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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杨凤鸣，1937年3月6日生于天津，乳名“卫生”。1944年，在王克桥村入小学读书。1956年，任联村高级社会计股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任王克桥村党支部书记。1964年，他出席河北省劳模会，获得省劳动模范称号，并因改造盐碱地获奖。1965年，因学用毛主席著作，带领群众改变王克桥面貌的事迹，成为全省农村支部书记的学习榜样。《河北日报》、《保定日报》及河北电台集中大力宣传他的事迹。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心中有个红太阳》的单行本。1966年，国庆节登天安门观礼，并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在随后开始的“文革”中被“造反派”夺权，在全县游街批斗近三年。1971年2月15日，经河北省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准，任雄县县委副书记。同年当选为中共河北省委委员。1973年，经省委批准任中共雄县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1974年至1976年间，杨凤鸣在雄县接待了从北京前来休养和避难的老干部王震、余秋里、于若木等50多名老同志，与他们结下了深厚感情。1976年，杨凤鸣被省委任命为中共保定地委代理第一书记。1978年，被省委任命为中共衡水地委副书记。1996年退休，任雄县华雄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至今。
最年轻的大队书记
1954年，我16岁，刚刚高小毕业。这一年，我们王克桥村刚闹农业合作社，村里组织了一个40户农业社，我当时积极报名参加。当时村里的财务会计工作任务很重，入社的社员们也最关心集体利益不被侵犯损害。因此，会计的人选一时难以确定，就由社员们投票选举来决定。选举下来，我的票还最多，我也就成为了这个小社的会计。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能担此重任，心里高兴极了。到1955年，那个小社又扩大了，扩大了几十户。到1955年底，我们就弄高级社，就不是初级社了，这个高级社就是几个小社合在一块的，我也就当上了高级社的会计。到1956年，王黑营和王克桥两村合并，成立了一个大社，这两个村是一个会计，还得选举，我又被选为两村的会计。
后来我就被送到保定地区农业合作干部学校学习，这所学校专门培养农村需要的会计和主任。全保定地区的农业干部都上那学习，学了半年多。在这个学校学到的记账方法和原来的都不一样。原来是收支，现在改成借贷了。后来参加学习的干部们又编成了组，到基层大队去实习了半年多。学习完成后，我又回到王克桥继续当会计，那会儿我就不是会计了，是会计股长了。因为这个账管得太多，它需要一家一户，一亩地一亩地的算。稻子种多少，玉米种多少，小麦又是多少，挺复杂的。我在整个村里是大队的副主任兼会计股长。
我能在大队里当上个一官半职，不是硬性指派的，是群众一家一家投票选出来的。当然，这也归功于我人缘儿好。但最关键的是会计这个职务，老百姓怕你贪污，担心你拿他们的钱和物，所以对谁当选特别在意。我原来年轻的时候在学校里就先后担任过少先队的大队长、学生干部、团支部委员。对老百姓的态度当然是不能动他们一分钱，所以选举的时候我得票最多。
到1958年又搞了大社，这个大社原来一个支部书记，变成大村后一个支部就不行了，形成了几个村一个支部。我们那儿是三个村一个支部，我被选为三个村里的党支部委员，上这三个村里办公。后来这个公社不弄了，又恢复成各村，这个大队又分开了，我又回这村。1958年，乡党委派人整理了这个支部，经过改选，我当选为支部书记。当时这个体制的变化，太快了，谁也不知道这么快，那儿正干的有劲呢，说分家就分开了。
