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以文化人類学的视角，从纵向历史发展和横向语言、宗教、民族3个文化向度探究棒球的“日本化”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日本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相遇机制。结果表明：“和制英语”是日本棒球本土化的重要表征；“类宗教仪式”是日本棒球本土化的功能体现；“野球道”是日本棒球本土化的文化根源。
关 键 词：体育文化；野球；文化向度；和制英语；类宗教仪式；武士道；日本
中图分类号：G8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8）01-0040-06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e authors probed into the process of baseball localization in Japan in term of longitudinal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in such three transversal cultural dimensions as language dimension， religion dimension and nation dimension， and on such a basis， analyzed the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Japanese culture meeting foreign culture，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wasei-eigo” is the important representation of baseball localization in Japan； “quasi religious ritual” is the functional embodiment of baseball localization in Japan； “yakyuu philosophy” is the cultural root of baseball localization in Japan.
Key words： sports culture；Yakyuu；cultural dimension；wasei-eigo；quasi religious ritual；Bushido；Japan
文化扩散是文化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和结果。作为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受地域、经济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在全球文化扩散过程中，由于民族文化特质不尽相同，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相遇的结果也有所不同——趋同、冲突与融合[1]。
体育作为人类共有的优秀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全球文化扩散过程中体育文化同样在不断交流与互补，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世界上不同信仰、不同肤色人们的观念与生活方式，促进着人们的身心健康与社会的和谐发展[2]。然而关乎现代体育文化的全球化扩散，受民族间文化的包容性与融合性影响，外来体育文化的发展空间差异较大。
现代棒球在传入日本后，与日本传统文化产生了适应性的发展，被烙上日本文化的烙印，成为日本最受民众喜欢的运动项目之一。那么源于美国的棒球与日本文化何以共生？如何内化形成独立于美国棒球的日本棒球文化？文化要素在整个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一系列的问题值得关注。
1 日本棒球的引入与发展
棒球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球类项目，尽管其确切起源学界还存争议，但这并未影响美国人对其钟爱。对于美国而言，棒球已经超出了单纯体育的界限，有着极其特殊的象征意义。菱形球场和特殊的赛季安排是人们对四季轮回和乡土气息的美好回忆，球场上的每一次挥棒击打，都是对英雄主义的无限追捧和人生跌宕的展现[3]。
