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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茅山宗在隋唐时期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涌现出一批道德高尚的知识精英，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提升道教文化;他们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不主一家，融汇各派理论，注重道教文化的传承;他们不断涵养自己的品质，注重提升文化水平。道教文化水平的提高，使得这些茅山派宗师不但在下层民众中得到了尊崇，而且在整个大唐王朝也得到了统治阶层的充分肯定。
关键词：隋唐 茅山道教文化 实践 超越
隋唐时期是茅山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茅山道宗师享誉朝野，名扬天下。他们不仅潜心修炼，著书立说，融儒佛和其他知识入道，使茅山宗的道教文化内涵更加完善，奠定了茅山宗成为唐代宗教主流的基础。茅山派宗师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和道德水平，使道教文化在唐代达到鼎盛，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认可与提倡。笔者主要分析隋唐茅山道教文化在实践中的超越。
一、涵养品质，提升文化水平
茅山高道视野开阔，文采焕发、思辨宏通。他们具有虚怀若谷的胸怀和宽容的气度。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吴筠、杜光庭因有丰厚的文化底蕴，而受到上层统治者的尊崇与下层民众的尊敬。
隋唐之际的王远知博览群书，是帮助唐王朝制定道教政策的重要人物，为唐王朝兴盛的学术研究活动奠定了基础。其高徒潘师正刚学说话之际，其母就授以六经。潘师正13岁，母亲因病去世，他就搭茅庵于墓侧，以尽孝道，远近皆知。潘师正得道后，不慕名利，谢绝高宗的召见，徒以山林和青泉为伴，潜心修炼，唐高宗和武则天都很尊敬他并赏赐了他。潘师正对于皇帝的恩赐深感愧疚，他认为皇帝为他在环境优美的地点建造宫观屠害了草木，惊扰了禽兽，加大了他的罪过。他告诫自己的弟子修道要在深山穷谷绝迹之处，以免惊扰了万物。潘师正的文化思想体现了一名得道之士对于人与自然的一些认识，因为他曾目睹了大规模、无休止地兴建工程对于自然的破坏。所以，他认为人与自然息息相通，不能因为建造道观而破坏自然，屠杀更多生物的生命，这就体现了一名高道关注生命、热爱自然的高尚品质。
司马承祯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之家，自幼好学，淹通诗书，精于书法，善篆、隶书，曾为玄宗皇帝用三种字体写《道德经》;司马承祯精通治国之道，他认为治国应像修身一样，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其因高超的学识得到了玄宗皇帝多次的召见，为了表达敬意，玄宗皇帝命司马承祯于王屋山自选形胜，置坛室以居。司马承祯曾遍游各地名山，利用自己扎实的道教养生学知识和高超的医学本领，传法救生，声名显赫。他依照先师教诲，并不隐居于登仕途之捷径的王侯将相普遍想隐居的终南山，而是选择了天台山的玉霄峰。司马承祯为了提高自己的学识，与当时的达官贵族、文人名士交往甚密，如著名文士陈子昂、宋之问、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等，与他们互相切磋学术，从而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等。
吴筠也是一个博古通今的茅山高道，他弱冠之年通晓诸经，尤其是儒家和墨家的经典，而且广泛浏览三教九流之书。他善写文章，工于楷隶。他仰慕高杰义士，对义不帝秦的鲁仲连尤其称道。他虽然重视神仙之道，但他能明确把神仙修炼之事与帝王将相安邦定国的大业区分开来，劝告玄宗皇帝以国事为重，不能因迷恋仙术而误国害民。吴筠擅长著述，喜交游，与李白、孔巢父诗酒相唱酬。吴筠擅长著述，所著诗文有“词理宏通、文采焕发，每制一篇，人皆传写”之誉。①唐代茅山宗高道的诗文收录在《全唐文》和《全唐诗》里，而吴筠的诗文艺术成就非常高。