选举会计或者支部书记的竞争可激烈了。群众对候选人都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总的来说还是拥护我的人多，这说明我在王克桥的基础比较深，你看我年轻吧，可都拿我当大人看。1958年当支部书记，当时那些班子，哪有十几岁当支部书记的，都是老的。一是因为我年轻，二是我家在村里又穷又孤、单门独户，不仅支部的干部不服气，村里很多人也放心不下。从我内心讲，我是太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了。在我们雄县的土地上，古代有杨家将，抗战时期有白洋淀的英雄们，这些都是心目中埋藏已久的榜样。但问题是怎么个搞法？从哪里入手？
盐碱地里刨出奇迹
王克桥大队有2400亩地，其中1500亩是盐碱地，产量很低，村民年年吃国家救济粮。大片盐碱地是大队头上的一座大山，这座大山不去掉，王克桥大队的产量无从谈起。我听老人们说，王克桥大队的地早年没这么碱化，是闹大水后才碱化的。俺们这个村是大清河这么传过来的，因为是河边的地，每年到了时候，这水就一涨一涝，水走了，把碱给留下了，所以这边盐碱地特别多。
我改革盐碱地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时我想的法是拉沙盖碱，就是利用沙土把这个碱盖上，这个沙土不是有透气性吗？土地里为什么有碱，就是因为它不透气了。这个水走了以后，这个碱留下了。后来我每年都拉沙盖碱，结果拉也解决不了问题，碱层已经形成了，它在地里已经板结，下雨的时候雨水不往下渗。我就琢磨这东西怎么弄啊？怎么解决不了呢？后来我发现它是过去的河淤，这层东西淤成了以后，那碱就下不去了。
经过一番调查，我带上人在大片碱地里挖了一百多个探测坑。开了春，我就组织党团员翻地突击队，选择了两亩多的重碱地，翻了二尺多深，把压在地下的好土翻上来，种上了红高粱。秋后，这块不拿苗的老碱地，当年就收了510斤粮食。深翻改碱的事实，解除了人们的疑惑，统一了人们的思想。这年秋天，全大队一百多劳力向碱地开始了斗争。干了几天一计算，一个壮小伙子一天才挖几厘地，有些人动摇了。我就跟大家伙讲毛主席的话，讲愚公移山的事情。愚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百多个人，一人一天翻四厘，用不了几年就能把1500亩碱地翻完。鼓劲是鼓劲，那活儿干起来是老累了。那会儿也没什么工具，就是铁锹。累到什么程度啊，我早上起来把饭吃了以后就下地，累得不行了我就坐到地上休息一会，一坐可不要紧，扑腾躺那儿就睡着了。哪有中午回家休息的呢，都在地里，躺在那儿休息一会儿。中午没时间睡觉，大部分时间我们休息都上大队部睡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没电话。当时几万人口一个大公社叫做管理区，管理区里有一个大喇叭，大喇叭下面带着个小喇叭，把这个小喇叭搁在办公室里，这一喊它就叫你。
从1961年开始，只不过四五年时间，王克桥的五百亩重碱地已经掘了四百多亩，还翻了六百亩轻碱地。这些地过去亩产不过百斤粮食，1964年平均达到每亩产量300多斤。
1958年搞大食堂，人们都上一块吃饭，这全村一共八个食堂，一日三餐都在那吃。我们大队吃的比别的大队好，粮食也多。说吃的好就是能做到粗粮管饱。比如说主食，大部分是窝头，馒头很少。菜就是大锅炒菜，菜弄的也不错。主要是萝卜白菜，肉很少，萝卜白菜都能吃饱了，就变着法吃。
我们这村真正一年四季都吃饱的时候不多，1958年那年吃饱了，吃得都挺好。到1959年就开始往下滑了，就不行了。我们村里没有吃的了，这事赖我。为什么赖我？那会不是讲统购统销嘛，这么多庄稼，应该交多少公粮。你爱剩多少剩多少，公粮可不能不交。你种庄稼不好了，你就少吃点呗。我1959年种的萝卜多，萝卜不用交公粮。那年挖了很多这种大萝卜。有大萝卜就顶上了，食堂就开始吃萝卜。这本身也是个机遇，总的来说种的萝卜丰收了，丰收了国家也不拿公粮。到1960年别的村挨饿的时候，我们有大萝卜，虽然不能顶的时间太长，但也能解饱，我们没挨饿。
