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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医科大学校长唐建武是一个儒雅的学者，他以一个学者的视角与姿态治校。上山下乡的人生体验赋予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练就了他豁达开阔的境界，也塑造了他扎实务实的个人风格；留学海外的丰富经历，则让他以战略眼光和国际化视野来看待现实和未来。在眼下中国高等教育进行自身改革之时，他正热切思考着中国大学的未来，“中国应承担起大国责任，尽快建立中国高等教育国际输出格局。”
唐建武总是习惯与媒体保持一定距离，尤其是涉及个人的采访。在经历了无数个忙碌间隙的等待之后，他被记者的真诚与执著打动，敞开胸怀，侃侃而谈，讲述了自己丰富的人生感悟及治校理念。
“许多时候，苦难也是笔财富”
许多人、许多事容易消逝，但有些人、有些事却无法遗忘也不可遗忘。再忆当年，唐建武很是感慨，记忆中最深刻的莫过于上山下乡、参加高考那段经历。
唐建武出生在大连，1968年正值“文革”期间，年仅15岁的唐建武离开家乡大连到几百里外的农村插队落户，由此开始了上山下乡的生活。
“我的父母当年就是我现在所在学校的老师。”唐建武回忆说，当时，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恶化，中苏边境出现了紧张局势。为此中央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搞好“三线”建设。于是，在一线沿海地区的工厂、医院、学校等重要单位，纷纷被搬迁到内地的三线城市。
在辽宁农村待了几个月后，唐建武就随父母所在的大连医学院(1994年更名为大连医科大学)，千里迢迢来到了贵州遵义。
之后漫长的9年时间里，唐建武放下了自己喜爱的书本，用稚嫩的肩头扛起生活的重担。他当过3年的知青，5年的技术员，也做过几个月的矿工。当矿工这段经历让他时至今日都无法忘却。
“当时我在六盘水水城矿务局一家选煤厂，工作就是选煤，道理其实很简单，石头的重量是重的，煤的重量是轻的。通过水的作用，重的石头就沉到水下，轻的煤就飘到水上。其中，越轻的煤，质量越好。”他说，他记得更清楚的是每天工人弟兄们下矿井时那满脸的悲壮。
尽管那段日子生活是艰辛的，却使站在命运及现实面前的唐建武练就了坚强、乐观、豁达的性格，“许多时候，苦难也是一笔财富。”“我真得感谢那个时代，感谢那些经历，它让我认识了社会，认识了工农，也认识了我本人。”他颇有感触地说。
1977年，停滞了10年的高考制度得到恢复，这一机遇彻底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走向。
“人生中，有那么三两个时刻，在一辈子的记忆中，总是那么新鲜、那么强烈。对七七级的大学生们来说，恐怕从未有过哪一个时刻，也不会再有哪个时刻能比当年高考那一幕更富于决定人生命运的戏剧性了。”作为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曾这样描述那段经历。
那是“时代的拐点”，更是“人生的拐点”。同柯炳生一样，也是七七级大学生的唐建武有着相同的感受。尽管30多年过去了，在他的记忆里，当年的画面依然清晰。
当深藏已久的大学梦被唤醒，唐建武似乎看到了希望，尽管当时已经24岁了，但他知道，这是唯一的机会。
但现实是残酷的，他已经很久没有摸过书本了。“我小学念了5年，初中也只上了1年。”仅仅接受过6年的正规学校教育，在那种条件下，没有任何的复习资料。“那个时候，能看到的书很少。获知恢复高考后，仅仅突击复习了两三个月。”对于过程，唐建武轻描淡写，但背后的付出只有他自己知道，不顾一切地学习，不畏任何困难，为理想一搏，唐建武终圆了大学梦。高考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从农村一下子到了大学，这种境遇的突变无疑是梦幻般的，抱着为国家建设作贡献的理想，那代人对于知识的渴望近乎痴狂。
“那个时候是真的想学习，知道这样的机会来之不易。”唐建武回忆，当时学校俱乐部周末放电影，大家都坐在教室里看书，辅导员要赶大家去看电影才行。赶上考试，有的学生整宿不睡觉，在自习室里看书。自习室关门了，就跑到路灯底下继续看。
大学5年，唐建武没有丝毫懈怠。他笑谈，已经记不得有多少次了，因为在图书馆看书太过痴迷，图书馆关门了，自己被反锁在里面了，都浑然不知。
时光转瞬即逝，但5年的熏陶却让唐建武终身受益。他说他把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都留在了大学，“我经常回忆起那段时光，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l”他无限感慨。
