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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杨凤鸣,1937年3月6日生于天津,乳名“卫生”。1944年,在王克桥村入小学读书。1956年,任联村高级社会计股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任王克桥村党支部书记。1964年,他出席河北省劳模会,获得省劳动模范称号,并因改造盐碱地获奖。1965年,因学用毛主席著作,带领群众改变王克桥面貌的事迹,成为全省农村支部书记的学习榜样。《河北日报》、《保定日报》及河北电台集中大力宣传他的事迹。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心中有个红太阳》的单行本。1966年,国庆节登天安门观礼,并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在随后开始的“文革”中被“造反派”夺权,在全县游街批斗近三年。1971年2月15日,经河北省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准,任雄县县委副书记。同年当选为中共河北省委委员。1973年,经省委批准任中共雄县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1974年至1976年间,杨凤鸣在雄县接待了从北京前来休养和避难的老干部王震、余秋里、于若木等50多名老同志,与他们结下了深厚感情。1976年,杨凤鸣被省委任命为中共保定地委代理第一书记。1978年,被省委任命为中共衡水地委副书记。1996年退休,任雄县华雄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至今。
最年轻的大队书记
1954年,我16岁,刚刚高小毕业。这一年,我们王克桥村刚闹农业合作社,村里组织了一个40户农业社,我当时积极报名参加。当时村里的财务会计工作任务很重,入社的社员们也最关心集体利益不被侵犯损害。因此,会计的人选一时难以确定,就由社员们投票选举来决定。选举下来,我的票还最多,我也就成为了这个小社的会计。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能担此重任,心里高兴极了。到1955年,那个小社又扩大了,扩大了几十户。到1955年底,我们就弄高级社,就不是初级社了,这个高级社就是几个小社合在一块的,我也就当上了高级社的会计。到1956年,王黑营和王克桥两村合并,成立了一个大社,这两个村是一个会计,还得选举,我又被选为两村的会计。
后来我就被送到保定地区农业合作干部学校学习,这所学校专门培养农村需要的会计和主任。全保定地区的农业干部都上那学习,学了半年多。在这个学校学到的记账方法和原来的都不一样。原来是收支,现在改成借贷了。后来参加学习的干部们又编成了组,到基层大队去实习了半年多。学习完成后,我又回到王克桥继续当会计,那会儿我就不是会计了,是会计股长了。因为这个账管得太多,它需要一家一户,一亩地一亩地的算。稻子种多少,玉米种多少,小麦又是多少,挺复杂的。我在整个村里是大队的副主任兼会计股长。
我能在大队里当上个一官半职,不是硬性指派的,是群众一家一家投票选出来的。当然,这也归功于我人缘儿好。但最关键的是会计这个职务,老百姓怕你贪污,担心你拿他们的钱和物,所以对谁当选特别在意。我原来年轻的时候在学校里就先后担任过少先队的大队长、学生干部、团支部委员。对老百姓的态度当然是不能动他们一分钱,所以选举的时候我得票最多。
到1958年又搞了大社,这个大社原来一个支部书记,变成大村后一个支部就不行了,形成了几个村一个支部。我们那儿是三个村一个支部,我被选为三个村里的党支部委员,上这三个村里办公。后来这个公社不弄了,又恢复成各村,这个大队又分开了,我又回这村。1958年,乡党委派人整理了这个支部,经过改选,我当选为支部书记。当时这个体制的变化,太快了,谁也不知道这么快,那儿正干的有劲呢,说分家就分开了。
选举会计或者支部书记的竞争可激烈了。群众对候选人都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总的来说还是拥护我的人多,这说明我在王克桥的基础比较深,你看我年轻吧,可都拿我当大人看。1958年当支部书记,当时那些班子,哪有十几岁当支部书记的,都是老的。一是因为我年轻,二是我家在村里又穷又孤、单门独户,不仅支部的干部不服气,村里很多人也放心不下。从我内心讲,我是太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了。在我们雄县的土地上,古代有杨家将,抗战时期有白洋淀的英雄们,这些都是心目中埋藏已久的榜样。但问题是怎么个搞法?从哪里入手?
