦》,此后在《安娜与国王》、《惊天计划》、《明日世界》、《饺子》中大胆张扬个性,以另类的形象在好莱坞令人侧目。大胆出位的装束,让她有了“华裔妖精”的封号;对东方女性形象的颠覆,使她受到了中国很多媒体的贬评。
出生在美国的刘玉玲,1990年步入影坛,此后靠在动作片《危险人物》、《霹雳娇娃》、《杀死比尔》中的表演而大红大紫,成为好莱坞的头号女打星。尽管如此,刘玉玲在好莱坞也只能算作二线女星。
在国内曾知名度很高的陈冲,在好莱坞继拍摄一度引起非议的《天浴》之后,执导了《纽约的秋天》和《扶桑》两部影片,前者放映后口碑并不佳。但是陈冲作为华人女影星,能够在好莱坞担当主流影片的导演,亦属难能可贵,不能不算是一个突破。
好莱坞容纳异域元素是有限的,华人影星进入好莱坞主流异常艰难,是人们所公认的。在好莱坞坐拥影星霸主地位,对今日的华人影星来说还只是个企盼。
作家用英文讲中国故事
成绩斐然
在美国文坛,早期的知名华人作家有林语堂、黎锦扬、张爱玲等人,继之又有韩素音、聂华苓等人。他们皆有所成就。目前在美国的华人作家数以千计,用英语写作的至少有上百人,其中上世纪80年代从中国内地移民去美国的一批作家,已在美国得到了广泛认同。
汤婷婷、谭恩美、任璧莲等被评论界称为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新移民作家,以用英文写在美华人的故事而著称,也是比较早引起美国社会关注的新移民作家。
评论界认为,为华人新移民作家首先赢得名声的应属汤婷婷。汤婷婷1976年发表的《女战士》,将中国神话、传说和戏剧故事与华人实现美国梦的经历糅合在一起,在美国引起了轰动。
任璧莲199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典型的美国人》,被誉为描写华人追求美国梦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典型的美国人》中,华人主人公受过良好的美国高等教育,很快融入了美国社会,在主流社会中生活得游刃有余,成为了一批华人崇拜的偶像。
最近几年,引起主流评论界注意的华人作家,当属哈金、裘小龙等人。他们成就更大,读者群更多,他们的存在甚至被赞为“华裔文学的崛起”,而他们拥有的共同点是:用英语写当代中国的人物、当代中国的故事。
很多华人作家所描写的、美国读者所知晓的中国故事,基本是发生于上世纪50年代之前的,再往后移,也是“文革”时期的,裘小龙在作品中告诉美国读者的,则是现今的中国。
裘小龙在《红英之死》中塑造的主人公陈超,是现今中国的一位刑警队长,一位脱离了樊篱的人物形象。他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年轻英俊,是中共党员、诗人,在官场、职场、情场皆有斩获,在破案过程中不忘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享受,见到漂亮的女性动情,与旧日的恋人见面不压抑自己,完全是一个“现代人”的形象,并且有很多西方人容易接受的特质。
裘小龙说,他要写关于当代中国的书,作品里面的主人公不同于西方读者所习惯看到的,并能触及到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些深层文化问题。美国媒体因此评论:裘小龙让西方读者进入了一个可从美国人的角度看到的更商业化、更现代化的中国。
2000年6月,裘小龙的长篇推理小说《红英之死》出版后,相继入围爱伦·坡推理小说奖和白芮推理小说奖,并获得世界推理小说大奖,被法国、意大利、日本、瑞典、丹麦、挪威等国翻译出版。他的《外滩花园》、《忠字舞者》等均成为了美国的畅销书。
裘小龙、哈金等这批用英语写作的作家,为华人新移民作家赢得了声誉,而他们选择用英语写作,其出发点正如老一辈华人作家黎锦扬所主张的那样:要打进国际文艺主流,必须用英文写作。从“边缘”走向“主流”,是华人新移民作家选择用英文写作的动因。
事实证明,他们成功了,他们以斐然的成绩,奇迹般地获得了美国读者的认同。
在美国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其天地则要小很多。当地的中文报纸与杂志数量有限,发行量不大,传播空间狭小,加之报社、杂志社自身生存尚难,不会为作家们奉上丰厚的稿酬,因此以中文写作的作家既缺少读者的广泛认同,又缺少生存之本,他们自然难以取得瞩目的成功。
艺术家面对商业社会立足难
在美国的华人艺术家,有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除了少数人在美国得到肯定之外,大多数人还没有找到与自身水平相符的位置,特别是由于语言交流的困难,他们只能在华人圈子里活动,极大地限制了发展。