作为率先纳入有色人种的美国主流体育项目，棒球广纳不同社会背景的参与者，创造集体归属感，发挥移民整合的力量，为美国社会提供社会联系和社群想象的基础[4]。正如1927年埃尔默·贝利[5]所言：“棒球在秉性和心理上都是特别美式的……棒球是我们的国球，不仅是因为历史与发展，而且还因为其本质和特征。这项运动‘适合’美国人；它愉悦我们，满足我们，并代表我们。”
明治维新前夕，“黑船来航”事件引发的一系列日美不平等条约，让闭关锁国的日本国门打开；棒球随着居日美国人（海军和商人为主）的增多而进入到日本。事实上，在棒球运动引入日本的早期，日本人对棒球运动的参与甚少[6-7]。当时大部分美国人认为日本人“身体孱弱，不适合大强度的棒球运动，只能从事网球、槌球之类的‘柔’项目”[8]，同时作为美国的殖民地，不允许日本人进入美国棒球活动的场地[6-7]。
1871—1873年间，时任日本第一高等中学（东京大学前身）的美籍教师赫莱斯·威尔逊（Horace Wilson）以提升学生身体素质为目的，首次将棒球作为学校一种课外活动介绍到日本[9]。19世纪90年代，日本教育部开始推行户外体育运动，棒球运动在日本发展真正走入正轨。彼时的日本正在准备对华战争，军国民主义盛行，相比单打独斗的柔道和剑道，日本人发现，作为一项集体项目，棒球运动更有益于强化国民的“秩序、和谐、坚韧、自控”等意识，同时也有助于日本“忠诚、荣誉、勇气”新武士道精神的培养[10]。这一时期，日本棒球参与人数逐渐增多，竞技水平逐渐提高。有资料显示，从1897—1904年，第一高等中学棒球俱乐部和美国棒球队共9次交手，第一高等中学棒球俱乐部赢了8次，这对于当时曾受美国侵略的日本来说，极大鼓舞了国民的士气，也为民族赢得自尊。日本的爱国主义、军国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共同推进了棒球在日本的早期发展[11]。
2 和制英语下的“野球”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和交流媒介，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反映文化。作为特殊的符号系统，语言鲜明地体现了文化的特质和多样性[12]。同其它舶来的现代体育项目一样，棒球运动在1894年前是以片假名音译的，即ベースボール，音译“baseball”；直到1894年，同为第一高等中学的棒球部部员中马庚首次将棒球译为“野球”，这一改变不仅意味着棒球的日语词性由外来词汇向和式词汇的转变，同时也标志着日本“野球”文化的开始。至此，被誉为美国“国家消遣”的棒球由此开启了它的日本之旅。 2.1 语言和文化的交汇 其次，“野球”文化释放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宗教仪式作为宗教活动的存在和延续加强了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联系[20]，日本棒球界中的类宗教仪式同样能更好维系社会存在。但社会如果没有象征，则很难对看不见的“社会”有实感，所以社会的“可视化”正是通过对化身象征“圣物”的礼拜行为而实现的[31]。在日本学生棒球中，因为“甲子园”的一切就是圣物的化身，而圣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化作社会象征，所以在这一象征的感召下，有共同“信仰”的人会聚集在一起参加“集体仪典”，不论是球员在赛场上并肩作战的集团主义，或是观赛者为球队的竭力应援，整个氛围为情绪所笼罩，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体验到心醉神迷的感觉，起到积极的强化作用，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集体精神上的自信。如果说，宗教为共享的价值和目标提供一种非理性的解释，并且经常通过仪式周而复始巩固共同的感情，从而使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具有共同的价值观，促进社会的稳定[32]。那么，“野球”同样也是通过非世俗的社会关心，周而复始的“棒球赛事集会”，带给民众一种与现代社会所奉行的个人主义相反的集团主义理想，而这也正是战前学生棒球中所秉承至今未曾改变的风气[22]，进而更好维持社会团结。
除此之外，日本“野球”文化还积极展现着其强大的教育功能。对于观看棒球的人来说，“野球”所传达的是一种与现代社会个人主义相反的集团理想；对于参与棒球运动的人来说是一种时空对接，汲取日本棒球一直以来承载的精神意识。
4 “野球”的民族文化向度