90年代初，已经在大连医科大学任副教授的唐建武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被国家教委(今教育部)派到荷兰Utrecht大学学习，后来又被派到美国Michigan大学学习。
留学生涯不仅扩宽了他的视野，国内外的差距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当时，国外对中国的认知极其有限，认为中国十分贫困落后。我所在的那个实验室里，有来自各国的留学生。大家评价的时候，会说这个中国人怎么样，那个美国人怎么样。”对唐建武而言，这种特别的称呼方式无形中变成一种压力，他在心中默念，“一定不能给中国人丢脸”，也因此暗下决心，“做什么事都一定要努力”。
这也是那个年代中国公派留学生共有的体会，强烈的使命感使他们身上总会不自觉透出一股要报效祖国的热情，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也让他们时刻提醒自己要为祖国争气。“在国内的时候是很难体会到那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的。所以，我常对即将出国的学生讲，当你到国外，别人把你当老外看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中国’这个词的分量有多重!”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用超乎常人的付出努力不断证明中国学者是不差的，中国人是有能力的。唐建武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也获得了他所在实验室教授的认可，这个荷兰教授破例让唐建武去指导自己的生物医学专业的硕士生。
这段留学经历让唐建武受益的还有英语口语。如今，他一口流利的外语就是在那个时候练成的。他说，在国外会经常被问到，“你的英语在哪里学的?”其实，他们是惊讶于一个中国人能讲如此地道的英语。
他解释，“那个时候，中国学习英语的方式主要以写为主，很少注重听、说。大学时，我花了大量时间来学习外语。之后，有机会到国外学习，对我的英语提升有很大帮助。”他说自己非常喜欢英语这门语言，除了专业外，做笔记最多的、花时间最多的这也是他最愿意做的。
如今，这门语言也给他的工作和学术带来很多帮助。“作为教授，我需要同国际上相关领域的专家、教授沟通；作为校长，我也需要同国外大学的校长们交流。”唐建武说。
“这两件事不可能都做得很好，但可以努力做得好一些”
学成归国后，唐建武回到了大连医科大学。海外的学习经历让他迅速脱颖而出，被提拔为该校二级学院的院长。之后，唐建武就慢慢走上了行政岗位。90年代中期，先后担任了大连市卫生局副局长、大连医科大学副校长等职务。2002年3月，他正式担任大连医科大学校长，一千就是8年。 相对于校长职务，他更看重自己的学者身份。“我做校长的兴趣远远低于我学外语、做业务的兴趣，我常常会忘记自己的校长身份，身边的人也总是提醒我，你是校长。”他爽朗地大笑。
翻阅唐建武的履历，其中罗列着众多的科研成果。正是凭借一种锲而不舍、勇于探索的精神，唐建武以出色的成果证明了中国学者在医学方面的杰出研究能力，他在国内外杂志上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表各类论文80余篇，其中一些为SCI和“美国生物学文摘”等摘编、引用。
身为人师，唐建武对青年学子更是关爱有加。他一直坚持带研究生，坚持给本科生上课。他说，“既然要求硕士生博士生经常在实验室做研究，自己就要做出表率，始终耕耘在教学科研第一线。”
同样是教学生，唐建武也感到，在国内被学生“问倒”的次数很少。在国外，他就有类似这样的遭遇，“国外学生的思维很活跃，有的问题，我一时无法给出答案，只能回去再仔细思考一下，才能回答。”他由衷赞叹国外学生的求知与批判精神，“而这种精神恰恰是我们的学生最缺乏的。”他遗憾地说。
为此，他经常鼓励自己的学生，“科学研究需要刨根问底，需要一种探求真理的执著精神与认真态度。”在他看来，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问题是培养学生科研素质的一个关键。所以，他总是有意识地启发学生从已经发表的科研成果中找出不足，鼓励他们建立起自己判断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除了求知与批判精神，科学研究还需要极度的耐心和严谨。“在学术上，来不得半点马虎。”唐建武总是逐字逐句、逐个标点符号修改学生的论文，通过言传身教影响着学生。每年春节，他都会和他的博士生们聚会。谈起当年的大学和研究生生活，他们都念念不忘这位严师，言谈之间表现出了深深的敬意和感激之情。直到现在，他们已成为硕士生博士生导师了，还保留着唐老师当年给他们密密麻麻修改过的论文原稿，并以此来严格要求自己的学生。
