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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的探究一直是人類前进的动力，从历史中可以窥得失，明道理，晓人事，知天命。当代文学史到今天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不断回看过去的那段岁月，去忏悔去反思，去看别人看自己，看这世界怎么变。有的作家偏爱鸿篇巨制，人物非大不可，事件非轰轰烈烈不可，但往里一看，却发现人往往面目全非。
王安忆写历史写都市，几可成一派：人都是鲜活的，过着烟火气的日子;人围绕着上海就像绕着太阳的地球，自己转着也跟着太阳转着。上海在变，人也受着环境影响，生活动荡不安，然而回到家里，日子似乎也是坐着吃饭，躺着睡觉，看着云和雨。日子是变也是不变，有一根轴在中心，支撑着人。
《考工记》照旧也讲着那段历史。1942年，陈书玉去了西南，曾经的“西厢四小开”，在宿命的安排下，被时间分隔，过上了不同的生活：去了乡下完全成了乡下人的大虞，娶了讲义气能干的太太最终定居了香港的朱朱，从了政的奚子，当了教书匠最后只留下一栋祖宅的阿陈。老友之间难得再聚，每一次相聚即意味着分离或者生活的挫折。这一次王安忆要如何讲述这段被无数种形式的故事描述过的熟悉的历史？
自《长恨歌》《天香》而下，到《考工记》，疑心这是王安忆要写系列小说的征兆，细一想便也想通了，这就是她笔下的上海、历史、人。历史是在上海这一局限的天地中展开，有时显得局促，穿梭在弄堂，巷口，狭窄至一条线般细的过道。微光投射下来，抓不住，却清晰看到它投到地上、墙上的那一片光，随着它进入的地点而变换形状，破败墙垣中的一个圆点，楼梯尽头的一束光亮。人是活在上海历史里的人，徘徊着，不愿意走远。
在宏大的事物面前，人是渺小而无力的，是因此而生出颓废之感，抑或是明知不可行而以己之力去撼动大树？陈书玉学到的是“顺其自然”。这不是一种丝毫不作为的放弃，将自身放逐到随便哪里，管他是谁，又管自己是谁;这更像是既已知必然随着时间车轮滚滚向前，就抱着仿佛世外之人的心态看它怎么走，做出选择而不必问是否正确，待行到缓慢处，便可以想，这一生究竟走到了哪里。
每个人心中都有关于一个城市的印象，真面目是什么，从来没有标准，更何况这只是个人印象。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印证了她自己的话，书写如果不为心灵又为哪般。这上海，是王安忆的上海，沾染了闺秀之气的，连那浪子都生出些许浪漫来，坏人也坏得有人气儿。上海很安静，听任着人们怎么闹，它只做好自己的事——容纳下这所有的一切，给它们生命，却不回答要怎么活的问题。它似乎从未年轻过，却也不见得怎么老，你想它是什么样的，它便是什么样的。生活在里面的人轮番登场，使尽浑身解数表演，有的不知怎么退场，有的干脆躺倒在舞台上，外面的人只管看，却妨碍不到里面的人。
人是细碎到显得婆婆妈妈的人。感动些，便要落下泪来。待到那厉害的事厉害的人，如同海浪般汹涌而来，拍得各人东倒西歪时，也不见绝望，收拾好自己，伤了的包扎好，行囊装好，一一道别，各人回到各人的路上，继续前行，历史不曾中断。即使你不前行，也有各种力量推着你挤着你，做出选择，再次上路。这就是《考工记》里的那根轴，“顺其自然，静观其变”。
《考工记》中的人物故事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延续到两千年，陈书玉家的老宅渐渐颓圮，有些地方生出荒草，墙体倒塌，渐渐被生活在四周的人悄悄占了空间，又做了工厂，补过房顶，总之是跟着阿陈一起，老得已经快存不住了。王安忆大概是早已看透了个人力量之弱小，因此倒让人物生出另一份勇气：你看它怎么变，怎么改。以静制动，是大智慧。多少人事都因为过分挣扎而陷入泥沼，不可自拔，终究是因为人的力量本就无法去抗争。
