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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物简介】
陈信泰,男,1927年6月生,原籍上海。1949年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教育系,195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研究生班,并留校任教。1955年晋升讲师。1958年调入山东省曲阜师范学院(现为曲阜师范大学),先后任教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副教授、教授,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曲阜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及学位委员会委员。曾任全国教育学研究会第一、二届理事及第三、四届常务理事,山东省教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教育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理事长。1991年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教师。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78年至1993年间培养了12届共72名硕士研究生,其中有60多名已获得了教授职称,12名担任博士生导师。曾参加教育系统“六五”、“七五”、“八五”重点图书如《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教育大辞典》等著作的组织、编审工作;公开发表文章50余篇。
记 者: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教育学研究生,您在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班的毕业证号是“00001号”,您能否回顾一下当时的学习、生活和毕业后留校任教的情况?
陈信泰:我在读研究生以前,家里生活有一定困难,在上高中和大学的7年期间,在中小学兼职教书6年半,后因病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病愈后,我一直希望再进入高校深造,并能留在大学工作,正好赶上1951年中国人民大学登报招收研究生,于是我就报名应考。在人大学习了1年,因全国院系大调整,我又于1952年秋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研究生班。在人大时,一开始研究生班有3个学生,王策三、陶蔚扬和我,后来厦大派来潘懋元,北京送来了汪达之(陶行知先生的学生、新安旅行团团长)。到北师大不久,全国各地又送来十几个人(包括王道俊、张同善、王逢贤等)。在人大上研究生一年级时,我们开设的哲学和政治课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等。前两门是苏联专家授课,《中国革命史》则由胡华亲授。当时学校免费给学生发放许多马列主义原著,我很喜欢。我的研究生二年级是在北师大上的,这时同学增多了,除了研究生班的20人外,还有全国各高校教师进修班学员60人,各地师范院校教育系的负责人和少数青年骨干教师,以及北师大张怀等一批老教授。我们主要开了3门课,即教育学、教育史和心理学,都是由苏联专家讲授的:教育学由普希金讲,教育史由崔可夫讲,心理学由斯维思特罗夫斯基讲。当时又招了第二届研究生班(有梁忠义、金元逊等),我和王策三、王道俊被专家选中当课堂讨论助教。当时虽然忙一些,但同专家接触较为密切,我们受益匪浅。我本科学的是欧美派教育理论,研究生阶段又学了苏联的教育理论,视野开阔了很多,愈加喜欢钻研教育理论,毕业后就被留在北师大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因为院系大调整,北师大的教育史教研室有老师大的康绍言和黄淑范,人大的曹建培、王天一,辅仁大学的毛礼锐、程舜英,燕京大学的陈景磐和张鸣岐,北京大学的邱椿,后来又有瞿菊农和邵鹤亭等参加。我和夏之莲同时进入教育史教研室,后来又调来大学刚毕业的朱美玉。这个组合虽然年龄总数大些,但在当时也是教育理论界实力最强的一组,几乎每个人都有至今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我当时经常为他们查找资料,这对我的业务提高有极大的帮助。而我在北师大的教学工作也很受学生欢迎。我很喜欢写文章,1955年在《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发表了两篇近万字的文章,外界反响不错,我也在同年被提升为讲师。1955年,系里成立了教育科学研究室,郭一岑教授任主任,我和郭晋华先生任秘书,全系14位知名教授为成员,第一个任务是翻译美国教育家杜威的著作。在反右斗争前,我把14位老先生的文稿整理好后上交系里,而这个研究室在第二个任务没传达之前就关闭了。
在反右斗争中,我因为保护几个学生(当时的大四学生张洪生等),被说成是非不分,被批了2个月。1958年2月,我调入了山东省曲阜师范学院,改教教育学课。
记 者:您参与领导了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创建工作,当时的情况怎么样?