除了专业，唐建武还肩负着校长之责。专业、管理两条线平行向前推进，当下许多大学校长都承担着这一双重压力。唐建武坦言，这些年自己一直尝试在校长与教授之间找到平衡，“这两件事不可能都做得很好，但可以努力做得好一些。”
为了更为合理有效地利用时间，唐建武对自己的时间作了细分。“一周有14个半天，我基本上要拿出10个半天，也就是周一到周五来做行政工作，剩下的4个半天，也就是周六周日来做业务。我还会尽量把早晨、中午和晚上时间也利用起来，用来工作。”时间对唐建武而言，真的就像海绵里的水，他拼命地挤压。所以，只要不出差，在大连医科大学，唐建武的办公室熄灯永远是最晚的，“我常常加完班后，从办公室到停车场，四周望去几乎是空空一片了。”他笑称，自己年轻的时候是“拼命三郎”，读书，做研究、写文章常常是熬到凌晨两三点钟。“我喜欢这种安静的状态，可以认真去思考一些事情，但就是觉得觉不够睡。”
如此看来，成绩的取得与他的刻苦努力不可分割，但唐建武却强调，这是团队协作的结果。“走到今天，不是我的能力比别人强多少，而是因为获得了这样的机会。做好一件事需要一个团队。做校长，我需要一个优秀的行政团队；做业务，我需要一个优秀的专业团队。”
“中国大学在进行自身改革的同时，也要争取世界话语权”
从海归学者成长为一名大学校长，唐建武对高等教育的思考越来越深刻。
“中国大学在进行自身改革的同时，也要争取世界话语权。”今年全国“两会”上，他就提出了“尽快建立中国高等教育国际输出格局”的建议。
“中国高等教育在目前情况下要尽快融入国际大的发展趋势，中国高等教育应该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吸引国外留学生到中国读书。”在他看来，在全球日益信息化、国际化的大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愈来愈成为影响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整体实力的不断提高和中国对外影响的持续扩大，我国不仅已成为世界上派出留学生数量最多的国家，近年也已进入国际留学生主要目的国的行列，逐渐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国际输出功能。
但令他忧虑的是，“面对当前预演愈烈的国际高等教育竞争态势，深切感到中国对外留学生教育工作中仍然存在的不少突出问题和亟待解决的困难。”
他分析，无论在留学生数量规模上，还是在专业层次分布上，或者在生源国别上，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而且随着国内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逐年下降，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利用不足的问题也势必日益显现。
他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应抓紧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和全球国际化发展趋势的中国式高等教育输出格局，大力发展国内来华留学生教育，并积极创造条件在国外设立分校，全方位促进从世界范围内由留学生的“美国制造”为主逐渐向“中国制造”为主转变。
吸引更多外国留学生到中国来，也是唐建武多年来的办学理想，他也将这种眼光与勇气延续到大连医科大学的实践中。“国际化办学，已经成为大连医科大学的发展战略。”唐建武说。
大胆而富于前瞻的战略决策使大连医科大学拥有了浓厚的国际化氛围。如今，这所大学已经成为国内攻读学历学位留学生最多的高校之一，有一千多名来自七十多个国家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在黄海之滨美丽的校园中学习。
然而，如何去驾驭这种局面，依靠什么吸引数量如此之多的留学生?“依靠办学质量、水平。”唐建武认为，要积极提升来华留学生教育学科发展、师资培训、教材开发、教学管理等工作水平，陆续建立一批有竞争力的、以英语为授课语言的学士、硕士课程体系，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优势品牌专业，才能取得留学生们的认可，才能在世界高等教育竞争的大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面对这样一个文化转型和社会转型的特定时期，中国大学校长的责任和使命极其艰巨复杂，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唐建武深知，国际化建设是大学的一种使命，完成它是一种责任。他要带领大连医科大学这艘航船沿着国际化的道路驶向远方……