盐碱地里刨出奇迹
王克桥大队有2400亩地,其中1500亩是盐碱地,产量很低,村民年年吃国家救济粮。大片盐碱地是大队头上的一座大山,这座大山不去掉,王克桥大队的产量无从谈起。我听老人们说,王克桥大队的地早年没这么碱化,是闹大水后才碱化的。俺们这个村是大清河这么传过来的,因为是河边的地,每年到了时候,这水就一涨一涝,水走了,把碱给留下了,所以这边盐碱地特别多。
我改革盐碱地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时我想的法是拉沙盖碱,就是利用沙土把这个碱盖上,这个沙土不是有透气性吗?土地里为什么有碱,就是因为它不透气了。这个水走了以后,这个碱留下了。后来我每年都拉沙盖碱,结果拉也解决不了问题,碱层已经形成了,它在地里已经板结,下雨的时候雨水不往下渗。我就琢磨这东西怎么弄啊?怎么解决不了呢?后来我发现它是过去的河淤,这层东西淤成了以后,那碱就下不去了。
经过一番调查,我带上人在大片碱地里挖了一百多个探测坑。开了春,我就组织党团员翻地突击队,选择了两亩多的重碱地,翻了二尺多深,把压在地下的好土翻上来,种上了红高粱。秋后,这块不拿苗的老碱地,当年就收了510斤粮食。深翻改碱的事实,解除了人们的疑惑,统一了人们的思想。这年秋天,全大队一百多劳力向碱地开始了斗争。干了几天一计算,一个壮小伙子一天才挖几厘地,有些人动摇了。我就跟大家伙讲毛主席的话,讲愚公移山的事情。愚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百多个人,一人一天翻四厘,用不了几年就能把1500亩碱地翻完。鼓劲是鼓劲,那活儿干起来是老累了。那会儿也没什么工具,就是铁锹。累到什么程度啊,我早上起来把饭吃了以后就下地,累得不行了我就坐到地上休息一会,一坐可不要紧,扑腾躺那儿就睡着了。哪有中午回家休息的呢,都在地里,躺在那儿休息一会儿。中午没时间睡觉,大部分时间我们休息都上大队部睡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没电话。当时几万人口一个大公社叫做管理区,管理区里有一个大喇叭,大喇叭下面带着个小喇叭,把这个小喇叭搁在办公室里,这一喊它就叫你。
从1961年开始,只不过四五年时间,王克桥的五百亩重碱地已经掘了四百多亩,还翻了六百亩轻碱地。这些地过去亩产不过百斤粮食,1964年平均达到每亩产量300多斤。
1958年搞大食堂,人们都上一块吃饭,这全村一共八个食堂,一日三餐都在那吃。我们大队吃的比别的大队好,粮食也多。说吃的好就是能做到粗粮管饱。比如说主食,大部分是窝头,馒头很少。菜就是大锅炒菜,菜弄的也不错。主要是萝卜白菜,肉很少,萝卜白菜都能吃饱了,就变着法吃。
我们这村真正一年四季都吃饱的时候不多,1958年那年吃饱了,吃得都挺好。到1959年就开始往下滑了,就不行了。我们村里没有吃的了,这事赖我。为什么赖我?那会不是讲统购统销嘛,这么多庄稼,应该交多少公粮。你爱剩多少剩多少,公粮可不能不交。你种庄稼不好了,你就少吃点呗。我1959年种的萝卜多,萝卜不用交公粮。那年挖了很多这种大萝卜。有大萝卜就顶上了,食堂就开始吃萝卜。这本身也是个机遇,总的来说种的萝卜丰收了,丰收了国家也不拿公粮。到1960年别的村挨饿的时候,我们有大萝卜,虽然不能顶的时间太长,但也能解饱,我们没挨饿。
从劳模到书记
我在村里干了这几年,村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俺们那还有个老县委书记,叫孟继生,孟书记原来是国家石油局的局长,1962年刘少奇派了一部分人下来搞试点,他就是那时下来的,来到雄县当县委书记。他是保定人,抗日战争时候孟书记两口子都在保定。他来到雄县后想抓个试点,听说王克桥有个年轻的支部书记干得不错,就让秘书来我家找我。他秘书来的时候,我正在学毛著,秘书问我看得懂吗?我说看的懂。当时全国正在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我不但学毛著,还写了好些学习日记。所谓的学习日记,就是今天我看毛著有什么心得,我就把它记下来,在和毛主席思想对照,找出自己的差距。秘书翻出我的日记来,看了一下感觉不是三天两天的事,应该是写了很长时间了。他说这个小孩怪,回去就跟县委书记说了。县委书记说我看看去,他就上我们王克桥来了。他跟我探讨探讨主席著作里面的东西,可是我有的理解,有的不理解。这个县委书记对我很好,到处说:杨凤鸣这个小伙子岁数不大,怎么这么爱开书呢?这个小孩行。
