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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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3月,在丽江县石鼓镇格子行政村,当地村民在整修公路时挖出一块久埋于地下的古代石碑,石碑由藏文碑文、“臣服图”、碑饰及动物图等几部分组成。后由当时的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博物馆(现为丽江市博物院)收藏。1995年12月,经国家文物鉴定组鉴定,此碑被定为唐代碑刻,属国家一级文物。经文物专家考证,按碑上的藏文及内容,我们把此碑称之为“吐蕃碑”。 吐蕃碑碑质为层岩石,碑质坚硬,高209厘米,宽88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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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3月,在丽江县石鼓镇格子行政村,当地村民在整修公路时挖出一块久埋于地下的古代石碑,石碑由藏文碑文、“臣服图”、碑饰及动物图等几部分组成。后由当时的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博物馆(现为丽江市博物院)收藏。1995年12月,经国家文物鉴定组鉴定,此碑被定为唐代碑刻,属国家一级文物。经文物专家考证,按碑上的藏文及内容,我们把此碑称之为“吐蕃碑”。
吐蕃碑碑质为层岩石,碑质坚硬,高209厘米,宽88厘米,厚12厘米,顶部为弧形,整体则呈长方形。碑体的正面图文并茂,碑上部阴刻(阴刻就是“凹体”,文字的笔画是凹下去的)人物、动物等纹样。人物戴高冠,穿折叠裙,胸部造型突出,强调女性特征。碑两侧阴刻吉祥图案,碑中间刻有五行藏文,碑下部又刻有一组人物、马、龙等纹样。碑中藏文部分最为重要,碑文大意是:措绒地方首领原系汉臣民。因与汉官不睦,于是归向赞普神子(吐蕃王),顶礼杰桑大臣,因铜告身过多,赐予大金告身,并赐大藏职位,享年90岁。
唐代时的吐蕃王朝有一种“告身制度”,即以不同质料制成的告身赐予贵族和官吏,表示不同的等级和官阶。告身制度是吐蕃王朝的重要政治制度之一,是吐蕃王朝“三十六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制度建立后,不但在内部施行,对自身政权巩固和社会发展产生过重大作用,而且也在兼并、征服地区施行,对吐蕃周围一些地区和民族产生了一定影响。
唐代,《蛮书》等史书多称纳西为“麽些”,此时各地纳西族地区有了较大发展,据《蛮书》所载,东至今四川省西北地区,南至大理州宾川,西至澜沧江边的维西一带,北至铁桥上下的德钦、中甸一带,都有纳西族分布。纳西族先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迁徙、战乱、商贸往来、宗教影响与文化交汇,同周边民族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融、密不可分的关系。根据著名的纳西族学者方国瑜先生的看法:“自唐初,麽些民族介于吐蕃、南诏之间,其势力消长,互相攘夺,则其文化之冲突与融合,亦可想象得之”。
麽些地区与吐蕃地区接壤。唐初以来,我国西部地区吐蕃奴隶主势力兴起,统一了青藏高原部落后,向东和向南扩张其势力,占领了云南洱海西北部地区和川西南的一些军事要镇,并不断向唐王朝争夺其领地。据《旧唐书吐蕃传》等史籍文献记载,吐蕃大军于公元7世纪末挥师南下,吞并了“西洱河诸蛮”,自然也占领了当时“麽些蛮”聚居的地区。从公元783年唐王朝与吐蕃王朝“会盟”所划定的疆界来看,纳西族先民居住地区亦属吐蕃管辖。公元7世纪末到8世纪初,早就从盐源地区南渡金沙江到洱海以东的纳西族形成大的部落,在今云南宾川县建立了“越析诏”(亦称“麽些诏”),为“六诏”之一。公元8世纪初年以来,洱海地区南诏势力兴起,在唐王朝的扶持下随即统一了其他五诏,成为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势力。南诏在唐王朝支持下于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大破吐蕃于铁桥,随即将麽些部落万余户从铁桥、盐源一带迁往滇中地区,而对丽江一带的麽些人则予以安抚使用。吐蕃势力在唐与南诏的合击下有所削弱,不能再有效地控制其在云南的属地。
在云南地区发生重大历史变化的形势下,纳西族所分布的地区处在唐、南诏、吐蕃三个政权之间,有铁桥之险和盐、铁之利,成为这三大力量的逐鹿中心。整个麽些分布地区长期处于几个强大势力包围控制之下,麽些地区的历史发展就与整个西南地区历史发展形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麽些部落在动荡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其依附关系因这三大力量在这一地区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而变更,与各方都有较多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矛盾纷争。
吐蕃碑碑文印证了在唐代吐蕃王朝强盛时期,在神川或“诸川蛮地”对投诚或归顺吐蕃的少数民族诸部首领是高度重视的,并授以各种告身委以“大藏”官职,似意在于让他管理地方水利、农田等方面的具体事务,目的是通过归顺的土酋加强吐蕃驻边军队的粮食供给,具有一定的政治和军事意义。而碑文中所记载的部落首领在“大藏”期间积极效命于吐蕃,直至年高九十岁过世,后人因此为他立碑记传,歌功颂德。证实了吐蕃王朝在滇西北地区及麽些部落中施行了告身制度。
约占通碑四分之三的“臣服图”及各种碑饰,则以图画的方式进一步补佐了碑文所述,正确地反映了距今1300多年的唐朝、吐蕃、南诏几种文化在今滇西北地区(即当时的神川铁桥上下)一带相互汇集、交往与融合的历史,是研究唐朝、吐蕃、南诏历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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