晚唐时期的杜光庭一生著作宏富，论述浩瀚。杜光庭主张无欲、无为，力主“清静匡君”。杜光庭曾目睹唐末战争荼毒生灵的惨景，也亲身经历了战乱中颠沛流离的痛苦，他反对武力镇压，力图用道德去感化人们。然而，他发觉自己的治国之策无法挽救日益颓废的王朝，遗憾自己没有出奇的智识来拯救天下苍生时，他最终选择了消极遁世的人生归宿。
二、在实践中不断提升道教文化
隋唐时期，茅山道教不但保持了宗师相继的制度，而且在开放的文化氛围中，不断实践创新，提升道教理论，这使他们在唐代享有至高无上的政治与学术地位。
茅山道教早期理论文化水平并不高，东晋之后，陆修静、陶弘景完善了上清教义，才逐步使茅山上清道派理论系统化。隋唐时期，由于茅山上清派相继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宗师，使道教在教义、科仪及修真炼养的实践中取得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隋唐時期的王远知是陶弘景的经法继承人，得到了陶弘景的真传。之前，他曾师事“重玄派”藏兢学习了重玄的理论，本人又善“易”，擅行辟谷的长生术，以100多岁的高龄在隋唐王朝创造着生命的奇迹。他利用自己的所学不断提升道教的文化地位，指导着茅山派的发展;他受到隋唐皇帝的崇敬，成为唐代道教文化的第一任领导人。
继王远知之后的茅山派宗师潘师正为唐代道教文化体系的完成做出了贡献。潘师正在嵩山隐居时，“食饭惟青松绿叶，涧水而已，洗心忘形，万念俱空。”②潘师正几十年如一日地居山修炼上清经法，当唐高宗问他山中所需时，他回答高宗茂松青泉是他所需要的。他居嵩山修炼传道50余年，为茅山宗在北方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道法主要表现于《道门经法相承次序》一书中，此书融汇了南北朝以来各派道经的思想。
司马承祯21岁时，赴嵩山拜潘师正为师。他初学仙时，每日课经百卷，非常勤苦，备受潘师正的赏异，亲口传授司马承祯《金根上经》，三洞秘箓和许真君的行事，陶弘景修道的微旨。司马承祯继承了潘师正辟谷、导引、服饵等道术以及道教经典理论研究的宗旨。司马承祯著述颇多，其撰的《修真秘旨》十二篇等，是继陶弘景《登真隐诀》以来修道炼养秘旨的继续。其《坐忘论》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自性是虚无，具有涵盖孕育一切的本性。这部著作至今仍得到学术界和道门人士的垂青，是研究道教教义及修真养生的道书。潘师正的另一名高徒吴筠著《玄纲论》，深得唐玄宗重视，他声称为“总括枢要”之作，是研究其道教思想的重要资料。《玄纲论》结合了元气论和老子自然之道，构筑起宇宙生成模式，阐发修道思想。 唐末的杜光庭在《道德真经广圣义》中对老子的神话及有关《道德经》的种种阐释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塑造了老子作为道教教祖的形象，增强了人们对老子的崇拜之情。他努力宣扬和论证道教的信仰，渲染道教“仙境”的美妙，激发人们对道教的热情。杜光庭继承了前人的理论，同时也有自己的见解，全面而系统地对道教的斋醮仪范进行了修订。
三、融汇各派，注重道教文化传承
隋唐茅山高道继承了早期道家和道教开放、宽容的优秀文化传统，在继承中不断创新，他们善于融汇各派理论成果不断提升道教的理论水平，使得茅山派在唐代成为最富有生气的一个思想派别，酝酿了唐代道教“三教合一”的历史必然性，为宋明三教合流的完成开了先河。
隋唐时的王远知少年好道，博览群书，其父信佛，这为他早年学习儒、道、佛的理论打下了基础。之后他师事臧矜，学习重玄的理论。王远知的道教理论，纳入灵宝、三皇及召神劾鬼之类的道经。之后他四处游历，广收门徒，为茅山宗的扩展争取到了支持，为茅山宗成为道教主流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高徒潘师正在嵩山传道，融汇了南北朝以来各派道经的思想。
