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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教育自己的学生:“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
[人物档案]
林毅夫,1952年出生于台湾省宜兰。
1978年获得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随后在台湾军队服兵役,任“陆军中尉”;
1979年5月,从金门冒险泅渡来到大陆,后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系;
1981年赴美留学,1986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博士后。博士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回国。1994年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
1994年发表重要著述《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名列世界经济学家第237名,全球华人经济学家第2名。
6月,北大的朗润园,亭台错落,花木扶疏,经过主人多年的精心整修与呵护,整个园子正焕发出勃勃生机。曲曲折折绕过三进庭院,抵达了一间阔大的办公室,记者终于见到了经济奇才林毅夫的庐山真面目。
采访林毅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相约多次才得以成行。据说在全国各种场合常有许多慕名的记者要采访,他总是避而不见。有人不解,新华社的一位老记者说:“他很低调,不爱接受采访。”
握手的时候,我抬头看看这位传奇人物,他脸上挂着微笑,亲切自然,并不像传言中那样难以接近。相反,他那又浓又长的眉毛,让人觉得他是一位慈眉善目、飘逸不凡的长者。
林毅夫引我们到靠近门口的沙发落座,他身后的台案上奖牌、奖杯林立,其中有一块金色牌匾格外引人注目,上书“经世济民”四个字,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林毅夫的一生。
夜渡海峡回大陆
一位朋友说,提到林毅夫,她眼前就会浮现出如下场面:一个高大的男子抱着两个篮球,在海水中飘浮。因为这经历太过离奇,他前半生的传奇故事,比他的学术成就更被人们津津乐道。
林毅夫本名林正义,出生于台湾宜兰的一个平民家庭。尽管林毅夫向来都不愿多谈“年轻时代的故事”,但在他的学生间传说,当年的他,亦是我们宝岛上“红与专”的楷模,被树为全台湾青年学习的榜样。
1979年,林毅夫被派驻金门担任陆军上尉。此时的林毅夫思想已有所变化,他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每当夜深人静,就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遥望对岸星星点点的灯火,心中涌起对祖国大陆的无限向往之情。
然而,浅浅一湾海峡,却将他硬生生地隔在了对岸,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终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林毅夫抱起两个篮球,泅渡2000多米,来到了大陆。
1979年的大陆,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百废待兴,而台湾却早已开始经济起飞,关于他为什么要冒着“叛逃”的罪名,来到大陆,岛内群众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多年以后,面对媒体的提问,林毅夫终于揭开了这个谜底。“在那边我日日看到大陆的山水,不游过来,我内心就不能平静。”朴素的两句话,蕴含了当年这位爱国青年最真实的情感。
他曾对香港《亚洲周刊》的记者说过,作为昔日台湾青年的楷模,他泅水到大陆的思想转变,“不是从哪一天开始,而是长期不断思考的结果”,熟读史书的他,在“保钓”运动、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等诸多事件后,萌生出一个坚定的想法:“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要对中国作贡献,就要到大陆来。”
就这样,27岁的林毅夫在福建省登陆了,或许是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正义”,他把名字改为“毅夫”,远走他乡的他,只有靠坚毅面对未来。
游览了两个月之后,林毅夫决定读书,几经辗转,他这个“来历不明”的人终于被北京大学“收留”,攻读政治经济学硕士。其实在台湾,他已经获得了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继续读书只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大陆,然而这个选择,却让经济学研究成了他的毕生职业与终生追求。
师从大师舒尔茨
一年后,林毅夫再逢奇遇。这一年,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西奥多·W·舒尔茨来华访问,临走前到北大演讲。由于林毅夫懂得经济,英语又出众,被指派为舒尔茨教授的翻译。在今天看来,除了“缘分”无法解释这次相会,就是这个简短的接触,舒尔茨对林毅夫倍加赞赏。
回国后,舒尔茨给北京大学经济系和林毅夫本人写信,盛情邀请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并为他争取到了奖学金。1982年,林毅夫怀揣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证书,来到了芝加哥大学,已经退休10年的舒尔茨破例将他招为关门弟子。
20世纪下半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大经济学理论几乎都与芝加哥大学有关,芝加哥大学俨然成了世界经济学界的麦加。迄今为止,芝加哥大学已经出了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是有名的“宽进严出”的学校,每年都有1/3的人读博士拿不到学位证书。林毅夫是他那一届30多名学生中唯——位在4年中拿到博士学位的学生。这是他以4年没走出芝加哥大学校门为代价换来的。1986年,林毅夫进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做博士后研究。