唐建武总是习惯与媒体保持一定距离，尤其是涉及个人的采访。在经历了无数个忙碌间隙的等待之后，他被记者的真诚与执著打动，敞开胸怀，侃侃而谈，讲述了自己丰富的人生感悟及治校理念。
“许多时候，苦难也是笔财富”
许多人、许多事容易消逝，但有些人、有些事却无法遗忘也不可遗忘。再忆当年，唐建武很是感慨，记忆中最深刻的莫过于上山下乡、参加高考那段经历。
唐建武出生在大连，1968年正值“文革”期间，年仅15岁的唐建武离开家乡大连到几百里外的农村插队落户，由此开始了上山下乡的生活。
“我的父母当年就是我现在所在学校的老师。”唐建武回忆说，当时，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恶化，中苏边境出现了紧张局势。为此中央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搞好“三线”建设。于是，在一线沿海地区的工厂、医院、学校等重要单位，纷纷被搬迁到内地的三线城市。
在辽宁农村待了几个月后，唐建武就随父母所在的大连医学院(1994年更名为大连医科大学)，千里迢迢来到了贵州遵义。
之后漫长的9年时间里，唐建武放下了自己喜爱的书本，用稚嫩的肩头扛起生活的重担。他当过3年的知青，5年的技术员，也做过几个月的矿工。当矿工这段经历让他时至今日都无法忘却。
“当时我在六盘水水城矿务局一家选煤厂，工作就是选煤，道理其实很简单，石头的重量是重的，煤的重量是轻的。通过水的作用，重的石头就沉到水下，轻的煤就飘到水上。其中，越轻的煤，质量越好。”他说，他记得更清楚的是每天工人弟兄们下矿井时那满脸的悲壮。
尽管那段日子生活是艰辛的，却使站在命运及现实面前的唐建武练就了坚强、乐观、豁达的性格，“许多时候，苦难也是一笔财富。”“我真得感谢那个时代，感谢那些经历，它让我认识了社会，认识了工农，也认识了我本人。”他颇有感触地说。
1977年，停滞了10年的高考制度得到恢复，这一机遇彻底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走向。
“人生中，有那么三两个时刻，在一辈子的记忆中，总是那么新鲜、那么强烈。对七七级的大学生们来说，恐怕从未有过哪一个时刻，也不会再有哪个时刻能比当年高考那一幕更富于决定人生命运的戏剧性了。”作为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曾这样描述那段经历。
那是“时代的拐点”，更是“人生的拐点”。同柯炳生一样，也是七七级大学生的唐建武有着相同的感受。尽管30多年过去了，在他的记忆里，当年的画面依然清晰。
当深藏已久的大学梦被唤醒，唐建武似乎看到了希望，尽管当时已经24岁了，但他知道，这是唯一的机会。
但现实是残酷的，他已经很久没有摸过书本了。“我小学念了5年，初中也只上了1年。”仅仅接受过6年的正规学校教育，在那种条件下，没有任何的复习资料。“那个时候，能看到的书很少。获知恢复高考后，仅仅突击复习了两三个月。”对于过程，唐建武轻描淡写，但背后的付出只有他自己知道，不顾一切地学习，不畏任何困难，为理想一搏，唐建武终圆了大学梦。高考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从农村一下子到了大学，这种境遇的突变无疑是梦幻般的，抱着为国家建设作贡献的理想，那代人对于知识的渴望近乎痴狂。
“那个时候是真的想学习，知道这样的机会来之不易。”唐建武回忆，当时学校俱乐部周末放电影，大家都坐在教室里看书，辅导员要赶大家去看电影才行。赶上考试，有的学生整宿不睡觉，在自习室里看书。自习室关门了，就跑到路灯底下继续看。
大学5年，唐建武没有丝毫懈怠。他笑谈，已经记不得有多少次了，因为在图书馆看书太过痴迷，图书馆关门了，自己被反锁在里面了，都浑然不知。
时光转瞬即逝，但5年的熏陶却让唐建武终身受益。他说他把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都留在了大学，“我经常回忆起那段时光，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l”他无限感慨。
90年代初，已经在大连医科大学任副教授的唐建武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被国家教委(今教育部)派到荷兰Utrecht大学学习，后来又被派到美国Michigan大学学习。