茅山道善于融合各家之长的优良学术传统一直延续下去，司马承祯作为茅山道的第12代宗师，科学地辨析、继承前人各派学说，不断地修炼实践创新，丰富了道教的修炼学说，反映了唐代茅山道的理论水平。司马承祯的《坐忘论》融合了道家、儒家和佛教学说所阐发的“坐忘”观念，“主要是经过‘断缘’‘收心’‘简事’而达到‘泰定’生慧，从而‘得道’”;③司马承祯的《天隐子》融合了《周易》理论。
司马承祯不仅精通道教的学术理论，也熟悉祖国的医学及药物学的辨证施治。他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贯通道教诸派，提出“以我之心，使我之气，适我之体，攻我之疾”的运气疗病法。④在自己修炼的功力基础上，疏通气血，达到防病治病的作用;他这种注重精神对气的统帅作用，注重实践效益的养身方法，给后世道教以极大的影响。在唐代，司马承祯对道教由外丹转向内丹，通过内力修炼的思想，起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并成为五代以至宋元道教内丹学的实践基础，对宋明理学的产生与发展产生影响。
杜光庭少习六经，博览群书，擅长辞章翰墨，为当时有名的儒生，后举仕不第，才愤然弃儒皈道的，从师于受佛教影响较大的应夷节，学习上清派的理论，后在蜀地传道，将上清与天师道要义有机结合。他对儒、释、道三家采取了以道为本，涵化综合佛教的性空、苦海、罪恶、报应观念和儒家的仁义礼智、“性三品”的思想，创造性地阐释了道教的经典。
正是由于茅山高道具有較强的政治活动能力和高超的学识，他们不断努力实践，既度人又度己，既出仕又入仕，既尊重生命又懂得生活，才在实践中不断超越自我，受到国人和最高统治者的尊崇，从而使道教成为唐朝的国教，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与道教有关的各项文化事业也得到帝王的大力提倡。
注释：
①刘昫：《旧唐书》卷192《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2、第5130页。
②李永刚编著：《茅山道教》，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③李大华、李纲等著：《隋唐道家与道教》，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2页。
④吴受琚辑释：《司马承桢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作者简介：张正线，女，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文化）
（责任编辑 徐参文）
关键词：隋唐 茅山道教文化 实践 超越
隋唐时期是茅山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茅山道宗师享誉朝野，名扬天下。他们不仅潜心修炼，著书立说，融儒佛和其他知识入道，使茅山宗的道教文化内涵更加完善，奠定了茅山宗成为唐代宗教主流的基础。茅山派宗师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和道德水平，使道教文化在唐代达到鼎盛，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认可与提倡。笔者主要分析隋唐茅山道教文化在实践中的超越。
一、涵养品质，提升文化水平
茅山高道视野开阔，文采焕发、思辨宏通。他们具有虚怀若谷的胸怀和宽容的气度。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吴筠、杜光庭因有丰厚的文化底蕴，而受到上层统治者的尊崇与下层民众的尊敬。
隋唐之际的王远知博览群书，是帮助唐王朝制定道教政策的重要人物，为唐王朝兴盛的学术研究活动奠定了基础。其高徒潘师正刚学说话之际，其母就授以六经。潘师正13岁，母亲因病去世，他就搭茅庵于墓侧，以尽孝道，远近皆知。潘师正得道后，不慕名利，谢绝高宗的召见，徒以山林和青泉为伴，潜心修炼，唐高宗和武则天都很尊敬他并赏赐了他。潘师正对于皇帝的恩赐深感愧疚，他认为皇帝为他在环境优美的地点建造宫观屠害了草木，惊扰了禽兽，加大了他的罪过。他告诫自己的弟子修道要在深山穷谷绝迹之处，以免惊扰了万物。潘师正的文化思想体现了一名得道之士对于人与自然的一些认识，因为他曾目睹了大规模、无休止地兴建工程对于自然的破坏。所以，他认为人与自然息息相通，不能因为建造道观而破坏自然，屠杀更多生物的生命，这就体现了一名高道关注生命、热爱自然的高尚品质。