后来记得是1962年吧,他在一个会上表扬了我。其实这个表扬,我当时也没在场。他表扬后,下面都挺重视这个事,都到我们那儿去。我当时很好学,脑子也好使,毛主席思想这几本我差不多都看了。这个县委书记后来又带着秘书去了,这回住的时间长,待了好几个月。就这样总接触,俺们就熟了。有时他也叫我上县里来,慢慢地就形成这么一种关系。他的秘书都是大学生,对我挺好。
1964年春天,河北省召开“学毛著积极分子会议”,上面通知我参加这个会议去。可是参加会议去,讲什么啊,也没个材料。后来县里让我帮助组织些材料,比如通过学毛著怎么改造的盐碱地啊,就列举这方面的内容和联系群众这方面的实际。那次会议全省共去了四十个人在会上发言,我没有发言,但是会上有我组织的材料。我参加省里的会议回来以后,组织上叫我参加保定“学毛著积极分子会议”,这个会议大,有一千多人,我按照出席省里会议材料的精神发言了。保定地委觉得我的发言不错,在大会里表扬我,在全保定地区都表扬我。
后来省里又开了“学毛著积极分子会议”,会议的规模也在扩大,原来的劳模会也都改称为“学毛著积极分子会议”,因为当时学毛著是政治上的大事,你不是学毛著积极分子就不能参加会议。所以,后来的劳模会都变成学毛著积极分子会议了,并要求我在这个大会上定期发言。
省里定期让我发言,要我准备发言稿。为了这个,《河北日报》、《保定日报》还派专人来帮助我准备。当时总结的这个材料,要讲清楚学毛著的目的是什么?我说学习主席思想,就是为了怎么去改天换地,我希望和天斗和地斗和人斗。“和人斗”是干什么呢?那会儿不是讲阶级斗争嘛,讲这个怎么集中团结,这是和人斗争。我说学毛著实际上就是奋斗,和天斗和地斗和人斗,到后来我才知道主席讲过这个话。我总结这个“三斗”说法被省里一位负责宣传的领导同志听到了,他说:“哎哟,你这题好。”他说学毛著就是“三斗”。
我记得在一次发言后,省委第一书记林铁接见了我,当时一同被接见的还有邢燕子等人。接见完了以后吧,林铁又讲了话,他拉着他们这一拨人说,你们得向他学习。随后,省委又发出通知:在全省开展学习杨凤鸣的活动。有了省委的决定,《河北日报》就派记者跟着我,想对我进行深入的了解和报道。最早和我接触的是《河北日报》的记者杨殿通,当时开会是在天津,我们会议代表住在天津的交通旅馆里。他去了以后跟我说是河北日报的,领导叫他跟着我。当时那个屋里面有两个床铺了,住着我和另外一个会议代表,后来那个代表走了,杨殿通就住这了。他就跟着我参加会议讨论,了解所有关于我的内容。会议散了以后,杨殿通就跟着回来去了王克桥,在那住了很长时间。后来还有另外几位《河北日报》的记者都到王克桥来了,稿件在《河北日报》、《河北电台》上都刊登和播出了。随后,河北人民出版社又出了书名为《心中有个红太阳》的单行本,在全省农村开展学习活动,我的名字在全省上下算是都知道了。这样一来,王克桥就火了,精神了,各级宣传媒体的人一拨一拨地来,后来没办法,县委在王克桥弄了个招待所,专门招待外来记者的采访。我除了工作以外,就得应付这些记者。越吹越毛,我就觉得应付不了,应付不了还不行,县里还老给你做工作,谁来你态度都得好点,叫你谈啥你谈啥。最后弄的县委书记都去了,非得跟我谈谈:“凤鸣啊,不能骄傲,这是你的光荣,也是全县的光荣,谁来态度都得好点儿。”态度好点儿,我这工作怎么弄啊?后来县里派了好多知青,帮助我处理这些事。