留学生涯不仅扩宽了他的视野，国内外的差距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当时，国外对中国的认知极其有限，认为中国十分贫困落后。我所在的那个实验室里，有来自各国的留学生。大家评价的时候，会说这个中国人怎么样，那个美国人怎么样。”对唐建武而言，这种特别的称呼方式无形中变成一种压力，他在心中默念，“一定不能给中国人丢脸”，也因此暗下决心，“做什么事都一定要努力”。
这也是那个年代中国公派留学生共有的体会，强烈的使命感使他们身上总会不自觉透出一股要报效祖国的热情，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也让他们时刻提醒自己要为祖国争气。“在国内的时候是很难体会到那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的。所以，我常对即将出国的学生讲，当你到国外，别人把你当老外看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中国’这个词的分量有多重!”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用超乎常人的付出努力不断证明中国学者是不差的，中国人是有能力的。唐建武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也获得了他所在实验室教授的认可，这个荷兰教授破例让唐建武去指导自己的生物医学专业的硕士生。
这段留学经历让唐建武受益的还有英语口语。如今，他一口流利的外语就是在那个时候练成的。他说，在国外会经常被问到，“你的英语在哪里学的?”其实，他们是惊讶于一个中国人能讲如此地道的英语。
他解释，“那个时候，中国学习英语的方式主要以写为主，很少注重听、说。大学时，我花了大量时间来学习外语。之后，有机会到国外学习，对我的英语提升有很大帮助。”他说自己非常喜欢英语这门语言，除了专业外，做笔记最多的、花时间最多的这也是他最愿意做的。
如今，这门语言也给他的工作和学术带来很多帮助。“作为教授，我需要同国际上相关领域的专家、教授沟通；作为校长，我也需要同国外大学的校长们交流。”唐建武说。
“这两件事不可能都做得很好，但可以努力做得好一些”
学成归国后，唐建武回到了大连医科大学。海外的学习经历让他迅速脱颖而出，被提拔为该校二级学院的院长。之后，唐建武就慢慢走上了行政岗位。90年代中期，先后担任了大连市卫生局副局长、大连医科大学副校长等职务。2002年3月，他正式担任大连医科大学校长，一千就是8年。 相对于校长职务，他更看重自己的学者身份。“我做校长的兴趣远远低于我学外语、做业务的兴趣，我常常会忘记自己的校长身份，身边的人也总是提醒我，你是校长。”他爽朗地大笑。
翻阅唐建武的履历，其中罗列着众多的科研成果。正是凭借一种锲而不舍、勇于探索的精神，唐建武以出色的成果证明了中国学者在医学方面的杰出研究能力，他在国内外杂志上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表各类论文80余篇，其中一些为SCI和“美国生物学文摘”等摘编、引用。
身为人师，唐建武对青年学子更是关爱有加。他一直坚持带研究生，坚持给本科生上课。他说，“既然要求硕士生博士生经常在实验室做研究，自己就要做出表率，始终耕耘在教学科研第一线。”
同样是教学生，唐建武也感到，在国内被学生“问倒”的次数很少。在国外，他就有类似这样的遭遇，“国外学生的思维很活跃，有的问题，我一时无法给出答案，只能回去再仔细思考一下，才能回答。”他由衷赞叹国外学生的求知与批判精神，“而这种精神恰恰是我们的学生最缺乏的。”他遗憾地说。
为此，他经常鼓励自己的学生，“科学研究需要刨根问底，需要一种探求真理的执著精神与认真态度。”在他看来，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问题是培养学生科研素质的一个关键。所以，他总是有意识地启发学生从已经发表的科研成果中找出不足，鼓励他们建立起自己判断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除了求知与批判精神，科学研究还需要极度的耐心和严谨。“在学术上，来不得半点马虎。”唐建武总是逐字逐句、逐个标点符号修改学生的论文，通过言传身教影响着学生。每年春节，他都会和他的博士生们聚会。谈起当年的大学和研究生生活，他们都念念不忘这位严师，言谈之间表现出了深深的敬意和感激之情。直到现在，他们已成为硕士生博士生导师了，还保留着唐老师当年给他们密密麻麻修改过的论文原稿，并以此来严格要求自己的学生。
除了专业，唐建武还肩负着校长之责。专业、管理两条线平行向前推进，当下许多大学校长都承担着这一双重压力。唐建武坦言，这些年自己一直尝试在校长与教授之间找到平衡，“这两件事不可能都做得很好，但可以努力做得好一些。”