“道”文化既是日本生活的重要内容，又是日本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关于“道”，日本辞典《广辞源》是这样解释的：一是指许多人经常通过的地方，即路；二是指某种专门的学问和技艺；三是人应遵循的原则、宗旨、神佛教义和宇宙原理[33]。日本文化范畴中“道”的内涵意取后两种解释，指将某种文化活动作为载体，以传授、传承、研修、学习各种技艺、技能为依托，以领悟某种精神为理念，从中得到性情陶冶，最终使行道者领悟事理之真谛[34]。棒球在日本文化中被冠以“道”，体现日本人对于棒球运动的崇敬和热爱。
“野球道”的发展在日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水岭：第1阶段，即武士道精神影响下的野球道；第2阶段，即现代体育精神影响下的野球道。
4.1 大和民族武士道精神的渗透
武士道是大和民族的灵魂精髓，也是日本民族的标准[35]。武士最早出现在公元八、九世纪的日本社会，后作为职业军人成为幕府统治时期的中坚，尽管其作为一种社会阶层于19世纪60年代末消失，然而武士的道德规范早已成为日本全民的道德规范。“忠、义、勇、武”的武士道精神亦成为了日本国民的灵魂[36]。
“花为樱花，人乃武士，一千个青年一千武士的魂……节操义烈勇全齐。为了实现心中理想，当对日月磨腕力，剑术柔道和射击，棒球比赛更需去。”②被誉为日本学生棒球之父的飞田穗洲最早将棒球与武士道精神贯通，提出“一球入魂”③为日本棒球的精神象征，由此奠定了日本棒球参与的信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和军部打压一切与军国民思想不相符的活动，棒球之所以未被取缔正是源于其“道”的规范与武士道精神的统一。当时的“野球道”精神由“重视练习数量”“注重精神和意志的无限超越性”“绝对服从”这3项条目构成，其对武士道精神的传承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忠、武勇、礼、质朴。
“忠”是武士道精神的基本理念，讲求“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以及对纪律的绝对服从，日本野球行动要求充分体现了这一点[37]。日本职业棒球组织纪律严密，要求队员绝对服从教练、前辈的指示，若有所违背可能会遭到停赛、停训。
“勇武”是武士道精神之根本。《军人敕谕》宜称：“武勇乃日本自古以来最尊贵的特色，身为日本人若无武勇，则愧对日本臣民。”“勇武”在日本棒球球员的戰术运用中最为突出。首先，日本棒球赛场上无谓的滑垒较多。在棒球比赛的规则之下，若球员出局结果明了，球员通常不采用滑垒技术，但在日本棒球场上，球员不畏受伤风险，冒险以滑垒形式奋力触垒的武勇与坚韧则屡见不鲜。其次，日本棒球赛场上“牺牲性”击球也体现了勇武的思想。有数据显示，日本棒球赛场上“牺牲性”击球的次数是美国职业棒球赛的2.5～3倍之多。
“礼”在武士道精神中意指心境的修炼，以达到个人精神境界与环境的协调统一，从而使个体精神意志能凌驾于物质层面之上，礼在日本棒球中主要表现为比赛中的礼仪规范，如日本棒球赛前对阵双方须整齐列队入场相互致敬，球员离场时应面向球场脱帽行礼。这些带有敬畏感的仪式背后，铭刻的不仅是武士道精神中的礼，同时也是日本棒球参与信仰的体现。
“质朴”作为武士的信条之一同样在道德律上约束着球员。20世纪50年代棒球比赛中的“口水球”现象猖狂，④特别是在棒球起源地美国十分普遍，但在后起的日本棒球界却不然，因为诚信象征着一名“棒球武士”质朴的品质。其次，在日美的职业棒球中，在球员与球队间存在一个第三方调停委员会组织，当球员因契约问题与球队发生分歧时，球员可向该组织申请调解，数据显示，相较美国，日本球员极少会诉求于这项制度，即使有选手请求第三方介入，仍会面临媒体舆论的谴责[37]，某种意义上体现了球员对自身的道德约束，以及当时日本棒球界的风气和价值观。
4.2 日本棒球运动的道化升华
正如露丝·本尼迪克特[38]所说：“在日本人心目中精神力量是更为本原的。在他们看来，物质是次要的、瞬间的，充其量不过是精神的表征；精神却是永存的，是一切力量的源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野球道”之“道”不再受制于为战争所利用的“武士道”精神，而是强调成为出色的人和自身的修炼，如“重视练习数量”逐渐由科学的训练方法所取代；“注重精神和意志的无限超越性”转变为身心协调全面发展的宗旨，意在通过野球的学习、娱乐得到精神的锻炼，达到自律精神的修炼，最终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绝对服从”的守则亦转为对自身与他者的尊重。 [21] 日本学生野球憲章. 日本学生野球協会[EB/OL]. [2017-02-15]. http：//www.student-baseball.or.jp/ charter_
rule/kenshou/pdf/charter.pdf.
[22] 竹村直樹. 儀礼論による高校野球の考察ー宗教的儀礼から相互作用儀礼へ[J]. 龍谷大学社会学部紀要，2015，46：130-141.
