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英国市场上的羊毛价格开始猛涨，养羊可牟暴利。而养羊需要大片的土地。于是，英国贵族们把原来租种他们土地的农民赶走，并通过各种方式侵占农民的土地，把土地圈占起来发展养羊业。为配合这种罪恶的资本原始积累，政府制定一系列法令，规定流浪有罪，讨饭有罪，动用国家暴力严厉惩罚甚至处死失地农民（所谓“盲流”），迫使他们只能进入“血汗工厂”，成为资本家的廉价劳动力。这就是我们熟知的英国“圈地运动”。
　　弥漫于英国社会的阶级对立、贫富悬殊、仇恨、不公平、罪恶深深地刺痛了一位叫作托马斯·莫尔的人。1516年，他写了一本《乌托邦》（Utopia）的书，对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罪恶进行了抨击，并描绘了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国，在这个社会里，财产公有，没有剥削、压迫，人们之间平等和友爱，整个社会因制度的尽善尽美而无限美好。
　　这就是莫尔的乌托邦思想。“乌托邦”这个词从那时开始流行，并且影响了此后的各种政治思潮、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在今天，它已成为一个渗透到政治思想和制度内核的术语，既表示一种针对现有制度的美好但不能实现的理想（思想），也表示一种企图将美好的理想变成不可能实现的现实的尝试。它是希腊文ou（没有，好）和topos（地方）的组合，写成英文即utopia。因此，“乌托邦”（“乌有之乡”）的中文意思即“美好，但并不存在的地方”。
　　乌托邦自古有之。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在他的名著《理想国》中设想了一个由“哲人王”所统治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至善”的理念具有最高的价值，而只有哲学家才能够把握它，因此哲学家位于统治的最高层。
　　千载以来，柏拉图的乌托邦思想影响着西方世界。由于人类社会的现实丑恶，心灵极为敏感的人们总是要设想一种与现实构成对比的具有理想甚至空想性质的国家、政治和社会制度来补充这种现实的缺憾。莫尔之后，安德里亚的《基督城》、培根的《新大西洋大陆》、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都是这方面的代表，而且他们所设想的统治者，与柏拉图的“哲人王”都有些类似。
　　然而，以上这些乌托邦思想只是“理论”性质的，沦为知识阶层的玄思。进入19世纪，情况就完全不同了。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圣西门、欧文在抨击资本主义社会是“黑白颠倒的世界”的同时，也用自己的行动积极地对这些理想进行实践。最值得一提的是欧文，他本是英国一工厂主，1824年，他和自己的追随者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了几万英亩土地，雄心勃勃地进行“新和谐共产主义移民区”的试验，最后宣告失败。
　　马克思在对“空想社会主义者”高度赞扬的同时，也提到了以往的乌托邦思想的严重缺失：缺乏现实力量支撑，从而沦为空想。至于乌托邦所描述的各种理想，诸如平等、自由、幸福，则正是马克思毕生奋斗以努力实现的东西。
　　乌托邦冲动绝对不是某些人的心血来潮，而是植根于人性之中。谁不渴望生活在一个没有压迫、没有罪恶、无忧无虑的世界里呢？谁不希望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到处欢歌笑语呢？乌托邦并不是西方的专利。在中国历史上，乌托邦思想也很早就有了。老子曾经描写了一个“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社会。而孔子则对理想中的“大同世界”赞赏有加：“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人们最熟悉的，当然还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这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圣地。
　　作为一种政治—社会思想，乌托邦基于丑恶现实的刺激，这个丑恶的现实使支撑一个政治社会的各种价值理念受到污辱。因此，乌托邦的逻辑指向乃是试图通过各种政治和社会实践，促成这些价值的实现。在这个过程中，乌托邦所推崇的各种价值就像是一种“绝对命令”，强行要求现实服从。如此一来，它就割裂了现实和理想的关系，以为理想不是现实的逐步展开，而是可一跃而就的极乐之境。这往往不仅不会实现理想，反而会带来灾难。
　　乌托邦的这种缺陷带来了对它的各种否定。20世纪，“反乌托邦”（anti utopia）思想流行。其中最著名的“反乌托邦”描写有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与《动物庄园》。各种右翼的思潮更是不仅否定乌托邦实践，而且直捣乌托邦本身，将它斥为“罪恶”。
　　对待乌托邦理性的态度应该是接受它对现实的批判，尊重它的理想，但拒绝按它的思路改造现实，从而使具体的政治实践在理想的指引中稳步和有序地趋近各种价值的实现。
　　即使是在未来，乌托邦冲动估计也不会停止。毕竟，活在这个世界上，人总是有缺陷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现实也总是有缺陷的。如果人们丧失了“乌托邦冲动”，而只是被动地接受现实，那么，到现在，人类还会处于奴隶制的阴郁的状态之中。
　　
　　编辑/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