为了更为合理有效地利用时间，唐建武对自己的时间作了细分。“一周有14个半天，我基本上要拿出10个半天，也就是周一到周五来做行政工作，剩下的4个半天，也就是周六周日来做业务。我还会尽量把早晨、中午和晚上时间也利用起来，用来工作。”时间对唐建武而言，真的就像海绵里的水，他拼命地挤压。所以，只要不出差，在大连医科大学，唐建武的办公室熄灯永远是最晚的，“我常常加完班后，从办公室到停车场，四周望去几乎是空空一片了。”他笑称，自己年轻的时候是“拼命三郎”，读书，做研究、写文章常常是熬到凌晨两三点钟。“我喜欢这种安静的状态，可以认真去思考一些事情，但就是觉得觉不够睡。”
如此看来，成绩的取得与他的刻苦努力不可分割，但唐建武却强调，这是团队协作的结果。“走到今天，不是我的能力比别人强多少，而是因为获得了这样的机会。做好一件事需要一个团队。做校长，我需要一个优秀的行政团队；做业务，我需要一个优秀的专业团队。”
“中国大学在进行自身改革的同时，也要争取世界话语权”
从海归学者成长为一名大学校长，唐建武对高等教育的思考越来越深刻。
“中国大学在进行自身改革的同时，也要争取世界话语权。”今年全国“两会”上，他就提出了“尽快建立中国高等教育国际输出格局”的建议。
“中国高等教育在目前情况下要尽快融入国际大的发展趋势，中国高等教育应该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吸引国外留学生到中国读书。”在他看来，在全球日益信息化、国际化的大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愈来愈成为影响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整体实力的不断提高和中国对外影响的持续扩大，我国不仅已成为世界上派出留学生数量最多的国家，近年也已进入国际留学生主要目的国的行列，逐渐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国际输出功能。
但令他忧虑的是，“面对当前预演愈烈的国际高等教育竞争态势，深切感到中国对外留学生教育工作中仍然存在的不少突出问题和亟待解决的困难。”
他分析，无论在留学生数量规模上，还是在专业层次分布上，或者在生源国别上，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而且随着国内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逐年下降，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利用不足的问题也势必日益显现。
他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应抓紧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和全球国际化发展趋势的中国式高等教育输出格局，大力发展国内来华留学生教育，并积极创造条件在国外设立分校，全方位促进从世界范围内由留学生的“美国制造”为主逐渐向“中国制造”为主转变。
吸引更多外国留学生到中国来，也是唐建武多年来的办学理想，他也将这种眼光与勇气延续到大连医科大学的实践中。“国际化办学，已经成为大连医科大学的发展战略。”唐建武说。
大胆而富于前瞻的战略决策使大连医科大学拥有了浓厚的国际化氛围。如今，这所大学已经成为国内攻读学历学位留学生最多的高校之一，有一千多名来自七十多个国家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在黄海之滨美丽的校园中学习。
然而，如何去驾驭这种局面，依靠什么吸引数量如此之多的留学生?“依靠办学质量、水平。”唐建武认为，要积极提升来华留学生教育学科发展、师资培训、教材开发、教学管理等工作水平，陆续建立一批有竞争力的、以英语为授课语言的学士、硕士课程体系，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优势品牌专业，才能取得留学生们的认可，才能在世界高等教育竞争的大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面对这样一个文化转型和社会转型的特定时期，中国大学校长的责任和使命极其艰巨复杂，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唐建武深知，国际化建设是大学的一种使命，完成它是一种责任。他要带领大连医科大学这艘航船沿着国际化的道路驶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