[23] 林伯修. 美日台职棒球团属地权经营之跨文化比较分析[D]. 台北：台湾师范大学，2004.
[24] COLLINS R. 脱常識の社会学——社会の読み方入門[M]. 井上俊，磯部卓三，訳. 東京：岩波書店，2002：83.
[25] なるほど統計学園[EB/OL]. [2017-02-15]. http：//www.stat.go.jp/naruhodo/c3d0809.htm.
[26] スポニチ. Sponichi Annex [EB/OL]. [2017-02-15]. http：//www.sponichi.co.jp/baseball/news/2015/09/12/kiji/K20150912011112780.html.
[27] 平成20年度体育·スポーツ施設現況調査の概要[EB/OL]. [2017-02-15]. http：//www.mext.go.jp/b_menu/
toukei/chousa04/shisetsu/kekka/__icsFiles/afieldfile/2010/04/14/1261398_1_1_1.pdf.
[28] 池井優. 日米野球比較論ー野球とベースボールの間[J]. 大學体育，2006，33（1）：33-44.
[29] 威廉·A·哈维兰. 文化人类学[M]. 瞿铁硼，张钰，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414.
[30] 清水諭，佐伯聰夫. スポーツの神話作用に関する研究ー高校野球の青春性について[J]. 日本体育学会大会，1986，37A：141.
[31] 作田啓一. デゥルケーム[M]. 東京：講談社，1983.
[32] 樊化江. 宗教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作用[J]. 中州统战，1998（9）：32-41.
[33] 新村出编. 广辞源[M]. 东京：岩波书店，1955：75-81.
[34] 肖霞. 略论日本文化中的“道”[J]. 民俗研究，2009（4）：238.
[35] 程龙，李昊宇. 武士道与日本民族精神[J]. 资治文摘，2015（9）：59.
[36] 高小岩. 浅析日本的武士道精神[J]. 日本问题研究，2006（2）：51.
[37] 松井真人. スポーツとレトリックー日本野球におけるメタファー[J]. 慶應義塾大学芸文学会芸文研究，1998（74）：240-252.
[38] 露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M]. 北塔，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9.
关 键 词：体育文化；野球；文化向度；和制英语；类宗教仪式；武士道；日本
中图分类号：G8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8）01-0040-06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e authors probed into the process of baseball localization in Japan in term of longitudinal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in such three transversal cultural dimensions as language dimension， religion dimension and nation dimension， and on such a basis， analyzed the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Japanese culture meeting foreign culture，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wasei-eigo” is the important representation of baseball localization in Japan； “quasi religious ritual” is the functional embodiment of baseball localization in Japan； “yakyuu philosophy” is the cultural root of baseball localization in Japan.
Key words： sports culture；Yakyuu；cultural dimension；wasei-eigo；quasi religious ritual；Bushido；Japan