陈信泰:当时曲阜师范学院的教育教研室有15位教员、1位资料员。在教研室,我肩负了资料室的建设工作。此外,我承担了较多的教学任务,每周最少12节课,最多时达24节。
刚到曲阜那几年,高赞非任校长。他让我把苏联高校建设和北师大教学机构的设置介绍过来,后来又两次派我支援临沂地区的教育学科建设。临沂师专第一个教育教研室是我带着3个助教建立起来的,我也为临沂教育学院创建作了一些工作,后来还做了他们十多年顾问。这一阶段,我除了读书、教学、办系之外很少写文章。后来在文革期间,我几乎什么都干过,种地,当小工、炊事员、司务长、随形势发展起来的各种办公室(如回收废钢铁、清仓节约、“一打三反”)的秘书以及伙食委员会的主任等。现在看来,“祸害”未必不是“福”,这段经历确实也增强了我的办事能力。打倒“四人帮”后,学校领导让我出来重组教育教研室,那时仅剩教师5人,资料员1人。当时第一个任务就是要为学校各系开设教育学、心理学公共课。这首先要寻找能讲课的教师。我从右派劳改队、退休教师、边区要求回来工作的教师中找了4个人来“客串”我们的队伍。“客串”教师与原班教师共同备课来解决了开课的问题。不久,我在山东省教育厅接受了为中等师范学校培养120名教育学和心理学老师的任务。我先后开办了3个培训班,每班40人,学生是从中师教师队伍中抽调的。之后,我又接受了本省师专前后送来的16名进修教师作为助教,一起备课、听课,参加讨论、辅导。1978年,我们招收了3名教育基本理论硕士生,他们都是有8年~10年中学教学经验的老师。我们请出退休的老教师陶愚川教授同我、李国榕先生组成了3人导师组,并一直工作到退休(共15年)。为开阔研究生的视野,我聘请了全国著名的教育专家来校讲学,我们教研室队伍素质也随之提高。在这段时间里,我又向全国公开招收两届大学助教进修班,共80人,现在估计大都是教授和副教授了。
我在1979年9月参加在兰州召开的全国第一届教育学会年会时,向原国家教委师范教育司司长肖岩同志提出了在山东省设立第二个教育系的想法。在当时,浙江省2 000万人口有两所大学办了教育系,山东省8 500万人口却只有一个教育系,显然是不够的。不久我就接到同意办系的通知。1984年,曲阜师院正式创建教育系。为了快速建系,我从全校10个系修完两年学业的学生中招收了第一届学生,共有400人报名,最后录取了40名。第二届学生仍采用这个方案。当时各系领导开始有反对声音,认为这种做法把他们的好学生都抽走了,所以从第三届起,教育系开始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学生。我之前的招生办法得到许多兄弟院校支持,后来它们也这样招了几届。事实上,前两届学生毕业后在学习和工作上表现更好。我在建系中主要抓教师队伍建设,此外也比较重视科研。我和我的学生们几乎每个月都在全国教育刊物上发表文章。同时,我还重视与一些兄弟院校联系,召开了华东、华北七院校教育学研讨会,每年在其中一所院校开会,以加强和促进教育学教学和科研工作。这个“七院校研讨会”从1981年起在曲阜召开后,至今还在运转着。除此以外,我任山东省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时,还为全省师专教师组织教育学研讨会,以提高我省教育科学研究水平。后来学校在设立教育系的同时,还成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所,聘请我任所长,教育系主任由我的第一届研究生杨启亮担任,系、所各自独立,教师视需要可以相互流通。
记 者:众所周知,您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他们在教育学界都颇有影响,在他们的眼中,您永远都是一个著名的教育学家,能否谈一下您的育人理念和教学之道?