有一天,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找到了我,他对我说:“周总理对省里的领导讲,一批年轻干部,像吕玉兰、杨凤鸣可以到上边来工作。地委想让你到县里,你要有个准备。”他说叫我到县上工作,可县里的事我什么都不懂啊!我怕担不起这样的责任。县里的事一点都不懂。我一想这根本不可能啊,当不了。李悦农跟我说:凤鸣啊你学习去吧。我说上哪学去啊?他就派了保定地委的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还有《保定日报》的总编辑陪着我,去保南这些个县,一个县里去几天,让我体验体验生活,看人家是怎么工作。去了保南后,那些县里的老县委书记对我都非常热情,详细地向我介绍情况。
1966年10月9日,保定地委任命我为我所在乡——朱各庄乡党委书记,参加县委临时常委,仍兼任王克桥大队党支部书记。我感觉这是让我去县里工作的开始吧。
1966年国庆节到了,我被邀请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同去的还有吕玉兰、王国藩等劳动模范。在北京天安门上观礼、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住在中南海,这几天是我一生中最难忘记的几天。我想我原本一个苦孩子,在党的培养下,为村里做了一些事情,成了劳动模范。党和人民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誉,我暗自发誓要更加努力地工作,听毛主席的话,为党和群众多做工作。
杨凤鸣,1937年3月6日生于天津,乳名“卫生”。1944年,在王克桥村入小学读书。1956年,任联村高级社会计股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任王克桥村党支部书记。1964年,他出席河北省劳模会,获得省劳动模范称号,并因改造盐碱地获奖。1965年,因学用毛主席著作,带领群众改变王克桥面貌的事迹,成为全省农村支部书记的学习榜样。《河北日报》、《保定日报》及河北电台集中大力宣传他的事迹。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心中有个红太阳》的单行本。1966年,国庆节登天安门观礼,并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在随后开始的“文革”中被“造反派”夺权,在全县游街批斗近三年。1971年2月15日,经河北省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准,任雄县县委副书记。同年当选为中共河北省委委员。1973年,经省委批准任中共雄县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1974年至1976年间,杨凤鸣在雄县接待了从北京前来休养和避难的老干部王震、余秋里、于若木等50多名老同志,与他们结下了深厚感情。1976年,杨凤鸣被省委任命为中共保定地委代理第一书记。1978年,被省委任命为中共衡水地委副书记。1996年退休,任雄县华雄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至今。
最年轻的大队书记
1954年,我16岁,刚刚高小毕业。这一年,我们王克桥村刚闹农业合作社,村里组织了一个40户农业社,我当时积极报名参加。当时村里的财务会计工作任务很重,入社的社员们也最关心集体利益不被侵犯损害。因此,会计的人选一时难以确定,就由社员们投票选举来决定。选举下来,我的票还最多,我也就成为了这个小社的会计。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能担此重任,心里高兴极了。到1955年,那个小社又扩大了,扩大了几十户。到1955年底,我们就弄高级社,就不是初级社了,这个高级社就是几个小社合在一块的,我也就当上了高级社的会计。到1956年,王黑营和王克桥两村合并,成立了一个大社,这两个村是一个会计,还得选举,我又被选为两村的会计。