文化扩散是文化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和结果。作为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受地域、经济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在全球文化扩散过程中，由于民族文化特质不尽相同，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相遇的结果也有所不同——趋同、冲突与融合[1]。
体育作为人类共有的优秀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全球文化扩散过程中体育文化同样在不断交流与互补，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世界上不同信仰、不同肤色人们的观念与生活方式，促进着人们的身心健康与社会的和谐发展[2]。然而关乎现代体育文化的全球化扩散，受民族间文化的包容性与融合性影响，外来体育文化的发展空间差异较大。
现代棒球在传入日本后，与日本传统文化产生了适应性的发展，被烙上日本文化的烙印，成为日本最受民众喜欢的运动项目之一。那么源于美国的棒球与日本文化何以共生？如何内化形成独立于美国棒球的日本棒球文化？文化要素在整个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一系列的问题值得关注。
1 日本棒球的引入与发展
棒球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球类项目，尽管其确切起源学界还存争议，但这并未影响美国人对其钟爱。对于美国而言，棒球已经超出了单纯体育的界限，有着极其特殊的象征意义。菱形球场和特殊的赛季安排是人们对四季轮回和乡土气息的美好回忆，球场上的每一次挥棒击打，都是对英雄主义的无限追捧和人生跌宕的展现[3]。
作为率先纳入有色人种的美国主流体育项目，棒球广纳不同社会背景的参与者，创造集体归属感，发挥移民整合的力量，为美国社会提供社会联系和社群想象的基础[4]。正如1927年埃尔默·贝利[5]所言：“棒球在秉性和心理上都是特别美式的……棒球是我们的国球，不仅是因为历史与发展，而且还因为其本质和特征。这项运动‘适合’美国人；它愉悦我们，满足我们，并代表我们。”
明治维新前夕，“黑船来航”事件引发的一系列日美不平等条约，让闭关锁国的日本国门打开；棒球随着居日美国人（海军和商人为主）的增多而进入到日本。事实上，在棒球运动引入日本的早期，日本人对棒球运动的参与甚少[6-7]。当时大部分美国人认为日本人“身体孱弱，不适合大强度的棒球运动，只能从事网球、槌球之类的‘柔’项目”[8]，同时作为美国的殖民地，不允许日本人进入美国棒球活动的场地[6-7]。
1871—1873年间，时任日本第一高等中学（东京大学前身）的美籍教师赫莱斯·威尔逊（Horace Wilson）以提升学生身体素质为目的，首次将棒球作为学校一种课外活动介绍到日本[9]。19世纪90年代，日本教育部开始推行户外体育运动，棒球运动在日本发展真正走入正轨。彼时的日本正在准备对华战争，军国民主义盛行，相比单打独斗的柔道和剑道，日本人发现，作为一项集体项目，棒球运动更有益于强化国民的“秩序、和谐、坚韧、自控”等意识，同时也有助于日本“忠诚、荣誉、勇气”新武士道精神的培养[10]。这一时期，日本棒球参与人数逐渐增多，竞技水平逐渐提高。有资料显示，从1897—1904年，第一高等中学棒球俱乐部和美国棒球队共9次交手，第一高等中学棒球俱乐部赢了8次，这对于当时曾受美国侵略的日本来说，极大鼓舞了国民的士气，也为民族赢得自尊。日本的爱国主义、军国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共同推进了棒球在日本的早期发展[11]。
2 和制英语下的“野球”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和交流媒介，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反映文化。作为特殊的符号系统，语言鲜明地体现了文化的特质和多样性[12]。同其它舶来的现代体育项目一样，棒球运动在1894年前是以片假名音译的，即ベースボール，音译“baseball”；直到1894年，同为第一高等中学的棒球部部员中马庚首次将棒球译为“野球”，这一改变不仅意味着棒球的日语词性由外来词汇向和式词汇的转变，同时也标志着日本“野球”文化的开始。至此，被誉为美国“国家消遣”的棒球由此开启了它的日本之旅。 