从劳模到书记
我在村里干了这几年，村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俺们那还有个老县委书记，叫孟继生，孟书记原来是国家石油局的局长，1962年刘少奇派了一部分人下来搞试点，他就是那时下来的，来到雄县当县委书记。他是保定人，抗日战争时候孟书记两口子都在保定。他来到雄县后想抓个试点，听说王克桥有个年轻的支部书记干得不错，就让秘书来我家找我。他秘书来的时候，我正在学毛著，秘书问我看得懂吗？我说看的懂。当时全国正在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我不但学毛著，还写了好些学习日记。所谓的学习日记，就是今天我看毛著有什么心得，我就把它记下来，在和毛主席思想对照，找出自己的差距。秘书翻出我的日记来，看了一下感觉不是三天两天的事，应该是写了很长时间了。他说这个小孩怪，回去就跟县委书记说了。县委书记说我看看去，他就上我们王克桥来了。他跟我探讨探讨主席著作里面的东西，可是我有的理解，有的不理解。这个县委书记对我很好，到处说：杨凤鸣这个小伙子岁数不大，怎么这么爱开书呢？这个小孩行。
后来记得是1962年吧，他在一个会上表扬了我。其实这个表扬，我当时也没在场。他表扬后，下面都挺重视这个事，都到我们那儿去。我当时很好学，脑子也好使，毛主席思想这几本我差不多都看了。这个县委书记后来又带着秘书去了，这回住的时间长，待了好几个月。就这样总接触，俺们就熟了。有时他也叫我上县里来，慢慢地就形成这么一种关系。他的秘书都是大学生，对我挺好。
1964年春天，河北省召开“学毛著积极分子会议”，上面通知我参加这个会议去。可是参加会议去，讲什么啊，也没个材料。后来县里让我帮助组织些材料，比如通过学毛著怎么改造的盐碱地啊，就列举这方面的内容和联系群众这方面的实际。那次会议全省共去了四十个人在会上发言，我没有发言，但是会上有我组织的材料。我参加省里的会议回来以后，组织上叫我参加保定“学毛著积极分子会议”，这个会议大，有一千多人，我按照出席省里会议材料的精神发言了。保定地委觉得我的发言不错，在大会里表扬我，在全保定地区都表扬我。
后来省里又开了“学毛著积极分子会议”，会议的规模也在扩大，原来的劳模会也都改称为“学毛著积极分子会议”，因为当时学毛著是政治上的大事，你不是学毛著积极分子就不能参加会议。所以，后来的劳模会都变成学毛著积极分子会议了，并要求我在这个大会上定期发言。
省里定期让我发言，要我准备发言稿。为了这个，《河北日报》、《保定日报》还派专人来帮助我准备。当时总结的这个材料，要讲清楚学毛著的目的是什么？我说学习主席思想，就是为了怎么去改天换地，我希望和天斗和地斗和人斗。“和人斗”是干什么呢？那会儿不是讲阶级斗争嘛，讲这个怎么集中团结，这是和人斗争。我说学毛著实际上就是奋斗，和天斗和地斗和人斗，到后来我才知道主席讲过这个话。我总结这个“三斗”说法被省里一位负责宣传的领导同志听到了，他说：“哎哟，你这题好。”他说学毛著就是“三斗”。
我记得在一次发言后，省委第一书记林铁接见了我，当时一同被接见的还有邢燕子等人。接见完了以后吧，林铁又讲了话，他拉着他们这一拨人说，你们得向他学习。随后，省委又发出通知：在全省开展学习杨凤鸣的活动。有了省委的决定，《河北日报》就派记者跟着我，想对我进行深入的了解和报道。最早和我接触的是《河北日报》的记者杨殿通，当时开会是在天津，我们会议代表住在天津的交通旅馆里。他去了以后跟我说是河北日报的，领导叫他跟着我。当时那个屋里面有两个床铺了，住着我和另外一个会议代表，后来那个代表走了，杨殿通就住这了。他就跟着我参加会议讨论，了解所有关于我的内容。会议散了以后，杨殿通就跟着回来去了王克桥，在那住了很长时间。后来还有另外几位《河北日报》的记者都到王克桥来了，稿件在《河北日报》、《河北电台》上都刊登和播出了。随后，河北人民出版社又出了书名为《心中有个红太阳》的单行本，在全省农村开展学习活动，我的名字在全省上下算是都知道了。这样一来，王克桥就火了，精神了，各级宣传媒体的人一拨一拨地来，后来没办法，县委在王克桥弄了个招待所，专门招待外来记者的采访。我除了工作以外，就得应付这些记者。越吹越毛，我就觉得应付不了，应付不了还不行，县里还老给你做工作，谁来你态度都得好点，叫你谈啥你谈啥。最后弄的县委书记都去了，非得跟我谈谈：“凤鸣啊，不能骄傲，这是你的光荣，也是全县的光荣，谁来态度都得好点儿。”态度好点儿，我这工作怎么弄啊？后来县里派了好多知青，帮助我处理这些事。