陈信泰:“教育学家”这个称呼我不敢当。说实话,我培养的学生中有一批好样的,也有很一般的。我觉得,培养学生,首先要想尽办法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促进他们在学习和实践志向方面取得成功。我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做到了“真”和“诚”。可以说大多数学生同我都能做到无话不谈。我要求他们多读书、多思考、多讨论。为了扩大他们的眼界,除了几位指导教师外,我还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让他们接触当时国内有名的专家学者。我也经常带着学生去各著名大学访学(包括寒暑假在内),参加全国和省级学术交流会议,鼓励他们带着论文去交流,在会议上争取发言,参加讨论。我的学生会上有发言,会下发表文章,进步很快。最初几届学生常在我家上课和讨论,遇到星期日还在一起“改善生活”,应该说学习和生活既紧张又轻松愉快。
我带的研究生选择研究课题,必须是当时大家关心的教育理论课题,如上世纪80年代被热烈争论的“教育本质问题”,后来的“教育同经济的关系问题”、“异化问题”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问题”等。我要求他们迎难而上,而不是只研究容易研究的问题。选题好、难,出成果也大。一个人攻不下,可以几个人联合起来攻克。这样也促进了学生的合作,让他们相互不保密,思想不保守。总之,在我们这个“小团体”里,资料共享、成果共有,有文章发表,大家都认为是自己和集体的共同荣誉。
当时,教科所的经费不多,我就尽量减少杂项开支。如出发不包车,我让学生送开会的人上公交车,乘火车不坐软卧坐硬座,开会的材料自己背回来,不去邮局寄等。来讲课的老师按出发补助费发(从研究生经费里出),挤出来的经费用来添购资料和出外开会的会议费用。那个时候,虽然经费紧张,但是大家工作起来都很愉快。
记 者:您一生主要致力于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史的研究,请谈一谈您对教育本质问题的认识。
陈信泰:我报考研究生时,没考虑研究教育史,学习一段时间后发现,要学好教育学必须要研究教育史,因为教育学科每个重要课题都有其历史发展的渊源,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在历史发展上的来龙去脉,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才能深刻。因此,我开始重视教育史研究。教育史上各时期的教育思想,不是罗列一下就行,还要评论,必须要以当代正确的教育理论作标准,对过去的教育理论和教育事实进行剖析。这又说明了学教育史必须学好教育学的道理。
1978年,我申报“教育基本理论”为研究生专业名称时,教育界对这个专业名称的意见并不统一,有的是“教育原理”、有的为“教育哲学”。我认为,自然科学界把学科分为“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两部分,是比较科学的,因而教育科学理论研究也应该分为“基础部分”和“应用部分”,故采用了“教育基本理论”这一概念。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教育理论界有人提出“教育是生产力”的观点,并风靡一时,而“教育是一种上层建筑”的观点被看作是保守的、错误的。“教育是一种上层建筑”的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的一场大讨论中已有定论,那时也有“教育是生产力”的观点,但被强压下去。我认为打倒“四人帮”后,在人们思想大解放的形势下,应当好好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教育界不少同志认为,强调“教育是上层建筑”,就是强调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教育经费也会在各项建设中处于最后一位。因而,迫切需要改变教育的身份地位,于是有人提出“教育是生产力”的观点,认为应当像对待生产力那样对待教育,这样就可以抛开阶级斗争的工具论,像对待工业那样对教育投入大量经费,教育界的一切都可以由此得到改变。但我认为,这种改变是一种理论上的误导,必须予以纠正。教育究竟是一种社会上层建筑还是一种社会生产力?熟悉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很容易弄清楚这个问题。社会生产力这一概念是指一定社会的劳动者掌握劳动工具,对劳动对象进行改造产生的一种物质生产能力,如工人、农民等进行生产的能力。这同教师进行教学活动、传递知识、培养人才的活动大不一样。人是劳动力,但不能说培养人就是制造劳动力,制造劳动力就是生产物质财富。我们过去把教育看成上层建筑,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并没有错。教育为政治服务,不等于教育变为单纯的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工具。教育为政治服务,就是要求培养的人才(不论其从事什么职业、工作)都要为这个社会的政治要求服务。主张教育是上层建筑的人不只我一人,因此我还谈不上是这个理论的“守护者”。
记 者:除了教育本质问题,能否再对当下一些教育热点话题谈谈您的看法?比如义务教育的普及、如火如荼的新课改等。
陈信泰:首先谈谈我对普及义务教育的看法。我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使中国有条件向普及12年义务教育前进了。只发展经济而不发展我们的基础教育,就很难谈可持续发展。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每年把GDP的6%用于教育,我们却只有3%,不是少了点吗?!考虑到各省经济发展不平衡,可以参考前苏联的办法,先让有条件的省(如沿海各省)普及12年义务教育,以后让中部、西部的省区慢慢跟上。另一个问题是,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中级的、高级的都要发展。我们现在的生产总值已超过德国,但到现在全世界还是德国工业品的质量第一,经久耐用,这得益于其职业教育。我们办教育,要有长远战略眼光,不能光看目前缺什么就抓什么!