2.1 语言和文化的交汇 其次，“野球”文化释放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宗教仪式作为宗教活动的存在和延续加强了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联系[20]，日本棒球界中的类宗教仪式同样能更好维系社会存在。但社会如果没有象征，则很难对看不见的“社会”有实感，所以社会的“可视化”正是通过对化身象征“圣物”的礼拜行为而实现的[31]。在日本学生棒球中，因为“甲子园”的一切就是圣物的化身，而圣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化作社会象征，所以在这一象征的感召下，有共同“信仰”的人会聚集在一起参加“集体仪典”，不论是球员在赛场上并肩作战的集团主义，或是观赛者为球队的竭力应援，整个氛围为情绪所笼罩，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体验到心醉神迷的感觉，起到积极的强化作用，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集体精神上的自信。如果说，宗教为共享的价值和目标提供一种非理性的解释，并且经常通过仪式周而复始巩固共同的感情，从而使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具有共同的价值观，促进社会的稳定[32]。那么，“野球”同样也是通过非世俗的社会关心，周而复始的“棒球赛事集会”，带给民众一种与现代社会所奉行的个人主义相反的集团主义理想，而这也正是战前学生棒球中所秉承至今未曾改变的风气[22]，进而更好维持社会团结。
除此之外，日本“野球”文化还积极展现着其强大的教育功能。对于观看棒球的人来说，“野球”所传达的是一种与现代社会个人主义相反的集团理想；对于参与棒球运动的人来说是一种时空对接，汲取日本棒球一直以来承载的精神意识。
4 “野球”的民族文化向度
“道”文化既是日本生活的重要内容，又是日本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关于“道”，日本辞典《广辞源》是这样解释的：一是指许多人经常通过的地方，即路；二是指某种专门的学问和技艺；三是人应遵循的原则、宗旨、神佛教义和宇宙原理[33]。日本文化范畴中“道”的内涵意取后两种解释，指将某种文化活动作为载体，以传授、传承、研修、学习各种技艺、技能为依托，以领悟某种精神为理念，从中得到性情陶冶，最终使行道者领悟事理之真谛[34]。棒球在日本文化中被冠以“道”，体现日本人对于棒球运动的崇敬和热爱。
“野球道”的发展在日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水岭：第1阶段，即武士道精神影响下的野球道；第2阶段，即现代体育精神影响下的野球道。
4.1 大和民族武士道精神的渗透
武士道是大和民族的灵魂精髓，也是日本民族的标准[35]。武士最早出现在公元八、九世纪的日本社会，后作为职业军人成为幕府统治时期的中坚，尽管其作为一种社会阶层于19世纪60年代末消失，然而武士的道德规范早已成为日本全民的道德规范。“忠、义、勇、武”的武士道精神亦成为了日本国民的灵魂[36]。
“花为樱花，人乃武士，一千个青年一千武士的魂……节操义烈勇全齐。为了实现心中理想，当对日月磨腕力，剑术柔道和射击，棒球比赛更需去。”②被誉为日本学生棒球之父的飞田穗洲最早将棒球与武士道精神贯通，提出“一球入魂”③为日本棒球的精神象征，由此奠定了日本棒球参与的信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和军部打压一切与军国民思想不相符的活动，棒球之所以未被取缔正是源于其“道”的规范与武士道精神的统一。当时的“野球道”精神由“重视练习数量”“注重精神和意志的无限超越性”“绝对服从”这3项条目构成，其对武士道精神的传承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忠、武勇、礼、质朴。
“忠”是武士道精神的基本理念，讲求“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以及对纪律的绝对服从，日本野球行动要求充分体现了这一点[37]。日本职业棒球组织纪律严密，要求队员绝对服从教练、前辈的指示，若有所违背可能会遭到停赛、停训。
“勇武”是武士道精神之根本。《军人敕谕》宜称：“武勇乃日本自古以来最尊贵的特色，身为日本人若无武勇，则愧对日本臣民。”“勇武”在日本棒球球员的戰术运用中最为突出。首先，日本棒球赛场上无谓的滑垒较多。在棒球比赛的规则之下，若球员出局结果明了，球员通常不采用滑垒技术，但在日本棒球场上，球员不畏受伤风险，冒险以滑垒形式奋力触垒的武勇与坚韧则屡见不鲜。其次，日本棒球赛场上“牺牲性”击球也体现了勇武的思想。有数据显示，日本棒球赛场上“牺牲性”击球的次数是美国职业棒球赛的2.5～3倍之多。