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林毅夫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身在台湾的家人十分挂念林毅夫,当林毅夫所需的学费和生活费用不足时,家中曾给他汇款资助。不仅如此,即使在林毅夫已功成名就的今天,其哥哥林旺松还出资在北京大学设立中国经济研究奖,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得以于2000年开始每年举办全国“经济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以促进中国高校经济学优秀大学生之间的思想交流,加强青年学生与经济学家的联系,并从中选拔优秀学生继续深造。
与妻儿异国相聚
林毅夫的妻子陈云英也生于台湾。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二人一见如故。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言谈中觉出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两颗年轻的心再也不愿分离,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陳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当时,陈云英的儿子已经3岁了,又身怀六甲。家人都以为林毅夫不在人世了,立了林毅夫的牌位。但是,生性倔强的陈云英坚决不相信,她经常以泪洗面,坚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数年后,陈云英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欣喜若狂,当即决定前往美国,与丈夫团聚。1983年,陈云英带着6岁的儿子和4岁的女儿,辗转赶到美国,才见到了魂牵梦萦的丈夫,两人抱头痛哭。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和林毅夫不在一个城市。陈云英一边带孩子,一边上课写论文。她花一年半时间拿下了美国爱丁保罗大学特殊教育硕士学位,又拿到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学位。1984年,她曾回大陆参观。1987年6月18日,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她就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在创业的道路上,陈云英备尝了人生的艰辛,但是她的业绩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和社会的认同,她的品格受到人们的称赞。由于成绩突出,她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夫妻议政”的典范。
陈云英是我国第一个拥有特殊教育博士学位的专业人才,在我国是首屈一指的特殊教育专家,如今已成为我国特殊教育事业的“领头羊”。
感动于“吾道不孤”
2005年“五一”,林毅夫被评为全国劳模。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很谦逊地说,自己在境界上与张秉贵、王进喜“有差距”,而这个奖对他,“激励远大于奖励”。
其实林毅夫大可不必如此谦虚,了解他的人,无不感叹于他的劳动强度。在林毅夫宽阔的办公室里,高大的书柜里摞满了书籍,由此可以窥见一个学者苦行僧般的生活。
据说,林毅夫白天忙于授课和社会活动,夜间则忙于经济学论文的写作,对于这个传闻,跟随他数年的秘书陈曦说:已接近真实的林毅夫了。
成名以后的林毅夫有一句名言:“将军最大的荣耀是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还,学者最大的荣耀是累死在书桌上。”而在芝加哥大学的日子里,他正是以同样的信念和惊人的毅力,跨过了国内外经济学教育的鸿沟。
1987年,35歲的林毅夫,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学博士中最早的“海归”。由于在农业方面的出色研究,他被委派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担任副所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副局级干部之一,与此同时,他还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兼职教授。
当时国内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都还未成系统,即使是北大,也只有少数几位教师能够教授西方经济学。受过西方严格学术训练的林毅夫归来后,立刻让北大学子耳目一新。
据当时林的学生、现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姚洋回忆,第一次和研究生们见面,林毅夫就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假设你现在从北京去新疆贩西瓜回来卖,应该进什么样的西瓜呢?是当地最好的西瓜,还是一般的西瓜?请说出道理。
学生们全愣了,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啊,根本摸不着头绪。其实这只是个简单的成本问题,因为运输成本相同,所以应该进好西瓜。放在现今,即使普通本科生都能回答出来,但在当时,这种思考方式带来的震撼久久挥之不去。
后来姚洋成了林毅夫的研究生。写毕业论文时,一位老师说,林毅夫指导的论文都特别“俏”,研究做得深,问题取向也很有新意。
林毅夫一直试图用这种“新意”的方式改造中国的经济研究,希望将国外系统的研究方法引入国内,但是凭其一人之力,总有些孤掌难鸣。