后来我就被送到保定地区农业合作干部学校学习,这所学校专门培养农村需要的会计和主任。全保定地区的农业干部都上那学习,学了半年多。在这个学校学到的记账方法和原来的都不一样。原来是收支,现在改成借贷了。后来参加学习的干部们又编成了组,到基层大队去实习了半年多。学习完成后,我又回到王克桥继续当会计,那会儿我就不是会计了,是会计股长了。因为这个账管得太多,它需要一家一户,一亩地一亩地的算。稻子种多少,玉米种多少,小麦又是多少,挺复杂的。我在整个村里是大队的副主任兼会计股长。
我能在大队里当上个一官半职,不是硬性指派的,是群众一家一家投票选出来的。当然,这也归功于我人缘儿好。但最关键的是会计这个职务,老百姓怕你贪污,担心你拿他们的钱和物,所以对谁当选特别在意。我原来年轻的时候在学校里就先后担任过少先队的大队长、学生干部、团支部委员。对老百姓的态度当然是不能动他们一分钱,所以选举的时候我得票最多。
到1958年又搞了大社,这个大社原来一个支部书记,变成大村后一个支部就不行了,形成了几个村一个支部。我们那儿是三个村一个支部,我被选为三个村里的党支部委员,上这三个村里办公。后来这个公社不弄了,又恢复成各村,这个大队又分开了,我又回这村。1958年,乡党委派人整理了这个支部,经过改选,我当选为支部书记。当时这个体制的变化,太快了,谁也不知道这么快,那儿正干的有劲呢,说分家就分开了。
选举会计或者支部书记的竞争可激烈了。群众对候选人都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总的来说还是拥护我的人多,这说明我在王克桥的基础比较深,你看我年轻吧,可都拿我当大人看。1958年当支部书记,当时那些班子,哪有十几岁当支部书记的,都是老的。一是因为我年轻,二是我家在村里又穷又孤、单门独户,不仅支部的干部不服气,村里很多人也放心不下。从我内心讲,我是太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了。在我们雄县的土地上,古代有杨家将,抗战时期有白洋淀的英雄们,这些都是心目中埋藏已久的榜样。但问题是怎么个搞法?从哪里入手?
盐碱地里刨出奇迹
王克桥大队有2400亩地,其中1500亩是盐碱地,产量很低,村民年年吃国家救济粮。大片盐碱地是大队头上的一座大山,这座大山不去掉,王克桥大队的产量无从谈起。我听老人们说,王克桥大队的地早年没这么碱化,是闹大水后才碱化的。俺们这个村是大清河这么传过来的,因为是河边的地,每年到了时候,这水就一涨一涝,水走了,把碱给留下了,所以这边盐碱地特别多。
我改革盐碱地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时我想的法是拉沙盖碱,就是利用沙土把这个碱盖上,这个沙土不是有透气性吗?土地里为什么有碱,就是因为它不透气了。这个水走了以后,这个碱留下了。后来我每年都拉沙盖碱,结果拉也解决不了问题,碱层已经形成了,它在地里已经板结,下雨的时候雨水不往下渗。我就琢磨这东西怎么弄啊?怎么解决不了呢?后来我发现它是过去的河淤,这层东西淤成了以后,那碱就下不去了。
经过一番调查,我带上人在大片碱地里挖了一百多个探测坑。开了春,我就组织党团员翻地突击队,选择了两亩多的重碱地,翻了二尺多深,把压在地下的好土翻上来,种上了红高粱。秋后,这块不拿苗的老碱地,当年就收了510斤粮食。深翻改碱的事实,解除了人们的疑惑,统一了人们的思想。这年秋天,全大队一百多劳力向碱地开始了斗争。干了几天一计算,一个壮小伙子一天才挖几厘地,有些人动摇了。我就跟大家伙讲毛主席的话,讲愚公移山的事情。愚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百多个人,一人一天翻四厘,用不了几年就能把1500亩碱地翻完。鼓劲是鼓劲,那活儿干起来是老累了。那会儿也没什么工具,就是铁锹。累到什么程度啊,我早上起来把饭吃了以后就下地,累得不行了我就坐到地上休息一会,一坐可不要紧,扑腾躺那儿就睡着了。哪有中午回家休息的呢,都在地里,躺在那儿休息一会儿。中午没时间睡觉,大部分时间我们休息都上大队部睡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没电话。当时几万人口一个大公社叫做管理区,管理区里有一个大喇叭,大喇叭下面带着个小喇叭,把这个小喇叭搁在办公室里,这一喊它就叫你。