有一天，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找到了我，他对我说：“周总理对省里的领导讲，一批年轻干部，像吕玉兰、杨凤鸣可以到上边来工作。地委想让你到县里，你要有个准备。”他说叫我到县上工作，可县里的事我什么都不懂啊！我怕担不起这样的责任。县里的事一点都不懂。我一想这根本不可能啊，当不了。李悦农跟我说：凤鸣啊你学习去吧。我说上哪学去啊？他就派了保定地委的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还有《保定日报》的总编辑陪着我，去保南这些个县，一个县里去几天，让我体验体验生活，看人家是怎么工作。去了保南后，那些县里的老县委书记对我都非常热情，详细地向我介绍情况。
1966年10月9日，保定地委任命我为我所在乡——朱各庄乡党委书记，参加县委临时常委，仍兼任王克桥大队党支部书记。我感觉这是让我去县里工作的开始吧。
1966年国庆节到了，我被邀请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同去的还有吕玉兰、王国藩等劳动模范。在北京天安门上观礼、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住在中南海，这几天是我一生中最难忘记的几天。我想我原本一个苦孩子，在党的培养下，为村里做了一些事情，成了劳动模范。党和人民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誉，我暗自发誓要更加努力地工作，听毛主席的话，为党和群众多做工作。
杨凤鸣，1937年3月6日生于天津，乳名“卫生”。1944年，在王克桥村入小学读书。1956年，任联村高级社会计股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任王克桥村党支部书记。1964年，他出席河北省劳模会，获得省劳动模范称号，并因改造盐碱地获奖。1965年，因学用毛主席著作，带领群众改变王克桥面貌的事迹，成为全省农村支部书记的学习榜样。《河北日报》、《保定日报》及河北电台集中大力宣传他的事迹。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心中有个红太阳》的单行本。1966年，国庆节登天安门观礼，并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在随后开始的“文革”中被“造反派”夺权，在全县游街批斗近三年。1971年2月15日，经河北省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准，任雄县县委副书记。同年当选为中共河北省委委员。1973年，经省委批准任中共雄县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1974年至1976年间，杨凤鸣在雄县接待了从北京前来休养和避难的老干部王震、余秋里、于若木等50多名老同志，与他们结下了深厚感情。1976年，杨凤鸣被省委任命为中共保定地委代理第一书记。1978年，被省委任命为中共衡水地委副书记。1996年退休，任雄县华雄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至今。
最年轻的大队书记