至于课程改革,我没有系统考虑过,只简单谈谈我的几点看法。先谈谈大学政治课改革,记得过去有一个阶段,政治课程不断增加,不仅负担加重,还占用不少专业课时间,后来做了一次调整就好多了。这个问题很敏感,必须学好政治课,但学多了是否一定好呢?我们的圣人故里——曲阜,现在又强调加学《论语》,从小学到大学,连研究生都要学。我对老夫子特别尊重,但是这一点我就不明白了。学生自愿学自然好,但应该将有限的时间用来获得更多急需学习的知识。听说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对要不要选用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有争论。我认为,鲁迅先生的文章确实写得很好,但时代变了,那个时代的白话文同现在不同,有许多地方不另作注释就看不懂,因为这个原因不选,我认为可以理解。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大国,好文章还是很多的,还怕不够选吗?
有些高校办学体制是否也可以考虑改一改。我在上大学时,就有上了8年才毕业的学生。一个穷学生想读完大学,上1年学,工作1年,这样才能毕业,这又有什么不好?现在家长们怕孩子进不了大学,要孩子读普通高中,不进职业高中,如果我们的大学也向职业高中开放,这样不是更顺畅了吗?前段时间高校一窝蜂地办分校,导致现在很多学校经费紧张,举办了新的分校,老的学校欠银行一大笔借款。学校是国家事业单位,应该由国家来保障,按照国家需要来发展,不能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最后谈谈文理分科的问题。根据我从教60多年的经历,我认为还是分的好。在文理上,有人认为不可分,实际上,学生考上“文”的就同“理”分手,考上“理”的就同“文”分手。当然,文理基础知识要有,但上大学终究是选择上“理”科或“文”科的一个专业。确实有人中学时有偏科现象,为什么在招生时就不考虑这个偏科现象呢?人有各种潜能,平衡发展的机会是不多的。既然如此,只要学生有某方面的优势和潜力,就要给他们提供机会,这是教育应该做的。
(作者单位:苏娜,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熊建辉,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责任编辑 陈 敏
陈信泰,男,1927年6月生,原籍上海。1949年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教育系,195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研究生班,并留校任教。1955年晋升讲师。1958年调入山东省曲阜师范学院(现为曲阜师范大学),先后任教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副教授、教授,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曲阜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及学位委员会委员。曾任全国教育学研究会第一、二届理事及第三、四届常务理事,山东省教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教育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理事长。1991年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教师。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78年至1993年间培养了12届共72名硕士研究生,其中有60多名已获得了教授职称,12名担任博士生导师。曾参加教育系统“六五”、“七五”、“八五”重点图书如《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教育大辞典》等著作的组织、编审工作;公开发表文章50余篇。
记 者: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教育学研究生,您在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班的毕业证号是“00001号”,您能否回顾一下当时的学习、生活和毕业后留校任教的情况?
陈信泰:我在读研究生以前,家里生活有一定困难,在上高中和大学的7年期间,在中小学兼职教书6年半,后因病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病愈后,我一直希望再进入高校深造,并能留在大学工作,正好赶上1951年中国人民大学登报招收研究生,于是我就报名应考。在人大学习了1年,因全国院系大调整,我又于1952年秋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研究生班。在人大时,一开始研究生班有3个学生,王策三、陶蔚扬和我,后来厦大派来潘懋元,北京送来了汪达之(陶行知先生的学生、新安旅行团团长)。到北师大不久,全国各地又送来十几个人(包括王道俊、张同善、王逢贤等)。在人大上研究生一年级时,我们开设的哲学和政治课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等。前两门是苏联专家授课,《中国革命史》则由胡华亲授。当时学校免费给学生发放许多马列主义原著,我很喜欢。我的研究生二年级是在北师大上的,这时同学增多了,除了研究生班的20人外,还有全国各高校教师进修班学员60人,各地师范院校教育系的负责人和少数青年骨干教师,以及北师大张怀等一批老教授。