阿陈的每一个决定都不是在与时代对着干，他也并不违背自己的意愿，他只是明白自己的处境，因此他安下心来，静等结果。他去西南，是一时的决定，是在舞池里定下的约定，然而追根究底，是因为他承受不起采采的爱意，他明白自己的家世，不过是式微的家族，生活拮据，根本无法负担起采采要的生活。阿陈“顺”的是现实，是担不起的责任。看着是因为世事的变化，先驱者们都去了蛮荒中开辟新天地，要追随过去，实则是不愿表面上的光彩穿帮。大历史与小人物的结合，使得历史的严肃被瓦解，展露出来的是幽幽的真实的生活，是普通人在历史里的沉浮，而不是被“大历史”全然盖住，只留下虚的“大概”。
在回顾历史时，究竟有哪些方法？我想，有些人大概是忏悔，或者无意地做了帮凶，或者因为怕被伤害而做了那静默的人。有些人是愤怒掺杂怨气，怎么人就稀里糊涂地做起了坏事——这么坏的事。还有那类糊涂的人，那类装起所有事只当是历史犯错的人。
上海的动荡是时局的变化，体现在每个人身上便是境遇的不同。大虞父亲被抓，婚事吹了，去了乡下，娶了工人妻子;朱朱事业不成，还进了提篮桥监狱，最后去了香港;奚子不声不响地从政路上的遭遇;阿陈家里的败落，艰难的生存。然而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变的东西，支撑人走过困难的阶段，继续生活。王安忆说是宿命，是命运，“无论动静，人都是走向既定的归宿”。这样说也有些太虚了，有些人大概要嗤之以鼻了，这是无能者的投降吧，将人的主观能动性置于何地呢？
在我看来，几位好友的感情不曾变过，个人的性格也不曾变过，该是怎样还是怎样，面对动乱，也还是依着本心，是终于没有随着大流违背自己的意愿，终于可以说什么都很好，真的很好。宅子外很乱，宅子内很安静，路从一开始就安排好了，只因为你是你，他是他，历史能将这个人变成别个人吗？上海也立在那里，说到底并不曾因为什么而改变过，人也好，事也好，物也好，最后都归于常态。
王安忆的城市记忆，总是给人新的力量，既不使人遗忘过去，也不使人陷进过去，保持着距离去审视，尝试以不同的故事核心去讲述，因为每一个人活得是那么的不同。作为小说家、文学家，王安忆都没有让人失望。冷静自持，是我认为的王安忆的态度，唯其如此，才不会过分地使自己的情绪去影响到故事里的人物和读者。书里的这一段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它可以延伸到未来，投进每一个人的心里。如果一个小说家能发现这样的共通的情感，我想他是真的明白自己想写什么、在写什么，是非常聪明的。
王安忆写历史写都市，几可成一派：人都是鲜活的，过着烟火气的日子;人围绕着上海就像绕着太阳的地球，自己转着也跟着太阳转着。上海在变，人也受着环境影响，生活动荡不安，然而回到家里，日子似乎也是坐着吃饭，躺着睡觉，看着云和雨。日子是变也是不变，有一根轴在中心，支撑着人。
《考工记》照旧也讲着那段历史。1942年，陈书玉去了西南，曾经的“西厢四小开”，在宿命的安排下，被时间分隔，过上了不同的生活：去了乡下完全成了乡下人的大虞，娶了讲义气能干的太太最终定居了香港的朱朱，从了政的奚子，当了教书匠最后只留下一栋祖宅的阿陈。老友之间难得再聚，每一次相聚即意味着分离或者生活的挫折。这一次王安忆要如何讲述这段被无数种形式的故事描述过的熟悉的历史？
自《长恨歌》《天香》而下，到《考工记》，疑心这是王安忆要写系列小说的征兆，细一想便也想通了，这就是她笔下的上海、历史、人。历史是在上海这一局限的天地中展开，有时显得局促，穿梭在弄堂，巷口，狭窄至一条线般细的过道。微光投射下来，抓不住，却清晰看到它投到地上、墙上的那一片光，随着它进入的地点而变换形状，破败墙垣中的一个圆点，楼梯尽头的一束光亮。人是活在上海历史里的人，徘徊着，不愿意走远。
在宏大的事物面前，人是渺小而无力的，是因此而生出颓废之感，抑或是明知不可行而以己之力去撼动大树？陈书玉学到的是“顺其自然”。这不是一种丝毫不作为的放弃，将自身放逐到随便哪里，管他是谁，又管自己是谁;这更像是既已知必然随着时间车轮滚滚向前，就抱着仿佛世外之人的心态看它怎么走，做出选择而不必问是否正确，待行到缓慢处，便可以想，这一生究竟走到了哪里。