1954年，我16岁，刚刚高小毕业。这一年，我们王克桥村刚闹农业合作社，村里组织了一个40户农业社，我当时积极报名参加。当时村里的财务会计工作任务很重，入社的社员们也最关心集体利益不被侵犯损害。因此，会计的人选一时难以确定，就由社员们投票选举来决定。选举下来，我的票还最多，我也就成为了这个小社的会计。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能担此重任，心里高兴极了。到1955年，那个小社又扩大了，扩大了几十户。到1955年底，我们就弄高级社，就不是初级社了，这个高级社就是几个小社合在一块的，我也就当上了高级社的会计。到1956年，王黑营和王克桥两村合并，成立了一个大社，这两个村是一个会计，还得选举，我又被选为两村的会计。
后来我就被送到保定地区农业合作干部学校学习，这所学校专门培养农村需要的会计和主任。全保定地区的农业干部都上那学习，学了半年多。在这个学校学到的记账方法和原来的都不一样。原来是收支，现在改成借贷了。后来参加学习的干部们又编成了组，到基层大队去实习了半年多。学习完成后，我又回到王克桥继续当会计，那会儿我就不是会计了，是会计股长了。因为这个账管得太多，它需要一家一户，一亩地一亩地的算。稻子种多少，玉米种多少，小麦又是多少，挺复杂的。我在整个村里是大队的副主任兼会计股长。
我能在大队里当上个一官半职，不是硬性指派的，是群众一家一家投票选出来的。当然，这也归功于我人缘儿好。但最关键的是会计这个职务，老百姓怕你贪污，担心你拿他们的钱和物，所以对谁当选特别在意。我原来年轻的时候在学校里就先后担任过少先队的大队长、学生干部、团支部委员。对老百姓的态度当然是不能动他们一分钱，所以选举的时候我得票最多。
到1958年又搞了大社，这个大社原来一个支部书记，变成大村后一个支部就不行了，形成了几个村一个支部。我们那儿是三个村一个支部，我被选为三个村里的党支部委员，上这三个村里办公。后来这个公社不弄了，又恢复成各村，这个大队又分开了，我又回这村。1958年，乡党委派人整理了这个支部，经过改选，我当选为支部书记。当时这个体制的变化，太快了，谁也不知道这么快，那儿正干的有劲呢，说分家就分开了。
选举会计或者支部书记的竞争可激烈了。群众对候选人都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总的来说还是拥护我的人多，这说明我在王克桥的基础比较深，你看我年轻吧，可都拿我当大人看。1958年当支部书记，当时那些班子，哪有十几岁当支部书记的，都是老的。一是因为我年轻，二是我家在村里又穷又孤、单门独户，不仅支部的干部不服气，村里很多人也放心不下。从我内心讲，我是太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了。在我们雄县的土地上，古代有杨家将，抗战时期有白洋淀的英雄们，这些都是心目中埋藏已久的榜样。但问题是怎么个搞法？从哪里入手？
盐碱地里刨出奇迹
王克桥大队有2400亩地，其中1500亩是盐碱地，产量很低，村民年年吃国家救济粮。大片盐碱地是大队头上的一座大山，这座大山不去掉，王克桥大队的产量无从谈起。我听老人们说，王克桥大队的地早年没这么碱化，是闹大水后才碱化的。俺们这个村是大清河这么传过来的，因为是河边的地，每年到了时候，这水就一涨一涝，水走了，把碱给留下了，所以这边盐碱地特别多。
我改革盐碱地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时我想的法是拉沙盖碱，就是利用沙土把这个碱盖上，这个沙土不是有透气性吗？土地里为什么有碱，就是因为它不透气了。这个水走了以后，这个碱留下了。后来我每年都拉沙盖碱，结果拉也解决不了问题，碱层已经形成了，它在地里已经板结，下雨的时候雨水不往下渗。我就琢磨这东西怎么弄啊？怎么解决不了呢？后来我发现它是过去的河淤，这层东西淤成了以后，那碱就下不去了。