司马承祯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之家，自幼好学，淹通诗书，精于书法，善篆、隶书，曾为玄宗皇帝用三种字体写《道德经》;司马承祯精通治国之道，他认为治国应像修身一样，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其因高超的学识得到了玄宗皇帝多次的召见，为了表达敬意，玄宗皇帝命司马承祯于王屋山自选形胜，置坛室以居。司马承祯曾遍游各地名山，利用自己扎实的道教养生学知识和高超的医学本领，传法救生，声名显赫。他依照先师教诲，并不隐居于登仕途之捷径的王侯将相普遍想隐居的终南山，而是选择了天台山的玉霄峰。司马承祯为了提高自己的学识，与当时的达官贵族、文人名士交往甚密，如著名文士陈子昂、宋之问、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等，与他们互相切磋学术，从而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等。
吴筠也是一个博古通今的茅山高道，他弱冠之年通晓诸经，尤其是儒家和墨家的经典，而且广泛浏览三教九流之书。他善写文章，工于楷隶。他仰慕高杰义士，对义不帝秦的鲁仲连尤其称道。他虽然重视神仙之道，但他能明确把神仙修炼之事与帝王将相安邦定国的大业区分开来，劝告玄宗皇帝以国事为重，不能因迷恋仙术而误国害民。吴筠擅长著述，喜交游，与李白、孔巢父诗酒相唱酬。吴筠擅长著述，所著诗文有“词理宏通、文采焕发，每制一篇，人皆传写”之誉。①唐代茅山宗高道的诗文收录在《全唐文》和《全唐诗》里，而吴筠的诗文艺术成就非常高。
晚唐时期的杜光庭一生著作宏富，论述浩瀚。杜光庭主张无欲、无为，力主“清静匡君”。杜光庭曾目睹唐末战争荼毒生灵的惨景，也亲身经历了战乱中颠沛流离的痛苦，他反对武力镇压，力图用道德去感化人们。然而，他发觉自己的治国之策无法挽救日益颓废的王朝，遗憾自己没有出奇的智识来拯救天下苍生时，他最终选择了消极遁世的人生归宿。
二、在实践中不断提升道教文化
隋唐时期，茅山道教不但保持了宗师相继的制度，而且在开放的文化氛围中，不断实践创新，提升道教理论，这使他们在唐代享有至高无上的政治与学术地位。
茅山道教早期理论文化水平并不高，东晋之后，陆修静、陶弘景完善了上清教义，才逐步使茅山上清道派理论系统化。隋唐时期，由于茅山上清派相继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宗师，使道教在教义、科仪及修真炼养的实践中取得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隋唐時期的王远知是陶弘景的经法继承人，得到了陶弘景的真传。之前，他曾师事“重玄派”藏兢学习了重玄的理论，本人又善“易”，擅行辟谷的长生术，以100多岁的高龄在隋唐王朝创造着生命的奇迹。他利用自己的所学不断提升道教的文化地位，指导着茅山派的发展;他受到隋唐皇帝的崇敬，成为唐代道教文化的第一任领导人。
继王远知之后的茅山派宗师潘师正为唐代道教文化体系的完成做出了贡献。潘师正在嵩山隐居时，“食饭惟青松绿叶，涧水而已，洗心忘形，万念俱空。”②潘师正几十年如一日地居山修炼上清经法，当唐高宗问他山中所需时，他回答高宗茂松青泉是他所需要的。他居嵩山修炼传道50余年，为茅山宗在北方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道法主要表现于《道门经法相承次序》一书中，此书融汇了南北朝以来各派道经的思想。