每个人心中都有关于一个城市的印象，真面目是什么，从来没有标准，更何况这只是个人印象。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印证了她自己的话，书写如果不为心灵又为哪般。这上海，是王安忆的上海，沾染了闺秀之气的，连那浪子都生出些许浪漫来，坏人也坏得有人气儿。上海很安静，听任着人们怎么闹，它只做好自己的事——容纳下这所有的一切，给它们生命，却不回答要怎么活的问题。它似乎从未年轻过，却也不见得怎么老，你想它是什么样的，它便是什么样的。生活在里面的人轮番登场，使尽浑身解数表演，有的不知怎么退场，有的干脆躺倒在舞台上，外面的人只管看，却妨碍不到里面的人。
人是细碎到显得婆婆妈妈的人。感动些，便要落下泪来。待到那厉害的事厉害的人，如同海浪般汹涌而来，拍得各人东倒西歪时，也不见绝望，收拾好自己，伤了的包扎好，行囊装好，一一道别，各人回到各人的路上，继续前行，历史不曾中断。即使你不前行，也有各种力量推着你挤着你，做出选择，再次上路。这就是《考工记》里的那根轴，“顺其自然，静观其变”。
《考工记》中的人物故事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延续到两千年，陈书玉家的老宅渐渐颓圮，有些地方生出荒草，墙体倒塌，渐渐被生活在四周的人悄悄占了空间，又做了工厂，补过房顶，总之是跟着阿陈一起，老得已经快存不住了。王安忆大概是早已看透了个人力量之弱小，因此倒让人物生出另一份勇气：你看它怎么变，怎么改。以静制动，是大智慧。多少人事都因为过分挣扎而陷入泥沼，不可自拔，终究是因为人的力量本就无法去抗争。
阿陈的每一个决定都不是在与时代对着干，他也并不违背自己的意愿，他只是明白自己的处境，因此他安下心来，静等结果。他去西南，是一时的决定，是在舞池里定下的约定，然而追根究底，是因为他承受不起采采的爱意，他明白自己的家世，不过是式微的家族，生活拮据，根本无法负担起采采要的生活。阿陈“顺”的是现实，是担不起的责任。看着是因为世事的变化，先驱者们都去了蛮荒中开辟新天地，要追随过去，实则是不愿表面上的光彩穿帮。大历史与小人物的结合，使得历史的严肃被瓦解，展露出来的是幽幽的真实的生活，是普通人在历史里的沉浮，而不是被“大历史”全然盖住，只留下虚的“大概”。
在回顾历史时，究竟有哪些方法？我想，有些人大概是忏悔，或者无意地做了帮凶，或者因为怕被伤害而做了那静默的人。有些人是愤怒掺杂怨气，怎么人就稀里糊涂地做起了坏事——这么坏的事。还有那类糊涂的人，那类装起所有事只当是历史犯错的人。
上海的动荡是时局的变化，体现在每个人身上便是境遇的不同。大虞父亲被抓，婚事吹了，去了乡下，娶了工人妻子;朱朱事业不成，还进了提篮桥监狱，最后去了香港;奚子不声不响地从政路上的遭遇;阿陈家里的败落，艰难的生存。然而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变的东西，支撑人走过困难的阶段，继续生活。王安忆说是宿命，是命运，“无论动静，人都是走向既定的归宿”。这样说也有些太虚了，有些人大概要嗤之以鼻了，这是无能者的投降吧，将人的主观能动性置于何地呢？
在我看来，几位好友的感情不曾变过，个人的性格也不曾变过，该是怎样还是怎样，面对动乱，也还是依着本心，是终于没有随着大流违背自己的意愿，终于可以说什么都很好，真的很好。宅子外很乱，宅子内很安静，路从一开始就安排好了，只因为你是你，他是他，历史能将这个人变成别个人吗？上海也立在那里，说到底并不曾因为什么而改变过，人也好，事也好，物也好，最后都归于常态。
王安忆的城市记忆，总是给人新的力量，既不使人遗忘过去，也不使人陷进过去，保持着距离去审视，尝试以不同的故事核心去讲述，因为每一个人活得是那么的不同。作为小说家、文学家，王安忆都没有让人失望。冷静自持，是我认为的王安忆的态度，唯其如此，才不会过分地使自己的情绪去影响到故事里的人物和读者。书里的这一段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它可以延伸到未来，投进每一个人的心里。如果一个小说家能发现这样的共通的情感，我想他是真的明白自己想写什么、在写什么，是非常聪明的。