经过一番调查，我带上人在大片碱地里挖了一百多个探测坑。开了春，我就组织党团员翻地突击队，选择了两亩多的重碱地，翻了二尺多深，把压在地下的好土翻上来，种上了红高粱。秋后，这块不拿苗的老碱地，当年就收了510斤粮食。深翻改碱的事实，解除了人们的疑惑，统一了人们的思想。这年秋天，全大队一百多劳力向碱地开始了斗争。干了几天一计算，一个壮小伙子一天才挖几厘地，有些人动摇了。我就跟大家伙讲毛主席的话，讲愚公移山的事情。愚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百多个人，一人一天翻四厘，用不了几年就能把1500亩碱地翻完。鼓劲是鼓劲，那活儿干起来是老累了。那会儿也没什么工具，就是铁锹。累到什么程度啊，我早上起来把饭吃了以后就下地，累得不行了我就坐到地上休息一会，一坐可不要紧，扑腾躺那儿就睡着了。哪有中午回家休息的呢，都在地里，躺在那儿休息一会儿。中午没时间睡觉，大部分时间我们休息都上大队部睡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没电话。当时几万人口一个大公社叫做管理区，管理区里有一个大喇叭，大喇叭下面带着个小喇叭，把这个小喇叭搁在办公室里，这一喊它就叫你。
从1961年开始，只不过四五年时间，王克桥的五百亩重碱地已经掘了四百多亩，还翻了六百亩轻碱地。这些地过去亩产不过百斤粮食，1964年平均达到每亩产量300多斤。
1958年搞大食堂，人们都上一块吃饭，这全村一共八个食堂，一日三餐都在那吃。我们大队吃的比别的大队好，粮食也多。说吃的好就是能做到粗粮管饱。比如说主食，大部分是窝头，馒头很少。菜就是大锅炒菜，菜弄的也不错。主要是萝卜白菜，肉很少，萝卜白菜都能吃饱了，就变着法吃。
我们这村真正一年四季都吃饱的时候不多，1958年那年吃饱了，吃得都挺好。到1959年就开始往下滑了，就不行了。我们村里没有吃的了，这事赖我。为什么赖我？那会不是讲统购统销嘛，这么多庄稼，应该交多少公粮。你爱剩多少剩多少，公粮可不能不交。你种庄稼不好了，你就少吃点呗。我1959年种的萝卜多，萝卜不用交公粮。那年挖了很多这种大萝卜。有大萝卜就顶上了，食堂就开始吃萝卜。这本身也是个机遇，总的来说种的萝卜丰收了，丰收了国家也不拿公粮。到1960年别的村挨饿的时候，我们有大萝卜，虽然不能顶的时间太长，但也能解饱，我们没挨饿。
从劳模到书记
我在村里干了这几年，村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俺们那还有个老县委书记，叫孟继生，孟书记原来是国家石油局的局长，1962年刘少奇派了一部分人下来搞试点，他就是那时下来的，来到雄县当县委书记。他是保定人，抗日战争时候孟书记两口子都在保定。他来到雄县后想抓个试点，听说王克桥有个年轻的支部书记干得不错，就让秘书来我家找我。他秘书来的时候，我正在学毛著，秘书问我看得懂吗？我说看的懂。当时全国正在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我不但学毛著，还写了好些学习日记。所谓的学习日记，就是今天我看毛著有什么心得，我就把它记下来，在和毛主席思想对照，找出自己的差距。秘书翻出我的日记来，看了一下感觉不是三天两天的事，应该是写了很长时间了。他说这个小孩怪，回去就跟县委书记说了。县委书记说我看看去，他就上我们王克桥来了。他跟我探讨探讨主席著作里面的东西，可是我有的理解，有的不理解。这个县委书记对我很好，到处说：杨凤鸣这个小伙子岁数不大，怎么这么爱开书呢？这个小孩行。
后来记得是1962年吧，他在一个会上表扬了我。其实这个表扬，我当时也没在场。他表扬后，下面都挺重视这个事，都到我们那儿去。我当时很好学，脑子也好使，毛主席思想这几本我差不多都看了。这个县委书记后来又带着秘书去了，这回住的时间长，待了好几个月。就这样总接触，俺们就熟了。有时他也叫我上县里来，慢慢地就形成这么一种关系。他的秘书都是大学生，对我挺好。
1964年春天，河北省召开“学毛著积极分子会议”，上面通知我参加这个会议去。可是参加会议去，讲什么啊，也没个材料。后来县里让我帮助组织些材料，比如通过学毛著怎么改造的盐碱地啊，就列举这方面的内容和联系群众这方面的实际。那次会议全省共去了四十个人在会上发言，我没有发言，但是会上有我组织的材料。我参加省里的会议回来以后，组织上叫我参加保定“学毛著积极分子会议”，这个会议大，有一千多人，我按照出席省里会议材料的精神发言了。保定地委觉得我的发言不错，在大会里表扬我，在全保定地区都表扬我。