我们主要开了3门课,即教育学、教育史和心理学,都是由苏联专家讲授的:教育学由普希金讲,教育史由崔可夫讲,心理学由斯维思特罗夫斯基讲。当时又招了第二届研究生班(有梁忠义、金元逊等),我和王策三、王道俊被专家选中当课堂讨论助教。当时虽然忙一些,但同专家接触较为密切,我们受益匪浅。我本科学的是欧美派教育理论,研究生阶段又学了苏联的教育理论,视野开阔了很多,愈加喜欢钻研教育理论,毕业后就被留在北师大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因为院系大调整,北师大的教育史教研室有老师大的康绍言和黄淑范,人大的曹建培、王天一,辅仁大学的毛礼锐、程舜英,燕京大学的陈景磐和张鸣岐,北京大学的邱椿,后来又有瞿菊农和邵鹤亭等参加。我和夏之莲同时进入教育史教研室,后来又调来大学刚毕业的朱美玉。这个组合虽然年龄总数大些,但在当时也是教育理论界实力最强的一组,几乎每个人都有至今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我当时经常为他们查找资料,这对我的业务提高有极大的帮助。而我在北师大的教学工作也很受学生欢迎。我很喜欢写文章,1955年在《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发表了两篇近万字的文章,外界反响不错,我也在同年被提升为讲师。1955年,系里成立了教育科学研究室,郭一岑教授任主任,我和郭晋华先生任秘书,全系14位知名教授为成员,第一个任务是翻译美国教育家杜威的著作。在反右斗争前,我把14位老先生的文稿整理好后上交系里,而这个研究室在第二个任务没传达之前就关闭了。
在反右斗争中,我因为保护几个学生(当时的大四学生张洪生等),被说成是非不分,被批了2个月。1958年2月,我调入了山东省曲阜师范学院,改教教育学课。
记 者:您参与领导了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创建工作,当时的情况怎么样?
陈信泰:当时曲阜师范学院的教育教研室有15位教员、1位资料员。在教研室,我肩负了资料室的建设工作。此外,我承担了较多的教学任务,每周最少12节课,最多时达24节。
刚到曲阜那几年,高赞非任校长。他让我把苏联高校建设和北师大教学机构的设置介绍过来,后来又两次派我支援临沂地区的教育学科建设。临沂师专第一个教育教研室是我带着3个助教建立起来的,我也为临沂教育学院创建作了一些工作,后来还做了他们十多年顾问。这一阶段,我除了读书、教学、办系之外很少写文章。后来在文革期间,我几乎什么都干过,种地,当小工、炊事员、司务长、随形势发展起来的各种办公室(如回收废钢铁、清仓节约、“一打三反”)的秘书以及伙食委员会的主任等。现在看来,“祸害”未必不是“福”,这段经历确实也增强了我的办事能力。打倒“四人帮”后,学校领导让我出来重组教育教研室,那时仅剩教师5人,资料员1人。当时第一个任务就是要为学校各系开设教育学、心理学公共课。这首先要寻找能讲课的教师。我从右派劳改队、退休教师、边区要求回来工作的教师中找了4个人来“客串”我们的队伍。“客串”教师与原班教师共同备课来解决了开课的问题。不久,我在山东省教育厅接受了为中等师范学校培养120名教育学和心理学老师的任务。我先后开办了3个培训班,每班40人,学生是从中师教师队伍中抽调的。之后,我又接受了本省师专前后送来的16名进修教师作为助教,一起备课、听课,参加讨论、辅导。1978年,我们招收了3名教育基本理论硕士生,他们都是有8年~10年中学教学经验的老师。我们请出退休的老教师陶愚川教授同我、李国榕先生组成了3人导师组,并一直工作到退休(共15年)。为开阔研究生的视野,我聘请了全国著名的教育专家来校讲学,我们教研室队伍素质也随之提高。在这段时间里,我又向全国公开招收两届大学助教进修班,共80人,现在估计大都是教授和副教授了。
我在1979年9月参加在兰州召开的全国第一届教育学会年会时,向原国家教委师范教育司司长肖岩同志提出了在山东省设立第二个教育系的想法。在当时,浙江省2 000万人口有两所大学办了教育系,山东省8 500万人口却只有一个教育系,显然是不够的。不久我就接到同意办系的通知。1984年,曲阜师院正式创建教育系。为了快速建系,我从全校10个系修完两年学业的学生中招收了第一届学生,共有400人报名,最后录取了40名。第二届学生仍采用这个方案。当时各系领导开始有反对声音,认为这种做法把他们的好学生都抽走了,所以从第三届起,教育系开始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学生。我之前的招生办法得到许多兄弟院校支持,后来它们也这样招了几届。事实上,前两届学生毕业后在学习和工作上表现更好。我在建系中主要抓教师队伍建设,此外也比较重视科研。我和我的学生们几乎每个月都在全国教育刊物上发表文章。同时,我还重视与一些兄弟院校联系,召开了华东、华北七院校教育学研讨会,每年在其中一所院校开会,以加强和促进教育学教学和科研工作。这个“七院校研讨会”从1981年起在曲阜召开后,至今还在运转着。除此以外,我任山东省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时,还为全省师专教师组织教育学研讨会,以提高我省教育科学研究水平。后来学校在设立教育系的同时,还成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所,聘请我任所长,教育系主任由我的第一届研究生杨启亮担任,系、所各自独立,教师视需要可以相互流通。
记 者:众所周知,您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他们在教育学界都颇有影响,在他们的眼中,您永远都是一个著名的教育学家,能否谈一下您的育人理念和教学之道?