从1961年开始,只不过四五年时间,王克桥的五百亩重碱地已经掘了四百多亩,还翻了六百亩轻碱地。这些地过去亩产不过百斤粮食,1964年平均达到每亩产量300多斤。
1958年搞大食堂,人们都上一块吃饭,这全村一共八个食堂,一日三餐都在那吃。我们大队吃的比别的大队好,粮食也多。说吃的好就是能做到粗粮管饱。比如说主食,大部分是窝头,馒头很少。菜就是大锅炒菜,菜弄的也不错。主要是萝卜白菜,肉很少,萝卜白菜都能吃饱了,就变着法吃。
我们这村真正一年四季都吃饱的时候不多,1958年那年吃饱了,吃得都挺好。到1959年就开始往下滑了,就不行了。我们村里没有吃的了,这事赖我。为什么赖我?那会不是讲统购统销嘛,这么多庄稼,应该交多少公粮。你爱剩多少剩多少,公粮可不能不交。你种庄稼不好了,你就少吃点呗。我1959年种的萝卜多,萝卜不用交公粮。那年挖了很多这种大萝卜。有大萝卜就顶上了,食堂就开始吃萝卜。这本身也是个机遇,总的来说种的萝卜丰收了,丰收了国家也不拿公粮。到1960年别的村挨饿的时候,我们有大萝卜,虽然不能顶的时间太长,但也能解饱,我们没挨饿。
从劳模到书记
我在村里干了这几年,村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俺们那还有个老县委书记,叫孟继生,孟书记原来是国家石油局的局长,1962年刘少奇派了一部分人下来搞试点,他就是那时下来的,来到雄县当县委书记。他是保定人,抗日战争时候孟书记两口子都在保定。他来到雄县后想抓个试点,听说王克桥有个年轻的支部书记干得不错,就让秘书来我家找我。他秘书来的时候,我正在学毛著,秘书问我看得懂吗?我说看的懂。当时全国正在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我不但学毛著,还写了好些学习日记。所谓的学习日记,就是今天我看毛著有什么心得,我就把它记下来,在和毛主席思想对照,找出自己的差距。秘书翻出我的日记来,看了一下感觉不是三天两天的事,应该是写了很长时间了。他说这个小孩怪,回去就跟县委书记说了。县委书记说我看看去,他就上我们王克桥来了。他跟我探讨探讨主席著作里面的东西,可是我有的理解,有的不理解。这个县委书记对我很好,到处说:杨凤鸣这个小伙子岁数不大,怎么这么爱开书呢?这个小孩行。
后来记得是1962年吧,他在一个会上表扬了我。其实这个表扬,我当时也没在场。他表扬后,下面都挺重视这个事,都到我们那儿去。我当时很好学,脑子也好使,毛主席思想这几本我差不多都看了。这个县委书记后来又带着秘书去了,这回住的时间长,待了好几个月。就这样总接触,俺们就熟了。有时他也叫我上县里来,慢慢地就形成这么一种关系。他的秘书都是大学生,对我挺好。
1964年春天,河北省召开“学毛著积极分子会议”,上面通知我参加这个会议去。可是参加会议去,讲什么啊,也没个材料。后来县里让我帮助组织些材料,比如通过学毛著怎么改造的盐碱地啊,就列举这方面的内容和联系群众这方面的实际。那次会议全省共去了四十个人在会上发言,我没有发言,但是会上有我组织的材料。我参加省里的会议回来以后,组织上叫我参加保定“学毛著积极分子会议”,这个会议大,有一千多人,我按照出席省里会议材料的精神发言了。保定地委觉得我的发言不错,在大会里表扬我,在全保定地区都表扬我。