1994年,林毅夫联合易纲、海闻、张维迎等几个志同道合者,在北大校长吴树青教授的支持下,在北京大学校园里建立了一个“特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希望将那些既熟悉国情,又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经济学家吸引回来,为国家经济发展尽些绵薄之力。
可以想见,起步时充满艰辛。中心仅有的6位研究人员和3位行政人员,待在一座老式办公楼的两间半办公室里,全部资金都要自己募集。1996年初,中心首次到美国招聘,当时来应聘的只有十几个人。据当年参与应聘并被录取的姚洋说,那年月想回国的经济学人才特别少,而当时中心所能提供的待遇,只有福特基金会每年资助的一万美元,比美国一个经济系留学生的收入还要少,并且这笔资助限期两年。可以说,那时加入中心的“海归”,都与林毅夫一样,抱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与经世济民的理想。
在林毅夫苦心孤诣的经营下,现如今,中心已是中国经济政策研究的重镇,一个非官方的经济政策研究机构,它不仅将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系统介绍到中国,确立了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国际化准则,推动了中国经济学与世界的交流,还成为中国领导人信任的一个智库。
弟子已逾三千的林毅夫总是说,他们赶上了一个最好的时代,让这个全由“海归”组成的研究中心,能够存在、发展并发挥作用。的确,在无数中国经济学子心目中,“CCER”(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英文缩写)已经沉淀为一个标志,一个课堂与“朝堂”结合的圣地。就连中心现今的办公地点朗润园,也被认为有“王者之气”。
2001年10月16日,林毅夫深情满怀地写下了一篇《万众苑记》,在对新建办公院落心旷神怡的景致描述一番后,他笔锋一转,写道:“留连四顾,抚今追昔,心悦之余,不禁慨然……”
其实何必慨然呢,看着欣欣向荣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心中应当是“吾道不孤”的感动。
对政府“忠助良多”
2003年2月,对“三农”问题素有见地的林毅夫发表了一篇文章,引来了轩然大波。在这篇题为《有关当前农村政策的几点意见》的文章中,他公开表示不赞成对农业进行补贴。观点甫一抛出,便招致多人围攻,形成了一场沸沸扬扬的大论战。
以官方的观点来看,这场论战是以林毅夫的失败告终的,因为政府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依然出台了对农业直补的政策。对此,林毅夫并没有丝毫不快,尽管他仍坚持自己推论的内在逻辑,但是“政治家对经济政策的考量比经济学家的限制条件要多得多”。他说,正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看中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的经济思想,而没有照着哈氏在信中所写的那样去做,“中国领导人并不总是听经济学家的。多数情况下,经济智囊们的意见只是在与领导人所思索的问题不谋而合的时候,才会发生作用。”
尽管明了作为学者的局限,林毅夫仍然对政治谏言抱有极大的热情,并且从最初的农业领域,扩展到各个领域的经济问题。凡有经济政策讨论,林毅夫几乎每“役”必与。
在教育家、经济学家、官方智囊、社会活动家、名士以及民间随意授予的各种头衔当中,林毅夫最喜欢的是经济学家,其次恐怕就轮到“官方智囊”了。在为自己人生划分的三个阶段当中,他承认,最有价值的就是从1988年迄今,这一阶段形成了一个一以贯之的,以经济中的要素禀赋、政府的发展战略和企业的自生能力为分析框架的学术思想;用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研探中国经济现象;以独特的视角提出新的发展、转型理论影响国内外学术界;并以官方或者半官方智囊身份,影响了中国经济政策十几年。
这段自述,以及林毅夫多年来的作为,充分展露了一个学者的政治追求。一方面,回国以后,他连续担任了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是中央极为倚重的经济学家之一。另一方面,他一手操持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成为重要的非官方经济政策研究机构。从1994年成立起,国家的主要政策讨论该中心都有参与。
尽管外界评价现在CCER的风头不如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那样强劲,但林毅夫坦言,“我们自己的热度一直没减”。
总是带有一种谦和君子之风的林毅夫经常说,他的谏言,多半带有一种“野人先曝”的心情。而事实却是,他的观点大部分都变成了政策,被否定的情况实在少之又少。
近年来,中国领导人高频率地听取过林毅夫对经济政策的意见。中国最近两任总理的专家问计会,他都曾参加。“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林毅夫领衔的2004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与对策建议,也为决策层所采纳。最近,已经升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林毅夫,更是频繁地出现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智囊团当中。
有人说,林毅夫对中国政府“忠助良多”,也有人看他不惯,将其归入“御用经济学家”之列。对别人的评价,林毅夫向来淡然处之,只在一次采访中,面对众多臆测,他回答说,作为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家,自然希望研究的成果能够影响政府的决策以造福于世人。
随后,他引用了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有百千人之能力者应该为百千人服务,有万千人之能力者应该为万千人服务。“我追求的是自己能够对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最大贡献。”林毅夫说,这才是他抛妻别子,父母去世时不能膝下尽孝、坟前守灵,历尽千辛万苦来到祖国大陆的根本动因。
(摘自《中华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