陈信泰:“教育学家”这个称呼我不敢当。说实话,我培养的学生中有一批好样的,也有很一般的。我觉得,培养学生,首先要想尽办法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促进他们在学习和实践志向方面取得成功。我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做到了“真”和“诚”。可以说大多数学生同我都能做到无话不谈。我要求他们多读书、多思考、多讨论。为了扩大他们的眼界,除了几位指导教师外,我还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让他们接触当时国内有名的专家学者。我也经常带着学生去各著名大学访学(包括寒暑假在内),参加全国和省级学术交流会议,鼓励他们带着论文去交流,在会议上争取发言,参加讨论。我的学生会上有发言,会下发表文章,进步很快。最初几届学生常在我家上课和讨论,遇到星期日还在一起“改善生活”,应该说学习和生活既紧张又轻松愉快。
我带的研究生选择研究课题,必须是当时大家关心的教育理论课题,如上世纪80年代被热烈争论的“教育本质问题”,后来的“教育同经济的关系问题”、“异化问题”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问题”等。我要求他们迎难而上,而不是只研究容易研究的问题。选题好、难,出成果也大。一个人攻不下,可以几个人联合起来攻克。这样也促进了学生的合作,让他们相互不保密,思想不保守。总之,在我们这个“小团体”里,资料共享、成果共有,有文章发表,大家都认为是自己和集体的共同荣誉。
当时,教科所的经费不多,我就尽量减少杂项开支。如出发不包车,我让学生送开会的人上公交车,乘火车不坐软卧坐硬座,开会的材料自己背回来,不去邮局寄等。来讲课的老师按出发补助费发(从研究生经费里出),挤出来的经费用来添购资料和出外开会的会议费用。那个时候,虽然经费紧张,但是大家工作起来都很愉快。
记 者:您一生主要致力于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史的研究,请谈一谈您对教育本质问题的认识。
陈信泰:我报考研究生时,没考虑研究教育史,学习一段时间后发现,要学好教育学必须要研究教育史,因为教育学科每个重要课题都有其历史发展的渊源,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在历史发展上的来龙去脉,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才能深刻。因此,我开始重视教育史研究。教育史上各时期的教育思想,不是罗列一下就行,还要评论,必须要以当代正确的教育理论作标准,对过去的教育理论和教育事实进行剖析。这又说明了学教育史必须学好教育学的道理。
1978年,我申报“教育基本理论”为研究生专业名称时,教育界对这个专业名称的意见并不统一,有的是“教育原理”、有的为“教育哲学”。我认为,自然科学界把学科分为“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两部分,是比较科学的,因而教育科学理论研究也应该分为“基础部分”和“应用部分”,故采用了“教育基本理论”这一概念。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教育理论界有人提出“教育是生产力”的观点,并风靡一时,而“教育是一种上层建筑”的观点被看作是保守的、错误的。“教育是一种上层建筑”的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的一场大讨论中已有定论,那时也有“教育是生产力”的观点,但被强压下去。我认为打倒“四人帮”后,在人们思想大解放的形势下,应当好好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教育界不少同志认为,强调“教育是上层建筑”,就是强调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教育经费也会在各项建设中处于最后一位。因而,迫切需要改变教育的身份地位,于是有人提出“教育是生产力”的观点,认为应当像对待生产力那样对待教育,这样就可以抛开阶级斗争的工具论,像对待工业那样对教育投入大量经费,教育界的一切都可以由此得到改变。但我认为,这种改变是一种理论上的误导,必须予以纠正。教育究竟是一种社会上层建筑还是一种社会生产力?