艺术家们在中国时,很多人可以依附于艺术协会、画院等机构,政府为他们提供薪水,他们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艺术活动,不必为生存担忧。到了美国,他们立刻变成了需要独立生存的人,面对交流的困难、思维观念的不同和缺乏赖以为生的能力和技巧,他们有了难以言尽的生存压力。
华人艺术家处境艰难,是美国的普遍问题。在地铁车站拉二胡,在街头画像,在华人家庭教授钢琴,是美国华人艺术家的普遍现象。
在有“世界之都”称谓的纽约街头有多少华人画家,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但据一位华人画家估计,仅在曼哈顿地区就有约400名常年在街头以画谋生的华人画家。
在曼哈顿,街头华人画家主要分布在一些游客高度集中的地区,如时代广场、中央公园、炮台公园、华盛顿广场、联合广场,以及位于曼哈顿下城的唐人街。据说,时代广场和中央公园以来自北京和上海的画家为多,其他地方以来自北方的画家为多。
有人戏说,“华人画家占领了曼哈顿”。一位在曼哈顿摆摊多年的俄罗斯裔画家说:“当初我在这里画人物素描时,还没有什么中国画家,突然有一天,他们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将我身边的空地挤得满满当当。一张人物素描我本来开价50美元,现在游客只给20美元,中国画家就抢着画。”
放弃曾经追求的艺术境界,让艺术仅仅变成在街头谋生的手段,对华人艺术家来说绝不会是好滋味。
华人艺术家为什么多徘徊于美国主流文化群体之外?原因有多方面,但两个原因是很重要的。一是思维方式、艺术观问题。美国人习惯接受融合豪迈和奔放、自由和洒脱这类象征美国精神的文化,而这恰恰是很多华人艺术家所缺乏的。一位幸运地融入了美国主流文化群体的华人艺术家总结说:“我思考事物的方式是西方式的,但心灵、感受和情操是中国式的。”二是推介问题。美国人注重宣传,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经常在媒体上出现,从而达到了宣传、让人认知的效果,华人艺术家则不然,常常将自己隐藏在自己的方寸天地之间,不为更多的人所熟知。
华人艺术家若要在美国这个商业社会中安然立足,还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
影星在影坛地位不太高
一部日本电影《艺伎回忆录》将巩俐、章子怡和杨紫琼三位中国女演员在2005年底推到了美国舞台最前沿,在美国电影界再掀一股神秘而热烈的东方潮流。
近来在美国电影界大显风光的还属台湾导演李安。2000年导演的《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后,他2005年导演的《断背山》接连获得国际奖项,并问鼎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在美国刮起了令人侧目的旋风。
与中国内地和台湾的电影艺术家及影星相比,身居好莱坞的华人影星们则要逊色很多。
从黄柳霜开始,华人女星闯荡好莱坞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但产生的影响力却停留在一般的级别上。白灵、刘玉玲、陈冲等华人女星虽然使出浑身解数,但她们在美国影坛的地位却不是很高。
在国内参演过《山村风光》的白灵,1994年捧出了在好莱坞的处女作《乌鸦》,此后在《安娜与国王》、《惊天计划》、《明日世界》、《饺子》中大胆张扬个性,以另类的形象在好莱坞令人侧目。大胆出位的装束,让她有了“华裔妖精”的封号;对东方女性形象的颠覆,使她受到了中国很多媒体的贬评。
出生在美国的刘玉玲,1990年步入影坛,此后靠在动作片《危险人物》、《霹雳娇娃》、《杀死比尔》中的表演而大红大紫,成为好莱坞的头号女打星。尽管如此,刘玉玲在好莱坞也只能算作二线女星。
在国内曾知名度很高的陈冲,在好莱坞继拍摄一度引起非议的《天浴》之后,执导了《纽约的秋天》和《扶桑》两部影片,前者放映后口碑并不佳。但是陈冲作为华人女影星,能够在好莱坞担当主流影片的导演,亦属难能可贵,不能不算是一个突破。
好莱坞容纳异域元素是有限的,华人影星进入好莱坞主流异常艰难,是人们所公认的。在好莱坞坐拥影星霸主地位,对今日的华人影星来说还只是个企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