司马承祯21岁时，赴嵩山拜潘师正为师。他初学仙时，每日课经百卷，非常勤苦，备受潘师正的赏异，亲口传授司马承祯《金根上经》，三洞秘箓和许真君的行事，陶弘景修道的微旨。司马承祯继承了潘师正辟谷、导引、服饵等道术以及道教经典理论研究的宗旨。司马承祯著述颇多，其撰的《修真秘旨》十二篇等，是继陶弘景《登真隐诀》以来修道炼养秘旨的继续。其《坐忘论》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自性是虚无，具有涵盖孕育一切的本性。这部著作至今仍得到学术界和道门人士的垂青，是研究道教教义及修真养生的道书。潘师正的另一名高徒吴筠著《玄纲论》，深得唐玄宗重视，他声称为“总括枢要”之作，是研究其道教思想的重要资料。《玄纲论》结合了元气论和老子自然之道，构筑起宇宙生成模式，阐发修道思想。 唐末的杜光庭在《道德真经广圣义》中对老子的神话及有关《道德经》的种种阐释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塑造了老子作为道教教祖的形象，增强了人们对老子的崇拜之情。他努力宣扬和论证道教的信仰，渲染道教“仙境”的美妙，激发人们对道教的热情。杜光庭继承了前人的理论，同时也有自己的见解，全面而系统地对道教的斋醮仪范进行了修订。
三、融汇各派，注重道教文化传承
隋唐茅山高道继承了早期道家和道教开放、宽容的优秀文化传统，在继承中不断创新，他们善于融汇各派理论成果不断提升道教的理论水平，使得茅山派在唐代成为最富有生气的一个思想派别，酝酿了唐代道教“三教合一”的历史必然性，为宋明三教合流的完成开了先河。
隋唐时的王远知少年好道，博览群书，其父信佛，这为他早年学习儒、道、佛的理论打下了基础。之后他师事臧矜，学习重玄的理论。王远知的道教理论，纳入灵宝、三皇及召神劾鬼之类的道经。之后他四处游历，广收门徒，为茅山宗的扩展争取到了支持，为茅山宗成为道教主流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高徒潘师正在嵩山传道，融汇了南北朝以来各派道经的思想。
茅山道善于融合各家之长的优良学术传统一直延续下去，司马承祯作为茅山道的第12代宗师，科学地辨析、继承前人各派学说，不断地修炼实践创新，丰富了道教的修炼学说，反映了唐代茅山道的理论水平。司马承祯的《坐忘论》融合了道家、儒家和佛教学说所阐发的“坐忘”观念，“主要是经过‘断缘’‘收心’‘简事’而达到‘泰定’生慧，从而‘得道’”;③司马承祯的《天隐子》融合了《周易》理论。
司马承祯不仅精通道教的学术理论，也熟悉祖国的医学及药物学的辨证施治。他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贯通道教诸派，提出“以我之心，使我之气，适我之体，攻我之疾”的运气疗病法。④在自己修炼的功力基础上，疏通气血，达到防病治病的作用;他这种注重精神对气的统帅作用，注重实践效益的养身方法，给后世道教以极大的影响。在唐代，司马承祯对道教由外丹转向内丹，通过内力修炼的思想，起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并成为五代以至宋元道教内丹学的实践基础，对宋明理学的产生与发展产生影响。
杜光庭少习六经，博览群书，擅长辞章翰墨，为当时有名的儒生，后举仕不第，才愤然弃儒皈道的，从师于受佛教影响较大的应夷节，学习上清派的理论，后在蜀地传道，将上清与天师道要义有机结合。他对儒、释、道三家采取了以道为本，涵化综合佛教的性空、苦海、罪恶、报应观念和儒家的仁义礼智、“性三品”的思想，创造性地阐释了道教的经典。
正是由于茅山高道具有較强的政治活动能力和高超的学识，他们不断努力实践，既度人又度己，既出仕又入仕，既尊重生命又懂得生活，才在实践中不断超越自我，受到国人和最高统治者的尊崇，从而使道教成为唐朝的国教，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与道教有关的各项文化事业也得到帝王的大力提倡。
注释：
①刘昫：《旧唐书》卷192《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2、第5130页。
②李永刚编著：《茅山道教》，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③李大华、李纲等著：《隋唐道家与道教》，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2页。
④吴受琚辑释：《司马承桢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作者简介：张正线，女，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文化）
（责任编辑 徐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