后来省里又开了“学毛著积极分子会议”,会议的规模也在扩大,原来的劳模会也都改称为“学毛著积极分子会议”,因为当时学毛著是政治上的大事,你不是学毛著积极分子就不能参加会议。所以,后来的劳模会都变成学毛著积极分子会议了,并要求我在这个大会上定期发言。
省里定期让我发言,要我准备发言稿。为了这个,《河北日报》、《保定日报》还派专人来帮助我准备。当时总结的这个材料,要讲清楚学毛著的目的是什么?我说学习主席思想,就是为了怎么去改天换地,我希望和天斗和地斗和人斗。“和人斗”是干什么呢?那会儿不是讲阶级斗争嘛,讲这个怎么集中团结,这是和人斗争。我说学毛著实际上就是奋斗,和天斗和地斗和人斗,到后来我才知道主席讲过这个话。我总结这个“三斗”说法被省里一位负责宣传的领导同志听到了,他说:“哎哟,你这题好。”他说学毛著就是“三斗”。
我记得在一次发言后,省委第一书记林铁接见了我,当时一同被接见的还有邢燕子等人。接见完了以后吧,林铁又讲了话,他拉着他们这一拨人说,你们得向他学习。随后,省委又发出通知:在全省开展学习杨凤鸣的活动。有了省委的决定,《河北日报》就派记者跟着我,想对我进行深入的了解和报道。最早和我接触的是《河北日报》的记者杨殿通,当时开会是在天津,我们会议代表住在天津的交通旅馆里。他去了以后跟我说是河北日报的,领导叫他跟着我。当时那个屋里面有两个床铺了,住着我和另外一个会议代表,后来那个代表走了,杨殿通就住这了。他就跟着我参加会议讨论,了解所有关于我的内容。会议散了以后,杨殿通就跟着回来去了王克桥,在那住了很长时间。后来还有另外几位《河北日报》的记者都到王克桥来了,稿件在《河北日报》、《河北电台》上都刊登和播出了。随后,河北人民出版社又出了书名为《心中有个红太阳》的单行本,在全省农村开展学习活动,我的名字在全省上下算是都知道了。这样一来,王克桥就火了,精神了,各级宣传媒体的人一拨一拨地来,后来没办法,县委在王克桥弄了个招待所,专门招待外来记者的采访。我除了工作以外,就得应付这些记者。越吹越毛,我就觉得应付不了,应付不了还不行,县里还老给你做工作,谁来你态度都得好点,叫你谈啥你谈啥。最后弄的县委书记都去了,非得跟我谈谈:“凤鸣啊,不能骄傲,这是你的光荣,也是全县的光荣,谁来态度都得好点儿。”态度好点儿,我这工作怎么弄啊?后来县里派了好多知青,帮助我处理这些事。
有一天,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找到了我,他对我说:“周总理对省里的领导讲,一批年轻干部,像吕玉兰、杨凤鸣可以到上边来工作。地委想让你到县里,你要有个准备。”他说叫我到县上工作,可县里的事我什么都不懂啊!我怕担不起这样的责任。县里的事一点都不懂。我一想这根本不可能啊,当不了。李悦农跟我说:凤鸣啊你学习去吧。我说上哪学去啊?他就派了保定地委的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还有《保定日报》的总编辑陪着我,去保南这些个县,一个县里去几天,让我体验体验生活,看人家是怎么工作。去了保南后,那些县里的老县委书记对我都非常热情,详细地向我介绍情况。
1966年10月9日,保定地委任命我为我所在乡——朱各庄乡党委书记,参加县委临时常委,仍兼任王克桥大队党支部书记。我感觉这是让我去县里工作的开始吧。
1966年国庆节到了,我被邀请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同去的还有吕玉兰、王国藩等劳动模范。在北京天安门上观礼、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住在中南海,这几天是我一生中最难忘记的几天。我想我原本一个苦孩子,在党的培养下,为村里做了一些事情,成了劳动模范。党和人民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誉,我暗自发誓要更加努力地工作,听毛主席的话,为党和群众多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