“礼”在武士道精神中意指心境的修炼，以达到个人精神境界与环境的协调统一，从而使个体精神意志能凌驾于物质层面之上，礼在日本棒球中主要表现为比赛中的礼仪规范，如日本棒球赛前对阵双方须整齐列队入场相互致敬，球员离场时应面向球场脱帽行礼。这些带有敬畏感的仪式背后，铭刻的不仅是武士道精神中的礼，同时也是日本棒球参与信仰的体现。
“质朴”作为武士的信条之一同样在道德律上约束着球员。20世纪50年代棒球比赛中的“口水球”现象猖狂，④特别是在棒球起源地美国十分普遍，但在后起的日本棒球界却不然，因为诚信象征着一名“棒球武士”质朴的品质。其次，在日美的职业棒球中，在球员与球队间存在一个第三方调停委员会组织，当球员因契约问题与球队发生分歧时，球员可向该组织申请调解，数据显示，相较美国，日本球员极少会诉求于这项制度，即使有选手请求第三方介入，仍会面临媒体舆论的谴责[37]，某种意义上体现了球员对自身的道德约束，以及当时日本棒球界的风气和价值观。
4.2 日本棒球运动的道化升华
正如露丝·本尼迪克特[38]所说：“在日本人心目中精神力量是更为本原的。在他们看来，物质是次要的、瞬间的，充其量不过是精神的表征；精神却是永存的，是一切力量的源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野球道”之“道”不再受制于为战争所利用的“武士道”精神，而是强调成为出色的人和自身的修炼，如“重视练习数量”逐渐由科学的训练方法所取代；“注重精神和意志的无限超越性”转变为身心协调全面发展的宗旨，意在通过野球的学习、娱乐得到精神的锻炼，达到自律精神的修炼，最终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绝对服从”的守则亦转为对自身与他者的尊重。 [21] 日本学生野球憲章. 日本学生野球協会[EB/OL]. [2017-02-15]. http：//www.student-baseball.or.jp/ charter_
rule/kenshou/pdf/charter.pdf.
[22] 竹村直樹. 儀礼論による高校野球の考察ー宗教的儀礼から相互作用儀礼へ[J]. 龍谷大学社会学部紀要，2015，46：130-141.
[23] 林伯修. 美日台职棒球团属地权经营之跨文化比较分析[D]. 台北：台湾师范大学，2004.
[24] COLLINS R. 脱常識の社会学——社会の読み方入門[M]. 井上俊，磯部卓三，訳. 東京：岩波書店，2002：83.
[25] なるほど統計学園[EB/OL]. [2017-02-15]. http：//www.stat.go.jp/naruhodo/c3d0809.htm.
[26] スポニチ. Sponichi Annex [EB/OL]. [2017-02-15]. http：//www.sponichi.co.jp/baseball/news/2015/09/12/kiji/K20150912011112780.html.
[27] 平成20年度体育·スポーツ施設現況調査の概要[EB/OL]. [2017-02-15]. http：//www.mext.go.jp/b_menu/
toukei/chousa04/shisetsu/kekka/__icsFiles/afieldfile/2010/04/14/1261398_1_1_1.pdf.
[28] 池井優. 日米野球比較論ー野球とベースボールの間[J]. 大學体育，2006，33（1）：33-44.
[29] 威廉·A·哈维兰. 文化人类学[M]. 瞿铁硼，张钰，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414.
[30] 清水諭，佐伯聰夫. スポーツの神話作用に関する研究ー高校野球の青春性について[J]. 日本体育学会大会，1986，37A：141.
[31] 作田啓一. デゥルケーム[M]. 東京：講談社，1983.
[32] 樊化江. 宗教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作用[J]. 中州统战，1998（9）：32-41.
[33] 新村出编. 广辞源[M]. 东京：岩波书店，1955：75-81.
[34] 肖霞. 略论日本文化中的“道”[J]. 民俗研究，2009（4）：238.
[35] 程龙，李昊宇. 武士道与日本民族精神[J]. 资治文摘，2015（9）：59.
[36] 高小岩. 浅析日本的武士道精神[J]. 日本问题研究，2006（2）：51.
[37] 松井真人. スポーツとレトリックー日本野球におけるメタファー[J]. 慶應義塾大学芸文学会芸文研究，1998（74）：240-252.
[38] 露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M]. 北塔，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