后来省里又开了“学毛著积极分子会议”，会议的规模也在扩大，原来的劳模会也都改称为“学毛著积极分子会议”，因为当时学毛著是政治上的大事，你不是学毛著积极分子就不能参加会议。所以，后来的劳模会都变成学毛著积极分子会议了，并要求我在这个大会上定期发言。
省里定期让我发言，要我准备发言稿。为了这个，《河北日报》、《保定日报》还派专人来帮助我准备。当时总结的这个材料，要讲清楚学毛著的目的是什么？我说学习主席思想，就是为了怎么去改天换地，我希望和天斗和地斗和人斗。“和人斗”是干什么呢？那会儿不是讲阶级斗争嘛，讲这个怎么集中团结，这是和人斗争。我说学毛著实际上就是奋斗，和天斗和地斗和人斗，到后来我才知道主席讲过这个话。我总结这个“三斗”说法被省里一位负责宣传的领导同志听到了，他说：“哎哟，你这题好。”他说学毛著就是“三斗”。
我记得在一次发言后，省委第一书记林铁接见了我，当时一同被接见的还有邢燕子等人。接见完了以后吧，林铁又讲了话，他拉着他们这一拨人说，你们得向他学习。随后，省委又发出通知：在全省开展学习杨凤鸣的活动。有了省委的决定，《河北日报》就派记者跟着我，想对我进行深入的了解和报道。最早和我接触的是《河北日报》的记者杨殿通，当时开会是在天津，我们会议代表住在天津的交通旅馆里。他去了以后跟我说是河北日报的，领导叫他跟着我。当时那个屋里面有两个床铺了，住着我和另外一个会议代表，后来那个代表走了，杨殿通就住这了。他就跟着我参加会议讨论，了解所有关于我的内容。会议散了以后，杨殿通就跟着回来去了王克桥，在那住了很长时间。后来还有另外几位《河北日报》的记者都到王克桥来了，稿件在《河北日报》、《河北电台》上都刊登和播出了。随后，河北人民出版社又出了书名为《心中有个红太阳》的单行本，在全省农村开展学习活动，我的名字在全省上下算是都知道了。这样一来，王克桥就火了，精神了，各级宣传媒体的人一拨一拨地来，后来没办法，县委在王克桥弄了个招待所，专门招待外来记者的采访。我除了工作以外，就得应付这些记者。越吹越毛，我就觉得应付不了，应付不了还不行，县里还老给你做工作，谁来你态度都得好点，叫你谈啥你谈啥。最后弄的县委书记都去了，非得跟我谈谈：“凤鸣啊，不能骄傲，这是你的光荣，也是全县的光荣，谁来态度都得好点儿。”态度好点儿，我这工作怎么弄啊？后来县里派了好多知青，帮助我处理这些事。
有一天，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找到了我，他对我说：“周总理对省里的领导讲，一批年轻干部，像吕玉兰、杨凤鸣可以到上边来工作。地委想让你到县里，你要有个准备。”他说叫我到县上工作，可县里的事我什么都不懂啊！我怕担不起这样的责任。县里的事一点都不懂。我一想这根本不可能啊，当不了。李悦农跟我说：凤鸣啊你学习去吧。我说上哪学去啊？他就派了保定地委的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还有《保定日报》的总编辑陪着我，去保南这些个县，一个县里去几天，让我体验体验生活，看人家是怎么工作。去了保南后，那些县里的老县委书记对我都非常热情，详细地向我介绍情况。
1966年10月9日，保定地委任命我为我所在乡——朱各庄乡党委书记，参加县委临时常委，仍兼任王克桥大队党支部书记。我感觉这是让我去县里工作的开始吧。
1966年国庆节到了，我被邀请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同去的还有吕玉兰、王国藩等劳动模范。在北京天安门上观礼、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住在中南海，这几天是我一生中最难忘记的几天。我想我原本一个苦孩子，在党的培养下，为村里做了一些事情，成了劳动模范。党和人民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誉，我暗自发誓要更加努力地工作，听毛主席的话，为党和群众多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