熟悉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很容易弄清楚这个问题。社会生产力这一概念是指一定社会的劳动者掌握劳动工具,对劳动对象进行改造产生的一种物质生产能力,如工人、农民等进行生产的能力。这同教师进行教学活动、传递知识、培养人才的活动大不一样。人是劳动力,但不能说培养人就是制造劳动力,制造劳动力就是生产物质财富。我们过去把教育看成上层建筑,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并没有错。教育为政治服务,不等于教育变为单纯的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工具。教育为政治服务,就是要求培养的人才(不论其从事什么职业、工作)都要为这个社会的政治要求服务。主张教育是上层建筑的人不只我一人,因此我还谈不上是这个理论的“守护者”。
记 者:除了教育本质问题,能否再对当下一些教育热点话题谈谈您的看法?比如义务教育的普及、如火如荼的新课改等。
陈信泰:首先谈谈我对普及义务教育的看法。我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使中国有条件向普及12年义务教育前进了。只发展经济而不发展我们的基础教育,就很难谈可持续发展。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每年把GDP的6%用于教育,我们却只有3%,不是少了点吗?!考虑到各省经济发展不平衡,可以参考前苏联的办法,先让有条件的省(如沿海各省)普及12年义务教育,以后让中部、西部的省区慢慢跟上。另一个问题是,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中级的、高级的都要发展。我们现在的生产总值已超过德国,但到现在全世界还是德国工业品的质量第一,经久耐用,这得益于其职业教育。我们办教育,要有长远战略眼光,不能光看目前缺什么就抓什么!
至于课程改革,我没有系统考虑过,只简单谈谈我的几点看法。先谈谈大学政治课改革,记得过去有一个阶段,政治课程不断增加,不仅负担加重,还占用不少专业课时间,后来做了一次调整就好多了。这个问题很敏感,必须学好政治课,但学多了是否一定好呢?我们的圣人故里——曲阜,现在又强调加学《论语》,从小学到大学,连研究生都要学。我对老夫子特别尊重,但是这一点我就不明白了。学生自愿学自然好,但应该将有限的时间用来获得更多急需学习的知识。听说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对要不要选用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有争论。我认为,鲁迅先生的文章确实写得很好,但时代变了,那个时代的白话文同现在不同,有许多地方不另作注释就看不懂,因为这个原因不选,我认为可以理解。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大国,好文章还是很多的,还怕不够选吗?
有些高校办学体制是否也可以考虑改一改。我在上大学时,就有上了8年才毕业的学生。一个穷学生想读完大学,上1年学,工作1年,这样才能毕业,这又有什么不好?现在家长们怕孩子进不了大学,要孩子读普通高中,不进职业高中,如果我们的大学也向职业高中开放,这样不是更顺畅了吗?前段时间高校一窝蜂地办分校,导致现在很多学校经费紧张,举办了新的分校,老的学校欠银行一大笔借款。学校是国家事业单位,应该由国家来保障,按照国家需要来发展,不能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最后谈谈文理分科的问题。根据我从教60多年的经历,我认为还是分的好。在文理上,有人认为不可分,实际上,学生考上“文”的就同“理”分手,考上“理”的就同“文”分手。当然,文理基础知识要有,但上大学终究是选择上“理”科或“文”科的一个专业。确实有人中学时有偏科现象,为什么在招生时就不考虑这个偏科现象呢?人有各种潜能,平衡发展的机会是不多的。既然如此,只要学生有某方面的优势和潜力,就要给他们提供机会,这是教育应该做的。
(作者单位:苏娜,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熊建辉,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责任编辑 陈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